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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新良将军分宾主坐下以后，他先拉起了家常，“我们莱阳虽然没有你们莱州富庶，但莱阳梨天下闻名啊”。一句话透射出老将军的睿智。其实莱阳和莱州不仅是邻县。而且都是胶东半岛著名的发达之地，根本不分伯仲，李将军这样讲，既缓解记者的紧张，又宣扬中国梨之冠军——莱阳梨，真可谓一言数得。
1 1953年我中学毕业之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工程兵学校(现南京工程兵学院)学习。当时我们中学一共保送了六名同学都是男生，具体条件有三项，第一要学习好；第二要身体好；第三社会关系及家庭出身要清白。我们先到了青岛，体检合格后，就坐上火车开赴南京。在路上我心情非常激动。你知道咱们那里是老解放区，所以小时我就参加了儿童团，盼着自己长大能当八路军、解放军手握钢枪消灭敌人保卫祖国。这回又被保送上军校(接我们的人只说是军校没讲校名)，真是太好了。那时抗美援朝刚刚结束，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需要大批掌握科学技术，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军事人才，所以创办了许多军校。有雷达、通讯、空军、炮兵等专业学校。如今自己也能上这样的军校，能不高兴吗?
火车到达南京后，学校派了大卡车来接我们，等到了学校门口，我一看是工程兵学校，心里马上凉了大半截。为什么呢?说起来话长了。那时咱们老家中学生的课余生活可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我们上中学时，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本课外书，内容我都快背过来了，还有就是军棋，军棋是我课余最爱玩也是唯一的消遣，现在这土玩艺儿也很少有人爱玩了，红白双方，有军师旅团营连排长，还有地雷、炸弹、军旗，最小的就是工兵，谁都能打过他，他唯一的能耐就是挖地雷，排炸弹，弄不好还得被炸死。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最没能耐的就是工兵，而现在自己也要当工兵了，堂堂一个中学生(当时中学生在农村很多人眼里也算是高学历了)，岂不是太屈才，太浪费了吗?下了车，学校的领导和同志们还夹道欢迎，敲锣打鼓场面很热烈，但还是难以平复自己的沮丧之情。
2等到教师带我们学员参观学校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当时我们学校有5大专业和6大教研室，涵盖了现代工程兵的所有项目。包括道路、桥梁、筑城、爆破、地雷等方方面面。另外学校还有完整的工程兵机械使用，维修专业，在大操场上摆放着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或人家赠送的挖掘机、压路机、推土机、起重机，刮运机、空压机，打桩机、自卸汽车等大批现代化工程机械。使我这个在老家只见过铁锹、锄头和马拉胶皮轱辘大车的“土豹子”大开了眼界。老师上课讲到布设清除地雷时，也完全和军棋上玩的不是一码事。要根据战场情况，视山地、平原和地质，敌人装备、作战要求，采用机械、人工、飞机等不同的布雷方式，还要考虑布雷的品种、密度及天气、时间等许多相关因素，经过精密计算才能完成某一地域的布雷任务。排雷也是如此，当时已经有了磁力探雷等技术手段和机械、爆破、人工等多种有效安全快速的排雷技术。爆破专业也是现代工程兵最常用的专业之一。具体讲分为“飞散”、“震荡”两大方式。所谓“飞散”爆破是指如果你想在地面或山崖上炸一个大坑或山洞，就要精确计算钻多深的孔需要几个，还要根据当地的土质或石质，经过爆炸力学计算出需要多少炸药，选用何种起爆方式和器材，这样才能按要求完成“飞散”爆破任务。“震荡”爆破现在也称“定向爆破”。主要用于拆除各种建筑物，而且在爆炸时的建筑物碎块还不能伤及规定范围以外的人和物。爆炸时产生的震动也不能影响在安全范围以外的其它建筑，还有对需要爆破拆除建筑物的倒塌方向也有严格要求。总之，现代工程兵所涉及的各个专业都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计算，丝毫马虎不得，所以我这个中学生绝不是“屈才”而是差得太远了。通过学习我也明白了工程兵在现代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当时正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所以我们也了解了很多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工程兵的模范战例，也知道了我军工程兵在战争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现代化的工程兵，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是不可能的。当工程兵和当空军、坦克兵、炮兵一样光荣。思想通了包袱也就放下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的本专业知识，并且多方涉猎其它有关知识技能，成绩提高得很快。
3 1954年建国5周年时，我还荣幸地参加了工程兵院校受阅方队。当我和战友们正步通过广场接受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检阅时，怎么也不会想到45年后国庆50周年阅兵时，我能作为阅兵总指挥陪同江泽民主席检阅！那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演练是很艰苦的，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在南苑机场训练，8月份以后，移住天坛公园，4个人住一个大帐篷，吃得也不太好。晚上热得睡不着，但同志们劲头十足。带队的副校长是正师级干部，也和我们同吃同住同练毫不特殊。前两年我回母校时，还专门去探望他，他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正住院。我一进门他在病床上欠起身来，向我行举手礼，并用浓重的安徽口音冲我说“主席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原来他是在学我在50大庆阅兵时向江泽民主席的报告词。接着我们共同回忆了1954年阅兵时的情形。老校长说，直到现在他还能记住工程兵方队前三排每一个人的姓名。望着老校长苍老的神态。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他那容光焕发伟岸的身姿，我不由得也平添了几分“光阴如梭”的感叹。
195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41军121师任工兵教导排长，负责全师工兵班长的培训。以后任副连长、营参谋、作训股参谋等。当时我们师驻在广东澄海县，县里要在外沙河上架一座木桥，县长听说我是工程兵科班出身，就专门找到我请求帮忙。那时正是大跃进，但我们绝不浮夸，而是严格计算科学施工，用了3个多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一座120多米长的木桥，当时的地委书记出席了通车剪彩仪式。那座桥用了好多年，从未发生过任何质量事故。而当时我只获得了一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状，前几年，我在人大会堂看见了那位当年的地委书记，谈起了这件事，彼此哈哈大笑！
4我于1968年离开41军调到42军。在我37岁那年，升任42军143师副师长，是最年轻的师级干部，而当时我们师的多位团级干部还都是老八路。所以许多人对我不服气，说我是坐直升机上来的。但后来我用“理论学习”、“教导队集训”和主抓“师农业生产”这三件事，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树立了威信，在本师干部战士中有了口碑。尤其是我率领师里一百多名干部参加集训时，在射击、投弹、5 000米越野等项目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广州军区江副司令的表扬，42军也为此发出通报，我们师长和政委很高兴。因为教导队训练科目都是硬指标，而教导队学员都是基层团、营、连队的军事主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修养与部队成员的战斗素质有很大关系。这也是直到现在 各级教导队仍是部队培养战斗素质关键环节的主要原因。
1979年初，我作为42军125副师长率领374团(加强团)，作为军的先头部队参加西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们团的正面是广西龙州水口河，河并不太宽只有几十米，但河岸很陡，从岸上到河面有十几米高，涉渡很困难。河上有一座双方在关系好时共同架设的混凝土桥墩，钢桥身的桥梁，很坚固。敌军在侦察到我军即将发动大规模作战时，就预先在桥梁的要害处都安上了炸药，准备一打起来，马上炸桥，阻断我军大部队前进之路。战前我组织精干的侦察人员和分队，在白天和晚上利用各种侦察手段对大桥和大桥附近的敌人阵地进行了详细周密的侦察，可以说对敌情了如指掌。我是工程兵出身，深知水口桥在我军未来作战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知道如果该桥一旦被敌破坏，重新架设的艰巨性。所以我决定一旦开战，要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桥，绝不能让敌人破坏大桥阻我前进的阴谋得逞。
2月19日凌晨，自卫反击炮声一响，我团只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攻占并保住了大桥，为什么呢々由于战前我军的精细侦察，连敌人控制爆破水口桥的工事都知道了它的确切位置，并计入我军火炮的射击诸元中，所以还没等敌人起爆，我们的炮弹就从天而降把它彻底报销了。攻占大桥后，我命令团的工兵分队迅速排除了敌军布放在桥梁各处的炸药，彻底断了他们再次炸桥的念头。
由于敌人在其它河流上游修建了水库，一开战，他们就炸坝放水，左邻部队前进严重受阻。于是这些部队便转从水口桥上通过，虽然时间可能长一点，但由于该桥坚固且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所以可以放心大胆地让重装备及技术兵种和大部队安全通过，对兄弟部队完成任务开了个好头。为此我们得到前指的表扬。我率374团进入敌国境之内，由于我军拥有绝对的装备和人员优势，所以在我们的攻击正面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敌军往往不和我们正面硬拼，一触即溃，然后在后方分散骚扰我们的后续部队。而敌方地形复杂，有山就有洞，给敌人小部队作战提供“地利”。譬如，几个敌军带着一门六○炮在山顶上袭击我们，可等我们的部队费了半天劲爬上山时，敌军早就无影踪了。几个敌人带着一具40火箭筒，盘踞在山洞里，袭击我们的车队和坦克，你钻洞进去，那些洞跟迷宫似的，敌人就在里头和你捉迷藏。客观地讲我们团火力还是很强大的，既有师属的85加农炮、122榴弹炮，也有军区炮1师加强给我们的1 30加农炮，还有130火箭炮等。但由于敌军狡猾和地形复杂，所以我军炮击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白白浪费了许多炮弹。再加上这些重装备的输送离不开公路，而公路和桥梁又被破坏，前进很困难。我们一方面改变战术，小部队钻洞清剿残敌，另一方面各部队的工程兵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快速排雷造路修路、架桥，恢复交通。保证我军在攻克高平、谅山等战略要点时，能够集中数倍甚至十倍于敌的压倒火力优势，攻克要地，震摄敌人。谈到部队的情况，我要说我们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勇敢坚强机智灵活，胜敌一筹。但是，战前我军的针对性训练还是有些不足。
打仗那些日子，天天吃压缩饼干和罐头，吃得我们实在受不了，只好让司机抽空回龙州买回点咸鱼来，搁锅里放点水煮着吃，虽然也不怎么样，但也算给同志们换换口味吧。当时部队喝水也是个不小的问题，好多饮用水源敌人都破坏了，山泉处他们就在附近埋伏了人，专门偷袭我们去取水的战士，实在渴急了战士们只好吃甘蔗，解渴解饿，老话儿不是讲过“饿了糖也充饥”吗?但我们也是照价付钱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自卫反击作战还是取得预期的成果，也确实锻炼了部队，对以后我军在体制、装备、战略、战术建设和完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后我去国防大学深造，1981年以后任师长。1984年，我被破格提拔为广西军区司令员。当时边境地区还有激烈的战斗，所以省军区的各项任务还是很繁重的。尤其广西境内的法卡山，更是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地方，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他们和云南方向的老山守卫部队一起被全国人民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顽强不屈的“两山”精神成为当时全国人民为四化奋斗的巨大精神财富。
1984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临广西军区和法卡山前线视察，他平易近人。坚持要到山上和战士们共度春节，并为哨卡题词。上山时，他坚持自己走，我也忘记他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只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陪同考察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将军直抱怨我，事后我也特别后怕……
1988年，我升任广州军区副令员，我的上级是原43军军长张万年上将，他抗战时期从胶东参军，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了大功。张将军为人正直，作风严谨，精通现代战争战略，是我非常尊重的老领导和好老师，与他相处我获益匪浅。
5在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司令员之后，我于1997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毫无疑问，这是我从军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繁重的岗位。北京军区地跨京津、河北、山西、内蒙广大地区，担任保卫党中央及首都和北疆的重要任务，稍有失误非同小可。到任伊始，我即遵照中央军委的布署和江泽民主席“打赢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指示要求军区部队“科技强军、从严治军、一切谋打赢”，使军区部队在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时近建国50周年大庆，国务院、中央军委顺应民意，决定举行大阅兵以振奋国威、军威和民心。1998年3月成立以我为主任的北京军区阅兵指挥部，并马上开展工作，说实话，这副担子一点也不比打仗轻。届时天安门广场，全世界几十亿人都注视着这里，不能出任何失误，哪怕是微小失误也不行。
我过去在部队和军区虽然也接触过阅兵，但那只是小范围的，与50大庆阅兵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为了丰富自己这方面的知识，我找来建国后历次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录像带反复观看，又看了莫斯科红场苏联红军阅兵的相关资料。在充分与其它负责同志协商后，制定出初步方案。由我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上将汇报，得到他和军委其他首长和四总部军政主官的首肯。
当时我们选定受阅部队标准有三项，一是军政素质要过硬；二是战功大荣誉多；三是装备精良。按照这个标准。“叶挺铁军独立团”、“平江起义红军团”、“王海太队”；“地空导弹英雄营”等闻名全军的英雄部队都在入选之列。可以讲，国庆50周年受阅部队汇聚了人民军队的精锐之师。
国庆50周年阅兵阵容超过新中国以往历次阅兵，共有42个地面方队，10个空中梯队参加受阅，人数11 000人。重型装备409台(辆)，在受阅的42种装备中，只有2种曾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其余都是首次公开亮相，新装备占90％以上。这是以前国庆阅兵所没有的。
国庆50周年阅兵受阅军兵种之全也是以往阅兵所没有的，它涵盖了我国武装力量的所有构成。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部队都是首次参加受阅。这 次受阅中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及国产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国产“飞豹”歼击轰炸机、99式主战坦克、东风-9、东风-15、东风一2l等中远程地地导弹、东风-31固体发动机可移动式式洲际弹道核导弹首次公开亮相，世界为之举目。
这次阅兵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四总部及全国人民尤其是北京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1999年春节，江泽民主席在钓鱼台找我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有关阅兵工作的各个方面，并对我们工作给予表扬。我说“在9月份要进行合练预演，您是否可以先看一下？”江主席讲，那时我要去欧洲访问，行程已经定了，不好变更，到时你把预演录像带送给我看吧。江主席国外访问回来之后，我又专门向他作了汇报。江主席看完录像带后很满意。曾庆红、贾庆林等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也到阅兵村检查指导，贾庆林同志还代表北京市政府和人民向受阅部队赠送了慰问金。他们在看完部队进行训练之后，赞叹不已地说：只有人民解放军才能走得这么好！的确，受阅部队全体官兵自从进入阅兵村那一刻，就是抱定为我们伟大祖国、人民和军队增光添彩，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而全身心投入刻苦训练的。
9月30日晚，阅兵进行了最后一次合练，中央委员们也在城楼观看了。事后，当有人提出某个方队走的不太理想时，江主席说，这个方队队员都是负责干部，岁数也大一点，能走到这个水平，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听了江主席的话，我很受感动。
10月1日上午的正式阅兵，我就不用细说了吧。总之，阅兵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我向江主席报告要去指挥部队回撤时，江主席握着我的手，那次他没叫我的职务名称，而称“新良，这次阅兵搞得非常好”阅兵结束以后，中央军委向所有受阅官兵颁发了嘉奖令。我呢，也美美地睡了几天踏实觉，那段时间我太紧张了!
凭心而论，我这个人运气不错，自从考入军校开始，总的讲还算一帆风顺，在那些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也没受什么挫折。我这么讲绝不是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而是强调机遇对每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仔细阅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就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
李司令的这番话，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但往深处一想，如果他没有在各个阶段扎实、优异的工作成绩，机遇到了他能成功吗?“机遇是给有准备人的”．而李司令正是准备了几十年的人!“厚积薄发”，是记者在听完李新良上将谈话后的最大感受。
『李新良司令员的秘书刘跃民上校为本次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1 1953年我中学毕业之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工程兵学校(现南京工程兵学院)学习。当时我们中学一共保送了六名同学都是男生，具体条件有三项，第一要学习好；第二要身体好；第三社会关系及家庭出身要清白。我们先到了青岛，体检合格后，就坐上火车开赴南京。在路上我心情非常激动。你知道咱们那里是老解放区，所以小时我就参加了儿童团，盼着自己长大能当八路军、解放军手握钢枪消灭敌人保卫祖国。这回又被保送上军校(接我们的人只说是军校没讲校名)，真是太好了。那时抗美援朝刚刚结束，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需要大批掌握科学技术，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军事人才，所以创办了许多军校。有雷达、通讯、空军、炮兵等专业学校。如今自己也能上这样的军校，能不高兴吗?
火车到达南京后，学校派了大卡车来接我们，等到了学校门口，我一看是工程兵学校，心里马上凉了大半截。为什么呢?说起来话长了。那时咱们老家中学生的课余生活可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我们上中学时，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本课外书，内容我都快背过来了，还有就是军棋，军棋是我课余最爱玩也是唯一的消遣，现在这土玩艺儿也很少有人爱玩了，红白双方，有军师旅团营连排长，还有地雷、炸弹、军旗，最小的就是工兵，谁都能打过他，他唯一的能耐就是挖地雷，排炸弹，弄不好还得被炸死。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最没能耐的就是工兵，而现在自己也要当工兵了，堂堂一个中学生(当时中学生在农村很多人眼里也算是高学历了)，岂不是太屈才，太浪费了吗?下了车，学校的领导和同志们还夹道欢迎，敲锣打鼓场面很热烈，但还是难以平复自己的沮丧之情。
2等到教师带我们学员参观学校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当时我们学校有5大专业和6大教研室，涵盖了现代工程兵的所有项目。包括道路、桥梁、筑城、爆破、地雷等方方面面。另外学校还有完整的工程兵机械使用，维修专业，在大操场上摆放着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或人家赠送的挖掘机、压路机、推土机、起重机，刮运机、空压机，打桩机、自卸汽车等大批现代化工程机械。使我这个在老家只见过铁锹、锄头和马拉胶皮轱辘大车的“土豹子”大开了眼界。老师上课讲到布设清除地雷时，也完全和军棋上玩的不是一码事。要根据战场情况，视山地、平原和地质，敌人装备、作战要求，采用机械、人工、飞机等不同的布雷方式，还要考虑布雷的品种、密度及天气、时间等许多相关因素，经过精密计算才能完成某一地域的布雷任务。排雷也是如此，当时已经有了磁力探雷等技术手段和机械、爆破、人工等多种有效安全快速的排雷技术。爆破专业也是现代工程兵最常用的专业之一。具体讲分为“飞散”、“震荡”两大方式。所谓“飞散”爆破是指如果你想在地面或山崖上炸一个大坑或山洞，就要精确计算钻多深的孔需要几个，还要根据当地的土质或石质，经过爆炸力学计算出需要多少炸药，选用何种起爆方式和器材，这样才能按要求完成“飞散”爆破任务。“震荡”爆破现在也称“定向爆破”。主要用于拆除各种建筑物，而且在爆炸时的建筑物碎块还不能伤及规定范围以外的人和物。爆炸时产生的震动也不能影响在安全范围以外的其它建筑，还有对需要爆破拆除建筑物的倒塌方向也有严格要求。总之，现代工程兵所涉及的各个专业都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计算，丝毫马虎不得，所以我这个中学生绝不是“屈才”而是差得太远了。通过学习我也明白了工程兵在现代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当时正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所以我们也了解了很多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红军工程兵的模范战例，也知道了我军工程兵在战争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现代化的工程兵，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是不可能的。当工程兵和当空军、坦克兵、炮兵一样光荣。思想通了包袱也就放下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己的本专业知识，并且多方涉猎其它有关知识技能，成绩提高得很快。
3 1954年建国5周年时，我还荣幸地参加了工程兵院校受阅方队。当我和战友们正步通过广场接受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检阅时，怎么也不会想到45年后国庆50周年阅兵时，我能作为阅兵总指挥陪同江泽民主席检阅！那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演练是很艰苦的，从南京来到北京开始在南苑机场训练，8月份以后，移住天坛公园，4个人住一个大帐篷，吃得也不太好。晚上热得睡不着，但同志们劲头十足。带队的副校长是正师级干部，也和我们同吃同住同练毫不特殊。前两年我回母校时，还专门去探望他，他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正住院。我一进门他在病床上欠起身来，向我行举手礼，并用浓重的安徽口音冲我说“主席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原来他是在学我在50大庆阅兵时向江泽民主席的报告词。接着我们共同回忆了1954年阅兵时的情形。老校长说，直到现在他还能记住工程兵方队前三排每一个人的姓名。望着老校长苍老的神态。回想起四十多年前他那容光焕发伟岸的身姿，我不由得也平添了几分“光阴如梭”的感叹。
195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41军121师任工兵教导排长，负责全师工兵班长的培训。以后任副连长、营参谋、作训股参谋等。当时我们师驻在广东澄海县，县里要在外沙河上架一座木桥，县长听说我是工程兵科班出身，就专门找到我请求帮忙。那时正是大跃进，但我们绝不浮夸，而是严格计算科学施工，用了3个多月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一座120多米长的木桥，当时的地委书记出席了通车剪彩仪式。那座桥用了好多年，从未发生过任何质量事故。而当时我只获得了一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奖状，前几年，我在人大会堂看见了那位当年的地委书记，谈起了这件事，彼此哈哈大笑！
4我于1968年离开41军调到42军。在我37岁那年，升任42军143师副师长，是最年轻的师级干部，而当时我们师的多位团级干部还都是老八路。所以许多人对我不服气，说我是坐直升机上来的。但后来我用“理论学习”、“教导队集训”和主抓“师农业生产”这三件事，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树立了威信，在本师干部战士中有了口碑。尤其是我率领师里一百多名干部参加集训时，在射击、投弹、5 000米越野等项目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广州军区江副司令的表扬，42军也为此发出通报，我们师长和政委很高兴。因为教导队训练科目都是硬指标，而教导队学员都是基层团、营、连队的军事主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修养与部队成员的战斗素质有很大关系。这也是直到现在 各级教导队仍是部队培养战斗素质关键环节的主要原因。
1979年初，我作为42军125副师长率领374团(加强团)，作为军的先头部队参加西南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我们团的正面是广西龙州水口河，河并不太宽只有几十米，但河岸很陡，从岸上到河面有十几米高，涉渡很困难。河上有一座双方在关系好时共同架设的混凝土桥墩，钢桥身的桥梁，很坚固。敌军在侦察到我军即将发动大规模作战时，就预先在桥梁的要害处都安上了炸药，准备一打起来，马上炸桥，阻断我军大部队前进之路。战前我组织精干的侦察人员和分队，在白天和晚上利用各种侦察手段对大桥和大桥附近的敌人阵地进行了详细周密的侦察，可以说对敌情了如指掌。我是工程兵出身，深知水口桥在我军未来作战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知道如果该桥一旦被敌破坏，重新架设的艰巨性。所以我决定一旦开战，要迅速地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桥，绝不能让敌人破坏大桥阻我前进的阴谋得逞。
2月19日凌晨，自卫反击炮声一响，我团只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攻占并保住了大桥，为什么呢々由于战前我军的精细侦察，连敌人控制爆破水口桥的工事都知道了它的确切位置，并计入我军火炮的射击诸元中，所以还没等敌人起爆，我们的炮弹就从天而降把它彻底报销了。攻占大桥后，我命令团的工兵分队迅速排除了敌军布放在桥梁各处的炸药，彻底断了他们再次炸桥的念头。
由于敌人在其它河流上游修建了水库，一开战，他们就炸坝放水，左邻部队前进严重受阻。于是这些部队便转从水口桥上通过，虽然时间可能长一点，但由于该桥坚固且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所以可以放心大胆地让重装备及技术兵种和大部队安全通过，对兄弟部队完成任务开了个好头。为此我们得到前指的表扬。我率374团进入敌国境之内，由于我军拥有绝对的装备和人员优势，所以在我们的攻击正面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敌军往往不和我们正面硬拼，一触即溃，然后在后方分散骚扰我们的后续部队。而敌方地形复杂，有山就有洞，给敌人小部队作战提供“地利”。譬如，几个敌军带着一门六○炮在山顶上袭击我们，可等我们的部队费了半天劲爬上山时，敌军早就无影踪了。几个敌人带着一具40火箭筒，盘踞在山洞里，袭击我们的车队和坦克，你钻洞进去，那些洞跟迷宫似的，敌人就在里头和你捉迷藏。客观地讲我们团火力还是很强大的，既有师属的85加农炮、122榴弹炮，也有军区炮1师加强给我们的1 30加农炮，还有130火箭炮等。但由于敌军狡猾和地形复杂，所以我军炮击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白白浪费了许多炮弹。再加上这些重装备的输送离不开公路，而公路和桥梁又被破坏，前进很困难。我们一方面改变战术，小部队钻洞清剿残敌，另一方面各部队的工程兵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快速排雷造路修路、架桥，恢复交通。保证我军在攻克高平、谅山等战略要点时，能够集中数倍甚至十倍于敌的压倒火力优势，攻克要地，震摄敌人。谈到部队的情况，我要说我们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勇敢坚强机智灵活，胜敌一筹。但是，战前我军的针对性训练还是有些不足。
打仗那些日子，天天吃压缩饼干和罐头，吃得我们实在受不了，只好让司机抽空回龙州买回点咸鱼来，搁锅里放点水煮着吃，虽然也不怎么样，但也算给同志们换换口味吧。当时部队喝水也是个不小的问题，好多饮用水源敌人都破坏了，山泉处他们就在附近埋伏了人，专门偷袭我们去取水的战士，实在渴急了战士们只好吃甘蔗，解渴解饿，老话儿不是讲过“饿了糖也充饥”吗?但我们也是照价付钱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自卫反击作战还是取得预期的成果，也确实锻炼了部队，对以后我军在体制、装备、战略、战术建设和完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战后我去国防大学深造，1981年以后任师长。1984年，我被破格提拔为广西军区司令员。当时边境地区还有激烈的战斗，所以省军区的各项任务还是很繁重的。尤其广西境内的法卡山，更是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地方，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他们和云南方向的老山守卫部队一起被全国人民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顽强不屈的“两山”精神成为当时全国人民为四化奋斗的巨大精神财富。
1984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亲临广西军区和法卡山前线视察，他平易近人。坚持要到山上和战士们共度春节，并为哨卡题词。上山时，他坚持自己走，我也忘记他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只见他脸色苍白，呼吸急促。陪同考察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将军直抱怨我，事后我也特别后怕……
1988年，我升任广州军区副令员，我的上级是原43军军长张万年上将，他抗战时期从胶东参军，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立了大功。张将军为人正直，作风严谨，精通现代战争战略，是我非常尊重的老领导和好老师，与他相处我获益匪浅。
5在担任了沈阳军区政委、司令员之后，我于1997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毫无疑问，这是我从军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繁重的岗位。北京军区地跨京津、河北、山西、内蒙广大地区，担任保卫党中央及首都和北疆的重要任务，稍有失误非同小可。到任伊始，我即遵照中央军委的布署和江泽民主席“打赢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指示要求军区部队“科技强军、从严治军、一切谋打赢”，使军区部队在军政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时近建国50周年大庆，国务院、中央军委顺应民意，决定举行大阅兵以振奋国威、军威和民心。1998年3月成立以我为主任的北京军区阅兵指挥部，并马上开展工作，说实话，这副担子一点也不比打仗轻。届时天安门广场，全世界几十亿人都注视着这里，不能出任何失误，哪怕是微小失误也不行。
我过去在部队和军区虽然也接触过阅兵，但那只是小范围的，与50大庆阅兵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为了丰富自己这方面的知识，我找来建国后历次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录像带反复观看，又看了莫斯科红场苏联红军阅兵的相关资料。在充分与其它负责同志协商后，制定出初步方案。由我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上将汇报，得到他和军委其他首长和四总部军政主官的首肯。
当时我们选定受阅部队标准有三项，一是军政素质要过硬；二是战功大荣誉多；三是装备精良。按照这个标准。“叶挺铁军独立团”、“平江起义红军团”、“王海太队”；“地空导弹英雄营”等闻名全军的英雄部队都在入选之列。可以讲，国庆50周年受阅部队汇聚了人民军队的精锐之师。
国庆50周年阅兵阵容超过新中国以往历次阅兵，共有42个地面方队，10个空中梯队参加受阅，人数11 000人。重型装备409台(辆)，在受阅的42种装备中，只有2种曾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其余都是首次公开亮相，新装备占90％以上。这是以前国庆阅兵所没有的。
国庆50周年阅兵受阅军兵种之全也是以往阅兵所没有的，它涵盖了我国武装力量的所有构成。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部队都是首次参加受阅。这 次受阅中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程度及国产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国产“飞豹”歼击轰炸机、99式主战坦克、东风-9、东风-15、东风一2l等中远程地地导弹、东风-31固体发动机可移动式式洲际弹道核导弹首次公开亮相，世界为之举目。
这次阅兵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四总部及全国人民尤其是北京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1999年春节，江泽民主席在钓鱼台找我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有关阅兵工作的各个方面，并对我们工作给予表扬。我说“在9月份要进行合练预演，您是否可以先看一下？”江主席讲，那时我要去欧洲访问，行程已经定了，不好变更，到时你把预演录像带送给我看吧。江主席国外访问回来之后，我又专门向他作了汇报。江主席看完录像带后很满意。曾庆红、贾庆林等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也到阅兵村检查指导，贾庆林同志还代表北京市政府和人民向受阅部队赠送了慰问金。他们在看完部队进行训练之后，赞叹不已地说：只有人民解放军才能走得这么好！的确，受阅部队全体官兵自从进入阅兵村那一刻，就是抱定为我们伟大祖国、人民和军队增光添彩，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而全身心投入刻苦训练的。
9月30日晚，阅兵进行了最后一次合练，中央委员们也在城楼观看了。事后，当有人提出某个方队走的不太理想时，江主席说，这个方队队员都是负责干部，岁数也大一点，能走到这个水平，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听了江主席的话，我很受感动。
10月1日上午的正式阅兵，我就不用细说了吧。总之，阅兵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我向江主席报告要去指挥部队回撤时，江主席握着我的手，那次他没叫我的职务名称，而称“新良，这次阅兵搞得非常好”阅兵结束以后，中央军委向所有受阅官兵颁发了嘉奖令。我呢，也美美地睡了几天踏实觉，那段时间我太紧张了!
凭心而论，我这个人运气不错，自从考入军校开始，总的讲还算一帆风顺，在那些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也没受什么挫折。我这么讲绝不是唯心主义的“宿命论”，而是强调机遇对每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仔细阅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面就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
李司令的这番话，让记者感到有些“意外”，但往深处一想，如果他没有在各个阶段扎实、优异的工作成绩，机遇到了他能成功吗?“机遇是给有准备人的”．而李司令正是准备了几十年的人!“厚积薄发”，是记者在听完李新良上将谈话后的最大感受。
『李新良司令员的秘书刘跃民上校为本次采访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