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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儿童电影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进入到80年代后却日渐势微；与之相反，美国儿童电影却大放异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儿童电影必然面对来自美国的挑战。然而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文化特征，一味学习好莱坞化的儿童电影制作方式，同样会因不得要领而遭遇“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以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的“五种文化维度理论”为工具可以清楚地了解中美文化之问的差异，从而找到中美儿童电影之间的文化差异，为中国儿童电影找到文化坐标，有助于其真正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美儿童电影 文化差异 霍夫斯泰德 五种文化价值观理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儿童电影便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占据着世界儿童电影市场的头把交椅。而中国的儿童电影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已不复如六七十年代《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影片那般光辉，不但不能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就连一直引以为傲的“教育意义”也因影片观赏性不高、观众流失等问题而达不到预期的结果，从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当代儿童电影该如何面对来势凶猛的美国儿童影片。我们是应该被它同化，制作越来越好莱坞化的儿童影片；还是固守自我，继续坚持我国儿童电影的制作模式，以期与之分庭抗礼?本文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找到更为健康的出路。
一、儿童电影的界定
关于儿童电影的界定，从世界范围来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西方国家是根据分级制来划分哪些电影适合儿童观看(如美国的G级、PG级)，哪些需要在父母指导下观看(PG-13级)，哪些禁止儿童观看的(R级、NC-17级)。在美国，儿童片具有多样的类型，除了像《小鬼当家》《哈利·波特》这样以儿童为表现主体的影片和大量的卡通片外，其他类型的儿童电影也广受欢迎。例如以小动物为表现主体的影片《精灵鼠小弟》、《猫狗大战》《加菲猫》等。
在中国，儿童电影也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电影类别，而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性习惯用语”。当代儿童电影，可以划分为“关于”儿童的电影和“给予”儿童的电影。“关于”儿童的电影，是“用成人的眼睛看孩子”。即以儿童的生存状况为表现内容，从一个社会关怀的角度反映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中国的《城南旧事》、《一个都不能少》、《看上去很美》等。但实际上由于儿童对世界的理解能力和范围有限，这些“关于”儿童的电影并不是适合儿童，而是适合成人观看的。“给予”儿童的电影，就是“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电影。如早期的《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当代的《赖宁》、《我的九月》、《草房子》等。
因此，从中美儿童电影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将儿童电影定位在“由儿童主演、并适合儿童观看”的范围之内。
二、中美文化差异的一种研究方法——五种文化维度理论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在全球大文化环境下，又会分为不同的亚文化区域。20世纪之初，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Boas)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后又经过了赫斯科维茨、露丝、米德等文化人类学家的发展。该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自存的有机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同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所以，应依照每一个体文化自身的结构和价值体系来考察其特点，应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般来说都在传达着本土的文化理念。因此，中国儿童电影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向美国儿童电影靠拢，而是应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内制作出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影片。合理的定位，就必须要考察中美儿童电影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助霍夫斯泰德与庞德提出的“五种价值观维度”理论。
五种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culturaldimensions)是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泰德(Hofstede)于1980年发表论文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差异可用四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阳性主义，阴性主义(masculinity/femininity)。十年后，霍夫斯泰德再次进行了同样的研究，覆盖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60个。这次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先前提出的四个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霍夫斯泰德还通过马歇尔·庞德(Michael H·Bond)对中国价值观的调查和研究，归纳出了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即长期观/短期观。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他1991年出版的《文化与组织》一书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化维度理论。同时，他也对中国(主要是大陆地区)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然，在霍夫斯泰德的指标中，西方和非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很明显的。
三、中美儿童电影的文化差异浅析
第一，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分析。个人主义指的是“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和其他所有个体是截然不同，是‘自然的基本单位”’。这是最早由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的。它的主要表现为：1、个体社会唯一的、最重要的单位；2、强调独立性而非依赖性；3、个人成就获得奖励；4、每个个体的独一无二性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在美国儿童电影，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小主角哈利·波特是绝对的表现中心，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他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斗争的经历展开。如在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哈利被抽中参加比赛，但并不是代表他的学校，而是代表他自己。他通过自己的力量赢得了比赛，得到肯定、获得荣誉。虽然中间或多或少得到了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但他的朋友也是作为个体而非集体的形象出现的。在影片中，集体的形象被弱化，每个人都是松散的个体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直接面对面的，而不需要通过集体这个中介。与之相反，中国的儿童电影则非常强调集体的概念。如在《我的九月》中，小主人公所在的学校班级就是整个故事中非常重要的存在。影片一开始，在学校这个集体中，小主人公安建军受到嘲弄和欺负，甚至被驱逐出这个集体(被取消参加亚运会开幕式武术团体操表演的资格)。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得到集体的眷顾而不得，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这也是整个影片故事发展的基石。为了得到集体的承认，他积极练习，并做出各种努力。影片的最后也是以他重回集体的怀抱作为大圆满的结局。因此，可以说，主人公的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集体”这个存在而展开。毫无疑问，它传达出了“集体对于个人是异常重要的”的这么一种概念。 第二，从“权力差距”维度分析。在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权利的不均衡分配。有一部分人，相对于社会其他成员来讲，拥有者较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有一定的支配能力。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较高的权利距离和较低的权利距离两种文化模式。在高权利距离文化中，拥有权力的人和受权力影响的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低权力距离距离文化中，这两类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紧密。在霍夫斯泰的研究中，美国属于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在那里，上级与下属、老师与学生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如在《哈利·波特》中，主人公与霍格沃茨学校的老师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并非停留在尊敬与被尊敬的关系上。哈利·波特对校长邓布利多有救命之恩，也曾与斯内普教授为敌，与海格是至交好友，揭穿了吉德罗·洛哈特教授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更是戏弄学校董事卢修斯·马尔福，迫使他释放了小精灵。2004年好莱坞梦工场的动画片《怪物史莱克2》中，主人公是不名一文、出身沼泽的、相貌丑陋的怪物史莱克，体面的、高贵的王子却是表里不一、昏愦无能，优雅的神仙教母也是诡计多端、野心勃勃；而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最后甚至被变成了一只青蛙。所有这些都表达出一种蔑视权利力差距的文化态度。而在中国的儿童电影中，权力距离是被表达地很清楚的。例如，在《草房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因为主人公桑桑犯错而不敢回家，并被取消了参加全区小学校会操的资格；他的同学秃鹤因为秃头也被排除在会操队伍之外；秃鹤通过激烈的反抗终于可以加入会操，但他却在比赛中故意发泄不满导致学校会操没有取得第一名。在这段情节中，桑桑因惧怕父亲而躲避不归、并被身为校长的父亲取消会操资格以作惩罚、校长因惧怕上级视察而诚惶诚恐、秃鹤因发泄不满而导致学校丢掉第一名，这些都体现出“权力”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处于权力下层的社会成员，对于权力上层的社会成员必然地采取仰望的视角，否则就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制裁。
第三，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分析。不确定性规避是衡量一个社会对于不确定与疑问的容忍程度。一个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环境通常是规则导向性的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限制来减少不确定因素。一个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环境则对于不确定情况具有高的容忍度。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系列中，突破常规，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竟然可以将两个成年男子耍地团团转。在影片中出乎意料的惊险场面比比皆是，却又能再次出人意料地化险为夷。在2001年《猫狗大战》中，小猎犬洛作为一名临时招募的特工，并不具备高超的职业技能，却误打误撞成为了拯救人类的英雄。同样在2001年的影片《怪物公司》中，处处充满了奇思妙想和不确定性。怪物们靠惊吓孩子得到他们的尖叫为动力能源，但随着孩子们对怪物们的恐吓把戏越来越习以为常，想得到他们的尖叫也成了一件异常困难的事，于是怪物公司中的一员苏利文，带着朋友麦克来到人类世界准备大干一场，却没想到竟然把一个人类小女孩阿布无意中带回了怪物世界，这史无前例的情况给怪物世界带来了轩然大波，最后苏利文竟然又与小女孩成为了朋友。对于这些不合常理的情节观众却能欣然接受，说明美国文化中对于不确定性具有较强的容忍性，属于低不确定性文化。而在1983年的中国动画片《天书奇谭》中，则充满了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意味。首先，袁公作为天廷的执事人员，却私取天书，刻于石壁上，后又传于人间。这种违背天条的举动，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因素。经过一系列波折，虽然正义战胜了邪恶，但不确定性因素必须得到扼杀，于是玉帝下达圣旨，将袁公擒归天庭问罪。在2005年的动画片《红孩儿大话火焰山》中，虽然故事的主角是红孩儿，但并没有因为这样就颠覆故事“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规则。红孩儿的出现，带来了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最终唐僧师徒还是化险为夷、感化顽劣，并让大地重现绿意和生机。游离出规则之外的，还必须要把它拉回来，就是中国儿童电影中表现出的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特征。
第四，从“阳性主义，阴性主义”维度分析。阳性主义/阴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分类可以理解为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与男性，女性气质相类似或者联系在一起的。在阳性主义文化环境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男性气质，诸如逻辑性、理性、动感、外向、注重金钱、成就等是社会中的主导文化特征；而在阴性主义文化环境中，女性占据主导地位，感性、同情、母性、安静、内敛、注重生活品质等特质弥漫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中。霍夫斯泰的研究表明，美国属于阳性主义文化的国家，而中国属于阴性主义文化的国家。例如在美国的儿童电影中，很大一部分有激烈的动作场面，情节惊险跌宕、画面艳丽夸张。《小鬼当家》以惊险刺激人、《哈利·波特》以场面感染人、《超人总动员》以动作打动人。《埃及王子》、《狮子王》、《虫虫总动员》、《精灵鼠小弟》、《猫狗大战》、《海底总动员》、《怪物史莱克》无不在宣扬成为真正男子汉的真谛，就连以女性为主角的《花木兰》也是充满了阳刚的味道，而不是女性的温柔情怀。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儿童电影，却都是以“情”取胜。例如2003年曾经荣获14个国内外大奖的儿童影片《暖春》就是一部充满着温情的影片。小主人公小花是被抛弃的孩子，年迈的宝柱爹不顾贫穷和家人的不理解收养了她。小花可爱懂事，与爷爷相依为命，她不但不记恨多次企图送走她的宝柱夫妇，还用真情感化了他们。最后小花成为一名女教师回到了小村庄。1998年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讲述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为了回家探病的高老师临行时候的一句嘱托，千方百计看住仅有的二十八个学生，甚至为了寻找辍学打工的学生，只身一人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寻找的故事。还有如《背起爸爸上学》、《我的小学》、《上学路上》、《妈妈没有走远》、《楠溪江》等讲述儿童成长的影片，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用如涓涓细流般的情感滋润人心，细细品味之下，方觉其中韵味，这与美国儿童电影中的阳性气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五，从“长期/短期导向性”维度分析。长期/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不容拖延。庞德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属于短期导向性文化，而中国则具有较强的长期观倾向。美国儿童电影中一个常见的模式便是：正义一方对阵邪恶一方一邪恶一方占据上风——正义一方不断成长——双方正面交锋——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一个圆满的故事情节，也是一个封闭的逻辑循环。虽然有的影片，如《哈利·波特》、《小鬼当家》、《怪物史莱克》等可以拍出很多续集，但每一集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按照固有的情节发展套路进行。这就体现出了美国文化中的短期观，即强调立竿见影的功效。而中国电影，虽然也会交代比较清晰的故事结局，但却会留下延续的想象，使故事的进行不仅仅停留在影片结束的那一刻。如《暖春》中，小花慢慢用真心感化了宝柱夫妻，长大成人后又回到了小村庄，这作为故事的结局已经圆满，但观众在观影后会想象得到小花在这个村庄里还会继续用她的真情温暖别人。再如《上学路上》小主人公王燕为了交出了24.8元学费后，从十个鸡蛋开始了她艰难而富有想象力的积累“财富”的过程。十个鸡蛋变成三块钱，三块变成五块，五块又花掉两块……追求梦想的路一波三折，但正是这种不屈不饶的意志力使她达成了交出学费的梦想，影片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但卖鸡蛋凑学费这件事给王燕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结束，观众甚至可以预知虽然日后的她人生路依然会艰辛，但这份意志力却会使她离梦想越来越近。中国儿童电影并没有固有的情节套路，有的是源远流长的诉说，包含着对坚韧意志的歌颂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中美儿童电影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虽然两种文化并不相同，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一些电影工作者急于向国外取经，希望将好莱坞的儿童电影制作模式嫁接到中国儿童电影当中，如《宝莲灯》、《红孩儿大话火焰山》、《88995》等影片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却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远远比不上早期中国儿童电影的影响之深远。中国的当代儿童电影应该在保留本民族文化韵味的同时，考虑到人们的观影心理，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制作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不同的泥土栽培出不同的花朵，但如果美国的肥料可以更有助于花朵的茁壮成长，也不妨借用，只是必须考虑到本土的实际情况，使中国的花朵飘出独有的芳香。
[关键词]中美儿童电影 文化差异 霍夫斯泰德 五种文化价值观理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儿童电影便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占据着世界儿童电影市场的头把交椅。而中国的儿童电影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已不复如六七十年代《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影片那般光辉，不但不能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就连一直引以为傲的“教育意义”也因影片观赏性不高、观众流失等问题而达不到预期的结果，从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当代儿童电影该如何面对来势凶猛的美国儿童影片。我们是应该被它同化，制作越来越好莱坞化的儿童影片；还是固守自我，继续坚持我国儿童电影的制作模式，以期与之分庭抗礼?本文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找到更为健康的出路。
一、儿童电影的界定
关于儿童电影的界定，从世界范围来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西方国家是根据分级制来划分哪些电影适合儿童观看(如美国的G级、PG级)，哪些需要在父母指导下观看(PG-13级)，哪些禁止儿童观看的(R级、NC-17级)。在美国，儿童片具有多样的类型，除了像《小鬼当家》《哈利·波特》这样以儿童为表现主体的影片和大量的卡通片外，其他类型的儿童电影也广受欢迎。例如以小动物为表现主体的影片《精灵鼠小弟》、《猫狗大战》《加菲猫》等。
在中国，儿童电影也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电影类别，而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性习惯用语”。当代儿童电影，可以划分为“关于”儿童的电影和“给予”儿童的电影。“关于”儿童的电影，是“用成人的眼睛看孩子”。即以儿童的生存状况为表现内容，从一个社会关怀的角度反映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中国的《城南旧事》、《一个都不能少》、《看上去很美》等。但实际上由于儿童对世界的理解能力和范围有限，这些“关于”儿童的电影并不是适合儿童，而是适合成人观看的。“给予”儿童的电影，就是“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电影。如早期的《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当代的《赖宁》、《我的九月》、《草房子》等。
因此，从中美儿童电影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可以将儿童电影定位在“由儿童主演、并适合儿童观看”的范围之内。
二、中美文化差异的一种研究方法——五种文化维度理论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在全球大文化环境下，又会分为不同的亚文化区域。20世纪之初，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Boas)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后又经过了赫斯科维茨、露丝、米德等文化人类学家的发展。该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自存的有机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同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所以，应依照每一个体文化自身的结构和价值体系来考察其特点，应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一般来说都在传达着本土的文化理念。因此，中国儿童电影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向美国儿童电影靠拢，而是应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内制作出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影片。合理的定位，就必须要考察中美儿童电影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助霍夫斯泰德与庞德提出的“五种价值观维度”理论。
五种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culturaldimensions)是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泰德(Hofstede)于1980年发表论文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差异可用四个文化维度来进行描述和比较，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阳性主义，阴性主义(masculinity/femininity)。十年后，霍夫斯泰德再次进行了同样的研究，覆盖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60个。这次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先前提出的四个文化价值观维度理论，霍夫斯泰德还通过马歇尔·庞德(Michael H·Bond)对中国价值观的调查和研究，归纳出了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即长期观/短期观。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他1991年出版的《文化与组织》一书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化维度理论。同时，他也对中国(主要是大陆地区)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然，在霍夫斯泰德的指标中，西方和非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很明显的。
三、中美儿童电影的文化差异浅析
第一，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分析。个人主义指的是“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和其他所有个体是截然不同，是‘自然的基本单位”’。这是最早由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的。它的主要表现为：1、个体社会唯一的、最重要的单位；2、强调独立性而非依赖性；3、个人成就获得奖励；4、每个个体的独一无二性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在美国儿童电影，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小主角哈利·波特是绝对的表现中心，故事情节也是围绕着他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与敌人斗争的经历展开。如在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哈利被抽中参加比赛，但并不是代表他的学校，而是代表他自己。他通过自己的力量赢得了比赛，得到肯定、获得荣誉。虽然中间或多或少得到了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但他的朋友也是作为个体而非集体的形象出现的。在影片中，集体的形象被弱化，每个人都是松散的个体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直接面对面的，而不需要通过集体这个中介。与之相反，中国的儿童电影则非常强调集体的概念。如在《我的九月》中，小主人公所在的学校班级就是整个故事中非常重要的存在。影片一开始，在学校这个集体中，小主人公安建军受到嘲弄和欺负，甚至被驱逐出这个集体(被取消参加亚运会开幕式武术团体操表演的资格)。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得到集体的眷顾而不得，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这也是整个影片故事发展的基石。为了得到集体的承认，他积极练习，并做出各种努力。影片的最后也是以他重回集体的怀抱作为大圆满的结局。因此，可以说，主人公的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集体”这个存在而展开。毫无疑问，它传达出了“集体对于个人是异常重要的”的这么一种概念。 第二，从“权力差距”维度分析。在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权利的不均衡分配。有一部分人，相对于社会其他成员来讲，拥有者较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有一定的支配能力。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着较高的权利距离和较低的权利距离两种文化模式。在高权利距离文化中，拥有权力的人和受权力影响的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低权力距离距离文化中，这两类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紧密。在霍夫斯泰的研究中，美国属于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国家。在那里，上级与下属、老师与学生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如在《哈利·波特》中，主人公与霍格沃茨学校的老师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而并非停留在尊敬与被尊敬的关系上。哈利·波特对校长邓布利多有救命之恩，也曾与斯内普教授为敌，与海格是至交好友，揭穿了吉德罗·洛哈特教授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更是戏弄学校董事卢修斯·马尔福，迫使他释放了小精灵。2004年好莱坞梦工场的动画片《怪物史莱克2》中，主人公是不名一文、出身沼泽的、相貌丑陋的怪物史莱克，体面的、高贵的王子却是表里不一、昏愦无能，优雅的神仙教母也是诡计多端、野心勃勃；而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最后甚至被变成了一只青蛙。所有这些都表达出一种蔑视权利力差距的文化态度。而在中国的儿童电影中，权力距离是被表达地很清楚的。例如，在《草房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因为主人公桑桑犯错而不敢回家，并被取消了参加全区小学校会操的资格；他的同学秃鹤因为秃头也被排除在会操队伍之外；秃鹤通过激烈的反抗终于可以加入会操，但他却在比赛中故意发泄不满导致学校会操没有取得第一名。在这段情节中，桑桑因惧怕父亲而躲避不归、并被身为校长的父亲取消会操资格以作惩罚、校长因惧怕上级视察而诚惶诚恐、秃鹤因发泄不满而导致学校丢掉第一名，这些都体现出“权力”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处于权力下层的社会成员，对于权力上层的社会成员必然地采取仰望的视角，否则就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制裁。
第三，从“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分析。不确定性规避是衡量一个社会对于不确定与疑问的容忍程度。一个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环境通常是规则导向性的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限制来减少不确定因素。一个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环境则对于不确定情况具有高的容忍度。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系列中，突破常规，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孩，竟然可以将两个成年男子耍地团团转。在影片中出乎意料的惊险场面比比皆是，却又能再次出人意料地化险为夷。在2001年《猫狗大战》中，小猎犬洛作为一名临时招募的特工，并不具备高超的职业技能，却误打误撞成为了拯救人类的英雄。同样在2001年的影片《怪物公司》中，处处充满了奇思妙想和不确定性。怪物们靠惊吓孩子得到他们的尖叫为动力能源，但随着孩子们对怪物们的恐吓把戏越来越习以为常，想得到他们的尖叫也成了一件异常困难的事，于是怪物公司中的一员苏利文，带着朋友麦克来到人类世界准备大干一场，却没想到竟然把一个人类小女孩阿布无意中带回了怪物世界，这史无前例的情况给怪物世界带来了轩然大波，最后苏利文竟然又与小女孩成为了朋友。对于这些不合常理的情节观众却能欣然接受，说明美国文化中对于不确定性具有较强的容忍性，属于低不确定性文化。而在1983年的中国动画片《天书奇谭》中，则充满了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意味。首先，袁公作为天廷的执事人员，却私取天书，刻于石壁上，后又传于人间。这种违背天条的举动，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因素。经过一系列波折，虽然正义战胜了邪恶，但不确定性因素必须得到扼杀，于是玉帝下达圣旨，将袁公擒归天庭问罪。在2005年的动画片《红孩儿大话火焰山》中，虽然故事的主角是红孩儿，但并没有因为这样就颠覆故事“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规则。红孩儿的出现，带来了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最终唐僧师徒还是化险为夷、感化顽劣，并让大地重现绿意和生机。游离出规则之外的，还必须要把它拉回来，就是中国儿童电影中表现出的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特征。
第四，从“阳性主义，阴性主义”维度分析。阳性主义/阴性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分类可以理解为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与男性，女性气质相类似或者联系在一起的。在阳性主义文化环境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男性气质，诸如逻辑性、理性、动感、外向、注重金钱、成就等是社会中的主导文化特征；而在阴性主义文化环境中，女性占据主导地位，感性、同情、母性、安静、内敛、注重生活品质等特质弥漫于整个社会文化氛围中。霍夫斯泰的研究表明，美国属于阳性主义文化的国家，而中国属于阴性主义文化的国家。例如在美国的儿童电影中，很大一部分有激烈的动作场面，情节惊险跌宕、画面艳丽夸张。《小鬼当家》以惊险刺激人、《哈利·波特》以场面感染人、《超人总动员》以动作打动人。《埃及王子》、《狮子王》、《虫虫总动员》、《精灵鼠小弟》、《猫狗大战》、《海底总动员》、《怪物史莱克》无不在宣扬成为真正男子汉的真谛，就连以女性为主角的《花木兰》也是充满了阳刚的味道，而不是女性的温柔情怀。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儿童电影，却都是以“情”取胜。例如2003年曾经荣获14个国内外大奖的儿童影片《暖春》就是一部充满着温情的影片。小主人公小花是被抛弃的孩子，年迈的宝柱爹不顾贫穷和家人的不理解收养了她。小花可爱懂事，与爷爷相依为命，她不但不记恨多次企图送走她的宝柱夫妇，还用真情感化了他们。最后小花成为一名女教师回到了小村庄。1998年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讲述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为了回家探病的高老师临行时候的一句嘱托，千方百计看住仅有的二十八个学生，甚至为了寻找辍学打工的学生，只身一人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寻找的故事。还有如《背起爸爸上学》、《我的小学》、《上学路上》、《妈妈没有走远》、《楠溪江》等讲述儿童成长的影片，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用如涓涓细流般的情感滋润人心，细细品味之下，方觉其中韵味，这与美国儿童电影中的阳性气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五，从“长期/短期导向性”维度分析。长期/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不容拖延。庞德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属于短期导向性文化，而中国则具有较强的长期观倾向。美国儿童电影中一个常见的模式便是：正义一方对阵邪恶一方一邪恶一方占据上风——正义一方不断成长——双方正面交锋——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一个圆满的故事情节，也是一个封闭的逻辑循环。虽然有的影片，如《哈利·波特》、《小鬼当家》、《怪物史莱克》等可以拍出很多续集，但每一集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按照固有的情节发展套路进行。这就体现出了美国文化中的短期观，即强调立竿见影的功效。而中国电影，虽然也会交代比较清晰的故事结局，但却会留下延续的想象，使故事的进行不仅仅停留在影片结束的那一刻。如《暖春》中，小花慢慢用真心感化了宝柱夫妻，长大成人后又回到了小村庄，这作为故事的结局已经圆满，但观众在观影后会想象得到小花在这个村庄里还会继续用她的真情温暖别人。再如《上学路上》小主人公王燕为了交出了24.8元学费后，从十个鸡蛋开始了她艰难而富有想象力的积累“财富”的过程。十个鸡蛋变成三块钱，三块变成五块，五块又花掉两块……追求梦想的路一波三折，但正是这种不屈不饶的意志力使她达成了交出学费的梦想，影片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但卖鸡蛋凑学费这件事给王燕带来的影响并没有结束，观众甚至可以预知虽然日后的她人生路依然会艰辛，但这份意志力却会使她离梦想越来越近。中国儿童电影并没有固有的情节套路，有的是源远流长的诉说，包含着对坚韧意志的歌颂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中美儿童电影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虽然两种文化并不相同，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一些电影工作者急于向国外取经，希望将好莱坞的儿童电影制作模式嫁接到中国儿童电影当中，如《宝莲灯》、《红孩儿大话火焰山》、《88995》等影片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却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远远比不上早期中国儿童电影的影响之深远。中国的当代儿童电影应该在保留本民族文化韵味的同时，考虑到人们的观影心理，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制作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不同的泥土栽培出不同的花朵，但如果美国的肥料可以更有助于花朵的茁壮成长，也不妨借用，只是必须考虑到本土的实际情况，使中国的花朵飘出独有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