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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坚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心态也是千变万化，时下“威胁论”、“机遇论”、“责任论”并存。
异样的新说 一样的心态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指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不仅仅是个参与者，而应当与我们一道，维护使我们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责任论”之说自此逐渐风靡。
美国对中国地位和角色的新认知主要基于全球战略环境和中国影响力的变化。“9·11”事件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各大全球力量中心相互关系的背景，其后大国将越来越由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美国寻求同一个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21世纪的前5年中国综合国力迅猛提升，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反恐、防扩散和解决地区热点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和实践，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美国政府必须以不同的策略来处理与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
美国正在务实地面对并接纳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但这未必说明了问题的本质。“中国责任”的内涵也随着后来美国政要的阐释而不断丰富: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在经济上中国必须使其经济向美国所期望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政治上中国必须加速推进包括宗教和人权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配合美国解决热点问题和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秩序。2007年4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美中关系:正面的议题，负责的道路》的对华报告指出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建议美国政府引领快速发展的中国在人权、安全等领域的行为步入符合美国利益和国际准则的轨道。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声称:对中国而言，是要做“对美国利益负责任”的积极力量还是要做“威胁破坏现状”的消极力量，美国正拭目以待，并在积极防范。不言而喻，美国力求将中国的发展方向纳入到由其控制的现有国际体系之下，从中获取最大国家利益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与“中国威胁论”别无二致。
事实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年来，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受益，中国动向已经触及世界神经。无论是对这些国家的精英政要还是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抓住机遇，搭中国之车，发展自身。中国讲合作不讲对抗，中国讲协商不讲独断，中国讲互惠不讲独享的认同感正在深入人心。西方舆论洞察“威胁论”市场萎缩之形势，高唱起新调子“中国责任论”，在于挽回舆论阵地，拉回更多盟友一起去规制他们所担心的中国“不明”走向。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加上可能的利益驱动，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范围和性质的判断取向出现波动是难免的，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出现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
中国的责任 中国的话语
中国责任，我们自有分说。孔子的“天下为公”，顾炎武的“匹夫有责”，康有为的“世界大同”尽管内涵不尽相同，但无不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之要义。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曾指出，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这不仅是中国革命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应负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中国责任”的话语不是在21世纪才出现的，也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之世界责任精神的积淀和传承。
二战中中国人民与世界所有追求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人民一道，以牺牲3000万人生命的代价，捍卫了人类共同的尊严与正义。冷战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上总体规模和崛起速度居前列的国家，多次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始终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无意也没有必要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希望与世界人民一道，通过和平方式谋求完善一种更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生存、发展平等机会的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一直以来也在践行自己的承诺：多年来中国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贸金融、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尊重并融入多边国际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如1997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创立六方会谈多边机制解决朝核问题和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在这些过程中，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同。中国逐步认识到:只有在参与、改革和利用现有国际规范的实践过程中才能推动自身发展和世界进步，因此我们话语中“中国责任”之要义是以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福祉为出发点的，是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这又是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特点的变化分不开的。世界经济信息化和分工流通全球化两大经济杠杆促成的全球经济网已经使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全球变暖，疾病变异，极端主义正在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人种地侵蚀着人类的肌体；而科技越发达，经济越紧密，命运越趋同，人类面临的风险就越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的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责任需要大家责任共负、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任何国际政治实体无论其力量如何强大也难以独当一面，独担此任，那种片面强调让所有其他成员都去维护单边责任的看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西方对于“中国负不负责任”的解释权是他们根据自身利益标准来界定的。近来美国国内显现出对“中国责任”的消极评价倾向就充分说明这一问题。2006年11月份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既无意愿也无准备，为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当中国的作为有利于巩固美国利益的时候，它就大加赏识；反之就大加贬斥。看来中国真的很难达到美国所要求的“中国责任”之标准，因为美国所推行实践的是双重标准和利己标准。一言以蔽之，在美国看来“中国责任”的本质是决定由谁来主导世界和其他国家是否服从的问题，而在中国看来是整个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责任共担，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的问题。
共同的世界 共同的责任
中国应负什么责任，该负多大责任，从根本上说，不是任由其他国家的圈点、吆喝和聒噪所支配的，更不是为那些要求维系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规则、旧秩序的责求所左右的；而是基于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结合的宗旨判断，基于国际社会追求更加民主、和睦、公正和包容的新世界的共同愿景。
当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争取持续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大业依然是中国尽其责任的重心所在，同时还要以自身的发展量力而行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追求人类正义。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说:“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后来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摆脱贫困，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从这个角度讲，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自身，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履行世界责任的最好体现。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发展是共同的发展，中国和平共处及共同发展的责任履行模式带给世界的必是机遇、共赢与和谐。作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责任蕴涵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相互负责、共同负责的进程之中，这才是“中国责任”的应有之义。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异样的新说 一样的心态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说，指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不仅仅是个参与者，而应当与我们一道，维护使我们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责任论”之说自此逐渐风靡。
美国对中国地位和角色的新认知主要基于全球战略环境和中国影响力的变化。“9·11”事件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各大全球力量中心相互关系的背景，其后大国将越来越由共同的威胁和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美国寻求同一个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21世纪的前5年中国综合国力迅猛提升，中国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反恐、防扩散和解决地区热点等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和实践，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美国政府必须以不同的策略来处理与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
美国正在务实地面对并接纳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但这未必说明了问题的本质。“中国责任”的内涵也随着后来美国政要的阐释而不断丰富:中国要想真正成为国际体系中美国的“利益攸关方”，在经济上中国必须使其经济向美国所期望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在政治上中国必须加速推进包括宗教和人权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中国必须配合美国解决热点问题和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秩序。2007年4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美中关系:正面的议题，负责的道路》的对华报告指出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建议美国政府引领快速发展的中国在人权、安全等领域的行为步入符合美国利益和国际准则的轨道。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声称:对中国而言，是要做“对美国利益负责任”的积极力量还是要做“威胁破坏现状”的消极力量，美国正拭目以待，并在积极防范。不言而喻，美国力求将中国的发展方向纳入到由其控制的现有国际体系之下，从中获取最大国家利益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与“中国威胁论”别无二致。
事实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年来，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国家从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受益，中国动向已经触及世界神经。无论是对这些国家的精英政要还是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抓住机遇，搭中国之车，发展自身。中国讲合作不讲对抗，中国讲协商不讲独断，中国讲互惠不讲独享的认同感正在深入人心。西方舆论洞察“威胁论”市场萎缩之形势，高唱起新调子“中国责任论”，在于挽回舆论阵地，拉回更多盟友一起去规制他们所担心的中国“不明”走向。在这种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加上可能的利益驱动，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范围和性质的判断取向出现波动是难免的，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出现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声音。
中国的责任 中国的话语
中国责任，我们自有分说。孔子的“天下为公”，顾炎武的“匹夫有责”，康有为的“世界大同”尽管内涵不尽相同，但无不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责任”之要义。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曾指出，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这不仅是中国革命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应负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中国责任”的话语不是在21世纪才出现的，也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之世界责任精神的积淀和传承。
二战中中国人民与世界所有追求人类和平与进步的人民一道，以牺牲3000万人生命的代价，捍卫了人类共同的尊严与正义。冷战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上总体规模和崛起速度居前列的国家，多次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始终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无意也没有必要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希望与世界人民一道，通过和平方式谋求完善一种更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生存、发展平等机会的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一直以来也在践行自己的承诺：多年来中国在反恐、军控、防扩散、维和、经贸金融、发展、人权、司法和环境等方面尊重并融入多边国际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如1997年处理亚洲金融危机，创立六方会谈多边机制解决朝核问题和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在这些过程中，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同。中国逐步认识到:只有在参与、改革和利用现有国际规范的实践过程中才能推动自身发展和世界进步，因此我们话语中“中国责任”之要义是以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福祉为出发点的，是相互责任和共同责任。
另一方面，这又是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特点的变化分不开的。世界经济信息化和分工流通全球化两大经济杠杆促成的全球经济网已经使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全球变暖，疾病变异，极端主义正在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人种地侵蚀着人类的肌体；而科技越发达，经济越紧密，命运越趋同，人类面临的风险就越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的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责任需要大家责任共负、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任何国际政治实体无论其力量如何强大也难以独当一面，独担此任，那种片面强调让所有其他成员都去维护单边责任的看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西方对于“中国负不负责任”的解释权是他们根据自身利益标准来界定的。近来美国国内显现出对“中国责任”的消极评价倾向就充分说明这一问题。2006年11月份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既无意愿也无准备，为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当中国的作为有利于巩固美国利益的时候，它就大加赏识；反之就大加贬斥。看来中国真的很难达到美国所要求的“中国责任”之标准，因为美国所推行实践的是双重标准和利己标准。一言以蔽之，在美国看来“中国责任”的本质是决定由谁来主导世界和其他国家是否服从的问题，而在中国看来是整个国际社会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责任共担，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的问题。
共同的世界 共同的责任
中国应负什么责任，该负多大责任，从根本上说，不是任由其他国家的圈点、吆喝和聒噪所支配的，更不是为那些要求维系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规则、旧秩序的责求所左右的；而是基于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结合的宗旨判断，基于国际社会追求更加民主、和睦、公正和包容的新世界的共同愿景。
当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相当长的时期内，争取持续和平的国际环境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大业依然是中国尽其责任的重心所在，同时还要以自身的发展量力而行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追求人类正义。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说:“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后来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摆脱贫困，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从这个角度讲，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自身，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履行世界责任的最好体现。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发展是共同的发展，中国和平共处及共同发展的责任履行模式带给世界的必是机遇、共赢与和谐。作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责任蕴涵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相互负责、共同负责的进程之中，这才是“中国责任”的应有之义。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