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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我看见了，上帝征服了。”1683年9月12日，当损失了近15万兵员的奥斯曼大军溃逃后，巴登边区伯爵路德维希·威廉率先进入刚刚解困的维也纳，激动地说出这句改编的恺撒名言。
这场围城大战之后，参战的两个帝国—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迎来了各自的命运拐点。前者在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回光返照，大力向东南欧拓展，经过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后，演变成了多民族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的前身）;后者则步入漫长的衰亡期，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步奥匈帝国的后尘走向解体。
堡垒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维也纳垂涎已久。后世普遍认为，如果将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看作奥斯曼进入欧洲的“桥头堡”的话，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长居的维也纳，就是西欧核心区域的“城墙”。
早在1529年，占领了匈牙利大部区域的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对维也纳发起了第一次围攻，却因寒冷冬季的到来宣告失败。3年后，又一次围攻维也纳失败。
第三次围攻维也纳，一个半世纪后才到来。在这漫长岁月的中间时段，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帝国屡次大打出手，虽在1596年惨胜，但于1603年惨败。而在惨败于波斯80年后，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帝国，重新围攻维也纳这个西方堡垒。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在君主（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统治下，疆域横跨三大洲（从阿尔及利亚北部到外高加索地区的巴库，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到红海边的也门），直逼中欧，对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腹地构成尖锐的威胁。
穆罕默德四世的叔叔穆拉德四世，在奥斯曼史上以“巴格达征服者”的威名流传久远，而与穆罕默德四世同名的穆罕默德二世，更是永垂不朽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者”。将胜利的新月旗插到圣蒂芬大教堂塔尖，赢得“维也纳征服者”的名号，对好战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1679年，维也纳城中过半人口因黑死病去世，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开始在暗地里策划匈牙利地区的反哈布斯堡势力与新教徒的叛乱活动。此时，奥斯曼帝国的盟友法国通过1649年以來的三场战争，确立了在欧陆的霸权地位，更让穆罕默德四世嗅到了进击奥地利大公国（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邦国）的有利时机。
由此，奥斯曼帝国摆脱与威尼斯共和国的长期鏖战，迅速转向中欧。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期20年的“沃什堡停战协议”即将到期，双方剑拔弩张。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使者将宣战布告送到了维也纳的宫廷中，这场避无可避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维也纳守军宁死不屈，除了担心投降后被屠杀，还为了洗刷另一座基督教城池被攻破带来的耻辱感—倒推230年，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御驾亲征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放纵部队尽情劫掠三天。
当时，15万进犯大军高吼着“Jagma，Jagma！”（土耳其语“抢光”），在君士坦丁堡为所欲为。金碧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之上，飘扬着异教徒的新月旗;千年以来伸展着双臂的巨大十字架轰然倒入尘埃，带给欧洲人对这群“家门口的野蛮人”最为直观的惊骇。
巨型攻城火炮的运输远远落后于部队的行军，为日后的久攻不下埋下了致命隐患。
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李秉忠看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可以看作是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象征：“自此奥斯曼帝国狂飙般扩张领土，直至1683年围攻维也纳受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扩张迅速而持久，并且在大部分扩张区域建立起较为巩固的统治。”
他认为，君士坦丁堡一战被赋予文明对抗的蕴意。失去这一东正教圣地后，罗马教皇庇护二世向基督教各王国发出了解放欧洲的号召。而土耳其苏丹则自诩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遗产，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对抗愈演愈烈。
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哈布斯堡家族的大本营，从西亚到德意志地区商路上的重镇，成为了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征伐欧洲的首要目标。
奇迹
1683年3月中旬，寒冬的积雪刚刚融化，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就率领着奥斯曼大军，从旧都埃迪尔内开拔。
波兰翼骑兵引导的这最后一击，彻底击碎了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全部幻想。
当这位君主的营帐在贝尔格莱德铺开时，他正式任命自己的宰相卡拉·穆斯塔法为大军的最高统帅。而在1682年秋天接到动员令的奥斯曼帝国下属各部队，如波斯尼亚骑兵、巴尔干滑膛枪兵、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匈牙利新教徒军队，当然还有威震全欧的土耳其禁卫军，从各地源源不绝来到了贝尔格莱德城堡围城下方。
由于来源复杂，卡拉·穆斯塔法麾下的奥斯曼军队，几乎囊括了当时欧洲的所有战术体系，包括装备了英国火枪和东欧重戟的步兵、配有西亚精良具装的禁卫军骑兵，以及大部分属于山地轻步兵的征召部队。
1683年3月下旬，当卡拉·穆斯塔法率军朝着560公里之外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边界进发时，这已经是一支足以让维也纳守军夜半战栗的25万人大军。但这位奥斯曼帝国宰相兼军队统帅没想到的是，春季多雨的潮湿天气与连片沼泽的崎岖地形，严重拖延了辎重车队的行程。巨型攻城火炮的运输远远落后于部队的行军，为日后的久攻不下埋下了致命隐患—在围城战中，攻城一方仅有130门野战炮与19门中口径炮，远远少于守军的370门火炮。 7月上旬，当举着新月旗帜的土耳其大军逼近维也纳城郊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已经携自己的宫廷眷属和达官显贵一起仓皇出逃。就在不久之前，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占了维也纳南部的佩希托尔茨多夫，将城中已经投降的守军屠杀殆尽。
类似两个多世纪前君士坦丁堡守军之遭遇的情节出现了—当年，在奥斯曼帝国的船队魔术般现身于君士坦丁堡的内港时，没有一支欧洲海军前来救援;而此时，经历了16世纪宗教改革与17世纪上半叶“三十年战争”的基督教欧洲，内部的分裂与斗争更胜往昔。
但城中一万余守军、大量居民和避难的数千乡民没有放弃。从7月到9月初，尽管面对日渐断水断粮、缺医少药的局面，城中的军民仍坚持每日祷告。在每个夜晚，守备部队都在城内主教座堂的塔楼顶端发射信号火箭，以期得到援军的回应。
奇迹出现了。9月8日，城中军民正隆重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诞辰，爬上圣蒂芬大教堂塔楼顶端发射信号火箭的士兵已经习惯了无人回应，像往常一样不再等待，走下通往大教堂内庭的狭窄楼梯。
就在这个时候，在城外西边，卡伦山高处，五支相同的火箭腾空而起。援军已至。
冲锋
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索别斯基，打破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邦对维也纳见死不救的残酷局面。在来不及动员立陶宛人的紧急情况下，索别斯基率领近2.7万名波兰士兵南下。
同样被感召而来的还有近3万名来自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地区的德意志军队，以及1.8万余奥地利士兵。近8万联军部队集结起来，就这样日夜兼程赶到了奥斯曼25万大军的面前，并迅速击溃了在外围负责警戒掩护的鞑靼骑兵，在9月12日这天，迎来了和土耳其人的决战。
在守城战的前期，面对土耳其人看似凶猛的炮火，维也纳城墙上自16世纪不断升级加固的棱堡防御体系，发挥了屏障作用，让火炮的打击效果大打折扣。到了后期，土耳其人开始同步挖掘多条地道并使用地雷爆破，意图摧毁维也纳的城墙，城防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但7万多人援军的及时到场，打乱了卡拉·穆斯塔法的攻城部署。9月12日16时，建立阵地完毕的波兰人发起决定性攻击。数千名波兰翼骑兵从联军右侧的森林杀出，向正与德意志步兵激战中的土耳其禁卫军侧翼发起冲锋。基督教联军步兵随即发起全线冲锋，从东北和西北方向压迫奥斯曼大军最精锐的力量。遭到三路夹击的土耳其禁卫军，只能步步后退，以近身佩剑抵挡惨烈的肉搏，退回到身后的车营，作最后的据守。
18时，3000名波兰翼骑兵打头阵，东欧的轻骑兵紧随其后，数千名德意志骑兵压阵，总计1.8万名骑兵向土耳其人最后的陣地，发起了最大规模的骑兵冲锋。波兰翼骑兵引导的这最后一击，彻底击碎了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全部幻想。卡拉·穆斯塔法开始踏上终点是领旨受死的逃亡之路。而在军队统帅逃跑之后，土耳其人全线溃逃。
土耳其人来了，土耳其人失败了，土耳其人撤退了。
终章
此战后，土耳其人彻底丢掉了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大片土地，成千上万的难民拥向边界收缩后的奥斯曼帝国境内。
从战场上溃败和临阵脱逃的士兵，一路流窜洗劫巴尔干地区的民众，更加激起老百姓对土耳其人的怨恨。奥斯曼政府连年穷兵黩武，大肆征兵，不断提高战时税，导致帝国内部的反抗情绪急剧上升，政治形势趋于严峻，内部王权衰落，苏丹短时间内四度更替。
就在1699年，奥斯曼帝国被迫与荷兰、俄国、奥地利、威尼斯、波兰等签署《卡洛维茨条约》，选择和解。自此以后，土耳其人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不断损失着领土，奥斯曼帝国开始成为被动防御的一方。
兴起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奥斯曼帝国，最强盛时掌控着旧世界1/6的领土。而如今的土耳其共和国，在亚洲余有小亚细亚半岛，在欧洲则仅剩伊斯坦布尔一带。由盛转衰的苗头，就是奥斯曼大军在1683年9月12日，苦战告负的这场关键的维也纳战役。
李秉忠告诉笔者，在1699年之前，奥斯曼帝国从未签订过类似的屈辱性条约。故从这个角度来看，维也纳战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奥斯曼帝国永远丧失了成为中欧重要权力玩家的机会;基督教世界则认为这是对于伊斯兰世界的重大胜利。“如果此役是相反的结果，欧洲或许已经不再是现在的欧洲。”
可以想见的是，倘若奥斯曼大军的炮火攻陷了维也纳，那么位于维也纳城墙背后，西边和北边整片天主教和新教系的腹地，将直面土耳其人的铁蹄威胁;后者甚至可能直达北海，与“鸢尾花新月同盟”法国会师，分食更大的军事利益成果;而在南边，奥斯曼苏丹也能挥师直抵亚平宁半岛，对文艺复兴的诞生地意大利，再来一次“蛮族征服”。
奥斯曼帝国史的终章，在1683年帝国宰相卡拉·穆斯塔法带着残军沿多瑙河逃窜时，就开始书写了。正是以波兰王国军队为首的联军部队发起的英勇冲锋，使得维也纳免遭奥斯曼铁骑的洗劫，维系中欧地区的基督文明于不坠，让欧洲文明在向新世界扩散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的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