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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李约瑟之谜，后有钱学森之问，中国与西方在科学上的落差，一度令整个中华民族感到困扰。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十年后的2015年10月，随着屠呦呦与威廉·C. 坎贝尔、大村智共同被诺奖评委会授予该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消息传来，把多年的困扰一扫而光。
屠呦呦获奖，有其特殊的地方。她是第一位由新中国培养的诺奖获得者，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且一直扎根于本土研究机构;她正式打破了“钱学森之问”。
如果把诺奖比作“科学家的奥林匹克”，我们将发现，来自边缘地带的中国，也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零的突破
“中国并不乏科学精英，为什么大陆却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这一灵魂拷问来自1995年前后，一个名叫赵红洲的科学史学者。他在各大学术期刊发表了众多标题雷同的文章：《中国切莫忘了诺贝尔奖》《中国不可淡漠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不要忘记诺贝尔奖》……以追问中国大陆零诺奖的根由。同时，中国科学界对诺贝尔奖的淡漠，也让他感到忧虑。
赵红洲以研究诺贝尔奖闻名一时，今天或许没人记得他了，但媒体和网络上却流传着他统计的数据—立国35年的诺奖突破周期，以及那句拷问：“我国立国已近xx年了，至今仍无迹象，原因何在？”
中国人对诺奖的呼唤，由此走入了公共舆论领域，愈发得到了关注。
1998年，当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崔琦教授拿下诺奖桂冠时，国内一时沸腾，举国同庆。但人们也清楚，崔琦的成功来自美国，而不是中国。也是在这一年，毋国光、陈佳洱、杨福家和朱清时4位院士一起提出了“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倡议，经过《南方周末》《科技日报》《新周刊》等媒体报道，引起了广泛讨论。此后，这个“倡议”也成为一种共同的呼声。
国家层面也在行动。2012年9月，中央政府宣布计划用10年左右，遴选1万名高层次人才，其中100名科学家将冲锋诺贝尔奖。
2014年，从前期预测来看，中国人与诺奖似乎越来越接近，华裔科学家张首晟、杨培东、邓青云成为热门的夺奖人选。意义特殊的地方在于，张首晟、杨培东接受过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张首晟在2006年提出了“拓扑绝缘体”理论，成就有目共睹。遗憾的是，美好的期待最终南柯一梦，张首晟也于2018年去世了。
中国科学这种“落差”感，从诺奖诞生那年就体验得分外强烈。1901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出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整整大半个世纪里，列强压迫、战乱和冷战分化，使中国的基础科学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发展。
但华人与诺奖并非无缘。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有丁肇中、杨远哲、朱棣文等六位华裔科学家拿到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直到2015年10月，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屠呦呦与威廉·C. 坎贝尔、大村智三人共获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独享一半奖金。屠呦呦一举改写了中国科学史，成为首位接受本土教育、且研究成果诞生于本土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屠呦呦的“首位”还可以列举很多……首位华人女性获奖者、首位亚洲女性获奖者、首位华人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
尽管她本人一直是个“三无教授”（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无两院院士头衔），但这样的荣光，无疑振奋了整个中国科学界。
诺贝尔奖第一次颁出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出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成果。
诺奖边缘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与诺奖的疏远关系，在公众意识里，很容易被划到一种文明对峙的结构中来。
但自然科学奖要中立客观得多。即便在一战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也能恢复它的魅力，背后正是科学对国家主义的超越。
真正塑造中心与边缘这一对立结构的，不是文明偏见，而是另有他因。
不妨以统计学来分析。截至2019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共颁发了616人次，按照獲奖人的成果完成地计算，美国以290人的数量，接近一半，遥遥领先，几乎统治了诺贝尔奖。同在第一梯队中，英国、德国分别有82人、69人。
少数发达国家统治了诺奖，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东欧和拉美国家）也没有拿过。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分到一点零头，一个指头就数得出来。印度有钱德拉塞卡拉·拉曼（Chandrasekhara Raman），他受益于英国殖民教育。在拉美世界，只有阿根廷出现过两位—1947年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何塞，以及1970年获化学奖的莱洛伊尔。
所以，是什么决定了一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数量？答案显而易见，经济！
瑞典人工智能研究室（IDSIA）研究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百年历史，在20世纪前50年间，德国大放异彩，英法紧跟其后，而美国则默默无闻。与之对应的，德国的经济总量为欧洲第一、英国（英属印度等殖民地不计入考虑）第二、法国位居其后。这一点，严丝合缝地对应了三国诺奖人次。
美国有些特殊，经济总量在19世纪就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诺奖竞技台上，一直感到自卑。20世纪前20年，它依然把自己的人才送到欧洲去培养。直到二战后，长期的科研投入终于等到了爆发式的疯狂收割。这种经济腾飞和诺奖成果的延后性，也在日本身上得到了印证。
经济决定科技水平。科技水平体现为“诺奖”。
体制和文化并不为“零诺奖”背书，经济是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什么诺奖寥寥无几？原因在于，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相去甚远，科技教育投入也并不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科学界和公众舆论不再那么悲观。比起世纪末的苦闷，如今媒体甚至开始高喊：“中国科技实力正以更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国。”
竞争文化
有关中国人应不应该冲锋诺奖，这个讨论呈现出了复杂面向。
有人大声疾呼，也有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比如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就公开表示：“中国人不要过分去追求诺贝尔奖。”他认为，诺奖对研究成果的奖励，有长达二三十年的延后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经费应该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上。
科学史家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在《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一书中说：“难道科学的灵魂就是新发现的竞赛吗？科学所赋予人类社会的，比对诺贝尔奖的追求要丰富得多。”他反对迷信诺奖对科学价值的异化。正如挪威的北极探险家Fridtjof Nansen的悲叹：体育的本来目的是发展个人的个性，考验和挑战自身的能力，现在变成了一种竞技，变成对奖章、纪录的毫无意义的追求。
大众媒体的加持，让“诺贝尔奖崇拜”变得狂热起来，进而带动了界定科学领袖、操纵科学政策、基于天才崇拜的科学文化。
但是，诺奖就不值得竞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弗里德曼自身也无法否认诺奖的竞争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
事实上，诺奖诞生于一种竞争文化。文明国家无需用战争来证明其力量，运动和智性的竞争取而代之。它反映的是国家在生存竞争上的适应能力。诺奖诞生之初，这种初衷在欧洲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诺奖是驱动文明进步和国际认同的竞争手段。法国人长期质疑斯德哥尔摩（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颁发地）侮辱法国文化，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位法国人获得物理学奖后，法国国内迅速兴起了科学复兴运动。对于欧洲科学界来说，诺贝尔是极为重要的资源。维护一种“诺贝尔神话”，关系到每个科学工作者的利益。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诺奖竞争之路，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密立根在1923年获物理学奖，这成为美国实力的象征，也改写了美国科学史。借助诺奖的资源，密立根和团队在南加州建立了一座科学殿堂。逐渐地，美国科学界沸腾起来，原子弹、雷达、合成纤维、各式神奇的药品……得益于这种竞争的带动，发明创造在全美星火燎原。
“造福人类”，是诺贝尔遗嘱的灵魂，而竞争是诺贝尔奖造福科学的魅力所在。
屠呦呦的获奖，象征着第三世界从边缘地带发起了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