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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学”的新进展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dth in Shanghai》 ，郑念著)和《血色黄昏》(老鬼著)算得上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的新进展了。将两书放在一起读尤其有意思。郑念女士原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在“文革”中遭难入狱，获平反后于一九八○年离沪去美。小说原以很漂亮的英文写成，经《时代》周刊专文推荐后很快赢得大量西方读者。其影响最近“外转内销”。一九八七年台湾有了题为《生与死》的中译本，一九八八年中国大陆出了译本，十分抢手。国内评论界迄今为止却保持沉默。老鬼(真名林鹄)是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闯将、兵团知青、“现行反革命”兼劳改犯。《血色黄昏》写于十年前“伤痕文学”时期，当时没能出版。后辗转了六家出版社，一直未作修改，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由北京工人出版社付梓，一年内竟接连重印已悄悄销到三十几万册。在纯文学、社会文学似乎越来越少有“轰动效应”、印数已逐年减少的文学市场中，朴实记述“文革”经验的《血色黄昏》反而更为读者们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我并不想比较这两个“文革”长篇的长短优劣，应该说，它们均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只想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在文学中，1十1常常并不等于2。
只要放在一起读，人们就很容易看到若干有趣的相同或类似之处。首先是自传内容，两书都写“文革”中的个人灾难。前“买办”郑念入狱共六年半(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前红卫兵老鬼监督劳改也近六年(一九七○—一九七六)，他们都描述了被批判、被“帮助”、被“飞机式揪斗”、被“疲劳式审讯”以及忍受种种苦役、精神肉体折磨的全过程，对手臂被反铐的心理生理感受几乎一样细腻。在表面的“卖国”和“现行反革命”罪后面，两个主人公挨整其实各有具体背景：郑念的“卖国罪”是份有助于批周恩来外交政策的材料；刹刹“黑文人”“狗崽子”威风则有助于农垦兵团中复员军人管理北京学生。似乎极为巧合，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文革”冤案个例，最后都是经周恩来直接过问才获不彻底平反。其次，两个长篇结构类似，都以现场实录主人公遭难经过及心情为情节主线，以另一个不无悬念的感情线索(思念女儿和单恋未小立)为情节副线。主线一直在沉闷、紧张和苦痛中顺时态发展，副线则带着光明、生机的可能性在主线旁边浮荡。最后主线中主人公终于逃出劫难，但明亮的副线皆消失了，象征主人公生命中的亮色已被灾难带走。在主线发展开始不久，两个主人公便已落难。初读作品时我很替作者担心：近十年来“大墙题材”已很滥，再写这种脱离普通百姓身份的“文革奇遇”已很难。后来我承认，两书都是在主线发展的中段(定案、申辩)和末段(“平反”后的反省)才越来越精彩。两书结构的重心，都落在“面对灾难的申辩姿态”上。第三，在叙述姿态上两书的共同点在于只作现场实况记录而尽量不作事后的分析解释(历史观照)。《上海生死劫》里也有一些向美国读者解释中国“国情”的议论，但郑念运用叙述技巧，将这类事后的解释与小说中面对“文革”的临场反应分得很清楚。而《血色黄昏》里则几乎自始至终只有红卫兵 知青的情绪反应而找不到今天的“反思”角度。这与写作时间有关，更说明了作者今天的反思态度(老鬼何以坚持不作修改呢？)老鬼和郑念好像都只是不厌其烦详细记述自己挨整遭难时的心理细节，而不努力跳开视角去分析别人整他(她)的心理以及整个灾难究竟从何而来——大概正是“现场实况效果”吸引了读者使得两书热销，读者们在得到一堆似乎未经加工处理的文革原材料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其实是由作者给予的)评判、审视和反省“文革”的机会和权利。至少现在，人们觉得这种自己来审视“原始资料”，要比透过诸多复杂技巧得到别人一些匆忙的历史教训更好些。
当然，将《上海生死劫》与《血色黄昏》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决不只是上面这些相通。
被抄家者与红卫兵闯将
两个长篇的情节主线均可分成三段，划开三个阶段的二个转折点分别是郑念入狱老鬼挨整和两人获平反。
在第一阶段(即文革初期)里，郑念是个家产被抄、自己被斗的惊弓之鸟，充满了恐怖和愤怒的情绪；老鬼则是个贴母亲大字报、想去越南打游击、押着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进入体育馆批判场地的红卫兵闯将，充满了冗奋、激动的情绪。虽然一在上海一在北京，但实际上他们处在完全对立交锋的位置上。郑念当时对那些横蛮鲁莽打碎她珍藏的明代瓷器的红小将恨得咬牙切齿，老鬼假如碰到像郑念那样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大概他的拳头会更硬一些。
我们完全可以说郑念的“文革遭遇”不典型。亚细亚石油公司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仍留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家西方公司。经过革命反复洗礼后，直到一九六六年仍拥有私人洋楼珍贵古玩，仍保持英式生活方式及好几个仆人，这种情况如不是绝无仅有也肯定十分罕见。更罕见的是郑念看到自己家被抄时的情绪反应。当时绝大多数被抄家者都处在恐惧、惊慌、躲藏乃至忏悔的精神状态中，像郑念那样以宪法为依据向红卫兵抗议且愤怒感超过恐惧感的例子确实很少，初读这本书时，我有些不喜欢郑念那种贵族气息——即便她在遭受不幸。郑念仿佛视冲进她家的红卫兵如草寇抢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姿态。她不像别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那样因为拿几百元“高薪”、定息就觉得对不起百姓，对大众抱着犯罪感，也不像巴金老舍那样真的相信毛泽东、相信群众，真的怀疑自己有错(即便是自杀的傅雷，可能也蔑视“群盲”，但至死并不怎么怀疑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运动)。西方读者可能会将郑念的经历视为一个文明人在混乱的野蛮文化中的遭遇，但中国的“当事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面对文革所可能持有的态度，持西方国家护照的人即便一九六六年在中国也不大会有郑念的遭遇，因此郑念的态度自有其独特意义。郑念早年在北京读书，后留学伦敦并曾在澳洲工作，她的教育和宗教背景，乃至整个生活、经济基础都连着西方。我后来才渐渐发现郑念面对厄运那种种不太像“中国人”的言行反应，正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个性主义原则与“文革”的文化对抗。
老鬼心态，则完全是“文革文化”的产物——同时兼有野蛮、蒙昧的非理性行为特征及某些情感合理因素。杨沫三十年代也曾求学于北京，后来投身抗日救亡接受了革命的“再教育”。老鬼正是在《青春之歌》的文化背景里长大的。从自小被父母告知要首先听毛主席的话，为了追求革命不惜背弃家庭(林道静便是榜样)。到后来真的听了毛主席的话造母亲的反，为了投身“文革”不惜捆绑姐姐抢走家里的钱，这中间心路历程的发展顺理合章。老鬼红卫兵心态的实例使我们看到，“十七年文学”为“文革”作了多么重要的准备工作。《血色黄昏》中对运动初期的回述较略，对主人公下乡后在草原上抓阶级斗争(抄“牧主”的家并殴打“牧主”)以及参加农垦连队开门整党的过程记录较详。作为主动要求下乡的“先锋派”知青，老鬼在挨整前的亢奋的革命情绪，既体现了红卫兵盲目盲从赶潮流姿态与某些期望改良社会的天真理想的复杂混合，也表现了时尚模仿中的个人心理需求：一是青春普遍受压抑后借“革命”为宣泄途径(如老鬼崇武好斗就拚命打人，换个“擅棋者”也许会努力整人家的黑材料，换个“贫民”造反者也许会捞些经济上的小便宜)；二是用过激行为保护自己(否则“不革命”等于“反革命”)。十年来写红卫兵的作品不能算少，但简单批判或文过饰非或匆忙地历史总结，都妨碍着这类创作的深度。相比之下，老鬼心态倒是一个更有解剖价值的“病例”。
使郑念愤怒害怕的“红卫兵精神”，在《血色黄昏》里呈现了内在的情感逻辑、心理依据；被老鬼抄家殴打的“阶级敌人”，在《上海生死劫》里坚持了人文主义的道德操守。将两个长篇放在一起，文革初期的风貌不是更“立体”了吗？按照“文革”的理论定义，这种“洋奴买办”与“红小将”之间的斗争应该持续下去才是，怎么过不多久郑念和老鬼竟共患难同厄运了呢？——大概这也正是“文革”最精彩、“文革文学”最值得写的地方。
两种申辩姿态
两个主人公遭批斗受审查被定罪的过程都写得极其详细。贯穿两部作品的中轴，都是面对这种批斗、审查和莫须有罪名的主人公的申辩姿态。虽然他(她)们所受到的迫害劫难很相似，但申辩方式却不一样——
“……这里是第一看守所，一个囚禁政治犯的监狱，是审查和监禁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罪犯的地方。”
“事实上，我不应该被带到这里来。”我坚定地声明。
我的声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安，他继续平静地说，“你被监禁在这里，是因为你犯了反对人民政府的罪。”
“那是错误的，”我说。
“人民政府没有错。”……
“要证实你说的话，必须出示证据。”……“为什么浪费审问的时间，为什么不出示证据就处罚犯人？”(省略号、重点号均系引者所加)。
在郑念的这段受审记录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她“请对方证实她有罪”；二是她认为对方错在不出示证据便处罚人。
我们再来看看老鬼被抓后割破手指写的血书：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陈政委、齐团长：
来牧区后，因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但是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
敬爱的团首长，恳请你们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偏听偏信，尽快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此致
敬礼！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七连林鹄
另：沈指导员那把刀根本没还给我，我敢发誓。
这封鲜血写成的一百四十八个字的信绝非虚构，它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在老鬼这段申诉里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想向对方表白他无罪；二是他也认为对方错了，但错在工作方法，“偏听偏信”——误将好人当坏人，搞错了。
上述不同申辩姿态分别贯穿、支撑两个长篇，简而言之郑念的态度是：请证实我有罪，否则你们便有罪！而老鬼的态度则是：我要证明我是无罪的，请你们相信我吧……
毫无疑问，这两种申辩姿态之间的差异、区别是极其重要的。前者基本上是一种有宗教感支撑的人权立场。宗教感使郑念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不顾利害地坚持她的西方近代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她在文化心理上不向迫害她的政治文化秩序认同，于是她就有可能在心理平等的基础上，于法律的层面表达她的申辩：你们若拿不出证据证实我有罪，那便是你们犯了罪……而后者更接近于一种在伦理秩序中自下而上的情感申诉，同时夹带若干东方式的忍让智慧。因为审判老鬼知青行为和培养老鬼红卫兵心态的是同一个政治文化(乃至情感语言逻辑)系统，所以这种审判一旦发生必然带有家庭气息而且依据伦理道德原则(有时也会充满“家庭温暖”)，在文化心理上一定是不平等的。对老鬼及很多别的红卫兵来说，向上述政治文化秩序的心理认同和依附是唯一的，他们既没有上帝(超世俗的秩序)，也没有外国(不仅地理上太远，而且精神空间里不容纳)。最绝望时，老鬼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可以恨少数坏人，但面对整个精神秩序的长辈式的威严，他只是献上自己委屈的泪：党啊，母亲呵，请相信我吧，你的孩子并没有错，你的孩子在受苦呵……
后一种声音我们大概更为熟悉。从伤痕文学中的委屈哭诉基调，到仰面长叹的“苦恋”、“第二种忠诚”式的苦谏，再到很多被指为“信仰危机”、“情感迷惘”的青年创作中那迫不急待渴求理解的内在愿望……虽然申辩口气越来越硬申辩勇气越来越强，但“想证明自己无罪”的申辩心态没变，申辩背后的伦理秩序感也没变。“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好像只求从道德意义上摆脱受审处境，而很少去想(哪怕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平等审判。这种情况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略有改变。
也许，在特定历史文化处境里，“老鬼”们是“别无选择”的。但看看别一种申辩姿态也有好处(尽管别种姿态亦有局限)。
不同的反思方式
面对劫难的不同申辩方式，后来自然会发展成回首劫难的不同反思方式。两个主人公在分别听到留有“尾巴”的出狱和结束劳改的判决后，其瞬间反应完全不同——郑念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和颤抖，表示要继续留在监狱里，因为对方没有认错，“我没有罪，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对我的错关要赔礼道歉，彻底平反。另外必须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报纸上公开刊登声明道歉……”；而老鬼则是“情不自禁笑了，觉得胸口憋得慌，几乎喘不过气。”然后“欢乐冲昏了头脑”，“出了门，加快脚步，腾腾疾行。活见鬼，咽喉怎么给噎住了？喔，激情。一股气直顶到嗓子眼儿……”然后是独自空吼，砸屋里东西，吻牛粪块……“毒蛇一样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去掉，再也不必顶风冒雪跋涉上访，再也不必缩在牛圈里偎着小牛犊睡觉。终于和别人平起平坐了！首都知青慰问团发的毛巾、笔记本、茶缸也有我的一份了！”如果说郑念是逃出劫难气犹未消，那么老鬼则重回革命大家庭身心温暖。所以他们经历了类似的厄运，事后回首却看到两个不同的“文革”。
在出狱和结束劳改后，也就是在两个长篇情节主线的第三阶段，两个主人公都开始重新打量周围事物的变化和周围人们的命运，都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郑念看到的“文革”后期上海的社会动乱，只是证实了她原来的社会见解，坚定了她的敌对抗议姿态而已；但老鬼目睹的农垦兵团失败知青混乱回城，却是整个动摇了他原先的社会观念。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曾经审判批斗他们的人(干部、军人、红卫兵、邻居、假朋友等等)，郑念在被抄家时曾极其愤怒，到运动后期反而渐渐由愤怒转为怜悯、理解乃至同情(比如她对达德的看法)；而老鬼在挨整时极为害怕(却很少愤怒)，后来听说那些整他的干部也因贪污或“搞女人”纷纷倒霉时他才咬牙切齿并兴高彩烈。可以说面对迫害他们的人，郑念是越来越不恨，而老鬼是越来越恨。除两人阅历识见差距外，这种情绪变化轨迹的交错大概还能见出宗教、法律态度与伦理道德态度之间的差异。看到老鬼气愤地将“坏干部”视作灾难之源时，我很担心他只是从道德受审处境转到伦理审判位置，整个文化心理上的秩序感依旧。
更耐人寻味的是，郑念和老鬼出狱，结束劳改时都听到了一样的“良言忠告”：有个医生劝郑念出狱后“不要触怒群众……否则你会吃苦头的。”农垦连长则认为老鬼挨整真实原因就是“群众关系太差”，“要是你能在群众中站得住，有威信，那就不好打倒罗，你说是不是？”郑念后来至少在策略上听从了医生的忠告，老鬼也连连点头称是。虽然郑念认为“文革”其实并非只是坏人作祟而老鬼更相信“那妖妇”系“万恶之源”，他们回首灾难得出了很不相同的反思结论，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触及了“文革”的深层文化根源：那就是他们都发现，个性、地位与众不同且不善搞好世俗人伦关系，是他们遭难的重要原因，甚至比政治原因更为重要。
这无论如何是个精彩而又令人担忧的发现。如果经过劫难后的中国人，都进一步学会“做人”、“搞好群众关系”，将每个人的个性价值全部维系于世俗伦理关系网，那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郑念再也不必这样做了。我更关心的是“老鬼”们。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于香港大学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3.00元；《血色黄昏》老鬼著，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4.95元)
《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dth in Shanghai》 ，郑念著)和《血色黄昏》(老鬼著)算得上是近年来“文革文学”的新进展了。将两书放在一起读尤其有意思。郑念女士原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在“文革”中遭难入狱，获平反后于一九八○年离沪去美。小说原以很漂亮的英文写成，经《时代》周刊专文推荐后很快赢得大量西方读者。其影响最近“外转内销”。一九八七年台湾有了题为《生与死》的中译本，一九八八年中国大陆出了译本，十分抢手。国内评论界迄今为止却保持沉默。老鬼(真名林鹄)是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在“文革”中当过红卫兵闯将、兵团知青、“现行反革命”兼劳改犯。《血色黄昏》写于十年前“伤痕文学”时期，当时没能出版。后辗转了六家出版社，一直未作修改，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由北京工人出版社付梓，一年内竟接连重印已悄悄销到三十几万册。在纯文学、社会文学似乎越来越少有“轰动效应”、印数已逐年减少的文学市场中，朴实记述“文革”经验的《血色黄昏》反而更为读者们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我并不想比较这两个“文革”长篇的长短优劣，应该说，它们均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我只想将两本书放在一起，在文学中，1十1常常并不等于2。
只要放在一起读，人们就很容易看到若干有趣的相同或类似之处。首先是自传内容，两书都写“文革”中的个人灾难。前“买办”郑念入狱共六年半(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前红卫兵老鬼监督劳改也近六年(一九七○—一九七六)，他们都描述了被批判、被“帮助”、被“飞机式揪斗”、被“疲劳式审讯”以及忍受种种苦役、精神肉体折磨的全过程，对手臂被反铐的心理生理感受几乎一样细腻。在表面的“卖国”和“现行反革命”罪后面，两个主人公挨整其实各有具体背景：郑念的“卖国罪”是份有助于批周恩来外交政策的材料；刹刹“黑文人”“狗崽子”威风则有助于农垦兵团中复员军人管理北京学生。似乎极为巧合，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文革”冤案个例，最后都是经周恩来直接过问才获不彻底平反。其次，两个长篇结构类似，都以现场实录主人公遭难经过及心情为情节主线，以另一个不无悬念的感情线索(思念女儿和单恋未小立)为情节副线。主线一直在沉闷、紧张和苦痛中顺时态发展，副线则带着光明、生机的可能性在主线旁边浮荡。最后主线中主人公终于逃出劫难，但明亮的副线皆消失了，象征主人公生命中的亮色已被灾难带走。在主线发展开始不久，两个主人公便已落难。初读作品时我很替作者担心：近十年来“大墙题材”已很滥，再写这种脱离普通百姓身份的“文革奇遇”已很难。后来我承认，两书都是在主线发展的中段(定案、申辩)和末段(“平反”后的反省)才越来越精彩。两书结构的重心，都落在“面对灾难的申辩姿态”上。第三，在叙述姿态上两书的共同点在于只作现场实况记录而尽量不作事后的分析解释(历史观照)。《上海生死劫》里也有一些向美国读者解释中国“国情”的议论，但郑念运用叙述技巧，将这类事后的解释与小说中面对“文革”的临场反应分得很清楚。而《血色黄昏》里则几乎自始至终只有红卫兵 知青的情绪反应而找不到今天的“反思”角度。这与写作时间有关，更说明了作者今天的反思态度(老鬼何以坚持不作修改呢？)老鬼和郑念好像都只是不厌其烦详细记述自己挨整遭难时的心理细节，而不努力跳开视角去分析别人整他(她)的心理以及整个灾难究竟从何而来——大概正是“现场实况效果”吸引了读者使得两书热销，读者们在得到一堆似乎未经加工处理的文革原材料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其实是由作者给予的)评判、审视和反省“文革”的机会和权利。至少现在，人们觉得这种自己来审视“原始资料”，要比透过诸多复杂技巧得到别人一些匆忙的历史教训更好些。
当然，将《上海生死劫》与《血色黄昏》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决不只是上面这些相通。
被抄家者与红卫兵闯将
两个长篇的情节主线均可分成三段，划开三个阶段的二个转折点分别是郑念入狱老鬼挨整和两人获平反。
在第一阶段(即文革初期)里，郑念是个家产被抄、自己被斗的惊弓之鸟，充满了恐怖和愤怒的情绪；老鬼则是个贴母亲大字报、想去越南打游击、押着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进入体育馆批判场地的红卫兵闯将，充满了冗奋、激动的情绪。虽然一在上海一在北京，但实际上他们处在完全对立交锋的位置上。郑念当时对那些横蛮鲁莽打碎她珍藏的明代瓷器的红小将恨得咬牙切齿，老鬼假如碰到像郑念那样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大概他的拳头会更硬一些。
我们完全可以说郑念的“文革遭遇”不典型。亚细亚石油公司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仍留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一家西方公司。经过革命反复洗礼后，直到一九六六年仍拥有私人洋楼珍贵古玩，仍保持英式生活方式及好几个仆人，这种情况如不是绝无仅有也肯定十分罕见。更罕见的是郑念看到自己家被抄时的情绪反应。当时绝大多数被抄家者都处在恐惧、惊慌、躲藏乃至忏悔的精神状态中，像郑念那样以宪法为依据向红卫兵抗议且愤怒感超过恐惧感的例子确实很少，初读这本书时，我有些不喜欢郑念那种贵族气息——即便她在遭受不幸。郑念仿佛视冲进她家的红卫兵如草寇抢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姿态。她不像别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那样因为拿几百元“高薪”、定息就觉得对不起百姓，对大众抱着犯罪感，也不像巴金老舍那样真的相信毛泽东、相信群众，真的怀疑自己有错(即便是自杀的傅雷，可能也蔑视“群盲”，但至死并不怎么怀疑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运动)。西方读者可能会将郑念的经历视为一个文明人在混乱的野蛮文化中的遭遇，但中国的“当事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面对文革所可能持有的态度，持西方国家护照的人即便一九六六年在中国也不大会有郑念的遭遇，因此郑念的态度自有其独特意义。郑念早年在北京读书，后留学伦敦并曾在澳洲工作，她的教育和宗教背景，乃至整个生活、经济基础都连着西方。我后来才渐渐发现郑念面对厄运那种种不太像“中国人”的言行反应，正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个性主义原则与“文革”的文化对抗。
老鬼心态，则完全是“文革文化”的产物——同时兼有野蛮、蒙昧的非理性行为特征及某些情感合理因素。杨沫三十年代也曾求学于北京，后来投身抗日救亡接受了革命的“再教育”。老鬼正是在《青春之歌》的文化背景里长大的。从自小被父母告知要首先听毛主席的话，为了追求革命不惜背弃家庭(林道静便是榜样)。到后来真的听了毛主席的话造母亲的反，为了投身“文革”不惜捆绑姐姐抢走家里的钱，这中间心路历程的发展顺理合章。老鬼红卫兵心态的实例使我们看到，“十七年文学”为“文革”作了多么重要的准备工作。《血色黄昏》中对运动初期的回述较略，对主人公下乡后在草原上抓阶级斗争(抄“牧主”的家并殴打“牧主”)以及参加农垦连队开门整党的过程记录较详。作为主动要求下乡的“先锋派”知青，老鬼在挨整前的亢奋的革命情绪，既体现了红卫兵盲目盲从赶潮流姿态与某些期望改良社会的天真理想的复杂混合，也表现了时尚模仿中的个人心理需求：一是青春普遍受压抑后借“革命”为宣泄途径(如老鬼崇武好斗就拚命打人，换个“擅棋者”也许会努力整人家的黑材料，换个“贫民”造反者也许会捞些经济上的小便宜)；二是用过激行为保护自己(否则“不革命”等于“反革命”)。十年来写红卫兵的作品不能算少，但简单批判或文过饰非或匆忙地历史总结，都妨碍着这类创作的深度。相比之下，老鬼心态倒是一个更有解剖价值的“病例”。
使郑念愤怒害怕的“红卫兵精神”，在《血色黄昏》里呈现了内在的情感逻辑、心理依据；被老鬼抄家殴打的“阶级敌人”，在《上海生死劫》里坚持了人文主义的道德操守。将两个长篇放在一起，文革初期的风貌不是更“立体”了吗？按照“文革”的理论定义，这种“洋奴买办”与“红小将”之间的斗争应该持续下去才是，怎么过不多久郑念和老鬼竟共患难同厄运了呢？——大概这也正是“文革”最精彩、“文革文学”最值得写的地方。
两种申辩姿态
两个主人公遭批斗受审查被定罪的过程都写得极其详细。贯穿两部作品的中轴，都是面对这种批斗、审查和莫须有罪名的主人公的申辩姿态。虽然他(她)们所受到的迫害劫难很相似，但申辩方式却不一样——
“……这里是第一看守所，一个囚禁政治犯的监狱，是审查和监禁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罪犯的地方。”
“事实上，我不应该被带到这里来。”我坚定地声明。
我的声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安，他继续平静地说，“你被监禁在这里，是因为你犯了反对人民政府的罪。”
“那是错误的，”我说。
“人民政府没有错。”……
“要证实你说的话，必须出示证据。”……“为什么浪费审问的时间，为什么不出示证据就处罚犯人？”(省略号、重点号均系引者所加)。
在郑念的这段受审记录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她“请对方证实她有罪”；二是她认为对方错在不出示证据便处罚人。
我们再来看看老鬼被抓后割破手指写的血书：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陈政委、齐团长：
来牧区后，因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但是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是反革命。
敬爱的团首长，恳请你们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偏听偏信，尽快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此致
敬礼！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七连林鹄
另：沈指导员那把刀根本没还给我，我敢发誓。
这封鲜血写成的一百四十八个字的信绝非虚构，它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在老鬼这段申诉里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想向对方表白他无罪；二是他也认为对方错了，但错在工作方法，“偏听偏信”——误将好人当坏人，搞错了。
上述不同申辩姿态分别贯穿、支撑两个长篇，简而言之郑念的态度是：请证实我有罪，否则你们便有罪！而老鬼的态度则是：我要证明我是无罪的，请你们相信我吧……
毫无疑问，这两种申辩姿态之间的差异、区别是极其重要的。前者基本上是一种有宗教感支撑的人权立场。宗教感使郑念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不顾利害地坚持她的西方近代文化背景下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她在文化心理上不向迫害她的政治文化秩序认同，于是她就有可能在心理平等的基础上，于法律的层面表达她的申辩：你们若拿不出证据证实我有罪，那便是你们犯了罪……而后者更接近于一种在伦理秩序中自下而上的情感申诉，同时夹带若干东方式的忍让智慧。因为审判老鬼知青行为和培养老鬼红卫兵心态的是同一个政治文化(乃至情感语言逻辑)系统，所以这种审判一旦发生必然带有家庭气息而且依据伦理道德原则(有时也会充满“家庭温暖”)，在文化心理上一定是不平等的。对老鬼及很多别的红卫兵来说，向上述政治文化秩序的心理认同和依附是唯一的，他们既没有上帝(超世俗的秩序)，也没有外国(不仅地理上太远，而且精神空间里不容纳)。最绝望时，老鬼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可以恨少数坏人，但面对整个精神秩序的长辈式的威严，他只是献上自己委屈的泪：党啊，母亲呵，请相信我吧，你的孩子并没有错，你的孩子在受苦呵……
后一种声音我们大概更为熟悉。从伤痕文学中的委屈哭诉基调，到仰面长叹的“苦恋”、“第二种忠诚”式的苦谏，再到很多被指为“信仰危机”、“情感迷惘”的青年创作中那迫不急待渴求理解的内在愿望……虽然申辩口气越来越硬申辩勇气越来越强，但“想证明自己无罪”的申辩心态没变，申辩背后的伦理秩序感也没变。“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好像只求从道德意义上摆脱受审处境，而很少去想(哪怕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平等审判。这种情况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略有改变。
也许，在特定历史文化处境里，“老鬼”们是“别无选择”的。但看看别一种申辩姿态也有好处(尽管别种姿态亦有局限)。
不同的反思方式
面对劫难的不同申辩方式，后来自然会发展成回首劫难的不同反思方式。两个主人公在分别听到留有“尾巴”的出狱和结束劳改的判决后，其瞬间反应完全不同——郑念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和颤抖，表示要继续留在监狱里，因为对方没有认错，“我没有罪，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对我的错关要赔礼道歉，彻底平反。另外必须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报纸上公开刊登声明道歉……”；而老鬼则是“情不自禁笑了，觉得胸口憋得慌，几乎喘不过气。”然后“欢乐冲昏了头脑”，“出了门，加快脚步，腾腾疾行。活见鬼，咽喉怎么给噎住了？喔，激情。一股气直顶到嗓子眼儿……”然后是独自空吼，砸屋里东西，吻牛粪块……“毒蛇一样的反革命帽子终于去掉，再也不必顶风冒雪跋涉上访，再也不必缩在牛圈里偎着小牛犊睡觉。终于和别人平起平坐了！首都知青慰问团发的毛巾、笔记本、茶缸也有我的一份了！”如果说郑念是逃出劫难气犹未消，那么老鬼则重回革命大家庭身心温暖。所以他们经历了类似的厄运，事后回首却看到两个不同的“文革”。
在出狱和结束劳改后，也就是在两个长篇情节主线的第三阶段，两个主人公都开始重新打量周围事物的变化和周围人们的命运，都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郑念看到的“文革”后期上海的社会动乱，只是证实了她原来的社会见解，坚定了她的敌对抗议姿态而已；但老鬼目睹的农垦兵团失败知青混乱回城，却是整个动摇了他原先的社会观念。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曾经审判批斗他们的人(干部、军人、红卫兵、邻居、假朋友等等)，郑念在被抄家时曾极其愤怒，到运动后期反而渐渐由愤怒转为怜悯、理解乃至同情(比如她对达德的看法)；而老鬼在挨整时极为害怕(却很少愤怒)，后来听说那些整他的干部也因贪污或“搞女人”纷纷倒霉时他才咬牙切齿并兴高彩烈。可以说面对迫害他们的人，郑念是越来越不恨，而老鬼是越来越恨。除两人阅历识见差距外，这种情绪变化轨迹的交错大概还能见出宗教、法律态度与伦理道德态度之间的差异。看到老鬼气愤地将“坏干部”视作灾难之源时，我很担心他只是从道德受审处境转到伦理审判位置，整个文化心理上的秩序感依旧。
更耐人寻味的是，郑念和老鬼出狱，结束劳改时都听到了一样的“良言忠告”：有个医生劝郑念出狱后“不要触怒群众……否则你会吃苦头的。”农垦连长则认为老鬼挨整真实原因就是“群众关系太差”，“要是你能在群众中站得住，有威信，那就不好打倒罗，你说是不是？”郑念后来至少在策略上听从了医生的忠告，老鬼也连连点头称是。虽然郑念认为“文革”其实并非只是坏人作祟而老鬼更相信“那妖妇”系“万恶之源”，他们回首灾难得出了很不相同的反思结论，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触及了“文革”的深层文化根源：那就是他们都发现，个性、地位与众不同且不善搞好世俗人伦关系，是他们遭难的重要原因，甚至比政治原因更为重要。
这无论如何是个精彩而又令人担忧的发现。如果经过劫难后的中国人，都进一步学会“做人”、“搞好群众关系”，将每个人的个性价值全部维系于世俗伦理关系网，那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郑念再也不必这样做了。我更关心的是“老鬼”们。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于香港大学
(《上海生死劫》，程乃珊、潘佐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第一版，3.00元；《血色黄昏》老鬼著，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4.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