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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生》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这部反映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小说改拍成电影后，充分展示了大西北风土、人情、民俗等地域特色。它的地域特色集中表现在：将黄土高原的自然之美和西部人们的善良质朴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人物感情的刻画上，符合黄土文化中传情达意的特点，粗犷而细腻；运用陕北民歌，使黄土气息扑面而来，突出时代及地域特征。
关键词 电影《人生》 地域 特色
《人生》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特点和存在的矛盾。小说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通过高加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追求及失败的描写，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电影《人生》是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篇而成的，它拍出了大西北的风土、人性、民俗。1984年3月，钟惦棐先生倡导“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他主张“在开发大西北的战斗生活中，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西北的雄风壮美，为大西北人造型立传”。《人生》使“西部片”这一名称得以确立。《人生》遵循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为“西部片”带来了我国电影艺术现实主义的好传统。它成功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也成功塑造了反映西部农村妇女命运的女性形象一刘巧珍。《人生》给人一种真实而又自然流动的美。对于“西部片”来说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西部人民的理想、追求和生活境遇。
一
电影《人生》中浓郁的地方色彩、民族风格、风土人情，将黄土高原的自然之美和西部人民的善良质朴表现得酣畅淋漓。譬如，影片开始，运用大量的镜头表现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表现在那干裂土地上劳作的庄稼汉的身影和夕阳西下牧羊老人赶着羊群的影象，再加上一首古老深沉的信天游声音：“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一下子将观众带到了历史悠远而又贫穷落后的黄土地上。
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社会环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旧风俗，同时也看到了富有当代生活特征的新气象。特别是“高加林进城”和“刘巧珍结婚”两场戏中，民俗民风得到了集中展示。
在高加林进城赶集的路上和集市上。盘腿骑驴的农村婆姨，身背长短唢呐的吹手，钉秤、弹棉花的工匠，腿上摇晃着呱嗒板儿、铜擦的说书人，戴着蛤蟆镜和太阳帽，留着长发兜售“港衫”的青年。驮着沙发的毛驴……构成了80年代西部农村极为生动的集市场面，这些人物的风貌举止，传达出乡土风味和时代特征，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随意之间和看似无关的镜头中自然地折射出来。
在巧珍的婚礼上，吹唢呐，骑驴，头顶红盖头，抱新娘子上马等等镜头，在影片中也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些场面的展示在于渲染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不仅是对传统习惯的表现，也是用风俗画卷来加强整部影片的乡土气息，更是揭示刘巧珍此时此刻心理状态的引发物和反衬物，预示着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未果的巧珍又将被笼罩在旧文化意识的包围之中。
二
电影《人生》中对人物感情的刻画，符合黄土文化中传情达意的特点：粗犷而细腻。黄土高原气势雄浑的轮廓：贫瘠、荒漠，环境与人物的紧密结合使自然环境作为艺术要素进入结构，与人物形象的情感色彩结合，创造了一个完整艺术氛围。
这一特点在刘巧珍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巧珍是带着乡土气息而又善良、温柔、单纯、痴情的女性形象，被塑造成美的化身的。影片中有两场戏，如“麦垛旁月下抒情”和“两人骑车进城”，将中国特色的传情达意方式巧妙地用环境表现出来，有山村野趣，又充满激情。影片中：
深邃的夜空，静静的树梢。传来加林、巧珍的说话声。
巧珍：“你怎么说?”
加林：“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巧珍：“你真的这么说了?”
加林笑着说：“嗯!”
巧珍：“你敢!”两人笑声…… 加林和巧珍依偎在一起，靠坐在麦秸垛 下。高加林骑车驮巧珍进城比麦垛抒情更好，是一种电影的语言。饱含着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爱情示威，一种对幸福的向往。
高加林骑着自行车，带着巧珍，从村口大路上拐出来。一群孩子仍然跟在后面起哄。
大路旁的玉米地里，一些年轻人跑到地边看热闹。
对面庄稼地边一群男女社员起哄。笑闹着。
德顺爷爷坐在坡上欣喜地望着。
高加林头也不回地蹬着自行车，巧珍矜持地坐在车后，向前驶去。
巧珍的形象深深地扎根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土壤中。她善良、聪慧、温柔、谦让、真挚。影片着力刻画她的命运和性格。传达着凝聚在这些命运和性格中的历史信息的同时，掘进更深的层面：即中国劳动妇女潜在的遗传性的文化心理及其在西部妇女身上的独特表现。巧珍未能逃避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在落后向先进转化时期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因素对爱情的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巧珍将自己的价值仅局限于爱情和婚姻的小圈子里，即爱和被爱。这种偏狭的自我意识。使她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是其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而文化水平的差异在客观上造成了她与高加林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当高加林感到命运不幸时，巧珍却认为是自己幸福的来临，这是多么大的“误会”!
巧珍敢于冲破家庭的束缚和人们的偏见，大胆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对爱情的理解并没有摆脱旧观念的限制。她始终未将自已放在于高加林平等的地位，这点在“麦垛抒情”时就体现出来“你当教师的时候我不敢想……如今你也是农民了，我和你……”。她始终请求高加林“你什么时侯也别把我丢下”，“我让你像在学校一样过星期天”。她把自己的全部价值寄托在高加林身上，当她心中的英雄抽身而去，便倾塌了精神支柱，丧失了“自己救自己”的任何意识。在后面的镜头中她提出了按旧仪式举行婚礼，不再为自己的追求而努力，也不会对无爱的爱情作出抗争。
时代赋予高加林具有复杂多面的性格：自尊、自信、敏感：坚韧、倔强、富于理想、勇于拼搏。另一方面，他又自卑、虚荣，从精神上不顾一切的追求个人的发展，把人生的意义仅局限在个人欲望的实现上，他的欲望超出了现实可能性。
高加林的悲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便是他悲剧性格的全部内涵。透视整体生活之下的农村和影片的整个画面，寻找到潜藏在他复杂的主体性格中的主导情致：他借助自己的文化知识扩大了眼界，新生活的丰富多彩在他心中掀起了波澜。于是，他产生了对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新需求，这正是青年农民变革农村面貌的 动力。高加林没有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改变农村面貌结合起来，他对生活的考虑是索取而不是给予，有的只是欲望本身，却没有实现这种欲望应具备的正确的人生和价值观。他只能在顺境中志得意满，却不能在逆境中以正确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他这一段人生追求悲剧结局的主观动力因。
三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多种艺术元素有机的结台成整体，才能升华影片的主题。电影《人生》将声音、画面、音乐等艺术元素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优美、简洁的意境。在电影《人生》中对陕北民歌的运用，使黄土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细腻委婉，意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对于突出主题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有深远的意义。
陕北民歌这一艺术奇葩，是黄土地的母语和精神家园，更是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陕北民歌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电影《人生》曲折的故事完美结合，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譬如，影片开始，镜头缓缓的由近及远展现出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和“S”型河谷。悠远的《黄河船夫曲》随之在天地之间荡起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声画形象使那首古老的民歌和那雄浑的地貌一起，成为西部电影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巧珍的歌声伴随着她的命运跌宕起伏。影片运用了陕北民歌的独特表现手法，自然地将刘巧珍这个人物形象的矛盾心理展现于读者面前。《望哥哥》是该电影的主题歌，这首歌在她人生的重要关口一次次出现，威为其命运转折的重要标志。起初，她羞涩地唱着这首歌走向了她暗恋多年的高加林：相爱时，高加林最爱听的也是这首深情的情歌，送别高加林去县城时，又想起了这首歌，原先欢快的调子变得凄凉了，歌声中唱起“……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这一次次的重复表达了巧珍对加林的依依不舍，也传达出内心隐隐的担忧。更是她悲剧命运的一个暗示。影片结尾，加林在回乡的小路上越走越小的身影，这首歌又一次想起，带给全篇浓重的悲剧意味和回味无穷的余韵。
陕北民歌与故事实际背景的相似处。在影片中有一组镜头体现出来，德顺爷与高加林、巧珍进城拉粪那段看似纤柔却凄美崇高的人生画面：月光下，两辆由毛驴拉着的粪车缓缓前行，德顺爷动情地叙述往事，勾勒出一幅感人至深的赶牲口、走西口的画面。在片中另一位活在民歌中的姑娘与巧珍映照，她就是德顺爷年轻时的恋人灵转。在德顺爷年轻时，灵转唱着《走西口》迎接他来，唱着这首歌送他走。德顺爷对她的回忆都是和民歌联系在一起的。“月夜进城”这场戏中，巧妙地用声音蒙太奇将这支歌由德顺爷的声音转化为灵转的声音，写实转化为写意，灵转以她遥远的歌声形象呼应了现实中的巧珍。影片中用民歌赋予了这一形象一种原型特质，使其从现实的生活中升华出来，成为传统的爱的化身，用古典美的原则来衡量巧珍身上的种种缺陷也显得可爱了：她没有文化，却十分纯朴：她缺乏独立性，但其牺牲精神却感人至深：她不够坚强。却爱的惊天动地。
陕北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强大的表现力，运用于艺术作品中。使作品充满浓厚的黄土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同时也延续了作品的生命力。陕北民歌在西部民俗风情的传统画面中灌注进新的生活内容，昭示出一种生活发展的新趋势。
西部。这片奇特的土地，令我们驻足凝神：这是蕴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文明的黄土地，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古老辉煌的历史文明，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和宝库。《人生》表现的西部就像一幅苍凉而优美的油画，一首古老而质朴的民歌，它用电影语言将西部独特的民俗民情，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生》留给观众的是对西部生活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所展示的西部美增加了观众对西部风情的感悟和对西部人生的共鸣。《人生》无愧于西部片的典范作品。
关键词 电影《人生》 地域 特色
《人生》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它通过对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特点和存在的矛盾。小说塑造了高加林这样一个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通过高加林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追求及失败的描写，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电影《人生》是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篇而成的，它拍出了大西北的风土、人性、民俗。1984年3月，钟惦棐先生倡导“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他主张“在开发大西北的战斗生活中，开发大西北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堆积，传达大西北的雄风壮美，为大西北人造型立传”。《人生》使“西部片”这一名称得以确立。《人生》遵循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也为“西部片”带来了我国电影艺术现实主义的好传统。它成功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也成功塑造了反映西部农村妇女命运的女性形象一刘巧珍。《人生》给人一种真实而又自然流动的美。对于“西部片”来说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西部人民的理想、追求和生活境遇。
一
电影《人生》中浓郁的地方色彩、民族风格、风土人情，将黄土高原的自然之美和西部人民的善良质朴表现得酣畅淋漓。譬如，影片开始，运用大量的镜头表现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表现在那干裂土地上劳作的庄稼汉的身影和夕阳西下牧羊老人赶着羊群的影象，再加上一首古老深沉的信天游声音：“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一下子将观众带到了历史悠远而又贫穷落后的黄土地上。
陕北黄土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社会环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旧风俗，同时也看到了富有当代生活特征的新气象。特别是“高加林进城”和“刘巧珍结婚”两场戏中，民俗民风得到了集中展示。
在高加林进城赶集的路上和集市上。盘腿骑驴的农村婆姨，身背长短唢呐的吹手，钉秤、弹棉花的工匠，腿上摇晃着呱嗒板儿、铜擦的说书人，戴着蛤蟆镜和太阳帽，留着长发兜售“港衫”的青年。驮着沙发的毛驴……构成了80年代西部农村极为生动的集市场面，这些人物的风貌举止，传达出乡土风味和时代特征，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随意之间和看似无关的镜头中自然地折射出来。
在巧珍的婚礼上，吹唢呐，骑驴，头顶红盖头，抱新娘子上马等等镜头，在影片中也表现得恰到好处。
这些场面的展示在于渲染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不仅是对传统习惯的表现，也是用风俗画卷来加强整部影片的乡土气息，更是揭示刘巧珍此时此刻心理状态的引发物和反衬物，预示着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未果的巧珍又将被笼罩在旧文化意识的包围之中。
二
电影《人生》中对人物感情的刻画，符合黄土文化中传情达意的特点：粗犷而细腻。黄土高原气势雄浑的轮廓：贫瘠、荒漠，环境与人物的紧密结合使自然环境作为艺术要素进入结构，与人物形象的情感色彩结合，创造了一个完整艺术氛围。
这一特点在刘巧珍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巧珍是带着乡土气息而又善良、温柔、单纯、痴情的女性形象，被塑造成美的化身的。影片中有两场戏，如“麦垛旁月下抒情”和“两人骑车进城”，将中国特色的传情达意方式巧妙地用环境表现出来，有山村野趣，又充满激情。影片中：
深邃的夜空，静静的树梢。传来加林、巧珍的说话声。
巧珍：“你怎么说?”
加林：“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巧珍：“你真的这么说了?”
加林笑着说：“嗯!”
巧珍：“你敢!”两人笑声…… 加林和巧珍依偎在一起，靠坐在麦秸垛 下。高加林骑车驮巧珍进城比麦垛抒情更好，是一种电影的语言。饱含着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爱情示威，一种对幸福的向往。
高加林骑着自行车，带着巧珍，从村口大路上拐出来。一群孩子仍然跟在后面起哄。
大路旁的玉米地里，一些年轻人跑到地边看热闹。
对面庄稼地边一群男女社员起哄。笑闹着。
德顺爷爷坐在坡上欣喜地望着。
高加林头也不回地蹬着自行车，巧珍矜持地坐在车后，向前驶去。
巧珍的形象深深地扎根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土壤中。她善良、聪慧、温柔、谦让、真挚。影片着力刻画她的命运和性格。传达着凝聚在这些命运和性格中的历史信息的同时，掘进更深的层面：即中国劳动妇女潜在的遗传性的文化心理及其在西部妇女身上的独特表现。巧珍未能逃避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在落后向先进转化时期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的因素对爱情的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巧珍将自己的价值仅局限于爱情和婚姻的小圈子里，即爱和被爱。这种偏狭的自我意识。使她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是其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而文化水平的差异在客观上造成了她与高加林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当高加林感到命运不幸时，巧珍却认为是自己幸福的来临，这是多么大的“误会”!
巧珍敢于冲破家庭的束缚和人们的偏见，大胆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对爱情的理解并没有摆脱旧观念的限制。她始终未将自已放在于高加林平等的地位，这点在“麦垛抒情”时就体现出来“你当教师的时候我不敢想……如今你也是农民了，我和你……”。她始终请求高加林“你什么时侯也别把我丢下”，“我让你像在学校一样过星期天”。她把自己的全部价值寄托在高加林身上，当她心中的英雄抽身而去，便倾塌了精神支柱，丧失了“自己救自己”的任何意识。在后面的镜头中她提出了按旧仪式举行婚礼，不再为自己的追求而努力，也不会对无爱的爱情作出抗争。
时代赋予高加林具有复杂多面的性格：自尊、自信、敏感：坚韧、倔强、富于理想、勇于拼搏。另一方面，他又自卑、虚荣，从精神上不顾一切的追求个人的发展，把人生的意义仅局限在个人欲望的实现上，他的欲望超出了现实可能性。
高加林的悲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便是他悲剧性格的全部内涵。透视整体生活之下的农村和影片的整个画面，寻找到潜藏在他复杂的主体性格中的主导情致：他借助自己的文化知识扩大了眼界，新生活的丰富多彩在他心中掀起了波澜。于是，他产生了对物质与文化生活的新需求，这正是青年农民变革农村面貌的 动力。高加林没有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改变农村面貌结合起来，他对生活的考虑是索取而不是给予，有的只是欲望本身，却没有实现这种欲望应具备的正确的人生和价值观。他只能在顺境中志得意满，却不能在逆境中以正确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他这一段人生追求悲剧结局的主观动力因。
三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多种艺术元素有机的结台成整体，才能升华影片的主题。电影《人生》将声音、画面、音乐等艺术元素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优美、简洁的意境。在电影《人生》中对陕北民歌的运用，使黄土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细腻委婉，意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对于突出主题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有深远的意义。
陕北民歌这一艺术奇葩，是黄土地的母语和精神家园，更是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陕北民歌中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电影《人生》曲折的故事完美结合，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譬如，影片开始，镜头缓缓的由近及远展现出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和“S”型河谷。悠远的《黄河船夫曲》随之在天地之间荡起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声画形象使那首古老的民歌和那雄浑的地貌一起，成为西部电影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巧珍的歌声伴随着她的命运跌宕起伏。影片运用了陕北民歌的独特表现手法，自然地将刘巧珍这个人物形象的矛盾心理展现于读者面前。《望哥哥》是该电影的主题歌，这首歌在她人生的重要关口一次次出现，威为其命运转折的重要标志。起初，她羞涩地唱着这首歌走向了她暗恋多年的高加林：相爱时，高加林最爱听的也是这首深情的情歌，送别高加林去县城时，又想起了这首歌，原先欢快的调子变得凄凉了，歌声中唱起“……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你快回来”。这一次次的重复表达了巧珍对加林的依依不舍，也传达出内心隐隐的担忧。更是她悲剧命运的一个暗示。影片结尾，加林在回乡的小路上越走越小的身影，这首歌又一次想起，带给全篇浓重的悲剧意味和回味无穷的余韵。
陕北民歌与故事实际背景的相似处。在影片中有一组镜头体现出来，德顺爷与高加林、巧珍进城拉粪那段看似纤柔却凄美崇高的人生画面：月光下，两辆由毛驴拉着的粪车缓缓前行，德顺爷动情地叙述往事，勾勒出一幅感人至深的赶牲口、走西口的画面。在片中另一位活在民歌中的姑娘与巧珍映照，她就是德顺爷年轻时的恋人灵转。在德顺爷年轻时，灵转唱着《走西口》迎接他来，唱着这首歌送他走。德顺爷对她的回忆都是和民歌联系在一起的。“月夜进城”这场戏中，巧妙地用声音蒙太奇将这支歌由德顺爷的声音转化为灵转的声音，写实转化为写意，灵转以她遥远的歌声形象呼应了现实中的巧珍。影片中用民歌赋予了这一形象一种原型特质，使其从现实的生活中升华出来，成为传统的爱的化身，用古典美的原则来衡量巧珍身上的种种缺陷也显得可爱了：她没有文化，却十分纯朴：她缺乏独立性，但其牺牲精神却感人至深：她不够坚强。却爱的惊天动地。
陕北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强大的表现力，运用于艺术作品中。使作品充满浓厚的黄土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同时也延续了作品的生命力。陕北民歌在西部民俗风情的传统画面中灌注进新的生活内容，昭示出一种生活发展的新趋势。
西部。这片奇特的土地，令我们驻足凝神：这是蕴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文明的黄土地，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古老辉煌的历史文明，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和宝库。《人生》表现的西部就像一幅苍凉而优美的油画，一首古老而质朴的民歌，它用电影语言将西部独特的民俗民情，地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生》留给观众的是对西部生活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所展示的西部美增加了观众对西部风情的感悟和对西部人生的共鸣。《人生》无愧于西部片的典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