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个娱乐空前繁荣的年代，影视毫不留情地将话剧这门高雅艺术挤到了边缘地带。吴晓江却坚定地选择了站在话剧舞台上，坚守他的梦想。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在不经意间，有掌声为他响起。
吴晓江，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国家一级导演，舞台剧中国“四大名导”之一，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先后执导《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女人》、《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故意伤害》、《我听见了爱》、《情人》、《情系母亲河》等，他导演的《疯狂过年车》和《周君恩来》分别获中国小剧场戏剧最佳导演奖和文化部优秀导演奖。
一张站台票帮他完成了人生转变
吴晓江的一切，都与表演艺术有关。小时候看电影，中学时初识戏剧，全都活在剧中；连下乡时走进文艺宣传队，也是为了能亲近剧场。
吴晓江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导演，母亲是演员。他的父亲天然，这个名字注定和新中国电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剧艺社的成员，最早的电影学院的学生，福建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所拍摄的《曙光》、《代号213》、《难忘战斗》等影片，曾影响了一代人。那个时候在上海的家里，经常会有叔叔伯伯来找父亲高谈阔论。看着他们意气风发、青春飞扬的脸，有些东西深深地植入了还是孩子的吴晓江心中。
初中毕业后，和同龄人一样，吴晓江作为知青下乡了。1970年到1977年，他的青春洒在了黑龙江省北安市的龙镇农场。东北的冬季嘎嘎冷，60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火墙烧得呼呼旺，一群半大小子想尽各种方法排解寂寞，而吴晓江是表现最突出的那个，这份活跃让他得以进入文艺宣传队。呆在宣传队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排演了话剧《雪岭青松》，这部反映知青生活的话剧可以算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话剧作品。
没多久，为了能够得到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吴晓江重新回到知青队伍中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77年，他收到了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正当他在场部体检时，突然哈尔滨话剧院来了人，之前吴晓江已报考哈尔滨话剧院，但因为不是哈尔滨知青，调动手续非常麻烦，他在心里已经放弃。这人一见吴晓江就说：“你不去哈尔滨了吗？”他一听有门儿，当即表态,去!于是他成了哈尔滨话剧院学员班的学生，此时这个班已经开课一年半，就快毕业了，吴晓江只上了半年学就当上了演员。
那个年代对演员的形象要求是高大全的工农兵形象，吴晓江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得到的角色总不能令他满意。在他看来，当时演戏已很难再有前途，因此他决心还是要继续读书，考取更好的学院。
时光很快来到了1979年，因为前一年还是学员身份而无法报考的吴晓江错过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78年的招生，而这一届学生，后来以出了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何群、田壮壮这样的第五代导演而闻名。此时，吴晓江正在等待“北电”这一年的招生。
无意间，他从话剧院的演员那里得知了“中戏”要招生的消息。当时东北三省的考点在长春，而吴晓江当时月工资只有25元钱，囊中羞涩的他买了一张站台票就跑到了长春，一位老师通过亲戚安排他住在学校食堂的面案间，每天早上4点多钟，厨师一上岗，他就要起床出去练习朗诵、准备考试。
他一考即中。
1979年，他从哈尔滨来到了北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这一年他25岁。
还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老师问同学们长大后的志向，同学们回答当工人、当军人，只有吴晓江的答案是当导演。老师看着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瞪大了眼睛：为什么？因为当了导演就可以不像演员一样背台词了，年幼的他大声回答。当他再一次说出这话时，已是在“中戏”导演系的新生欢迎会上，这话引发了台下19名同学的一阵笑声。下面坐着的同学，后来成为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导演查明哲、中国第一个戏剧导演博士生王晓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丁如如……现在，我们习惯把他们称为中国戏剧导演界的“黄金一代”。
一部好戏让他树立了自信
经过上山下乡的考验，能重新得到返回校园的机会，这帮学生和吴晓江一样如饥似渴，20个学生共同的心劲儿，都是太想把自己的学习弄好。
6位专业课老师，每天有12个小时和学生呆在一起。教学大纲把五年的教学内容细化到每一周，那是个让你没有时间想任何事情的环境，所有的便只是学习。
五年的时间在吴晓江的生命中，留下了至关重要的痕迹。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吴晓江被分配到实验话剧院（后与青艺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此时的他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刚刚在由父亲天然执导的电视剧《奋飞》里做了把副导演，正是踌躇满志、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时候。
当他来到实验话剧院，看到院里矮小的办公楼、简陋的办公条件，不禁有些失望。吴晓江问前来接待他的人事处长，“我在哪个办公室上班？”回答让他大吃一惊，“你不用上班。”“那我平常干什么？”“不用干什么啊，我们有事就叫你。”“那什么时候有事？”“现在不知道。”他一下子就蒙了。
只能自己来安排时间了，看书、练习书法。度过了悠闲的两个月后，深圳一家影视公司投拍电视剧《种树的人》，选中由滕文骥导演的夫人翁路明和吴晓江联合执导。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孤独的老头和沙漠斗争的故事。大家在北京建组，从银川、陕西一路奔到山西，拍了很多当地农村有趣的民俗。在陕北拍摄时，剧组需要进行航拍，在兰州军区租了飞机后，由吴晓江和摄影师一起飞上蓝天。下面丘陵地带的陕北是那么漂亮，但这次欣赏只维持了几分钟，吴晓江就开始晕机。他交代摄影师先拍，然后就躺倒机舱的地上开始狂吐。
不久，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反响还不错。随后，吴晓江又接拍了电视剧《打铁的人》，同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随着他的电视拍摄方面的驾轻就熟，在话剧方面的机会也来了。
在他毕业的第二年，1985年，实验话剧院开始了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的排练。当时，艺术界还是着力表现英雄，而这个剧本描写的却是一个小人物：男青年肖肖在公交车上抓住了小偷，但他的见义勇为并未争取到全车乘客的相助，结果他被穷凶极恶的小偷打死了。死后，他的灵魂来访问当时车上的人，每个人针对他的质问有着不同的说法和态度，却都在为自己开脱……
吴晓江意识到这是个难得的剧本，他争取到了这部戏。作为导演，他非常注重创新，加入了大量的肢体语言，故事衔接上用了许多当时很时尚的手法，公演后得到了空前的轰动，先后演了100多场。许多学校邀请他去谈谈导演的创作经历，这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初步的判断和肯定。随后，他拍过电视剧、担任过中央电视台1987年和1988年的新年英语晚会的导演，也任过大型体育馆晚会的导演，还拍了索尼电视机的广告、广播剧和译制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他重回到了剧院。
一次出国让他坚定地选择了话剧
1988年10月，吴晓江受美国新闻署的“国际访问者计划”邀请，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百老汇。在那里，他对戏剧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也看了各种门类的戏剧，大开眼界。
在越来越多的出访中，他注意到，很多国家的旅游手册上就有专门介绍剧院的，在那里戏剧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标志，戏剧繁荣是一个城市的居民引以自豪的。几乎所有的剧院都有固定的观众，很多人把剧团一年的票买下来，成了经常和习惯性的消费。
他曾在日本街头看到中小学生排队观看戏剧，还有专人讲解，让他感受到日本政府向青少年灌输戏剧艺术的不遗余力。
有了第一次出国的经历，吴晓江动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也联系上了加州大学。接下来的一年时间，他发奋学习英语，托福也考了500多分，但因为种种原因，两次签证都被拒签。出国受挫，他放弃了美国梦，反而坚定了他要在国内搞好话剧的信心。
虽然身为南方人，但北方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大，相比较于上海和北京，他更喜欢话剧在北京的感觉。上海的商业化程度很高，市民的生活节奏很快，外来移民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进入导致居民的“都市情结”很重，所以上海的观众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消化来自国外的流行文化。上海的“小资”把话剧作为生活的风向标和谈资，也有足够的购票热情。在创作题材上，话剧人更乐于选择比较轻松、时尚的题目和表现当代白领生活情感的戏，而有哲学力量和社会学力量的戏就不是很多。相对而言，北京作为历史古都文化底蕴比较深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观众更倾向于选择比较厚重、经典的剧目，那些让上海观众觉得过于艰涩无味的先锋派现代主义剧目反而适合北京观众的胃口。
做了那么多年话剧，让他觉得最无奈的，不是票房，而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演员——大量影视的排演造成了众多演员在舞台艺术上退步。舞台彰显的是演员的个人魅力，而越来越多的演员依赖起摄像机和各种先进的设备，表演功力退化，创作能力和舞台表现力变弱，回到舞台上就很困难。
一颗奔腾的心中装着话剧的未来
近几年，吴晓江的每部戏，都会引来媒体关注的目光。我们无法判断媒体和观众的关注对他个人创作的风格有多大影响，但可以看到，他多年来的创作轨迹非常切合媒体和观众趣味的不断变化。
2003年，在排演完迪仑马特的《老妇还乡》后，还未来得及庆祝，吴晓江一直超负荷运转的心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只能拖着已经十分衰弱的身体，往来于医院做各科检查。
其实，在建组后不久，吴晓江就在一次半夜胸痛急诊之后，开始了低烧，《老妇还乡》就是他在持续的低热中排练成的。实际上，排演《老妇还乡》的过程与他垂危的生命经历交织在一起。做过置换心脏瓣膜的手术后，如大梦一场的他对戏剧有了更新的想法。
因为《老妇还乡》的成功，当年中戏导演系的一位博士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这样称赞道：“由于当今时代和导演的创作独特性，使得迪伦马特的诠释在某种意义上是最贴近迪伦马特的本意和最具中国特色。”
在他看来，话剧比较正常的状态是，每晚北京有二三十场戏演出，欣赏话剧的小众们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戏，能定期将有质量的演出进行下去。
目前，吴晓江最新的作品是《夜色迷人》，已经于1月13日在东方先锋剧场公演。今年，他还将排一部易卜生的话剧。对他而言，戏虽落幕，他的使命未完。
你欣赏哪位著名导演？想让他成为本栏目的嘉宾吗？
编辑短信ssac+内容
移动用户发送至85885588
联通用户发送至94885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