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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前，有一位民主人士为振兴湖南工矿事业殚精竭虑，后步入政界，与程潜密切配合，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他，就是第一届、第二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主任唐伯球。
少年立志，走工业救国之路
唐伯球，原名启虞，后改名伯球，字以行，1891年3月1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乡。其父为前清秀才，唐幼年随父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由此唐伯球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看到什么书都喜爱阅读，小小年纪即从书本上获得了许多知识。清末，其父在常德与人兴办高等普通学校，并任国文教员。11岁的唐伯球，随父入校就读，与林伯渠同学，并与覃振结为少年好友。
1909年，唐伯球至长沙，考入明德中学就读。明德中学校长胡元亻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经常给学生讲孙中山、黄兴的革命故事。唐伯球在这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2年，唐伯球考入湖南甲种工业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民主和科学的气氛很浓，唐伯球萌发了工业救国的志向，勤奋地学习采矿、冶炼等专业知识。1916年，唐伯球在任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矿科教员时，利用课余或寒暑假，走遍湘南、湘西10余县，多次发现锑、钨等稀有金属。同时，深入久享“锑都”美誉的锡矿山，转遍了10里矿区的600多条坑道，同工人一道打钻、运石。后来他与人合作，编写了《采矿学》和《冶锑学》。
1917年，程潜任湘军总司令率部护法，孙中山派林伯渠、覃振至衡阳劳军。林、覃二人劝唐伯球弃职从军，唐乃随军参加国民革命。1918年，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林伯渠委任唐为矿务科技士。随后，唐伯球又得到父亲的好友林支宇的推荐，先后任民政厅矿务科技正、财政厅矿务科科长、实业司第三科科长等职。1920年由覃振、周震鳞介绍，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24年，唐伯球随林支宇、覃振参加熊克武领导的湘军第一军，任警卫团长，率部参加北伐。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诬陷熊克武与陈炯明有勾结，召之入穗，将熊克武羁押，熊部被包围缴械。唐伯球与林支宇、覃振逃到上海，过了一段流浪生活。
逃亡上海期间，唐伯球坚定了工业救国的信念，并从此走上了工业救国的道路。唐伯球认为，中国要富强，工业化是必由之路，要发展工业，必先发展采矿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用物资紧俏，矿砂价格猛涨，而湘赣及西南诸省矿藏丰富，亟待开发，因此他想致力于采矿事业。
1928年，唐伯球任湖北枝江县长，1929年，唐伯球由鄂返湘，由覃振介绍给何键，任湘西公路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年，唐伯球任水口山铅锌矿矿务局局长。他走马上任后，深入矿区调查，发现各矿区存在普遍性问题：一是缺资金；二是缺设备；三是缺技术。为此，他多次跑省城长沙筹集资金，找省内外大型矿区购买淘汰的旧设备加以改造，请工程师培训工人，提高工人技术。当他的工作走上正轨时，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将他调回长沙。
国难中保持并发展工业，支援抗战
1937年，唐伯球任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厂长。
此时，正当抗战局势日趋紧张之际，时艰任重。湖南省的工业集中在长沙及粤汉铁路沿线。唐伯球认为，这些工业用于抗战，就能提供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就会大大加强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对此，唐伯球向张治中建议，将长沙及粤汉铁路沿线工厂搬迁到湘西南。得到张治中的同意，并立即开始实施。
长沙文夕大火后，第一纺织厂奉令迁往安江。限于当时条件，大型机件物资只能用木帆船装运，先由长沙迁移沅陵柳林汉，溯沅水而上至黔阳安江。一路上，冒着日军的炮火，历尽艰辛。唐伯球经常亲临一线指挥，与船员、职工一道同甘共苦，任劳任怨，坚持不懈，终于在1940年完成搬迁、安装工作，在安江开工生产。其时，上海、青岛等地纱厂相继陷落，后方棉布奇缺，安江纱厂的开工生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抗战军民之需。
不久，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派其同乡亲信雷泽榴任副厂长。雷恃薛为后台，刚愎自用，厂权独揽；唐伯球难以与其共事，坚决辞卸厂长职务，请准在安江大土畲坪筹设第二纱厂。1944年，一、二两厂合并，雷随薛去职。唐伯球又被任命为该厂厂长。他筹集资金购地，添置纺机，扩充设备，并兴建纺织房、储棉房、机修房、动力房和职工宿舍，从而使纺织厂获得了发展，湖南的军需民用纺织品均由该厂供应。时人称唐伯球为后方的“纺织大王”。
抗日战争期间，唐伯球先后与省内一些官商合股，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在桃源、沅陵、辰溪、长沙等地开办双利钨矿公司，既开采钨矿，又经营进出口矿砂。同时还开办利生纺织厂、利华橡胶厂、精一化工厂等企业，遂其实业救国之志，又从物质上为支援抗战做出贡献。在衡阳、安江，他经营地皮、粮食，获利甚巨，他的家业不断扩大，从而逐步成为湖南实业界有影响的人物。
1946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重陷人民于内战的炮火之中，唐伯球实业救国的理想也随之破灭。唐伯球内心是苦闷的，因为国民党政府自始至终代表极少数人利益，至于大众的利益，根本没有顾到，国家仍然遭受帝国主义欺凌，人民群众仍然遭受压迫剥削。他谋求的富国、强国的抱负与愿望在旧中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竞选省参议员，为的是替人民说话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唐伯球积极主张和平建国，可是国民党当局处心积虑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不得不离开他所从事的开矿办厂的事业。一旦离去，有其苦衷，也有依依难舍之情。
1946年，唐伯球当选为湖南省参议员，并被推选为副议长。一天，唐伯球的女儿唐鸿钧问他：“爸爸，您本是实业界人士，为什么要竞选参议员？”唐认真而严肃地说：“抗战八年，创巨痛深。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民怨鼎沸，敢怒不敢言。我竞选省参议员就是要借议会一席之地，替人民说话。”
1948年10月，蒋介石密令将湖南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运往上海，转运台湾。唐伯球获悉内情后，召开省参议会，商讨对策，并报告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由省政府出面干涉，封存所有的黄金白银作为金元券的保证金，不准外运。1949年，银行经理辛蘅若在上级严令下，竟将部分金银偷运出省。省参议员陈云章立即告知唐伯球、邓介松，将经理辛蘅若扣押，责成辛追回黄金。
1948年12月21日，在程潜支持下，唐伯球当选为省参议会议长。
1949年1月，唐伯球组织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并以省参议会名义分别向蒋介石和毛泽东发出电报，呼吁和平。他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表示“本会等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他在致蒋介石电文中，强烈要求取消一切戡乱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在押政治犯。
唐伯球在省副参议长、议长任期内，履行了自己承诺，没有辜负三湘父老的期望，做了以下几件事：一、省参议会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及各省参议会，请求取消戡乱措施，主张停止征兵征粮；通电李宗仁，请求接受中共和平条件；反对白崇禧以临时粮券向湖南人民预征粮食；在省参议会设驻会委员，在反对征兵征粮方面与白崇禧进行辩论；二、省参议会公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以金元券收兑民间黄金白银运出湖南；反对以现金或实物高价收购湖南的钨、锑，并多方阻止其运出湖南；通过由湖南省银行发行辅币券，并自铸银元，使南京国民政府日益贬值的金元券无法在湖南流通；三、省参议会还会同各有关人士反对桂系撤换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反对白崇禧查封湖南版《中央日报》并收押该报社社长段梦晖。
唐伯球和省参议会的努力，对程潜在湖南实现局部和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湖南进行经济掠夺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程潜密切配合，筹划湖南和平起义
1948年3月，唐伯球与地下民联联络员戴朝震同去上海，会见了民革中央负责人郭春涛。郭以大局形势晓之，并劝唐以参议会为掩护，从事反蒋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唐乃由郭春涛、戴朝震介绍加入民革。同年9月，唐伯球在其子唐鸿烈的影响下，专程赴香港，会见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李济深指示他回湘后，在省参议会内团结进步人士，争取湖南人民的支持，实行反对蒋介石的计划，具体内容是反对征兵、征粮饷，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
1948年7月，程潜任湖南省主席，省府秘书长邓介松到长沙后，即与唐联系，嘱唐伯球在参议会配合省政府的和平行动。经邓的介绍，唐伯球与程潜关系日近。
1949年春，唐伯球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中共湖南省工委指导下，他利用议长职务团结民主进步力量，与程潜密切配合，共谋湖南和平起义。凡程潜不便公开出面的，他则挺身而出，通过参议会以民意行之；或由参议会作出决议，请省政府执行；或提出强烈呼吁，径与白崇禧对抗。
1949年5月初，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及其20余万部队从武汉撤退至长沙等地，压制湖南和平运动。为了共同对付白崇禧，唐伯球认为应该将闲居家乡办学的唐生智邀来长沙。因为唐生智是原国民党一级上将，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于是，他约陈云章、刘公武等人商议，决定由省参议员陈云章以省、市工农商六团体的名义赴东安请唐生智“出山”。5月2日，唐伯球主持召开各界人士欢迎唐生智大会，推唐生智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参议会配合唐生智开展各项活动，并对白崇禧破坏湖南和平自救运动的种种阴谋予以揭露，对其倒行逆施予以抵制。
程、唐合作后兴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在省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但是，驻守长沙的白崇禧不能容忍唐生智在长沙开展和平自救运动，亦不允许唐生智在长沙联合各县地方武装，动摇其在长沙与解放军决战的军心。因此，唐生智被列入白崇禧欲予逮捕的黑名单。唐伯球探知后，即连夜告知唐生智，请其从速转移。随后，唐生智回到东安，并继续为湖南和平起义进行工作。
在省自救会被迫解散后，唐伯球又发动组织“湖南救灾委员会”，呼吁为滨湖大水灾筹款，提出不能再供应驻军口粮，要求客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借以赶走白崇禧的军队，反对白崇禧的战争叫嚣。此时，白崇禧又施出调虎离山计，以李宗仁名义调程潜去广州就任中央考试院长，以此打击湖南的和平运动。程潜分别找唐伯球、陈云章等人商议对策。唐伯球召开参议会，决定以省参议会名义致电李宗仁，挽留程潜主湘。唐伯球又多方活动，请仇鳌、周震鳞等绅耆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在唐伯球等人的努力下，李宗仁终于被迫收回成命。由于白崇禧的压制，湖南和平运动曾一度跌入低谷，唐伯球与一些民主进步人士仍不断秘密聚会，坚持斗争，报请程潜撤换了坚持顽固立场的警察局长刘嘉树。
白崇禧撤离长沙前夕，曾下令陈明仁将唐伯球驱逐出湖南，陈明仁以唐“为民意机关首长应慎重”为由未予执行。与白崇禧关系极深的省政府秘书长杨绩荪也为唐开脱：“唐议长是个资本家，决无同情共党之理。”接着，白崇禧约唐伯球到长官公署谈话。在白崇禧逼迫下，唐的夫人被送往广州。
1949年7月下旬，在白的要挟下，唐伯球与程潜一道避居邵阳，住在陈光中家以为掩护，暗中却在程潜的安排下，草拟和平起义通电文稿。白崇禧获悉唐伯球所作所为，老羞成怒，在衡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遗憾的是没有把唐伯球这帮政治掮客杀掉，程潜受了他们的蒙蔽。”8月初，唐伯球返回长沙，和唐生智等湖南耆宿及各界知名人士104人，通电响应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解放后，唐伯球先后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首届、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民革湖南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四届民革中央候补委员。
进入花甲之年的唐伯球，认真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参加和平签名运动，履行抗美援朝的各项义务。在对工商业的改造中，唐伯球主动将其拥有的价值一亿元（旧币）的企业股票交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中南区行政机构撤销后，唐伯球先后担任第一届、第二届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第一届、二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57年，当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发表后，唐伯球认真学习，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和政府迅速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同时，他积极组织和参与省政协的视察组赴长沙、湘潭、衡阳、邵阳、常德等地市的考察和调查研究，为湖南全省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后来卧病在床，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并尽可能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1960年2月5日，唐伯球在长沙病故，终年69岁。◆
少年立志，走工业救国之路
唐伯球，原名启虞，后改名伯球，字以行，1891年3月1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乡。其父为前清秀才，唐幼年随父读《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由此唐伯球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看到什么书都喜爱阅读，小小年纪即从书本上获得了许多知识。清末，其父在常德与人兴办高等普通学校，并任国文教员。11岁的唐伯球，随父入校就读，与林伯渠同学，并与覃振结为少年好友。
1909年，唐伯球至长沙，考入明德中学就读。明德中学校长胡元亻炎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经常给学生讲孙中山、黄兴的革命故事。唐伯球在这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12年，唐伯球考入湖南甲种工业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民主和科学的气氛很浓，唐伯球萌发了工业救国的志向，勤奋地学习采矿、冶炼等专业知识。1916年，唐伯球在任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矿科教员时，利用课余或寒暑假，走遍湘南、湘西10余县，多次发现锑、钨等稀有金属。同时，深入久享“锑都”美誉的锡矿山，转遍了10里矿区的600多条坑道，同工人一道打钻、运石。后来他与人合作，编写了《采矿学》和《冶锑学》。
1917年，程潜任湘军总司令率部护法，孙中山派林伯渠、覃振至衡阳劳军。林、覃二人劝唐伯球弃职从军，唐乃随军参加国民革命。1918年，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林伯渠委任唐为矿务科技士。随后，唐伯球又得到父亲的好友林支宇的推荐，先后任民政厅矿务科技正、财政厅矿务科科长、实业司第三科科长等职。1920年由覃振、周震鳞介绍，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24年，唐伯球随林支宇、覃振参加熊克武领导的湘军第一军，任警卫团长，率部参加北伐。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诬陷熊克武与陈炯明有勾结，召之入穗，将熊克武羁押，熊部被包围缴械。唐伯球与林支宇、覃振逃到上海，过了一段流浪生活。
逃亡上海期间，唐伯球坚定了工业救国的信念，并从此走上了工业救国的道路。唐伯球认为，中国要富强，工业化是必由之路，要发展工业，必先发展采矿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用物资紧俏，矿砂价格猛涨，而湘赣及西南诸省矿藏丰富，亟待开发，因此他想致力于采矿事业。
1928年，唐伯球任湖北枝江县长，1929年，唐伯球由鄂返湘，由覃振介绍给何键，任湘西公路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1932年，唐伯球任水口山铅锌矿矿务局局长。他走马上任后，深入矿区调查，发现各矿区存在普遍性问题：一是缺资金；二是缺设备；三是缺技术。为此，他多次跑省城长沙筹集资金，找省内外大型矿区购买淘汰的旧设备加以改造，请工程师培训工人，提高工人技术。当他的工作走上正轨时，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将他调回长沙。
国难中保持并发展工业，支援抗战
1937年，唐伯球任湖南省第一纺织厂厂长。
此时，正当抗战局势日趋紧张之际，时艰任重。湖南省的工业集中在长沙及粤汉铁路沿线。唐伯球认为，这些工业用于抗战，就能提供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如果落入敌人手中，就会大大加强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对此，唐伯球向张治中建议，将长沙及粤汉铁路沿线工厂搬迁到湘西南。得到张治中的同意，并立即开始实施。
长沙文夕大火后，第一纺织厂奉令迁往安江。限于当时条件，大型机件物资只能用木帆船装运，先由长沙迁移沅陵柳林汉，溯沅水而上至黔阳安江。一路上，冒着日军的炮火，历尽艰辛。唐伯球经常亲临一线指挥，与船员、职工一道同甘共苦，任劳任怨，坚持不懈，终于在1940年完成搬迁、安装工作，在安江开工生产。其时，上海、青岛等地纱厂相继陷落，后方棉布奇缺，安江纱厂的开工生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抗战军民之需。
不久，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派其同乡亲信雷泽榴任副厂长。雷恃薛为后台，刚愎自用，厂权独揽；唐伯球难以与其共事，坚决辞卸厂长职务，请准在安江大土畲坪筹设第二纱厂。1944年，一、二两厂合并，雷随薛去职。唐伯球又被任命为该厂厂长。他筹集资金购地，添置纺机，扩充设备，并兴建纺织房、储棉房、机修房、动力房和职工宿舍，从而使纺织厂获得了发展，湖南的军需民用纺织品均由该厂供应。时人称唐伯球为后方的“纺织大王”。
抗日战争期间，唐伯球先后与省内一些官商合股，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在桃源、沅陵、辰溪、长沙等地开办双利钨矿公司，既开采钨矿，又经营进出口矿砂。同时还开办利生纺织厂、利华橡胶厂、精一化工厂等企业，遂其实业救国之志，又从物质上为支援抗战做出贡献。在衡阳、安江，他经营地皮、粮食，获利甚巨，他的家业不断扩大，从而逐步成为湖南实业界有影响的人物。
1946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重陷人民于内战的炮火之中，唐伯球实业救国的理想也随之破灭。唐伯球内心是苦闷的，因为国民党政府自始至终代表极少数人利益，至于大众的利益，根本没有顾到，国家仍然遭受帝国主义欺凌，人民群众仍然遭受压迫剥削。他谋求的富国、强国的抱负与愿望在旧中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竞选省参议员，为的是替人民说话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唐伯球积极主张和平建国，可是国民党当局处心积虑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他不得不离开他所从事的开矿办厂的事业。一旦离去，有其苦衷，也有依依难舍之情。
1946年，唐伯球当选为湖南省参议员，并被推选为副议长。一天，唐伯球的女儿唐鸿钧问他：“爸爸，您本是实业界人士，为什么要竞选参议员？”唐认真而严肃地说：“抗战八年，创巨痛深。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民怨鼎沸，敢怒不敢言。我竞选省参议员就是要借议会一席之地，替人民说话。”
1948年10月，蒋介石密令将湖南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运往上海，转运台湾。唐伯球获悉内情后，召开省参议会，商讨对策，并报告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由省政府出面干涉，封存所有的黄金白银作为金元券的保证金，不准外运。1949年，银行经理辛蘅若在上级严令下，竟将部分金银偷运出省。省参议员陈云章立即告知唐伯球、邓介松，将经理辛蘅若扣押，责成辛追回黄金。
1948年12月21日，在程潜支持下，唐伯球当选为省参议会议长。
1949年1月，唐伯球组织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并以省参议会名义分别向蒋介石和毛泽东发出电报，呼吁和平。他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表示“本会等竭尽智慧，为先生和平决策之后盾”。他在致蒋介石电文中，强烈要求取消一切戡乱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在押政治犯。
唐伯球在省副参议长、议长任期内，履行了自己承诺，没有辜负三湘父老的期望，做了以下几件事：一、省参议会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及各省参议会，请求取消戡乱措施，主张停止征兵征粮；通电李宗仁，请求接受中共和平条件；反对白崇禧以临时粮券向湖南人民预征粮食；在省参议会设驻会委员，在反对征兵征粮方面与白崇禧进行辩论；二、省参议会公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以金元券收兑民间黄金白银运出湖南；反对以现金或实物高价收购湖南的钨、锑，并多方阻止其运出湖南；通过由湖南省银行发行辅币券，并自铸银元，使南京国民政府日益贬值的金元券无法在湖南流通；三、省参议会还会同各有关人士反对桂系撤换程潜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反对白崇禧查封湖南版《中央日报》并收押该报社社长段梦晖。
唐伯球和省参议会的努力，对程潜在湖南实现局部和平、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湖南进行经济掠夺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程潜密切配合，筹划湖南和平起义
1948年3月，唐伯球与地下民联联络员戴朝震同去上海，会见了民革中央负责人郭春涛。郭以大局形势晓之，并劝唐以参议会为掩护，从事反蒋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唐乃由郭春涛、戴朝震介绍加入民革。同年9月，唐伯球在其子唐鸿烈的影响下，专程赴香港，会见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李济深指示他回湘后，在省参议会内团结进步人士，争取湖南人民的支持，实行反对蒋介石的计划，具体内容是反对征兵、征粮饷，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
1948年7月，程潜任湖南省主席，省府秘书长邓介松到长沙后，即与唐联系，嘱唐伯球在参议会配合省政府的和平行动。经邓的介绍，唐伯球与程潜关系日近。
1949年春，唐伯球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中共湖南省工委指导下，他利用议长职务团结民主进步力量，与程潜密切配合，共谋湖南和平起义。凡程潜不便公开出面的，他则挺身而出，通过参议会以民意行之；或由参议会作出决议，请省政府执行；或提出强烈呼吁，径与白崇禧对抗。
1949年5月初，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及其20余万部队从武汉撤退至长沙等地，压制湖南和平运动。为了共同对付白崇禧，唐伯球认为应该将闲居家乡办学的唐生智邀来长沙。因为唐生智是原国民党一级上将，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于是，他约陈云章、刘公武等人商议，决定由省参议员陈云章以省、市工农商六团体的名义赴东安请唐生智“出山”。5月2日，唐伯球主持召开各界人士欢迎唐生智大会，推唐生智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省参议会配合唐生智开展各项活动，并对白崇禧破坏湖南和平自救运动的种种阴谋予以揭露，对其倒行逆施予以抵制。
程、唐合作后兴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在省内引起了极大反响。但是，驻守长沙的白崇禧不能容忍唐生智在长沙开展和平自救运动，亦不允许唐生智在长沙联合各县地方武装，动摇其在长沙与解放军决战的军心。因此，唐生智被列入白崇禧欲予逮捕的黑名单。唐伯球探知后，即连夜告知唐生智，请其从速转移。随后，唐生智回到东安，并继续为湖南和平起义进行工作。
在省自救会被迫解散后，唐伯球又发动组织“湖南救灾委员会”，呼吁为滨湖大水灾筹款，提出不能再供应驻军口粮，要求客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借以赶走白崇禧的军队，反对白崇禧的战争叫嚣。此时，白崇禧又施出调虎离山计，以李宗仁名义调程潜去广州就任中央考试院长，以此打击湖南的和平运动。程潜分别找唐伯球、陈云章等人商议对策。唐伯球召开参议会，决定以省参议会名义致电李宗仁，挽留程潜主湘。唐伯球又多方活动，请仇鳌、周震鳞等绅耆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在唐伯球等人的努力下，李宗仁终于被迫收回成命。由于白崇禧的压制，湖南和平运动曾一度跌入低谷，唐伯球与一些民主进步人士仍不断秘密聚会，坚持斗争，报请程潜撤换了坚持顽固立场的警察局长刘嘉树。
白崇禧撤离长沙前夕，曾下令陈明仁将唐伯球驱逐出湖南，陈明仁以唐“为民意机关首长应慎重”为由未予执行。与白崇禧关系极深的省政府秘书长杨绩荪也为唐开脱：“唐议长是个资本家，决无同情共党之理。”接着，白崇禧约唐伯球到长官公署谈话。在白崇禧逼迫下，唐的夫人被送往广州。
1949年7月下旬，在白的要挟下，唐伯球与程潜一道避居邵阳，住在陈光中家以为掩护，暗中却在程潜的安排下，草拟和平起义通电文稿。白崇禧获悉唐伯球所作所为，老羞成怒，在衡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说：“遗憾的是没有把唐伯球这帮政治掮客杀掉，程潜受了他们的蒙蔽。”8月初，唐伯球返回长沙，和唐生智等湖南耆宿及各界知名人士104人，通电响应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解放后，唐伯球先后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首届、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南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民革湖南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第四届民革中央候补委员。
进入花甲之年的唐伯球，认真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参加和平签名运动，履行抗美援朝的各项义务。在对工商业的改造中，唐伯球主动将其拥有的价值一亿元（旧币）的企业股票交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中南区行政机构撤销后，唐伯球先后担任第一届、第二届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第一届、二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57年，当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发表后，唐伯球认真学习，帮助党整风，希望党和政府迅速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同时，他积极组织和参与省政协的视察组赴长沙、湘潭、衡阳、邵阳、常德等地市的考察和调查研究，为湖南全省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纳。后来卧病在床，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并尽可能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1960年2月5日，唐伯球在长沙病故，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