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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历史角度观照元代散曲作家乔吉的隐逸散曲：在历史背景下考察隐逸传统与时代氛围的契合；从作家的角度探讨特殊时代下乔吉的隐逸心态与人生际遇的碰撞；结合作品和史料论述乔吉隐逸散曲中体现出来的隐逸追求与兼济之心的冲突。
关键词：乔吉 隐逸 散曲 历史观照
乔吉，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著有小令209篇、套数11篇，作品数量在元散曲中仅次于张可久。其中属于隐逸题材的共有小令47首。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孕育及生长的土壤，而文学作品离开作者即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它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也是我们认识作者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所以从历史角度对乔吉的隐逸散曲进行观照，对于我们理解乔吉其人、认识元代散曲、了解元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一 隐逸传统与时代氛围的契合
1 源远流长的隐逸传统
隐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易》就被推崇；道家的“深藏若虚”、“齐生死，逍遥游”和儒家的“无道则隐”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中国26部正史中，有17部史书专门为隐士立传，包括《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史记》中的《伯夷列传》、《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就是隐士传。在古代隐逸史上，历朝历代都有一份长长的名单。
有隐逸思想就有隐逸文学，隐逸思想往往寓于文学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都有所论述，《诗经》中也有相关诗篇。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隐逸文学都是中国文学长廊上的独特风景。
隐与仕，出与处，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文人心中既矛盾又糅合的情结。这种思想一旦扎根于一个不得民心的朝代，会迅速成长并发展为文人思想中共同的底色。元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2 崇隐慕道的时代氛围
元朝的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不仅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破坏，而且对人的心理产生冲击。当汉族士子终于接受异族统治的现实，科举不开沦为下民的局面又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幻想。少数人走进统治者的帐篷，大部分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退隐。隐逸文化由此出现汉族文人集体大逃逸的新现象。
元代儒生从最受尊崇的社会品级跌落到被奴役驱使的底层。元蒙统治者在至元三年一次就“籍近畿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儒生并不比娼妓乞丐优越。元后期政权交替、农民起义风起，无法给知识分子提供挥洒才华的空间。隐逸之风再度盛行。《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年间征诏刘因为集贤学士，刘因不至；杜瑛、杜本、孙辙、何中、武恪面对朝廷的示好辞征官不出；金履祥隐居金华山训迪后学；许谦、陈栎、侯均、同恕、安熙等隐居乡里致力儒学或讲学收徒。在元代史料笔记《南村辍耕录》中也有关于隐士吕徽之、郑所南的记载。
政治高压导致读书人精神支柱的坍塌并引发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比干、屈原、杜甫的济世精神和悲剧人格成了嘲弄揶揄的对象，范蠡、陶渊明等逸民隐士则受到空前的推崇。马致远有“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张养浩有“蔬圃莲池药阑，石田茅屋柴关。俺这里花发的疾，溪流的慢，绰然亭别是人间”，即使是入世精神强烈的关汉卿也想“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杂剧中出现大量的隐逸剧和神仙道化剧；诗歌中有许多“和陶诗”、“集陶诗”，刘因、王恽、赵孟頫等皆有此类诗作。诗中羡慕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不胜枚举。身居高位者也感染上遁世思想，如名相耶律楚材的“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乔吉创作了大量的隐逸散曲。
二 隐逸心态与人生际遇的碰撞
1 晋身无门，沦落下尘
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重要的选拔制度。两宋科举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元朝的三十倍。但有元一代廷试举行16次，取士仅一千一百多人。从蒙古灭金（公元1234年）起到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7年）止，除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举行过一次科举外，废除科举长达78年。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恢复科举，但限制汉人录取人数并增加试题难度：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两者会试名额相等，汉人南人人口远超蒙古人色目人。往往平庸无能的蒙古人色目人中榜，而才华横溢的汉人名落孙山。科举的长期搁置及倏行倏止使读书人不得不寻找新出路：走向山林或隐于市井，在勾栏瓦舍中度过余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褛”，可见生活状况之困顿，而乔吉也不例外。
钟嗣成《录鬼簿》将乔吉列入“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记行状曰：“吉甫，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美容仪，能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宫前。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名公为之序。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乔梦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可知乔吉才华出众，在当时名声很大。但他有才却郁郁不得志，只能放浪江湖流连风月。这在他的散曲也能找到印证，“酒，何处赊；梅，何处折”、“虽是无田，胜似无家”、“尖风薄雪，残杯冷炙”皆写出生活的窘迫。
2 寄情归隐，不平则鸣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有“九儒十丐”之说。当时文人没有唐宋文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而是深深陷入精神失落中。
地位低下、人格歧视、经济窘迫给元代文人造成巨大反差，广大士人人格与理想受到极大打击。其抱负和情怀因无所施展只能深藏于内心，隳颓了的志向使其精神风貌变得颓唐和玩世不恭，生发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官场的批评，从而以归隐情怀来自我慰藉。乔吉便将现实中受挫的苦痛埋葬在笔下，让曲中隐士替自己活出一份潇洒自得。 不得志的人生际遇给乔吉带来的除了寄情归隐的情怀之外，更有一份不平而鸣的郁郁之气。散曲是一个不为统治者重视的领域，思想钳制较宽松，借此发泄愤懑最合适。如“懒神仙，懒云窝中打坐几多年，梦魂不到青云殿，酒兴诗颠。轻便如宰相权，冷淡如名贤传，自在如彭泽县。苍天负我，我负苍天。”其中几多悲愤，几多无奈，几多辛酸，几多沧桑。
三 隐逸追求与兼济之心的冲突
1 对林泉生活的向往与美化
常言道，神仙爱山水，君子慕林泉。乔吉充满感情地歌颂清贫寂寞的隐居生活，将其描绘得诗情画意，“唤樵青椰瓢倾云浅松醪剩，倚围屏洞仙酣露冷石床净，挂枯藤野猿啼月淡纸窗明”，“山间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一江夜潮，明月卧吹箫”，“煮茶香扫梅梢雪，中酒酣迷纸帐蝶，枕书睡足松窗月”，写出一种诗化般的美，寄托自己的逸兴忧心，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生灵涂炭的元代社会，这样的生活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夙愿幻想。对隐逸生活的追求，反映了作者对简朴安稳、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
对乔吉这样下层士人来说，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他欲进不能欲退不甘，内心十分痛苦。在仕途不顺的失落中他选择了归隐，在感叹人生短暂时悟出富贵功名不过是一枕黄粱，从而企图从对仕途的苦思中摆脱出来，在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恬静境界中寻求精神乐园。在这个过程中，隐逸生活模式为安放作家疲惫的灵魂设计好了一处栖息地。
2 对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反映和折射
尽管乔吉游离于社会话语中心之外，但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是文人与生俱来的特质。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已成为血液中的一部分。不能居庙堂之高，也在江湖之远忧国忧民。因此，乔吉的隐逸追求纠结于与兼济之心的冲突中，其作品反映了内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他布衣终生流落江湖，根本就无官可弃，在散曲中却给自己冠以“烟霞状元”、“江湖状元”的头衔，在杂剧中让杜牧作翰林侍读，让韩翃得中状元，韦皋中状元又授翰林编修，可见并非无意仕途。而屡次使用“俯仰乾坤”一语又透露出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在隐逸散曲外也能寻得几许难以言说的牢落悲音：借为人祝寿之机敦劝友人“趁取鹏程，快意风流，唾手功名”；“不是我心灰意懒，怎陪伴愚眉肉眼”的牢骚证明其受传统价值观的濡染，有过急切的事功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设置的理想生活模式。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乔吉也不可能完全遁出其外。
3 “二难”情结的纠结和宣泄
廖奔、刘彦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将元代文人这种寻求解脱和渴望建树的情结归纳为“二难”心理。元人的隐逸很少达到真正的平静，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细检乔吉散曲也可体会这一点：“英雄事业何时办？空熬煎两鬓斑斑”流露出难耐寂寞的忧伤；在通向“英雄事业”的仕进道路上几番跋涉才体悟到“世路艰难”、宦途犹若“连云栈”，“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不得不将功名无望归咎于“五行不带功名分”，决意“罢却青云兴”。论者多将【正宫绿幺遍】《自适》理解为绝意仕进的人格宣言，本文却以为恰是此翁由官场失意到放荡江湖的漫漫行迹：“不入龙头选，不入名贤传”系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的翻版，“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的自白与“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无自恋自虐的情状毫无二致，不难看出在自命洒脱背后潜藏的仕宦情愫。倘若从未动过入仕之念，便不会慨叹“惨煞人也蜀道难”；嘲弄官场中人“搭套项推沉磨”，劝世人“急跳出风波大海”，惊呼“险也啊拜将台”。也许乔公有过“不入龙头选”的悲酸体验，又不屑于像马致远、郑光祖那样屈身小吏，才不无嘲讪地把官场视为“黄尘黑海万丈波”，以“官大忧愁大”自解，以“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自命，漂泊江湖一生。
元人许衡曾将归隐的矛盾心理概括为“寻思此世人心别，又爱功名又爱山”。即使仕途蹉跎也难泯入世之心，矛盾的纠缠使乔吉心中块垒郁积。因此在隐逸散曲清雅闲适的背后蕴含着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有一种震荡凌厉的审美内涵。这源于文人弃儒归道的无奈抉择，隐逸思想中隐藏着想入世而不得的怨念。由于失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终极理想，事功心渐趋淡漠，最终到隐逸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和灵魂避难所。这不是“功成身退”的从容洒脱，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抑郁。这使乔吉的隐逸超脱始终少了魏晋名士的潇洒，却多了几分沉重，其隐逸散曲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内涵，呈现出一种幽怨积愤、悲壮苍凉的美学风貌。
参考文献：
[1]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4] 许建平：《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5] 李生龙：《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 霍建波：《宋前隐逸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陈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乔吉 隐逸 散曲 历史观照
乔吉，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著有小令209篇、套数11篇，作品数量在元散曲中仅次于张可久。其中属于隐逸题材的共有小令47首。
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孕育及生长的土壤，而文学作品离开作者即成为独立的艺术品。它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也是我们认识作者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所以从历史角度对乔吉的隐逸散曲进行观照，对于我们理解乔吉其人、认识元代散曲、了解元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一 隐逸传统与时代氛围的契合
1 源远流长的隐逸传统
隐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周易》就被推崇；道家的“深藏若虚”、“齐生死，逍遥游”和儒家的“无道则隐”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中国26部正史中，有17部史书专门为隐士立传，包括《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史记》中的《伯夷列传》、《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就是隐士传。在古代隐逸史上，历朝历代都有一份长长的名单。
有隐逸思想就有隐逸文学，隐逸思想往往寓于文学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都有所论述，《诗经》中也有相关诗篇。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隐逸文学都是中国文学长廊上的独特风景。
隐与仕，出与处，以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文人心中既矛盾又糅合的情结。这种思想一旦扎根于一个不得民心的朝代，会迅速成长并发展为文人思想中共同的底色。元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2 崇隐慕道的时代氛围
元朝的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不仅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破坏，而且对人的心理产生冲击。当汉族士子终于接受异族统治的现实，科举不开沦为下民的局面又击碎了他们最后的幻想。少数人走进统治者的帐篷，大部分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退隐。隐逸文化由此出现汉族文人集体大逃逸的新现象。
元代儒生从最受尊崇的社会品级跌落到被奴役驱使的底层。元蒙统治者在至元三年一次就“籍近畿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儒生并不比娼妓乞丐优越。元后期政权交替、农民起义风起，无法给知识分子提供挥洒才华的空间。隐逸之风再度盛行。《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年间征诏刘因为集贤学士，刘因不至；杜瑛、杜本、孙辙、何中、武恪面对朝廷的示好辞征官不出；金履祥隐居金华山训迪后学；许谦、陈栎、侯均、同恕、安熙等隐居乡里致力儒学或讲学收徒。在元代史料笔记《南村辍耕录》中也有关于隐士吕徽之、郑所南的记载。
政治高压导致读书人精神支柱的坍塌并引发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比干、屈原、杜甫的济世精神和悲剧人格成了嘲弄揶揄的对象，范蠡、陶渊明等逸民隐士则受到空前的推崇。马致远有“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张养浩有“蔬圃莲池药阑，石田茅屋柴关。俺这里花发的疾，溪流的慢，绰然亭别是人间”，即使是入世精神强烈的关汉卿也想“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杂剧中出现大量的隐逸剧和神仙道化剧；诗歌中有许多“和陶诗”、“集陶诗”，刘因、王恽、赵孟頫等皆有此类诗作。诗中羡慕陶渊明田园生活的不胜枚举。身居高位者也感染上遁世思想，如名相耶律楚材的“嗟乎世路声利人，不知曾忆渊明否”。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下，乔吉创作了大量的隐逸散曲。
二 隐逸心态与人生际遇的碰撞
1 晋身无门，沦落下尘
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重要的选拔制度。两宋科举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元朝的三十倍。但有元一代廷试举行16次，取士仅一千一百多人。从蒙古灭金（公元1234年）起到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7年）止，除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举行过一次科举外，废除科举长达78年。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恢复科举，但限制汉人录取人数并增加试题难度：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两者会试名额相等，汉人南人人口远超蒙古人色目人。往往平庸无能的蒙古人色目人中榜，而才华横溢的汉人名落孙山。科举的长期搁置及倏行倏止使读书人不得不寻找新出路：走向山林或隐于市井，在勾栏瓦舍中度过余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宋士之在羁旅者，寒饿狼狈，冠衣褴褛”，可见生活状况之困顿，而乔吉也不例外。
钟嗣成《录鬼簿》将乔吉列入“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记行状曰：“吉甫，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美容仪，能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宫前。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名公为之序。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乔梦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可知乔吉才华出众，在当时名声很大。但他有才却郁郁不得志，只能放浪江湖流连风月。这在他的散曲也能找到印证，“酒，何处赊；梅，何处折”、“虽是无田，胜似无家”、“尖风薄雪，残杯冷炙”皆写出生活的窘迫。
2 寄情归隐，不平则鸣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有“九儒十丐”之说。当时文人没有唐宋文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壮志，而是深深陷入精神失落中。
地位低下、人格歧视、经济窘迫给元代文人造成巨大反差，广大士人人格与理想受到极大打击。其抱负和情怀因无所施展只能深藏于内心，隳颓了的志向使其精神风貌变得颓唐和玩世不恭，生发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官场的批评，从而以归隐情怀来自我慰藉。乔吉便将现实中受挫的苦痛埋葬在笔下，让曲中隐士替自己活出一份潇洒自得。 不得志的人生际遇给乔吉带来的除了寄情归隐的情怀之外，更有一份不平而鸣的郁郁之气。散曲是一个不为统治者重视的领域，思想钳制较宽松，借此发泄愤懑最合适。如“懒神仙，懒云窝中打坐几多年，梦魂不到青云殿，酒兴诗颠。轻便如宰相权，冷淡如名贤传，自在如彭泽县。苍天负我，我负苍天。”其中几多悲愤，几多无奈，几多辛酸，几多沧桑。
三 隐逸追求与兼济之心的冲突
1 对林泉生活的向往与美化
常言道，神仙爱山水，君子慕林泉。乔吉充满感情地歌颂清贫寂寞的隐居生活，将其描绘得诗情画意，“唤樵青椰瓢倾云浅松醪剩，倚围屏洞仙酣露冷石床净，挂枯藤野猿啼月淡纸窗明”，“山间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一江夜潮，明月卧吹箫”，“煮茶香扫梅梢雪，中酒酣迷纸帐蝶，枕书睡足松窗月”，写出一种诗化般的美，寄托自己的逸兴忧心，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生灵涂炭的元代社会，这样的生活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夙愿幻想。对隐逸生活的追求，反映了作者对简朴安稳、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
对乔吉这样下层士人来说，现实生活的残酷使他欲进不能欲退不甘，内心十分痛苦。在仕途不顺的失落中他选择了归隐，在感叹人生短暂时悟出富贵功名不过是一枕黄粱，从而企图从对仕途的苦思中摆脱出来，在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恬静境界中寻求精神乐园。在这个过程中，隐逸生活模式为安放作家疲惫的灵魂设计好了一处栖息地。
2 对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反映和折射
尽管乔吉游离于社会话语中心之外，但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是文人与生俱来的特质。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已成为血液中的一部分。不能居庙堂之高，也在江湖之远忧国忧民。因此，乔吉的隐逸追求纠结于与兼济之心的冲突中，其作品反映了内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他布衣终生流落江湖，根本就无官可弃，在散曲中却给自己冠以“烟霞状元”、“江湖状元”的头衔，在杂剧中让杜牧作翰林侍读，让韩翃得中状元，韦皋中状元又授翰林编修，可见并非无意仕途。而屡次使用“俯仰乾坤”一语又透露出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在隐逸散曲外也能寻得几许难以言说的牢落悲音：借为人祝寿之机敦劝友人“趁取鹏程，快意风流，唾手功名”；“不是我心灰意懒，怎陪伴愚眉肉眼”的牢骚证明其受传统价值观的濡染，有过急切的事功追求。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设置的理想生活模式。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乔吉也不可能完全遁出其外。
3 “二难”情结的纠结和宣泄
廖奔、刘彦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将元代文人这种寻求解脱和渴望建树的情结归纳为“二难”心理。元人的隐逸很少达到真正的平静，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细检乔吉散曲也可体会这一点：“英雄事业何时办？空熬煎两鬓斑斑”流露出难耐寂寞的忧伤；在通向“英雄事业”的仕进道路上几番跋涉才体悟到“世路艰难”、宦途犹若“连云栈”，“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不得不将功名无望归咎于“五行不带功名分”，决意“罢却青云兴”。论者多将【正宫绿幺遍】《自适》理解为绝意仕进的人格宣言，本文却以为恰是此翁由官场失意到放荡江湖的漫漫行迹：“不入龙头选，不入名贤传”系柳永“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的翻版，“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的自白与“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无自恋自虐的情状毫无二致，不难看出在自命洒脱背后潜藏的仕宦情愫。倘若从未动过入仕之念，便不会慨叹“惨煞人也蜀道难”；嘲弄官场中人“搭套项推沉磨”，劝世人“急跳出风波大海”，惊呼“险也啊拜将台”。也许乔公有过“不入龙头选”的悲酸体验，又不屑于像马致远、郑光祖那样屈身小吏，才不无嘲讪地把官场视为“黄尘黑海万丈波”，以“官大忧愁大”自解，以“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自命，漂泊江湖一生。
元人许衡曾将归隐的矛盾心理概括为“寻思此世人心别，又爱功名又爱山”。即使仕途蹉跎也难泯入世之心，矛盾的纠缠使乔吉心中块垒郁积。因此在隐逸散曲清雅闲适的背后蕴含着愤世嫉俗的强烈情感，有一种震荡凌厉的审美内涵。这源于文人弃儒归道的无奈抉择，隐逸思想中隐藏着想入世而不得的怨念。由于失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终极理想，事功心渐趋淡漠，最终到隐逸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和灵魂避难所。这不是“功成身退”的从容洒脱，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抑郁。这使乔吉的隐逸超脱始终少了魏晋名士的潇洒，却多了几分沉重，其隐逸散曲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内涵，呈现出一种幽怨积愤、悲壮苍凉的美学风貌。
参考文献：
[1]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4] 许建平：《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5] 李生龙：《隐士与中国古代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 霍建波：《宋前隐逸诗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陈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