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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用了两周时间才宣布这是恐怖主义袭击，而且在联大讲话时还6次提到了YouTube上的视频。但如果我们当选的话，一定会马上宣布是恐怖袭击的！”10月11日晚间，42岁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在肯塔基州丹维尔市中心学院礼堂舞台中央刚刚坐好，就开始针对美国大使被袭击身亡事件向比自己年长27岁的副总统拜登如此发难。在其后的1个半小时的辩论中，两党副总统候选人全方位地就内政外交展开激辩，涉及利比亚、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医疗改革、堕胎、国债、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税收政策等多个热点与困点。根据CNN在辩论之后的民调显示，有48%的受访者认为瑞安获胜，略高于拜登的44%。而根据《华盛顿邮报》专栏The Fix的评论，上个月刚刚再次失言的拜登在前75分钟的心不在焉显然惨败给了他后15分钟的回归常态。
由于罗姆尼在10月3日首场总统电视辩论中戏剧性地压制了奥巴马，看似几无悬念的总统大选似乎又峰回路转了起来，公众对于整个10月份的4场辩论所发酵出的选战效果抱以更大的期待。16日结束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之后，罗姆尼竟然在盖洛普就拟投票选民进行的即时民调中斩获了51%比45%的空前优势，颇有“咸鱼翻身”的味道。尽管对第二辩各家民调看法不一，但总的来说，本届总统电视辩论的分量似乎远超往届，跃升为左右白宫归属的关键看点。
美国版的广场辩论
在西方式民主中，熊彼特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永远是由“胶水”与“口水”粘合而成的战争。这里的“胶水”是用来张贴宣传海报的，意指宣传造势的开销，而“口水”则正是候选人的演讲及其与对手唇枪舌剑的政见辩论。
从古希腊广场辩论到古印度宗教辩论再到中国古代百家争鸣，演讲和辩论始终是重要的思想传播与交汇的载体，前者是一元化的单向输出，而后者则更强调二元甚至更多参与者的互动。一般而言，西方社会的辩论情怀都可以回溯到“无所不辩”的古希腊时代，当时就城邦要事展开广场辩论的传统闪现的理性、宽容以及多数参与，一直汇入了西方政治传统之中。
美国政治人物辩论的历史或可追忆到1858年。在这一年里，尚未竞选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与伊利诺伊州时任国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其时最为紧要的奴隶制问题展开了前后7场公开辩论。待到两年后，林、道两人分别代表共和、民主两党角逐白宫之时，这7场辩论中的言之凿凿便成了检视双方政治立场的最佳备忘录。所有人都清楚这次选举以林肯的顺利当选落幕，但助力这位伟大政治人物崭露头角的辩论方式却并未被两党接纳，甚至到了1940年还出现了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挑战在任者罗斯福时要求辩论被拒的尴尬情形。究其原因，存在南北战争的耽搁，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传媒技术的落后状况密切关联：在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一场辩论无非只是为报纸增添了一个“豆腐块”的小新闻，根本无法实现所谓的“广场效果”，动员收益与准备阶段所投入的成本相比并不划算。
1920年8月31日，底特律一家实验广播台播放了密歇根州州长选举的新闻，这是政治信息首次借助广播进行公共传播的尝试，也标志着传媒技术的更新将彻底重塑美国选举政治的风貌。1928年，广播已然成为美国居家必备之物，当年两党党内总统初选的辩论首次实现了广播直播。电波实际上在美国大陆的空中架起了一个无形的广场，每位候选人的政见都得以直接输送到选民耳畔，成倍提升了辩论本身的动员与造势效果。1960年，在电视走入普通美国家庭的时代里，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终于站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位于芝加哥的一个演播室内，面对着摄像机展开激辩。这场首次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轻而易举地跻身于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共吸引了约6600万观众，占当时美国人口的36.8%。后来赢得选举的肯尼迪也曾感慨电视辩论的魔力，认为这场辩论“扭转了势头”，因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肯尼迪在电视上远比尼克松抢眼。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去，电视辩论也重塑了美国选举中政治明星的个人主义风格。
不过，1964、1968年以及1972年的3次总统选举还是没有采取辩论方式，其原因可能是极为偶然的：1964年谋求续任的约翰逊认为自身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无须借助电视辩论，1968年和1972年则是败在电视辩论上的尼克松卷土重来因而也会主动回避。直到1976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州州长卡特和唯一一位不通过选举入主白宫的总统福特都急待透过电视辩论提振士气，于是3场系列辩论在驴象两党候选人之间拉开帷幕。其后，虽然有3场和4场之分，但在大选之前的一个月内，普通选民都能在餐桌前、在火炉边、在沙发上领略到未来白宫主人在内政外交上的慷慨陈词与巅峰对决。电视辩论犹如将正副总统候选人请到了美国百姓的家中，又像是把普通民众请入了电视虚拟的辩论广场之内。
辩论的剧场效果
10月3日首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盖洛普进行的民调显示，有72%的受访者认为罗姆尼占优，倾向奥巴马者仅为20%，甚至在民主党受访者中这个比值也是49%比39%。显然，坐在“电视广场”里的民众更喜欢罗姆尼的慷慨陈词，但站在街头、拿着电话接受民调的民众是否同意呢？罗姆尼的受青睐度是否得以转化为选民支持，可能需要更为长期的观察，至少从目前的民调更新数据上看，奥巴马在俄亥俄等关键摇摆州仍旧保持的微弱优势，未被罗姆尼撼动。
客观而言，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的确是向公众宣讲自身具体政策主张的绝佳机会，但从竞选营销技术上讲，其关键所在恐怕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候选人只要正常发挥甚至表现平平即可，因为各种立场站位的媒体会做所谓的“撕盘”（spin）处理，即对辩论全程进行倾向性的诠释或节选，毕竟真正能够熬过一个半小时辩论的普通观众为数有限，更多人观看到的只是候选人几分钟的表现或一段话的表达。在如此断章取义之下，两党的基本选民一般而言不会出现重大重组，只有一些游移但致命的中间选民会被候选人的一笑一颦、只言片语所打动。
不过，在摄像机包围下的候选人一旦犯错，就将迅速被截取放大，甚至可能酿成多米诺效应的选情塌陷。1976年第二场外交事务主题的辩论中，福特不假思索地声称“东欧并未被苏联统治，所以不关福特政府什么事儿”，这样毫无国际责任感的表态很快就成了卡特进军白宫的推进器。1988年，本来尚存一定胜算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始终反对死刑，但在辩论中被问及倘若自己妻子被奸杀是否还会支持对凶手持免于死刑时，杜氏竟死忠于一贯主张。此后“冷漠丈夫”的阴云始终笼罩在杜卡基斯头上，最终令其白宫梦断。再如，1992年在任总统老布什在对阵克林顿时频频低头看表，给人以心不在焉之感，令其本就输给克氏的形象分雪上加霜。 相比这些减分的败笔，电视辩论的加分效果并不突出。2004年，被认为不善言辞的小布什在对阵克里时罕见发挥神勇，但媒体却凭借一张其辩论时后背疑似有物体的照片指责小布什身上携带了提词器；而2008年身负舆论诟病的共和党副手人选萨拉·佩林在与拜登辩论中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但这一亮点很快就被雪片般的负面攻击彻底掩盖。根据统计，只有196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与辩论之前的民调情况不同，而也只有1980年和1984年的里根以及2008年的奥巴马在大选中的得票率相对于辩论前的支持率实现了增长。而显而易见的是，肯尼迪、里根以及奥巴马三人享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符合媒体和公众审美的完美形象。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有观点断言奥巴马的2012将重演里根的1984。不过，奥巴马可能还需要把失业率再降一些，因为里根选前记录的7.2%已经成为了历史警戒阀值。
本质而言，当把总统电视辩论作为一种提振民调和选情的选战工具时，其广场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理性就遭遇到了政治现实需要的蛀蚀。演技平平不会失去粉丝，而一旦被评为“烂片”则会人气大跌。在虚拟广场中的民众只能观看，却无法介入，候选人的辩论则像是政客甚至演员的作秀，于是广场也就成了剧场，而更符合剧场效果的候选人自然深得好评。如果11月6日能再次成全并未兑现“变革”承诺的奥巴马，辩论的剧场效果则仍很凑效。
政治参与的扩大
如果总统电视辩论的定位摇摆在广场与剧场之间，那么这个长期被置于10月份冲刺阶段的环节又有何意义呢？客观而言，总统电视辩论至少留给公众一个直观考察两党候选人及其政策立场的窗口，尽量赋予选民做更合理选择的机会和条件，相当于是对已有选拔程序公开、公正、公平的一种再保险。特别是在新媒体放大知情权的当下，辩论与否和是否发挥效果的问题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面对着电视镜头，两党候选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内容和主持人的要求一一阐释内政外交各领域的政策主张。这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方式一方面强迫候选人不能采取模糊战术、必须对某议题作出表态、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回应，一方面要求候选人在该政策领域有一定积累、深思熟虑，另一方面也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全面地将两党候选人的差异展现出来，便于全部选民作出判断。换言之，电视辩论仅仅通过议程设置，就能提高候选人的品质和选民的参考标准，如果不算它对连任候选人被迫纡尊降贵接受当众挑战的额外效果的话。
面对广场辩论剧场化的窘况，美国也正在不断尝试改善。1992年大选辩论中，所谓的“市政议事厅”方式的电视辩论被正式引入，即候选人置身于经过某些标准选拔的普通民众中间，就选民的现场提问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回答。这种“面对面”的方式，强化了辩论的广场效果，也为候选人提出了新要求：不但要是媒体宠儿和优秀政策专家，也得是具有亲和力的沟通与倾诉者。更为惊艳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Web2.0和自媒体时代的悄然而至，网络元素也被融入总统电视辩论当中。2007年下半年，传统媒体CNN就与新兴视频互动网站YouTube联手分别为两党举办了初选的电视辩论。在辩论期间，每位候选人都要回应普通网民通过YouTube为其专门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视频问题。虽说这些问题也是由CNN选择过的，但毕竟是将总统辩论的广场中心从精英候选人扩展到了普通选民身上。这一突破，不但闪烁着源于村社政治协商民主的朴实光泽，也蕴含着全民政治教育的丰富意涵。
早在2008年大选期间，笔者曾暂住在美国西部山区小州蒙大拿，一次受邀参与当地乡邻的早餐会活动时，也聆听了两位米苏拉县议员候选人的小型辩论。这样一场不到一个小时的辩论听上去更像是普通选民各抒己见的听证会，气氛活跃而融洽。同理，小到县镇长官，大到联邦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活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人增加了了解、触摸甚至介入公共事务的渠道。当奥巴马和罗姆尼在电视上激辩的某个国家大事，成了普通民众巷议的焦点之时，也就平和有序地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间接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民意集纳度。而政治人物本身，因曾被如此显眼地置于舆论公器的监督之下，才不会被权力所固有的傲慢磨钝了对于民瘼的知觉。
由于罗姆尼在10月3日首场总统电视辩论中戏剧性地压制了奥巴马，看似几无悬念的总统大选似乎又峰回路转了起来，公众对于整个10月份的4场辩论所发酵出的选战效果抱以更大的期待。16日结束第二场总统电视辩论之后，罗姆尼竟然在盖洛普就拟投票选民进行的即时民调中斩获了51%比45%的空前优势，颇有“咸鱼翻身”的味道。尽管对第二辩各家民调看法不一，但总的来说，本届总统电视辩论的分量似乎远超往届，跃升为左右白宫归属的关键看点。
美国版的广场辩论
在西方式民主中，熊彼特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永远是由“胶水”与“口水”粘合而成的战争。这里的“胶水”是用来张贴宣传海报的，意指宣传造势的开销，而“口水”则正是候选人的演讲及其与对手唇枪舌剑的政见辩论。
从古希腊广场辩论到古印度宗教辩论再到中国古代百家争鸣，演讲和辩论始终是重要的思想传播与交汇的载体，前者是一元化的单向输出，而后者则更强调二元甚至更多参与者的互动。一般而言，西方社会的辩论情怀都可以回溯到“无所不辩”的古希腊时代，当时就城邦要事展开广场辩论的传统闪现的理性、宽容以及多数参与，一直汇入了西方政治传统之中。
美国政治人物辩论的历史或可追忆到1858年。在这一年里，尚未竞选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与伊利诺伊州时任国会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其时最为紧要的奴隶制问题展开了前后7场公开辩论。待到两年后，林、道两人分别代表共和、民主两党角逐白宫之时，这7场辩论中的言之凿凿便成了检视双方政治立场的最佳备忘录。所有人都清楚这次选举以林肯的顺利当选落幕，但助力这位伟大政治人物崭露头角的辩论方式却并未被两党接纳，甚至到了1940年还出现了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挑战在任者罗斯福时要求辩论被拒的尴尬情形。究其原因，存在南北战争的耽搁，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传媒技术的落后状况密切关联：在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一场辩论无非只是为报纸增添了一个“豆腐块”的小新闻，根本无法实现所谓的“广场效果”，动员收益与准备阶段所投入的成本相比并不划算。
1920年8月31日，底特律一家实验广播台播放了密歇根州州长选举的新闻，这是政治信息首次借助广播进行公共传播的尝试，也标志着传媒技术的更新将彻底重塑美国选举政治的风貌。1928年，广播已然成为美国居家必备之物，当年两党党内总统初选的辩论首次实现了广播直播。电波实际上在美国大陆的空中架起了一个无形的广场，每位候选人的政见都得以直接输送到选民耳畔，成倍提升了辩论本身的动员与造势效果。1960年，在电视走入普通美国家庭的时代里，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终于站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位于芝加哥的一个演播室内，面对着摄像机展开激辩。这场首次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轻而易举地跻身于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之一：共吸引了约6600万观众，占当时美国人口的36.8%。后来赢得选举的肯尼迪也曾感慨电视辩论的魔力，认为这场辩论“扭转了势头”，因为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肯尼迪在电视上远比尼克松抢眼。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去，电视辩论也重塑了美国选举中政治明星的个人主义风格。
不过，1964、1968年以及1972年的3次总统选举还是没有采取辩论方式，其原因可能是极为偶然的：1964年谋求续任的约翰逊认为自身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无须借助电视辩论，1968年和1972年则是败在电视辩论上的尼克松卷土重来因而也会主动回避。直到1976年，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州州长卡特和唯一一位不通过选举入主白宫的总统福特都急待透过电视辩论提振士气，于是3场系列辩论在驴象两党候选人之间拉开帷幕。其后，虽然有3场和4场之分，但在大选之前的一个月内，普通选民都能在餐桌前、在火炉边、在沙发上领略到未来白宫主人在内政外交上的慷慨陈词与巅峰对决。电视辩论犹如将正副总统候选人请到了美国百姓的家中，又像是把普通民众请入了电视虚拟的辩论广场之内。
辩论的剧场效果
10月3日首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盖洛普进行的民调显示，有72%的受访者认为罗姆尼占优，倾向奥巴马者仅为20%，甚至在民主党受访者中这个比值也是49%比39%。显然，坐在“电视广场”里的民众更喜欢罗姆尼的慷慨陈词，但站在街头、拿着电话接受民调的民众是否同意呢？罗姆尼的受青睐度是否得以转化为选民支持，可能需要更为长期的观察，至少从目前的民调更新数据上看，奥巴马在俄亥俄等关键摇摆州仍旧保持的微弱优势，未被罗姆尼撼动。
客观而言，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的确是向公众宣讲自身具体政策主张的绝佳机会，但从竞选营销技术上讲，其关键所在恐怕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候选人只要正常发挥甚至表现平平即可，因为各种立场站位的媒体会做所谓的“撕盘”（spin）处理，即对辩论全程进行倾向性的诠释或节选，毕竟真正能够熬过一个半小时辩论的普通观众为数有限，更多人观看到的只是候选人几分钟的表现或一段话的表达。在如此断章取义之下，两党的基本选民一般而言不会出现重大重组，只有一些游移但致命的中间选民会被候选人的一笑一颦、只言片语所打动。
不过，在摄像机包围下的候选人一旦犯错，就将迅速被截取放大，甚至可能酿成多米诺效应的选情塌陷。1976年第二场外交事务主题的辩论中，福特不假思索地声称“东欧并未被苏联统治，所以不关福特政府什么事儿”，这样毫无国际责任感的表态很快就成了卡特进军白宫的推进器。1988年，本来尚存一定胜算的民主党人杜卡基斯始终反对死刑，但在辩论中被问及倘若自己妻子被奸杀是否还会支持对凶手持免于死刑时，杜氏竟死忠于一贯主张。此后“冷漠丈夫”的阴云始终笼罩在杜卡基斯头上，最终令其白宫梦断。再如，1992年在任总统老布什在对阵克林顿时频频低头看表，给人以心不在焉之感，令其本就输给克氏的形象分雪上加霜。 相比这些减分的败笔，电视辩论的加分效果并不突出。2004年，被认为不善言辞的小布什在对阵克里时罕见发挥神勇，但媒体却凭借一张其辩论时后背疑似有物体的照片指责小布什身上携带了提词器；而2008年身负舆论诟病的共和党副手人选萨拉·佩林在与拜登辩论中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但这一亮点很快就被雪片般的负面攻击彻底掩盖。根据统计，只有196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与辩论之前的民调情况不同，而也只有1980年和1984年的里根以及2008年的奥巴马在大选中的得票率相对于辩论前的支持率实现了增长。而显而易见的是，肯尼迪、里根以及奥巴马三人享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符合媒体和公众审美的完美形象。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有观点断言奥巴马的2012将重演里根的1984。不过，奥巴马可能还需要把失业率再降一些，因为里根选前记录的7.2%已经成为了历史警戒阀值。
本质而言，当把总统电视辩论作为一种提振民调和选情的选战工具时，其广场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理性就遭遇到了政治现实需要的蛀蚀。演技平平不会失去粉丝，而一旦被评为“烂片”则会人气大跌。在虚拟广场中的民众只能观看，却无法介入，候选人的辩论则像是政客甚至演员的作秀，于是广场也就成了剧场，而更符合剧场效果的候选人自然深得好评。如果11月6日能再次成全并未兑现“变革”承诺的奥巴马，辩论的剧场效果则仍很凑效。
政治参与的扩大
如果总统电视辩论的定位摇摆在广场与剧场之间，那么这个长期被置于10月份冲刺阶段的环节又有何意义呢？客观而言，总统电视辩论至少留给公众一个直观考察两党候选人及其政策立场的窗口，尽量赋予选民做更合理选择的机会和条件，相当于是对已有选拔程序公开、公正、公平的一种再保险。特别是在新媒体放大知情权的当下，辩论与否和是否发挥效果的问题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面对着电视镜头，两党候选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内容和主持人的要求一一阐释内政外交各领域的政策主张。这种“当面锣、对面鼓”的方式一方面强迫候选人不能采取模糊战术、必须对某议题作出表态、必须对所有问题作出回应，一方面要求候选人在该政策领域有一定积累、深思熟虑，另一方面也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全面地将两党候选人的差异展现出来，便于全部选民作出判断。换言之，电视辩论仅仅通过议程设置，就能提高候选人的品质和选民的参考标准，如果不算它对连任候选人被迫纡尊降贵接受当众挑战的额外效果的话。
面对广场辩论剧场化的窘况，美国也正在不断尝试改善。1992年大选辩论中，所谓的“市政议事厅”方式的电视辩论被正式引入，即候选人置身于经过某些标准选拔的普通民众中间，就选民的现场提问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回答。这种“面对面”的方式，强化了辩论的广场效果，也为候选人提出了新要求：不但要是媒体宠儿和优秀政策专家，也得是具有亲和力的沟通与倾诉者。更为惊艳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Web2.0和自媒体时代的悄然而至，网络元素也被融入总统电视辩论当中。2007年下半年，传统媒体CNN就与新兴视频互动网站YouTube联手分别为两党举办了初选的电视辩论。在辩论期间，每位候选人都要回应普通网民通过YouTube为其专门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视频问题。虽说这些问题也是由CNN选择过的，但毕竟是将总统辩论的广场中心从精英候选人扩展到了普通选民身上。这一突破，不但闪烁着源于村社政治协商民主的朴实光泽，也蕴含着全民政治教育的丰富意涵。
早在2008年大选期间，笔者曾暂住在美国西部山区小州蒙大拿，一次受邀参与当地乡邻的早餐会活动时，也聆听了两位米苏拉县议员候选人的小型辩论。这样一场不到一个小时的辩论听上去更像是普通选民各抒己见的听证会，气氛活跃而融洽。同理，小到县镇长官，大到联邦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活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人增加了了解、触摸甚至介入公共事务的渠道。当奥巴马和罗姆尼在电视上激辩的某个国家大事，成了普通民众巷议的焦点之时，也就平和有序地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间接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民意集纳度。而政治人物本身，因曾被如此显眼地置于舆论公器的监督之下，才不会被权力所固有的傲慢磨钝了对于民瘼的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