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根据间谍守则第一款第一条，最好的潜伏者是最不引人瞩目的人。但是在国共两党的秘密战线上，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一批有声望、有地位的国民党员或民主人士发展成“潜伏者”。这些人没有党证，也没有必备的入党程序，从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在党内也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从事的秘密工作范围很广，从情报收集到营救地下党员，从筹集经费到扩大党的影响。也许他们不是标准的谍报人员，但他们为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决不可忽视。
他们就是中共“特别党员”，被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的那一群人。
不过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
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
中共特别党员不完全名单
杨度(1875—1931)
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1915年8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从1922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r’三大政策。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还参与了营救活动。1929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1884—1951)
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3年4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1921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T--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
胡鄂公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驳。他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中共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入党。1924年1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1924年7月，他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1930)
原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刘少白(1883-1968)
山西兴县人，晚清贡生、民国议员。
“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其女刘亚雄是中共较早的女党员之一)。刘少白曾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飞、杨献珍等。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也由他转送。
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零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赵寿山(1894-1965)
原名赵生龄，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军杨虎城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1935年后，逐步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他曾向杨虎城建议联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负责指挥西安市内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寿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变后，他率17师参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镇阻击战和漕河、阜河对日作战，10月率部在娘子关激战13昼夜，重创日军。1937年底他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主张，接受中共领导。1938年1月所部开赴晋东南，接受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配合八路军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同年夏升任第38军军长，在中条山地区坚持抗日作战，挫败了日军11次“扫荡”。1942年，赵寿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国考察水利”的准备时间，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干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为解 放西北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少帅也是中共党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封电报：“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复明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询问过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A，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先生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可能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
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
也许，少帅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将成为一桩历史悬案(类似的有争议的情况还有宋庆龄等)，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证实了。但他们是不是中共党员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是他们都为中国的解放军事业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
八位出身特别的中共党员
张作霖之子——张学思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生于奉天(今沈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
张学思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获释。1937年初毕业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进行活动。
1938年10月，张学思来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抗战期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蒹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张学思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
“文革”中，张学思遭到逮捕迫害，1970年6月29日含恨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给张学思彻底平反昭雷，恢复名誉。
杨虎城之子——杨拯民
杨拯民(1922-1998)，陕西蒲城人，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长子。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组织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杨拯民立志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油矿工作。1957年底，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年产达到100万吨，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杨拯民被关进“牛棚”，幸得周恩来保护于1989年春节被释放。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
傅作义之女——傅冬
傅冬(1924-2007)，又名傅冬菊。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长女。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机密情报。1942年，傅冬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其间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1947年11月15日，傅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秘密进入天津会见傅冬，要求她做傅作义的王作。傅冬立即来到北平，明确告诉父亲，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和父亲谈过多次，同时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的作用。
1951年3月，傅冬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从事统战工作。2007年7月2日晚，因病在北京逝世。
周佛海之子——周之友
周之友(1922-1985)，原名周幼海。1938年12月，其父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使他深感耻辱。1939年被日本方面安排到日本读书。其间开始接触进步书籍。知道其父原来也曾是共产党员。
日本投降后。周幼海随同其父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才被释放。
1946年8月，周幼海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改名周之友，在田云樵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工作，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他的公开身份是投机商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之友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二科副科长。
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关押于北京寨城监狱10年。1967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为其平反。1985年7月24日。周之友因病逝世。遗有由其口述，经人记录整理的《周佛海末日记》。
陈布雷之女——陈琏
陈琏(1919—1967)，浙江慈溪人。其父陈布雷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中央宣传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代理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幕僚长”。
1937年南京失守后，陈布雷一家迁到重庆。1939年7月，早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陈怜儿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夏天，陈怜儿考入西南联大，改名陈琏在西南联大，她结识了已是中共党员的袁永熙。1946年歌，党组织批准陈琏和袁永熙一起前往北平。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举行了婚礼。
1947年9月B日，陈琏和袁永熙被国民党保密局北方区逮捕，后被押送南京。1948年1月底，经陈布雷周旋，陈琏被保释出狱。1948年11月14日陈布雷服毒自尽后，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派翁郁文专程护 送陈琏夫妇前往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等职。1957年。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分子”，迫于压力，陈琏与袁永熙离婚。“文革”开始后，陈琏被诬蔑为“叛徒”，1967年11月19日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雷大会。胡耀邦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杨懋修之女——吴铭
吴铭(1913-1949)，原名杨汉秀，生于四川广安。其父杨懋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
1924年，杨懋修在争夺宜昌的战斗中身亡，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哥哥扬森。1926年9月，在万县上学的杨汉秀机缘巧合结识了朱德。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汉秀来到重庆，结识了在杨森府里当家庭教师的女地下党员朱贻清。1940年初夏，杨汉秀在朱的帮助下，投奔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朱德—见面就认出了杨汉秀。应杨汉秀提出“彻底改，连名带姓都改，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就是无名无姓也决不姓杨”的要求，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吴。金宇旁的铭。”从此，杨汉秀正式改名吴铭。
1942年3月，吴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25日，吴铭受党的派遣，与周恩来一同从延安飞抵重庆，以大小姐的身份住在杨森的渝舍。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二”大火。吴铭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火灾制造者。恼羞成怒的杨森“大义灭亲”，于9月17日将吴铭逮捕，并在溃逃前夕的11月23日下令将吴铭拖进一辆小轿车内勒死，其遗体被抛到歌乐山麓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中。
粉碎“四人帮”后，吴铭才正式被承认为烈士。1977年，吴铭的准确牺牲地点被找到。她的遗骨后被安葬在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
俞大纯之子——黄敬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其父俞大纯曾任北洋政府工艺局局长，陇海铁路局局长。堂叔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部长，台湾。国防部部长等职。并且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
俞启威出生于北京。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加入南国社。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俞启威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并改名黄敬。在北平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间，与林枫，姚依林等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同范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等职)在冀中河问根据地结婚。1949年1月15日，黄敬成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天津市市长。
1952年8月，黄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9年2月10日，黄敬病逝于广州。2月13日，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追悼黄敬。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称其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王治昌之子——王士光
王士光(1915—2003)，原名王光杰，直隶天津县人。其父王治昌是段棋瑞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王治昌曾以公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王士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为了掩护工作，王光杰和女地下党员王新装扮成夫妻，后经组织批准，两人于1938年12月26日结婚。
1939年8月，王光杰夫妇接上级命令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从此改名王士光。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王程师，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
“文革”中，王士光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美进监狱长达7年之久。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北京逝世。
他们就是中共“特别党员”，被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的那一群人。
不过组织生活的“特别党员”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
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
中共特别党员不完全名单
杨度(1875—1931)
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1915年8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从1922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r’三大政策。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还参与了营救活动。1929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代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1975年10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1884—1951)
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1912年4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3年4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1921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T--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1922年12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
胡鄂公的政治色彩十分斑驳。他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中共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入党。1924年1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1924年7月，他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1927年11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1930)
原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刘少白(1883-1968)
山西兴县人，晚清贡生、民国议员。
“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其女刘亚雄是中共较早的女党员之一)。刘少白曾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飞、杨献珍等。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也由他转送。
1937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零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赵寿山(1894-1965)
原名赵生龄，1894年11月12日生于陕西户县北乡定舟村。1924年加入西北军杨虎城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与红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订立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1935年后，逐步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他曾向杨虎城建议联共反蒋抗日。西安事变中，他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负责指挥西安市内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寿山是著名的抗日英雄。“七·七”事变后，他率17师参加了河北保定新安镇阻击战和漕河、阜河对日作战，10月率部在娘子关激战13昼夜，重创日军。1937年底他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主张，接受中共领导。1938年1月所部开赴晋东南，接受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配合八路军在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同年夏升任第38军军长，在中条山地区坚持抗日作战，挫败了日军11次“扫荡”。1942年，赵寿山秘密加入中共。
1947年，他利用“出国考察水利”的准备时间，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干1947年3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为解 放西北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6月20日在北京病逝。
少帅也是中共党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封电报：“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这段文字表明张学良入党确有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复明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
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询问过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A，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这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时，周恩来特将高崇民先生怀念张学良诗中“一人憔悴在东南”句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如果联系张学良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的背景，可能不难理解周恩来突出“奋斗”之心意。
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对记者说：“我就是共产党呀。”
也许，少帅到底是不是中共党员将成为一桩历史悬案(类似的有争议的情况还有宋庆龄等)，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证实了。但他们是不是中共党员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是他们都为中国的解放军事业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
八位出身特别的中共党员
张作霖之子——张学思
张学思(1916-1970)，辽宁海城人。生于奉天(今沈阳)，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第四子。
张学思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获释。1937年初毕业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进行活动。
1938年10月，张学思来到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抗战期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蒹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思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53年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张学思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
“文革”中，张学思遭到逮捕迫害，1970年6月29日含恨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给张学思彻底平反昭雷，恢复名誉。
杨虎城之子——杨拯民
杨拯民(1922-1998)，陕西蒲城人，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长子。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组织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杨拯民立志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主动要求到条件艰苦的甘肃玉门油矿工作。1957年底，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年产达到100万吨，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杨拯民被关进“牛棚”，幸得周恩来保护于1989年春节被释放。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
傅作义之女——傅冬
傅冬(1924-2007)，又名傅冬菊。国民党爱国将领傅作义长女。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号角社。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机密情报。1942年，傅冬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攻读英语，其间进一步接受进步思想。1947年11月15日，傅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秘密进入天津会见傅冬，要求她做傅作义的王作。傅冬立即来到北平，明确告诉父亲，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和父亲谈过多次，同时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的作用。
1951年3月，傅冬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从事统战工作。2007年7月2日晚，因病在北京逝世。
周佛海之子——周之友
周之友(1922-1985)，原名周幼海。1938年12月，其父周佛海随汪精卫投敌。周幼海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使他深感耻辱。1939年被日本方面安排到日本读书。其间开始接触进步书籍。知道其父原来也曾是共产党员。
日本投降后。周幼海随同其父一度被国民党当局软禁于重庆白公馆，1946年5月才被释放。
1946年8月，周幼海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并改名周之友，在田云樵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工作，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他的公开身份是投机商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之友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二科副科长。
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关押于北京寨城监狱10年。1967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为其平反。1985年7月24日。周之友因病逝世。遗有由其口述，经人记录整理的《周佛海末日记》。
陈布雷之女——陈琏
陈琏(1919—1967)，浙江慈溪人。其父陈布雷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中央宣传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代理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幕僚长”。
1937年南京失守后，陈布雷一家迁到重庆。1939年7月，早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陈怜儿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夏天，陈怜儿考入西南联大，改名陈琏在西南联大，她结识了已是中共党员的袁永熙。1946年歌，党组织批准陈琏和袁永熙一起前往北平。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举行了婚礼。
1947年9月B日，陈琏和袁永熙被国民党保密局北方区逮捕，后被押送南京。1948年1月底，经陈布雷周旋，陈琏被保释出狱。1948年11月14日陈布雷服毒自尽后，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派翁郁文专程护 送陈琏夫妇前往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曾任团中央少年部部长等职。1957年。袁永熙被定为“右派分子”，迫于压力，陈琏与袁永熙离婚。“文革”开始后，陈琏被诬蔑为“叛徒”，1967年11月19日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琏举行了平反昭雷大会。胡耀邦称之为“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杨懋修之女——吴铭
吴铭(1913-1949)，原名杨汉秀，生于四川广安。其父杨懋修是四川军阀杨森的胞弟。
1924年，杨懋修在争夺宜昌的战斗中身亡，弥留之际将女儿托付给哥哥扬森。1926年9月，在万县上学的杨汉秀机缘巧合结识了朱德。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汉秀来到重庆，结识了在杨森府里当家庭教师的女地下党员朱贻清。1940年初夏，杨汉秀在朱的帮助下，投奔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朱德—见面就认出了杨汉秀。应杨汉秀提出“彻底改，连名带姓都改，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就是无名无姓也决不姓杨”的要求，朱德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无名吧“不过是口天吴。金宇旁的铭。”从此，杨汉秀正式改名吴铭。
1942年3月，吴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3月25日，吴铭受党的派遣，与周恩来一同从延安飞抵重庆，以大小姐的身份住在杨森的渝舍。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二”大火。吴铭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火灾制造者。恼羞成怒的杨森“大义灭亲”，于9月17日将吴铭逮捕，并在溃逃前夕的11月23日下令将吴铭拖进一辆小轿车内勒死，其遗体被抛到歌乐山麓金刚坡的一个废弃碉堡中。
粉碎“四人帮”后，吴铭才正式被承认为烈士。1977年，吴铭的准确牺牲地点被找到。她的遗骨后被安葬在歌乐山革命烈士陵园。
俞大纯之子——黄敬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其父俞大纯曾任北洋政府工艺局局长，陇海铁路局局长。堂叔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部长，台湾。国防部部长等职。并且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
俞启威出生于北京。1930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加入南国社。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俞启威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并改名黄敬。在北平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间，与林枫，姚依林等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同范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等职)在冀中河问根据地结婚。1949年1月15日，黄敬成为中共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天津市市长。
1952年8月，黄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1959年2月10日，黄敬病逝于广州。2月13日，首都各界10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追悼黄敬。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称其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
王治昌之子——王士光
王士光(1915—2003)，原名王光杰，直隶天津县人。其父王治昌是段棋瑞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王治昌曾以公使的身份代表中国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王士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为了掩护工作，王光杰和女地下党员王新装扮成夫妻，后经组织批准，两人于1938年12月26日结婚。
1939年8月，王光杰夫妇接上级命令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从此改名王士光。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王程师，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等职。是中共八大代表。
“文革”中，王士光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美进监狱长达7年之久。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