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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词，但是事实上，官与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从古至今，官与吏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消失过。
朝廷任命方为官
老百姓常说“官字两张嘴，咋说咋有理”，其实古代皇帝对下属官僚的要求和期望都是非常高的。官僚对辖区的治理还不仅仅是简单的管理，“官”在古代时还有“师”的意思，肩负着教化、引导和管束百姓的重任，这从很多官职名称上，比如“州牧”、“巡抚”，都可以看出来。因此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当官的。
中国古代选拔官僚需要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尤其是科举考试，比现在的高考、公务员考试要难多了。古代朝廷封的官只有九品十八级，最低一级就是从九品，再往下的就不能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了。而即使想要当最低一级的官，至少也要是举人出身，也就是说，你首先要以秀才身份在县市里考试，考分最高的一、二等秀才，才能赢得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的机会，只有在省试中再次名列前茅，才能得到举人的称谓。如果运气不好，一个人很可能从十七八岁考到七八十岁，也还是个秀才。
不过，虽然想要当官真的很难，但是真正的高官大员往往也拥有着相当大的实权，有时甚至能够影响皇帝的决策，即使是七品县令，也拥有一县的管辖权，也难怪人们明知要当官很难，却还是挤破脑袋想要进入这个系统。
地位低下权力大的吏
和大权在握的“官”相比，吏的地位可是要低得多了。如果将国君与臣子比为夫与妻，那么吏则是地位卑贱的妾了。官根本看不起吏，在他们眼中，吏就是“狗奴才”，与妓女、乞丐、戏子等社会最底层并无差别。而且在明朝以前，吏的子孙后代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都不得为官！从这一点上说，即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要比吏的地位高上一些。
吏这个行业中最典型的职业莫过于“衙役”了。很多平民老百姓看着衙役借着官府的名义狐假虎威，很是风光，甚至私底下也会称这些衙役为“老爷”。但是事实上“役”或“差”本身就有被奴役与被支配的意思，他们在面对真正的官时，往往要自称“卑职”或“奴才”，接受官的差遣，根本无权发表意见，只能被动地服从安排。吏在早期往往是由奴隶担任，因此在一些古书里，干脆直接用奴隶的“隶”字来指代那些衙役。
可以说，官是吏的上级，官拥有对吏的指挥权，吏要听从官的命令，替官办事。那么是不是官一定就能死死地将吏压制住，吏对官只能言听计从呢？虽然理论上似乎本应如此，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并非这样。
官虽然是发布命令的人，但真正执行命令、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还是吏，因此吏可以说是官与百姓接触的通道。吏在执行命令时完全可以阳奉阴违，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吏的实际权力往往很大，甚至可以制约、压制自己的“领导”。和官僚看不起胥吏一样，胥吏看官僚也很不顺眼。一方面，他们鄙视那些由于出身好、轻轻松松就混了一官半职的“官二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嫉妒那些有才华、通过科举一步登天的平民官员，因此他们常常会在官员刚一上任的时候给他们“下绊子”，或者说“试试水”，看看能不能压制住新来的官儿，让自己可以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
为官之道——三不欺
面对这些“吏”，官员是不是就无计可施呢？其实古人早就领悟到了应对之道了。《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这是什么典故呢？
子产这个人，是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当他刚到郑国出任国相时，郑国处于“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混乱局面，他上任之后，事无巨细都要亲历亲为，而且能够做到明察秋毫，在他的治理之下，郑国变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像子产这样有大智慧的官员，胥吏根本没有可能欺骗他，因此谓之“民不能欺”，这里的“民”指的其实就是小吏，真正的“民”是没有可能“欺”官的。
与子产不同，子贱自身的能力可能并不是很强，但是他到单父为官之后，启用了大量的贤人帮助他治理这一地区，而他自己则一天到晚躲在房里弹琴，连公堂都不上。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能够“求贤以自辅”，这样的官员全心全意地信任为自己办事的胥吏，因而胥吏们也不忍心欺骗他。
而西门豹可能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位了。他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邺令，刚一到任，他就了解到当地河水经常泛滥，一些胥吏与巫婆神棍勾结，谎称为河伯找老婆，让百姓交出自己家的漂亮闺女来安抚河伯，并借机大肆敛财。西门豹大为震怒，他干脆当着几千百姓，直接将巫婆和她的三个弟子，外加一名胥吏统统扔进河中，使得“吏民大惊恐”，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供奉河伯的话题了。像西门豹这样的官员，胥吏根本不敢欺骗他。
我们可以将“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总结为“三不欺”。如果官员能够做到其中任意一点，那么他就不会被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所欺了。那么这三种为官之道哪种更高明呢？如果治理一个小地方，那么子产的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和西门豹的以威震慑都能奏效，但是如果想要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子贱的方法无疑更有优势，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只有懂得放权，知人善任，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代社会其实与古代也没有什么差别，总是有些官员埋怨自己手下的人员办事不力、欺上瞒下，导致自己的政绩上不去，但是他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遵循正确的为官之道。官与吏或许天生就看不对眼，但是只有官与吏默契配合，亲密无间，国家政治才会越来越昌明。
朝廷任命方为官
老百姓常说“官字两张嘴，咋说咋有理”，其实古代皇帝对下属官僚的要求和期望都是非常高的。官僚对辖区的治理还不仅仅是简单的管理，“官”在古代时还有“师”的意思，肩负着教化、引导和管束百姓的重任，这从很多官职名称上，比如“州牧”、“巡抚”，都可以看出来。因此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能当官的。
中国古代选拔官僚需要一系列严格的考核，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尤其是科举考试，比现在的高考、公务员考试要难多了。古代朝廷封的官只有九品十八级，最低一级就是从九品，再往下的就不能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了。而即使想要当最低一级的官，至少也要是举人出身，也就是说，你首先要以秀才身份在县市里考试，考分最高的一、二等秀才，才能赢得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的机会，只有在省试中再次名列前茅，才能得到举人的称谓。如果运气不好，一个人很可能从十七八岁考到七八十岁，也还是个秀才。
不过，虽然想要当官真的很难，但是真正的高官大员往往也拥有着相当大的实权，有时甚至能够影响皇帝的决策，即使是七品县令，也拥有一县的管辖权，也难怪人们明知要当官很难，却还是挤破脑袋想要进入这个系统。
地位低下权力大的吏
和大权在握的“官”相比，吏的地位可是要低得多了。如果将国君与臣子比为夫与妻，那么吏则是地位卑贱的妾了。官根本看不起吏，在他们眼中，吏就是“狗奴才”，与妓女、乞丐、戏子等社会最底层并无差别。而且在明朝以前，吏的子孙后代甚至不被允许参加科考，也就是说祖上为吏者，子孙都不得为官！从这一点上说，即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要比吏的地位高上一些。
吏这个行业中最典型的职业莫过于“衙役”了。很多平民老百姓看着衙役借着官府的名义狐假虎威，很是风光，甚至私底下也会称这些衙役为“老爷”。但是事实上“役”或“差”本身就有被奴役与被支配的意思，他们在面对真正的官时，往往要自称“卑职”或“奴才”，接受官的差遣，根本无权发表意见，只能被动地服从安排。吏在早期往往是由奴隶担任，因此在一些古书里，干脆直接用奴隶的“隶”字来指代那些衙役。
可以说，官是吏的上级，官拥有对吏的指挥权，吏要听从官的命令，替官办事。那么是不是官一定就能死死地将吏压制住，吏对官只能言听计从呢？虽然理论上似乎本应如此，但是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并非这样。
官虽然是发布命令的人，但真正执行命令、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人还是吏，因此吏可以说是官与百姓接触的通道。吏在执行命令时完全可以阳奉阴违，因此在很多事情上，吏的实际权力往往很大，甚至可以制约、压制自己的“领导”。和官僚看不起胥吏一样，胥吏看官僚也很不顺眼。一方面，他们鄙视那些由于出身好、轻轻松松就混了一官半职的“官二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嫉妒那些有才华、通过科举一步登天的平民官员，因此他们常常会在官员刚一上任的时候给他们“下绊子”，或者说“试试水”，看看能不能压制住新来的官儿，让自己可以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
为官之道——三不欺
面对这些“吏”，官员是不是就无计可施呢？其实古人早就领悟到了应对之道了。《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这是什么典故呢？
子产这个人，是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当他刚到郑国出任国相时，郑国处于“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混乱局面，他上任之后，事无巨细都要亲历亲为，而且能够做到明察秋毫，在他的治理之下，郑国变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像子产这样有大智慧的官员，胥吏根本没有可能欺骗他，因此谓之“民不能欺”，这里的“民”指的其实就是小吏，真正的“民”是没有可能“欺”官的。
与子产不同，子贱自身的能力可能并不是很强，但是他到单父为官之后，启用了大量的贤人帮助他治理这一地区，而他自己则一天到晚躲在房里弹琴，连公堂都不上。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能够“求贤以自辅”，这样的官员全心全意地信任为自己办事的胥吏，因而胥吏们也不忍心欺骗他。
而西门豹可能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位了。他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邺令，刚一到任，他就了解到当地河水经常泛滥，一些胥吏与巫婆神棍勾结，谎称为河伯找老婆，让百姓交出自己家的漂亮闺女来安抚河伯，并借机大肆敛财。西门豹大为震怒，他干脆当着几千百姓，直接将巫婆和她的三个弟子，外加一名胥吏统统扔进河中，使得“吏民大惊恐”，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供奉河伯的话题了。像西门豹这样的官员，胥吏根本不敢欺骗他。
我们可以将“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总结为“三不欺”。如果官员能够做到其中任意一点，那么他就不会被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所欺了。那么这三种为官之道哪种更高明呢？如果治理一个小地方，那么子产的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和西门豹的以威震慑都能奏效，但是如果想要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子贱的方法无疑更有优势，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只有懂得放权，知人善任，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代社会其实与古代也没有什么差别，总是有些官员埋怨自己手下的人员办事不力、欺上瞒下，导致自己的政绩上不去，但是他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遵循正确的为官之道。官与吏或许天生就看不对眼，但是只有官与吏默契配合，亲密无间，国家政治才会越来越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