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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广州开会，有11省提议改革学制，会议决定以广东省教育会所提草案为依据，征求全国意见。经过一年多的讨论，1922年11月，《学校系统改革案》公布，新学制正式诞生，史称壬戌学制。相对于1912-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最大的变动只有两点：一为选科制的采用，二为美国中学三三制的模仿。”[1]1912-1922年的中学不分初高中，统一为四年。《学校系统改革案》公布后，各地中学陆续实行三三制。《国语文类选》和《白话文范》都为四年制中学教学而编，不适合三三制中学使用，实行三三制的中学需要新编教科书。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1922-1927年间共出版7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据时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的黎锦熙说：“商务中华两家所出，经部审定，最通行耳。”[2]
一
1922-1924，沈仲九与孙俍工合编了市面上最早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初中国语文读本》（共六编）。这套教材面世后影响很大。胡山源说：“1923年至1924年我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教国文时，用的课本是民智书局出版的三厚册中学读本，编者便是沈仲九。这完全是新型的国文读本，里面没有一篇文言文，尽是‘五四’以来的白话论文、诗歌和小说。这套读本对于传统思想的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新文学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很佩服编者的认识正确，也以获得了这种好读本而感到愉快。”[3]当时两所名校，东南大学附中和浙江春晖中学，在1923年，都使用它作教科书。[4]
沈仲九、孙俍工都要求初中国文完全教授白话文。沈仲九认为：“中学课程，应该注重各专科共通的基本知识，若要教授古文，养成看古书的能力，那是专为研究文科的预备，不是设立中学的本意了。照以上的理由说来，可以决定中等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多数人不必看古书，所以中等学校，不必教授古文，养成看古书的能力。”[5]“我以为中国的古书，只足以作专家研究的材料，而不足以作为中学生的诵读之书。”[6]孙俍工认为：“从文艺底本身上说，初中底国文教学应该完全是国语的，这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来好的文艺都是国语的，一是要是国语的文艺才是真的文艺”；“从思想上说，初中国文教学应完全是国语的，古代底文章里没有好的思想，纵然有一点，不是勉强附会的，便是不合适现代的生活”；“古文与科学是矛盾的”，“学生一面研究科学，一面学古文，能力不够”。所以，他“主张初级中学底国文教授，无论教的学的应该都是国语的，而且完全是国语的，（不教古文，而且不兼教古文）”。[7]正因为此，《初中国语文读本》容量很大，预备填满初中国文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没有为古文教学留下余地。
《初中国语文读本》的“选材标准，是内容真实而不背时代精神，形式合法而充分表现个性。”[8]孙俍工补充的教授大纲也称，国文教学“对于知的方面以‘启发思想，并且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为主旨，对于情的方面，以‘培养美的情感，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为主旨，对于意的方面以‘发表情思，记叙事物’为主旨。”[9]
让学生“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正是《初中国语文读本》前四编的编选宗旨。由于所选作品较多，本文不打算一一罗列，仅从穆济波对该书使用情况的考察中，以窥一斑。1923年，穆济波在东南大学附中担任国文教员时，使用《初中国语文读本》第三编。他分四单程教学，并对前三个单程的教学过程作了详细介绍。第一单程4星期学完，“示以时间最易丧失，人生不可不觅一正当生活道路。东方孔老之教训，有足以提振吾人奋兴有为之精神，破除一切成败得失之见者在，吾人企图不朽，并非甚难，惟当尽其所能，为社会做一番事业。”[10]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法国嚣俄著、奎章译《沙葬》，李大钊《今》，梁漱溟《一个人的生活》，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胡适《不朽论》，并另从《小说月报》选王思砧《风雨之下》。第二单程教学时间为4星期，试图让学生懂得：“生命要求我们无间的工作，工作来到世间是人们应该一律分任的，无论何人都不得自由。偷堕退却，都是弱者。吾人为工作而生活，在此未完的大业中，尽管努力做去，纵令社会恶劣，但当认识未来，企望未来，为人类全体，今日吾人即有重大之使命在。”[11]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显克微之著、周作人译《二草原》，郑振铎《自由》，陈独秀《自杀论》，朱执信《人类的将来》，张崧年译《精神独立宣言》，爱罗先珂讲、李小峰宗甄甫合记《知识阶级的使命》。第三单程教学时间为4星期，试图让学生明白：“社会制度，把一般同生共命的人类，强分出无限智愚强弱的主奴阶级来，要免除人类的悲苦，便要将这一层层的障壁打倒，一切不合理的思想、制度，都给完全解放改造，重新再铸文明。如能将人类之狭隘的习惯一一破除，庶几乎才有一种正当的生活。”[12]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鲁迅《故乡》，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汉民《习惯之打破》，爱罗先珂著、鲁迅译《狭的笼》。
以问题为中心组织选文，应是沈仲九的主张。1919年，沈仲九在浙江一师时就“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13]搜集和组织国文教材。此后几年，他一直坚持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现代思潮”。与其让学生“读《庄子》《墨子》《荀子》等，不如叫他读《胡適文存》《独秀文存》这一类书；因为前者难懂，后者易解；前者未必合于现代思潮，后者可以当作现代思潮的一部分的代表。就轻重缓急论，要做一现代的人，不懂《庄子》《墨子》等的学说，却不要紧；不懂国语文提倡的理由，不懂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礼教问题、劳动问题等，却是要做一时代的落伍者。”[14]这跟《国语文类选》的宗旨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初中国语文读本》跟《白话文范》相似，选了很多文学作品。前四编199篇作品，按作者统计，周作人19篇（著10篇，译9篇），鲁迅19篇（著16篇，译3篇），胡适16篇（著12篇，译4篇），蔡元培8篇，梁启超、李大钊、叶绍钧、郭沫若、俞平伯各5篇，沈玄庐、钱玄同、刘复、郑振铎各4篇，冰心、刘大白、戴季陶、朱自清、任鸿隽各3篇。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超过了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的作品。鲁迅的19篇作品中，不仅包括《孔乙己》《药》《故乡》《风波》4篇小说，还有8篇随感录。叶绍钧、冰心的作品全是小说，郭沫若、俞平伯的全是新诗，钱玄同的全是随感录。可见，《初中国语文读本》前四编是一本以新文学作品为主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初中国语文读本》五、六编“为国外小说名作的翻译，而另外辅之以长篇翻译剧本及诗歌”，[15]在编辑上“以作家的国别和时代为准”。[16]第五编选15篇作品。法国、俄国小说各7篇，德国小说1篇。第六编选23篇作品。俄国小说5篇，日本作品4篇，波兰小说3篇，挪威、爱尔兰、印度作品各2篇，瑞典、犹太、新希腊、意大利、芬兰作品各1篇。孙俍工为这些作品设计的作业中，包含分析“所含蕴的思想问题、所表现的人生问题及学生对于本篇的感想和批评”，“注意作家略历、作家的思想学说、作家艺术上的主张（人生的艺术或艺术的艺术）及派别（浪漫派、自然派或新浪漫派等）、作家所受时代精神与环境的影响”等。[17]五、六编的选材、组织和作业设计，完全是外国文学作品的欣赏与研究。这既跟《国语文类选》迥异，也跟《白话文范》不同，自此，新文学作品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才真正取得了重要地位。
可见，《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内容，正如编者所说，一方面是“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另一方面是“培养美的情感，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以新思潮和新文学为内容，正是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共同特点。
世界书局《中学国语文读本》（共四册）与中华书局《初级国语读本》（共三册）的编辑，都受《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影响。
《中学国语文读本》编者秦同培，江苏锡山人，民国初年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初等小学修身、国文教科书，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似乎没有发表过文章。《中学国语文读本》共四册，为“小学后数年，及初级中学可以通用的教材。”[18]1920年初出版。在《编辑大意》中，秦同培说：“本书对于内容方面，专取教材新颖，可以得到新知识的，凡旧有污浊的迂拘的谬误的种种成见，一概把他打破，给学生以种种平坦宽广的大路，像对社会对世界，什么自治互助等紧要觉悟，都直接间接的，与以明示或暗示，目的都是认定要使学生自立，要使学生知道将来重大发展的方向。”似乎内容在于讨论新思潮，但接下来，秦同培又说：“对于形式方面，在引得文学的浓深趣味，常人以为语体文，总不外是赤裸裸的，直率单调的罢了，不知道从我们文学的眼光看起来，那语体文中间，也仍旧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以写实见长的，有的是以表情见长的，有的是以说理见长的，有的是以描景见长的，各有各手法，各有各本领，决不是随便写上几句，就可以算数的，本书对于白话种种文体，大要略备，目的也就在这一点上面，又书中于有趣味的小说游记一类，搜罗得特别多，意思也是这样。”[19]秦同培对白话文的理解颇为独特，似乎白话文的形式是“文学”，内容是新思潮。通过新文学来理解新思潮，恰好也正是仲九、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的特色。
《中学国语文读本》中有78篇作品跟仲九、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相同，占《中学国语文读本》选文总数119篇的近2/3。据我们判断，这78篇作品都是直接从《初中国语文读本》中抄过来的。原因有三。一，这些作品的排序与其在《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排序大致吻合。二，78篇作品中，鲁迅《从老到死》《大恐惧》《保存国粹》《药》《孔乙己》，蔡元培《我的新生活观》《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愿》，钱玄同《中国派的医生》，任鸿隽《何谓科学家》，郭沫若《新月》《雨后》《白云》，郑振铎《自由》，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楔子》，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俞平伯《墙头》，大悲《哭中的笑声》等17篇作品，《初中国语文读本》没有标明来源，《中学国语文读本》也没有标明。余下的61篇，《初中国语文读本》标明了来源，《中学国语文读本》也标明了。三，78篇外的其它作品来源非常狭窄。41篇作品中，来自《青光》27篇，而为梁绍文所作的就有18篇。某一刊物或某一作者的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例如此之高，是非常少见的。秦同培解释说：“本编游记文字，采取梁绍文先生的特别多，因其描景写实表情各方面，都能作良好模范，又所述南洋对外情形，兼可与学者以甚深的刺激，谅梁先生定是欢迎这种宣传的，原文采自《青光》，谅青光社也决取解放主义，要人们这么宣传的，本局谨代表学者诸青年多多感谢”。[20]余下的作品中，6篇来自胡适《尝试集》，3篇来自《时事新报·学灯》。
1923年，白话刊物已成席卷之势，秦同培除抄录现成教科书选文外，仅从有限几种刊物中选材，而他所推崇的梁绍文，并非知名作者，说明世界书局面对新的国文教育思潮，其实并没有准备好，只能仓促上阵。
《初中国语文读本》对20年代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的影响，还体现在中华书局1922—1924年出版的《初级国语读本》上。编者沈星一，跟秦同培相似，在新文化运动中似乎没有发表过文章。《初级国语读本》所选作品，“以记叙文、抒情文为主，参用议论文、说明文。第一册是今人浅显的作品，以期和小学衔接。第二册兼采旧说部，使学者略识国语文演进的历程。第三册兼采译作，并略注重于探讨问题研究学理之文，使学者亦了解国语文在现今实际上的应用。”[21]根据文类的不同，可将《初级国语读本》的118篇作品分为论说文、小说与传记、新诗、游记与小品文四类。40篇论说文中，有16篇跟《初中国语文读本》所选篇目相同，37篇小说与传记，有21篇已经出现在《初中国语文读本》中。《初中国语文读本》创作小说推崇冰心、叶绍钧与鲁迅，翻译小说推崇周作人，《初级国语读本》所选小说也以此四人的最多。28首新诗中，有9首已经出现在《初中国语文读本》中。13篇小品文、游记和调查报告中，有5篇也为《初中国语文读本》所选。也就是说，《初级国语读本》中有接近一半的作品跟《初中国语文读本》是相同的，其余作品，多以类相从。可见《初级国语读本》也以新思潮和新文学为内容。
跟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安排某一位内部职员独立编辑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做法不同，商务印书馆聘请了五人编辑新学制颁布后的第一套初中国文教科书。1923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中国语教科书》开始出版，至1924年2月出齐。《初中国语教科书》出版后风靡一时，不仅成为舆论焦点，也为各地中学广泛采用。1925年2月，在孟宪承所调查的江苏46所中学中，以该书为教材的有10校。[22]1926年，地处边远的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也使用它为教材。[23]1929年3月，第三册出至第65版。1932年九一八事變后，出版“国难后”的新版本，1932年10月，第四册出至“国难后”第9版。 《初中国语教科书》由胡适、王云五、朱经农校订，第一二册由周予同、吴研因、范善祥编辑，第三至第六册由顾颉刚、叶绍钧编辑。共259课，123课白话作品除来自商务印书馆《少年丛书》有关世界名人轶事的4篇白话传记和从文言作品翻译而来的9篇白话作品外，其余110篇作品中，议论文11篇，学术文4篇，小说11篇，新诗9首，散文11篇，翻译作品22篇，古白话文42篇。虽有相当多的作品也选入了《初中国语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等教科书中，但《初中国语教科书》中的议论文在同类教科书中是最少的，其纯文学作品却是同类教科书中最多的。如果说《国语文类选》偏重新思潮，那么《初中国语教科书》大部分都是新文学作品。而《白话文范》《初中国语文读本》《中学国语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四套教科书处在上述两套教科书之间，论说文与新文学作品都占了一定比例。
二
虽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学大量采用白话文，但除少数激进者外，多数人认为初中国文课上仍须教学文言文。1920年，胡适为中学国文每周设定教学时间5小时，其中3小时为古文教学，国语文的教学仅在一二年级每周占用1小时。[24]1922年，周予同设计的中学国文教学，仅第一学年每周3小时学习国语文，后三学年都学习文言文。[25]1923年，叶绍钧起草，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复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初中国文文言白话兼教，白话文从初一至初三所占份额分别为3/4，2/4，1/4。
原则上说，《课程纲要》是指导教学的官方权威文件，尽管在20年代，“《新学制课程纲要》也还无约束的力量”[26]。但对于初中国文文言白话兼教这一规定，大多数一线教员是认同的。1923年，东南大学附中国文课每周6小时，其中3小时教学白话文，2小时教学文言文。1923年，春晖中学初中二年级，除以仲九、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为教材外，还“兼选文言文”，白话文言“约为4：1的比例”[27]。据学生回忆，1924年，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任教，“开始时他为我们选授几课白话文。他自己念，或叫同学念给大家听。有问题时停下来给大家讲解。后来他认为我们已能看懂白话文及报纸时文，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文言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练，很有些好东西。’大家一致同意读先生选出来的‘好东西’。”[28]
既然有学校需要，出版社当然得编辑出版文言教材。在20年代的初中国文文言文教科书中，有两部半影响较大。两部是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3-1924年出版）和庄适《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半部是叶绍钧等《初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文言部分。这些教科书于每个朝代都有选文，在选文来源上于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有所继承，但也出现了若干新特点。
首先，这些教科书仍然选有大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之文。《初级古文读本》有唐文7篇、清文49篇。《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中有唐文26篇、宋文21篇、清文61篇。《初中国语教科书》唐文部分选韩愈2篇，柳宗元1篇；清文部分选古文家文10篇。可见，这些教科书中的古文数量虽不及民初林纾、吴曾祺、许国英等人所编教科书中的多，但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文化运动提倡者极力反对的“桐城谬种”，其实并没有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消失。
其次，跟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相比，经史子部文献的比例有所提高。编者们一致看中《史记》和《战国策》，这跟民初教科书多从《左传》选文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具体选择上，3套教科书的编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文各有侧重。《初中国语教科书》侧重《孟子》《论衡》，从《论衡》中选6课，这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极为罕见，大概缘于胡适对王充无神论的大力表彰。《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多选《新序》、《說苑》，跟当时庄适正为商务印书馆校点《新序·说苑》有关。而沈星一的选文倾向则跟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者近似，《论衡》与《新序》《说苑》都没有进入《初级古文读本》。
再次，诗词曲的比例大幅提高。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仅刘法曾、许国英、刘宗向的教科书选历代诗词。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略择著名之诗歌附焉”，[29]选诗多达近200首，但仅为附属。刘宗向《中等学校国文读本》与此相同，诗词曲另在别录2卷，不在正文15卷中。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每册列入数首”[30]诗词曲，四册共有20多首，不足10课，占全书的4%左右。而庄适和沈星一编辑的教科书中，诗词占到全书的25%左右。诗词的比例为什么会提到如此之高呢？我们可从白居易诗歌入选比例的变化看出端倪。民初3套选诗词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居易的诗歌仅出现两次，可见人们对白居易的评价并不高。而《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选白居易诗16首，远远超过以7首排名第二的苏轼。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选白居易诗6首，在数量上也占了该书同类作品的第一位。只要我们明白胡适在建构白话文学史时对白居易诗浓墨重彩，就可推出庄适和沈星一等人选白居易诗最多的原因。所以，20年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大量入选历代诗词曲，大概跟胡适等人将此作为明清以前白话文学史的主体有关。
第四，同代人的文言作品进入教科书。除《初级古文读本》外，其它两套教科书都收文言翻译。这或许是受胡适“读了一部《茶花女》比读了一部《古文辞类纂》还好”这一说法的影响。庄适《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中的9课文言翻译小说，有5课选自《馨儿就学记》，其它4课都为林译小说。《初中国语教科书》文言翻译也有9课，来自《域外小说集》的就有5课。这说明同为选择文言翻译小说，庄适倾向于林纾、包天笑等旧派人士，而叶绍钧等人则倾向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派人士。两套教科书对于同代人创作的文言文，侧重点也不一样。《初中国语教科书》文言创作最为推重蔡元培。庄适大概一方面参考了本馆出版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另一方面对前者选文倾向“一派同志”有所不满（从他选林纾和包天笑的译作可见他的倾向），故选同代人的文言文时，有意减少蔡元培、吴稚晖、刘复等人作品的比重。
一
1922-1924，沈仲九与孙俍工合编了市面上最早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初中国语文读本》（共六编）。这套教材面世后影响很大。胡山源说：“1923年至1924年我在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教国文时，用的课本是民智书局出版的三厚册中学读本，编者便是沈仲九。这完全是新型的国文读本，里面没有一篇文言文，尽是‘五四’以来的白话论文、诗歌和小说。这套读本对于传统思想的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新文学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很佩服编者的认识正确，也以获得了这种好读本而感到愉快。”[3]当时两所名校，东南大学附中和浙江春晖中学，在1923年，都使用它作教科书。[4]
沈仲九、孙俍工都要求初中国文完全教授白话文。沈仲九认为：“中学课程，应该注重各专科共通的基本知识，若要教授古文，养成看古书的能力，那是专为研究文科的预备，不是设立中学的本意了。照以上的理由说来，可以决定中等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多数人不必看古书，所以中等学校，不必教授古文，养成看古书的能力。”[5]“我以为中国的古书，只足以作专家研究的材料，而不足以作为中学生的诵读之书。”[6]孙俍工认为：“从文艺底本身上说，初中底国文教学应该完全是国语的，这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来好的文艺都是国语的，一是要是国语的文艺才是真的文艺”；“从思想上说，初中国文教学应完全是国语的，古代底文章里没有好的思想，纵然有一点，不是勉强附会的，便是不合适现代的生活”；“古文与科学是矛盾的”，“学生一面研究科学，一面学古文，能力不够”。所以，他“主张初级中学底国文教授，无论教的学的应该都是国语的，而且完全是国语的，（不教古文，而且不兼教古文）”。[7]正因为此，《初中国语文读本》容量很大，预备填满初中国文教学的绝大部分时间，没有为古文教学留下余地。
《初中国语文读本》的“选材标准，是内容真实而不背时代精神，形式合法而充分表现个性。”[8]孙俍工补充的教授大纲也称，国文教学“对于知的方面以‘启发思想，并且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为主旨，对于情的方面，以‘培养美的情感，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为主旨，对于意的方面以‘发表情思，记叙事物’为主旨。”[9]
让学生“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正是《初中国语文读本》前四编的编选宗旨。由于所选作品较多，本文不打算一一罗列，仅从穆济波对该书使用情况的考察中，以窥一斑。1923年，穆济波在东南大学附中担任国文教员时，使用《初中国语文读本》第三编。他分四单程教学，并对前三个单程的教学过程作了详细介绍。第一单程4星期学完，“示以时间最易丧失，人生不可不觅一正当生活道路。东方孔老之教训，有足以提振吾人奋兴有为之精神，破除一切成败得失之见者在，吾人企图不朽，并非甚难，惟当尽其所能，为社会做一番事业。”[10]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法国嚣俄著、奎章译《沙葬》，李大钊《今》，梁漱溟《一个人的生活》，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胡适《不朽论》，并另从《小说月报》选王思砧《风雨之下》。第二单程教学时间为4星期，试图让学生懂得：“生命要求我们无间的工作，工作来到世间是人们应该一律分任的，无论何人都不得自由。偷堕退却，都是弱者。吾人为工作而生活，在此未完的大业中，尽管努力做去，纵令社会恶劣，但当认识未来，企望未来，为人类全体，今日吾人即有重大之使命在。”[11]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显克微之著、周作人译《二草原》，郑振铎《自由》，陈独秀《自杀论》，朱执信《人类的将来》，张崧年译《精神独立宣言》，爱罗先珂讲、李小峰宗甄甫合记《知识阶级的使命》。第三单程教学时间为4星期，试图让学生明白：“社会制度，把一般同生共命的人类，强分出无限智愚强弱的主奴阶级来，要免除人类的悲苦，便要将这一层层的障壁打倒，一切不合理的思想、制度，都给完全解放改造，重新再铸文明。如能将人类之狭隘的习惯一一破除，庶几乎才有一种正当的生活。”[12]教材为《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鲁迅《故乡》，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汉民《习惯之打破》，爱罗先珂著、鲁迅译《狭的笼》。
以问题为中心组织选文，应是沈仲九的主张。1919年，沈仲九在浙江一师时就“以和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13]搜集和组织国文教材。此后几年，他一直坚持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现代思潮”。与其让学生“读《庄子》《墨子》《荀子》等，不如叫他读《胡適文存》《独秀文存》这一类书；因为前者难懂，后者易解；前者未必合于现代思潮，后者可以当作现代思潮的一部分的代表。就轻重缓急论，要做一现代的人，不懂《庄子》《墨子》等的学说，却不要紧；不懂国语文提倡的理由，不懂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礼教问题、劳动问题等，却是要做一时代的落伍者。”[14]这跟《国语文类选》的宗旨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初中国语文读本》跟《白话文范》相似，选了很多文学作品。前四编199篇作品，按作者统计，周作人19篇（著10篇，译9篇），鲁迅19篇（著16篇，译3篇），胡适16篇（著12篇，译4篇），蔡元培8篇，梁启超、李大钊、叶绍钧、郭沫若、俞平伯各5篇，沈玄庐、钱玄同、刘复、郑振铎各4篇，冰心、刘大白、戴季陶、朱自清、任鸿隽各3篇。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超过了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的作品。鲁迅的19篇作品中，不仅包括《孔乙己》《药》《故乡》《风波》4篇小说，还有8篇随感录。叶绍钧、冰心的作品全是小说，郭沫若、俞平伯的全是新诗，钱玄同的全是随感录。可见，《初中国语文读本》前四编是一本以新文学作品为主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初中国语文读本》五、六编“为国外小说名作的翻译，而另外辅之以长篇翻译剧本及诗歌”，[15]在编辑上“以作家的国别和时代为准”。[16]第五编选15篇作品。法国、俄国小说各7篇，德国小说1篇。第六编选23篇作品。俄国小说5篇，日本作品4篇，波兰小说3篇，挪威、爱尔兰、印度作品各2篇，瑞典、犹太、新希腊、意大利、芬兰作品各1篇。孙俍工为这些作品设计的作业中，包含分析“所含蕴的思想问题、所表现的人生问题及学生对于本篇的感想和批评”，“注意作家略历、作家的思想学说、作家艺术上的主张（人生的艺术或艺术的艺术）及派别（浪漫派、自然派或新浪漫派等）、作家所受时代精神与环境的影响”等。[17]五、六编的选材、组织和作业设计，完全是外国文学作品的欣赏与研究。这既跟《国语文类选》迥异，也跟《白话文范》不同，自此，新文学作品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才真正取得了重要地位。
可见，《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内容，正如编者所说，一方面是“了解现代思潮底大概”，另一方面是“培养美的情感，并且了解彼底变迁和性质”。以新思潮和新文学为内容，正是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共同特点。
世界书局《中学国语文读本》（共四册）与中华书局《初级国语读本》（共三册）的编辑，都受《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影响。
《中学国语文读本》编者秦同培，江苏锡山人，民国初年曾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初等小学修身、国文教科书，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似乎没有发表过文章。《中学国语文读本》共四册，为“小学后数年，及初级中学可以通用的教材。”[18]1920年初出版。在《编辑大意》中，秦同培说：“本书对于内容方面，专取教材新颖，可以得到新知识的，凡旧有污浊的迂拘的谬误的种种成见，一概把他打破，给学生以种种平坦宽广的大路，像对社会对世界，什么自治互助等紧要觉悟，都直接间接的，与以明示或暗示，目的都是认定要使学生自立，要使学生知道将来重大发展的方向。”似乎内容在于讨论新思潮，但接下来，秦同培又说：“对于形式方面，在引得文学的浓深趣味，常人以为语体文，总不外是赤裸裸的，直率单调的罢了，不知道从我们文学的眼光看起来，那语体文中间，也仍旧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以写实见长的，有的是以表情见长的，有的是以说理见长的，有的是以描景见长的，各有各手法，各有各本领，决不是随便写上几句，就可以算数的，本书对于白话种种文体，大要略备，目的也就在这一点上面，又书中于有趣味的小说游记一类，搜罗得特别多，意思也是这样。”[19]秦同培对白话文的理解颇为独特，似乎白话文的形式是“文学”，内容是新思潮。通过新文学来理解新思潮，恰好也正是仲九、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的特色。
《中学国语文读本》中有78篇作品跟仲九、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相同，占《中学国语文读本》选文总数119篇的近2/3。据我们判断，这78篇作品都是直接从《初中国语文读本》中抄过来的。原因有三。一，这些作品的排序与其在《初中国语文读本》中的排序大致吻合。二，78篇作品中，鲁迅《从老到死》《大恐惧》《保存国粹》《药》《孔乙己》，蔡元培《我的新生活观》《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愿》，钱玄同《中国派的医生》，任鸿隽《何谓科学家》，郭沫若《新月》《雨后》《白云》，郑振铎《自由》，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楔子》，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俞平伯《墙头》，大悲《哭中的笑声》等17篇作品，《初中国语文读本》没有标明来源，《中学国语文读本》也没有标明。余下的61篇，《初中国语文读本》标明了来源，《中学国语文读本》也标明了。三，78篇外的其它作品来源非常狭窄。41篇作品中，来自《青光》27篇，而为梁绍文所作的就有18篇。某一刊物或某一作者的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例如此之高，是非常少见的。秦同培解释说：“本编游记文字，采取梁绍文先生的特别多，因其描景写实表情各方面，都能作良好模范，又所述南洋对外情形，兼可与学者以甚深的刺激，谅梁先生定是欢迎这种宣传的，原文采自《青光》，谅青光社也决取解放主义，要人们这么宣传的，本局谨代表学者诸青年多多感谢”。[20]余下的作品中，6篇来自胡适《尝试集》，3篇来自《时事新报·学灯》。
1923年，白话刊物已成席卷之势，秦同培除抄录现成教科书选文外，仅从有限几种刊物中选材，而他所推崇的梁绍文，并非知名作者，说明世界书局面对新的国文教育思潮，其实并没有准备好，只能仓促上阵。
《初中国语文读本》对20年代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的影响，还体现在中华书局1922—1924年出版的《初级国语读本》上。编者沈星一，跟秦同培相似，在新文化运动中似乎没有发表过文章。《初级国语读本》所选作品，“以记叙文、抒情文为主，参用议论文、说明文。第一册是今人浅显的作品，以期和小学衔接。第二册兼采旧说部，使学者略识国语文演进的历程。第三册兼采译作，并略注重于探讨问题研究学理之文，使学者亦了解国语文在现今实际上的应用。”[21]根据文类的不同，可将《初级国语读本》的118篇作品分为论说文、小说与传记、新诗、游记与小品文四类。40篇论说文中，有16篇跟《初中国语文读本》所选篇目相同，37篇小说与传记，有21篇已经出现在《初中国语文读本》中。《初中国语文读本》创作小说推崇冰心、叶绍钧与鲁迅，翻译小说推崇周作人，《初级国语读本》所选小说也以此四人的最多。28首新诗中，有9首已经出现在《初中国语文读本》中。13篇小品文、游记和调查报告中，有5篇也为《初中国语文读本》所选。也就是说，《初级国语读本》中有接近一半的作品跟《初中国语文读本》是相同的，其余作品，多以类相从。可见《初级国语读本》也以新思潮和新文学为内容。
跟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安排某一位内部职员独立编辑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做法不同，商务印书馆聘请了五人编辑新学制颁布后的第一套初中国文教科书。1923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中国语教科书》开始出版，至1924年2月出齐。《初中国语教科书》出版后风靡一时，不仅成为舆论焦点，也为各地中学广泛采用。1925年2月，在孟宪承所调查的江苏46所中学中，以该书为教材的有10校。[22]1926年，地处边远的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也使用它为教材。[23]1929年3月，第三册出至第65版。1932年九一八事變后，出版“国难后”的新版本，1932年10月，第四册出至“国难后”第9版。 《初中国语教科书》由胡适、王云五、朱经农校订，第一二册由周予同、吴研因、范善祥编辑，第三至第六册由顾颉刚、叶绍钧编辑。共259课，123课白话作品除来自商务印书馆《少年丛书》有关世界名人轶事的4篇白话传记和从文言作品翻译而来的9篇白话作品外，其余110篇作品中，议论文11篇，学术文4篇，小说11篇，新诗9首，散文11篇，翻译作品22篇，古白话文42篇。虽有相当多的作品也选入了《初中国语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等教科书中，但《初中国语教科书》中的议论文在同类教科书中是最少的，其纯文学作品却是同类教科书中最多的。如果说《国语文类选》偏重新思潮，那么《初中国语教科书》大部分都是新文学作品。而《白话文范》《初中国语文读本》《中学国语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四套教科书处在上述两套教科书之间，论说文与新文学作品都占了一定比例。
二
虽这一时期初中国文教学大量采用白话文，但除少数激进者外，多数人认为初中国文课上仍须教学文言文。1920年，胡适为中学国文每周设定教学时间5小时，其中3小时为古文教学，国语文的教学仅在一二年级每周占用1小时。[24]1922年，周予同设计的中学国文教学，仅第一学年每周3小时学习国语文，后三学年都学习文言文。[25]1923年，叶绍钧起草，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复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初中国文文言白话兼教，白话文从初一至初三所占份额分别为3/4，2/4，1/4。
原则上说，《课程纲要》是指导教学的官方权威文件，尽管在20年代，“《新学制课程纲要》也还无约束的力量”[26]。但对于初中国文文言白话兼教这一规定，大多数一线教员是认同的。1923年，东南大学附中国文课每周6小时，其中3小时教学白话文，2小时教学文言文。1923年，春晖中学初中二年级，除以仲九、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为教材外，还“兼选文言文”，白话文言“约为4：1的比例”[27]。据学生回忆，1924年，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任教，“开始时他为我们选授几课白话文。他自己念，或叫同学念给大家听。有问题时停下来给大家讲解。后来他认为我们已能看懂白话文及报纸时文，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文言及旧诗词经过几千年洗练，很有些好东西。’大家一致同意读先生选出来的‘好东西’。”[28]
既然有学校需要，出版社当然得编辑出版文言教材。在20年代的初中国文文言文教科书中，有两部半影响较大。两部是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中华书局1923-1924年出版）和庄适《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半部是叶绍钧等《初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文言部分。这些教科书于每个朝代都有选文，在选文来源上于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有所继承，但也出现了若干新特点。
首先，这些教科书仍然选有大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之文。《初级古文读本》有唐文7篇、清文49篇。《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中有唐文26篇、宋文21篇、清文61篇。《初中国语教科书》唐文部分选韩愈2篇，柳宗元1篇；清文部分选古文家文10篇。可见，这些教科书中的古文数量虽不及民初林纾、吴曾祺、许国英等人所编教科书中的多，但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文化运动提倡者极力反对的“桐城谬种”，其实并没有从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消失。
其次，跟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相比，经史子部文献的比例有所提高。编者们一致看中《史记》和《战国策》，这跟民初教科书多从《左传》选文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具体选择上，3套教科书的编者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文各有侧重。《初中国语教科书》侧重《孟子》《论衡》，从《论衡》中选6课，这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极为罕见，大概缘于胡适对王充无神论的大力表彰。《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多选《新序》、《說苑》，跟当时庄适正为商务印书馆校点《新序·说苑》有关。而沈星一的选文倾向则跟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者近似，《论衡》与《新序》《说苑》都没有进入《初级古文读本》。
再次，诗词曲的比例大幅提高。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仅刘法曾、许国英、刘宗向的教科书选历代诗词。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略择著名之诗歌附焉”，[29]选诗多达近200首，但仅为附属。刘宗向《中等学校国文读本》与此相同，诗词曲另在别录2卷，不在正文15卷中。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每册列入数首”[30]诗词曲，四册共有20多首，不足10课，占全书的4%左右。而庄适和沈星一编辑的教科书中，诗词占到全书的25%左右。诗词的比例为什么会提到如此之高呢？我们可从白居易诗歌入选比例的变化看出端倪。民初3套选诗词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居易的诗歌仅出现两次，可见人们对白居易的评价并不高。而《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选白居易诗16首，远远超过以7首排名第二的苏轼。沈星一《初级古文读本》选白居易诗6首，在数量上也占了该书同类作品的第一位。只要我们明白胡适在建构白话文学史时对白居易诗浓墨重彩，就可推出庄适和沈星一等人选白居易诗最多的原因。所以，20年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大量入选历代诗词曲，大概跟胡适等人将此作为明清以前白话文学史的主体有关。
第四，同代人的文言作品进入教科书。除《初级古文读本》外，其它两套教科书都收文言翻译。这或许是受胡适“读了一部《茶花女》比读了一部《古文辞类纂》还好”这一说法的影响。庄适《现代初中国文教科书》中的9课文言翻译小说，有5课选自《馨儿就学记》，其它4课都为林译小说。《初中国语教科书》文言翻译也有9课，来自《域外小说集》的就有5课。这说明同为选择文言翻译小说，庄适倾向于林纾、包天笑等旧派人士，而叶绍钧等人则倾向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派人士。两套教科书对于同代人创作的文言文，侧重点也不一样。《初中国语教科书》文言创作最为推重蔡元培。庄适大概一方面参考了本馆出版的《初中国语教科书》，另一方面对前者选文倾向“一派同志”有所不满（从他选林纾和包天笑的译作可见他的倾向），故选同代人的文言文时，有意减少蔡元培、吴稚晖、刘复等人作品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