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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十色说民国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马克思主义，一度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晶报的流言蜚语，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大学教育文化思想摇篮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后来的确形成了一套，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而且还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大。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都是教会大学。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办就没有竞争力。
民国某些军阀办大学，都要比着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当时的警察一个月才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如果说民国文化巅峰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冲撞的产物，那么民国文化人物群星璀璨的主要原因就要归功于教育，自由的教育成就了文化思想科学巨人。
来源：《新周刊》
人人都特立独行，有时特立得崇高，有时特立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
民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烟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马克思主义，一度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晶报的流言蜚语，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色彩斑斓的时代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得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立独行，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分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大学教育文化思想摇篮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后来的确形成了一套，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而且还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民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民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大。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都是教会大学。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民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办就没有竞争力。
民国某些军阀办大学，都要比着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当时的警察一个月才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如果说民国文化巅峰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冲撞的产物，那么民国文化人物群星璀璨的主要原因就要归功于教育，自由的教育成就了文化思想科学巨人。
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