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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震惊世界，脱欧派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但此事的余震想必将更深远地影响日后世界的局势。
正文：
在公投结果出炉前，日本各界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英国的留欧派。在上月日本举行的G7峰会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意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一道呼吁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实质上等于间接声援英国的“留欧派”。因此英国脱欧的结果甫经出炉，日本上下便陷入一阵恐慌和不知所措的茫然之中。
经济界对此最为敏感。英国脱欧公投开票当日，日股日经指数相较前日暴跌7.92%，单日跌幅为历史第八，日股就此创下1年8个月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创下2年7个月来的新高。由于日元汇率上涨和股价下跌带来的影响，日本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被认为势必带来消费低迷、投资减少、出口企业的业绩恶化等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此外，在外交、安全保障领域，安倍首相在上月举行的G7峰会上强调西方各国对南海问题的一致立场，但曾经热心于英日安保合作的卡梅伦首相辞职对日本的外交布局也是一个打击。日本尤为担心英国脱欧后更加重视中英关系因而降低对亚太地区的关心，打乱英日合作的步伐。但相比英国脱欧公投短期、剧烈的经济、外交冲击，英国脱欧公投的政治冲击却是长期的、并非显而易见的。
此番英国脱欧公投的长远政治影响之一，便是使得人们再度审视现代民主代议制以及全民公投的利弊。相较于小国寡民以及享有公民权人数有限的古代直接民主制度，代议制被认为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下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代议制是选民通过选举选出政治家，并将权力委任于政治家，让其代替选民进行决策；另一方面，政治家也有义务定期向选民进行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政治家一方面必须及时对选民的意见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流动的民意之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专业视角，任何过度的偏重只会导致自由民主代议制度微妙平衡的崩溃。这种平衡的艺术映在选民眼中，却是政治家无视民意以及政府决策能力的不足，风靡全球的“特朗普现象”便是选民对既有政治体制以及代议制度不满的一次集体喷发。
早在百年前，孙中山就认为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度缺陷明显，因此提出了创制、罢免、复议来弥补过于侧重选举的代议制度的不足。现代政治学者则提出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扩大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但全民公投会使得政治流于民粹以及“多数的暴政”之下，审议民主意味着选民跳脱政治家和官僚，由专家为选民直接提出建议，有过度重视专家之嫌，也被戏称为“专家专制”。
若说日本中央层级的政治制度类似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日本的地方制度则是类似美国的“总统制”。日本的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类似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方式，分别由选民选出，但由当地全体住民选出地方首长，显然有比来自特定地区的地方议员更高的民意基础。
一直以来，日本地方的“住民公投”并不引人瞩目，但随着日本的“民主主义的学校”（托克维尔曾称地方自治为“民主主义的学校”）地方议会丑闻频出，彻底失去民众的信任，成为舆论全面批判的对象后，日本的地方首长挟持民意，开始频频使用“专决处分”乃至“住民公投”方式来跳脱地方议会的束缚。因为日本自治法规定了地方首长拥有“专决处分“的权力，即紧急的支出可以由首长基于自身的判断进行，议会只需要事后追认即可。本来这只是授予地方首长应对紧急状况的权力，但没料到在府会对立的地方自治体例如大阪市、大阪府成为地方首长无视议会强推政策的法律空挡。
由此观之，近来东京都议会对知事舛添要一政治资金问题的穷追猛打使其被迫辞职一事，也可以看作长期以来地方议会对地方首长飞扬跋扈姿态郁积不满的一次全面反击。
真正牵动全日本政坛神经的地方住民公投，是2015年5月就是否要废除大阪市和大阪府成立“大阪都”的住民公投。结果反对派以微弱的结果胜出（50.38%对49.62%），这一结果暂时终结了曾经的政治明星、时任大阪市长桥下彻的政治生命，桥下彻不得不暂时退出政坛。若大阪都得以成立，成为桥下彻以及维新党的政治基础，“得陇望蜀”的桥下彻势必积蓄政治能量以期实现其一直倡导的“首相公选制度”来撬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版图。（在2012年、2014年两次总选举接近美国式总统选举办法的全国比例代表选区得票中，自民党和维新党的得票比为27.62%对20.38%和33.11%对15.72%，尤其是2012年的得票极为接近。）
表面看来，“特朗普现象”以及民粹主义倾向尚未明显地表现在日本的政治中，日本的政治体制也排除了全民公投这一直接诉诸民意的选项。但由于民众间普遍对代议制度的核心议会的极端不信任，而住民公投这一民粹主义方式在地方政治中的频频使用，相信今后在日本的地方政治当中越来越多挟持“住民公投”意志的“特朗普”将纷纷涌现，其中也许就暗藏着能撬动日本中央永田町的巨大能量。
正文：
在公投结果出炉前，日本各界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英国的留欧派。在上月日本举行的G7峰会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意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一道呼吁支持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实质上等于间接声援英国的“留欧派”。因此英国脱欧的结果甫经出炉，日本上下便陷入一阵恐慌和不知所措的茫然之中。
经济界对此最为敏感。英国脱欧公投开票当日，日股日经指数相较前日暴跌7.92%，单日跌幅为历史第八，日股就此创下1年8个月以来的最低值；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创下2年7个月来的新高。由于日元汇率上涨和股价下跌带来的影响，日本经济的前景不容乐观，被认为势必带来消费低迷、投资减少、出口企业的业绩恶化等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此外，在外交、安全保障领域，安倍首相在上月举行的G7峰会上强调西方各国对南海问题的一致立场，但曾经热心于英日安保合作的卡梅伦首相辞职对日本的外交布局也是一个打击。日本尤为担心英国脱欧后更加重视中英关系因而降低对亚太地区的关心，打乱英日合作的步伐。但相比英国脱欧公投短期、剧烈的经济、外交冲击，英国脱欧公投的政治冲击却是长期的、并非显而易见的。
被民粹所侵蚀的代议制
此番英国脱欧公投的长远政治影响之一，便是使得人们再度审视现代民主代议制以及全民公投的利弊。相较于小国寡民以及享有公民权人数有限的古代直接民主制度，代议制被认为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下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代议制是选民通过选举选出政治家，并将权力委任于政治家，让其代替选民进行决策；另一方面，政治家也有义务定期向选民进行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政治家一方面必须及时对选民的意见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流动的民意之外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和专业视角，任何过度的偏重只会导致自由民主代议制度微妙平衡的崩溃。这种平衡的艺术映在选民眼中，却是政治家无视民意以及政府决策能力的不足，风靡全球的“特朗普现象”便是选民对既有政治体制以及代议制度不满的一次集体喷发。
早在百年前，孙中山就认为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度缺陷明显，因此提出了创制、罢免、复议来弥补过于侧重选举的代议制度的不足。现代政治学者则提出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扩大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但全民公投会使得政治流于民粹以及“多数的暴政”之下，审议民主意味着选民跳脱政治家和官僚，由专家为选民直接提出建议，有过度重视专家之嫌，也被戏称为“专家专制”。
若说日本中央层级的政治制度类似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日本的地方制度则是类似美国的“总统制”。日本的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类似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方式，分别由选民选出，但由当地全体住民选出地方首长，显然有比来自特定地区的地方议员更高的民意基础。
一直以来，日本地方的“住民公投”并不引人瞩目，但随着日本的“民主主义的学校”（托克维尔曾称地方自治为“民主主义的学校”）地方议会丑闻频出，彻底失去民众的信任，成为舆论全面批判的对象后，日本的地方首长挟持民意，开始频频使用“专决处分”乃至“住民公投”方式来跳脱地方议会的束缚。因为日本自治法规定了地方首长拥有“专决处分“的权力，即紧急的支出可以由首长基于自身的判断进行，议会只需要事后追认即可。本来这只是授予地方首长应对紧急状况的权力，但没料到在府会对立的地方自治体例如大阪市、大阪府成为地方首长无视议会强推政策的法律空挡。
由此观之，近来东京都议会对知事舛添要一政治资金问题的穷追猛打使其被迫辞职一事，也可以看作长期以来地方议会对地方首长飞扬跋扈姿态郁积不满的一次全面反击。
真正牵动全日本政坛神经的地方住民公投，是2015年5月就是否要废除大阪市和大阪府成立“大阪都”的住民公投。结果反对派以微弱的结果胜出（50.38%对49.62%），这一结果暂时终结了曾经的政治明星、时任大阪市长桥下彻的政治生命，桥下彻不得不暂时退出政坛。若大阪都得以成立，成为桥下彻以及维新党的政治基础，“得陇望蜀”的桥下彻势必积蓄政治能量以期实现其一直倡导的“首相公选制度”来撬动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版图。（在2012年、2014年两次总选举接近美国式总统选举办法的全国比例代表选区得票中，自民党和维新党的得票比为27.62%对20.38%和33.11%对15.72%，尤其是2012年的得票极为接近。）
表面看来，“特朗普现象”以及民粹主义倾向尚未明显地表现在日本的政治中，日本的政治体制也排除了全民公投这一直接诉诸民意的选项。但由于民众间普遍对代议制度的核心议会的极端不信任，而住民公投这一民粹主义方式在地方政治中的频频使用，相信今后在日本的地方政治当中越来越多挟持“住民公投”意志的“特朗普”将纷纷涌现，其中也许就暗藏着能撬动日本中央永田町的巨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