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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婚礼的成员》以弗兰淇对婚礼的期待为中心，以“他们是我的我们”的空间构建为轴线，讲述了弗兰淇等人在小镇的困顿生活，以此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由于受到现代社会的文明规训及生存束缚，人们既摆脱不了现实空间的限定，也不能实现理想空间的接纳，只能在空间的夹缝中不断徘徊，经历着孤独无助的精神流浪。
关键词：卡森·麦卡勒斯 《婚礼的成员》 精神流浪 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婚礼的成员》是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长篇小说，以弗兰淇对哥哥婚礼的向往和期待为中心，并以其“他们是我的我们”的理想构建为轴线，着重描述了弗兰淇等人物的现实困境及心灵流浪历程。流浪作为古老的文学母题，自荷马至20世纪，千年文化积淀的“流浪意识”并没有在文学写作者的领域消失，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催生下演变出更多、更复杂的形态。《婚礼的成员》所表现的流浪主题并没有显著的地域空间转换，而是一种摆脱限定与追求自由均不得后的精神流浪，这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身份”。
小女孩弗兰淇处十二岁到十三岁的夹缝中，到了开始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年龄，却突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孤独，她不知道自己该是谁，该去哪儿，应该做什么。“小女孩的内心极其厌倦她所处的环境，她想摆脱，同时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渴望得到一种接纳”，她试图通过参加哥哥的婚礼实现对现实空间的逃离和理想空间的追求，但这种摆脱与被接纳是失败的。历经婚姻不幸的贝丽尼斯安于现状，希望维持最低的理想追求，最终被现实再次摧毁；约翰·亨利的世界充满欢乐，堪称现代人的理想空间，但是，这个空间随着他的死而荡然无存。卡森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及理想，充斥着孤独与无助，精神的流浪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一 无法摆脱的现实生存空间的限定
卡森认为，孤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越是荒莽的山野，孤独感越少，越是现代化的闹市，越是孤独缠人”。实际上，卡森所关注的孤独与无助，既是村落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对抗下的困境，亦是现代人频繁文化冲突下的生存状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躁动所取代”。所以，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生存的稳定成为未知，两种生存空间的冲突与对抗改变了人们本真状态下的宁静与平和。
“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不同社会生产着不同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卡森所关注的“南方”并不是整个美国南部，而是指南北战争中叛乱的东南部七州。这些地区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既不能回到原来的村落文明旧环境，亦不能融入北方工业文明构建的新空间。于是，还沉浸在农奴村落文明下的人们，自然对突然改变的、各种规训和限定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生存空间无法适应，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步入精神流浪的困境。
弗兰淇是典型的主动流浪者，她讨厌现实生存空间对自己的限定，主动尝试各种各样的流浪方式，以实现自己对既定空间的逃离与摆脱。弗兰淇的母亲过早的去世，父亲的忙碌和不管不问，让她既没有完整的“家园”要素，也找不到家的依靠和温暖，更无法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我们”。于是，厨房成了弗兰淇在家最常待的空间，但在她看来，厨房是丑怪的、令人消沉的，表弟约翰·亨利在墙壁上所画的“稀奇古怪儿童画，给厨房蒙上了异样的色彩，就像疯人院里的房间”。在厨房里交往最多的三个人也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我们”，于是，为了实现自己对“家”的叛逃，弗兰淇开始如同一个“闲余者”在小镇流浪，主动尝试短距离的逃离。
而弗兰淇所生活的小镇，也只是充满精神危机的现代社会的缩影和象征，充斥着战争和种族冲突带来的混乱和丑陋。在她期待哥哥的婚礼、急于逃离的漫长夏季，小镇“像是一个绿色的、讨厌的梦，或是玻璃下一座死寂而荒谬的丛林”，枯燥和乏味、孤独和失落甚至让她对九英里以外军营来的士兵充满嫉妒。弗兰淇的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限定，厌倦、孤独、反抗成为其现实生存空间的主旋律，但这种种的反抗和摆脱在现实空间的威压下显得如此的徒然和无助。
在既定的空间里，弗兰淇“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这世上无所归附。弗兰淇成了孤魂野鬼，惶惶然在门与门之间游荡”，厨娘贝丽尼斯的现状就是弗兰淇努力反抗的未来及四处流浪碰壁后的结局。贝丽尼斯曾经为爱而追求，为理想为奋斗，但是，在屡受打击与摧残之后，她对婚姻产生恐惧，并对爱丧失信心。弗兰淇对现实生存空间的逃离，注定是徒然和失败的，最终只能像贝丽尼斯那样，接受现实生存空间的规训和限定。
二 无法实现的幻想型空间的接纳
小说首先给弗兰淇设置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让她努力地向往和追求，以体现理想空间的无法实现性。弗兰淇在孤独与失落中，唯一期盼的就是去冬山参加哥哥的婚礼，然后与哥哥、哥哥的新娘一起去阿拉斯加旅行，最终完成“他们是我的我们”的构建。小女孩“天真地以为作为婚礼的成员，可以跟随新婚夫妇一起远走高飞，摆脱疲竭环境所造成的孤独与役从的状态，彻底从沉闷封闭的生存空间中解脱出来”，以找到新的归属感。但是，这只是小女孩“自私”的梦想，只是自己“按照理想的想象的情绪的要求”，“通过想象，在超越生活原生态形象的基础上创造的”空间，仅表达自己的感情、意念和理念。
弗兰淇的空间构建是虚幻的，也缺乏现实根基，她所向往的“婚礼中的新郎是她哥哥，他的面孔被一团光亮所取代。新娘也在那儿，拖着长长的白色裙裾，这位新娘同样也没有面孔”。（卡森，P4）很明显，弗兰淇只是一个“我”，而哥哥的“我们”是不可能有她的，每人都是被限定好的。就像贝丽尼斯所言，“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了。我们生来就各有各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淇，约翰·亨利生来就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摆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卡森，P121）于是，弗兰淇的冬山之旅注定是失败的，永久地成为“我们”一员只能是幻想。最终，哥哥并没有将弗兰淇永久地接纳为自己的成员，她还是要回到小镇，回到她自己的世界里，这个限定是永远无法摆脱的。 如果弗兰淇对幻想型空间追求的失败，还让人对美好生活抱有幻想的话，那么黑人厨娘贝丽尼斯的失落与小男孩约翰·亨利的死，则全然让我们看到期待梦想接纳的无助与绝望。久经磨难的贝丽尼斯已经安于现状，只是时不时地讲一讲自己生活的婚姻的苦难、生活的艰辛与无归属感。事实上，贝丽尼斯的生存空间更加限定、更加无归属感。在婚姻上，她曾经深爱的丈夫鲁迪早逝，带着对美好爱情的期待及前夫的关爱，贝丽尼斯又结了三次婚，但后来的三任丈夫都在肉体和精神上给她带来伤害，最后一位甚至残忍地挖掉了她的一只眼睛。幻想的一次次破灭，使得她对爱情和婚姻极度恐惧，即使威廉姆斯如何献殷勤，她也从不敢期望在婚姻中再次构建一个“我们”。安于现状的贝丽尼斯已经接受了现实的限定，她只希望保住自己与弟弟仅存的“天伦之乐”。但是，就是这种最低的空间建构最终破碎了，弟弟因为抢白人的大麻而被关进了监狱，失落无望的她辞掉了弗兰淇家厨娘的工作。最终，她只能在家园及婚姻的破碎中流浪，无所依托，深处麻木、孤独和绝望。
另一个辅助人物就是小男孩约翰·亨利，他几乎不在自己的家，常常寄居在弗兰淇的家中。小男孩的世界是乐观的、幸福的，他喜欢弗兰淇，安心依靠贝丽尼斯。但是，弗兰淇始终把他作为小孩子来看，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才会找到他。贝丽尼斯虽然爱护他，但，始终不属于自己的种族和阶层，不属于自己构建的世界。不懂流浪、孤独的小男孩却在孤独中死去，最终留给弗兰淇梦中“阴郁，灰白，徘徊不去”的映像，着实耐人寻味。文本为三个人物构建的美好向往及理想，对于现代人、特别是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其实就是鲁迅先生所界定的悲剧诞生的道具，最终是要被撕毁给现代人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三人所向往的理想似乎是文本寓意式的文学空间，这是虚幻化的，每个人的心灵和生活归宿注定只能在现实的人化空间中不断地流浪，始终在叛逃与流亡中奔波。
三 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婚礼的成员》所表现的弗兰淇的痛苦，象征了人们摆脱孤独状态之无望。弗兰淇想冲破孤独，把“我”变成“我们”，并不是她自己专属的、幼稚的狂想，而是现代人在逃离与加入均不得后的无力、曲折表现。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主义的主题对传统权威的结构与摧毁，促使人们现存的价值体系与信仰的急速坍塌，人们普遍期盼着逃离战乱、种族及城市文明关照下的生存空间，向往和构建着自己内心虚幻，并艰辛追求的梦想空间。但是，这种奋力的叛逃和美好的构建，最终，都归于弗兰淇式的孤独与无奈，要么像卡夫卡所说的枉费工夫、徒然奋斗，要么就如钱钟书所言的梦想与现实转换后的失望。
卡夫卡的《城堡》为现代人逃离现实生存空间，而建构了一个桃花源式的意象型虚幻空间，主人公为了生存的幸福而不断执着地追求，但结果发现那个空间是不可企及的，一切的努力最终只能走向无奈和徒然。而钱钟书的《围城》展示了现代人猎奇式的流浪与欲望的探索，给人传达了现代人在现实中的不定性和欲壑难填的本性，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流浪追寻，但新鲜后的失落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通过对三个人物构想的解析，我们发现《婚礼的成员》正好表现了这两部小说的内在主题及其深刻的哲学蕴含。
小女孩弗兰淇基于对哥哥婚礼的期待，而向往阿拉斯加及冬山，“她想到了阿拉斯加，他登上一座寒冷的白色山岗，俯瞰远处冰雪覆盖的荒原。她看到太阳在冰面上映照出七彩虹光，听到梦幻般的声音，看到如梦的景物。无处不是清凉、洁白、轻柔的雪”，并进而延伸出对“他们是我的我们”的建构。但实际上，阿拉斯加及冬山对于小女孩来说，只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式意境空间，只是她现实生存空间中的另一个小镇，这种向往与追去注定是要回归失望的；而对于“他们是我的我们”的建构及贝丽尼斯、约翰·亨利的现实梦想，也仅仅是属于卡夫卡城堡式的幻想型空间，一切的努力和尝试都是徒然，人们只能无止境地在旅途中奔波，历经孤独的精神流浪，耐不住孤独就只能走向死亡。在现代文明限定下的生存空间中，人们始终无法摆脱现实空间的限定，亦无法实现理想自由空间的接纳，只能处在不断等待和追寻的精神流浪中，“阴郁，灰白，徘徊不去”注定是现代人在空间夹缝中的生存基调。
参考文献：
[1] 陈召荣：《流浪母题与20世纪西方文学》，《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 张志华、朱玉清：《成长的孤独与梦想的破灭——〈婚礼的成员〉主题探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3期。
[3] 赵毅衡：《孤独者的悲歌——评卡尔森·麦卡勒斯》，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5]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美]卡森·麦卡勒斯，周玉军译：《婚礼的成员》，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7] 尚玉翠：《蒙着眼拉磨的驴子——论〈婚礼的成员〉中弗兰淇的生存空间》，《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8] 张鹏：《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空间理论”：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淑严，女，1979—，河南台前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
关键词：卡森·麦卡勒斯 《婚礼的成员》 精神流浪 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婚礼的成员》是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长篇小说，以弗兰淇对哥哥婚礼的向往和期待为中心，并以其“他们是我的我们”的理想构建为轴线，着重描述了弗兰淇等人物的现实困境及心灵流浪历程。流浪作为古老的文学母题，自荷马至20世纪，千年文化积淀的“流浪意识”并没有在文学写作者的领域消失，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催生下演变出更多、更复杂的形态。《婚礼的成员》所表现的流浪主题并没有显著的地域空间转换，而是一种摆脱限定与追求自由均不得后的精神流浪，这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身份”。
小女孩弗兰淇处十二岁到十三岁的夹缝中，到了开始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年龄，却突然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孤独，她不知道自己该是谁，该去哪儿，应该做什么。“小女孩的内心极其厌倦她所处的环境，她想摆脱，同时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渴望得到一种接纳”，她试图通过参加哥哥的婚礼实现对现实空间的逃离和理想空间的追求，但这种摆脱与被接纳是失败的。历经婚姻不幸的贝丽尼斯安于现状，希望维持最低的理想追求，最终被现实再次摧毁；约翰·亨利的世界充满欢乐，堪称现代人的理想空间，但是，这个空间随着他的死而荡然无存。卡森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及理想，充斥着孤独与无助，精神的流浪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
一 无法摆脱的现实生存空间的限定
卡森认为，孤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越是荒莽的山野，孤独感越少，越是现代化的闹市，越是孤独缠人”。实际上，卡森所关注的孤独与无助，既是村落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对抗下的困境，亦是现代人频繁文化冲突下的生存状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社会学家西美尔等人指出，“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躁动所取代”。所以，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生存的稳定成为未知，两种生存空间的冲突与对抗改变了人们本真状态下的宁静与平和。
“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不同社会生产着不同的“生存空间”。事实上，卡森所关注的“南方”并不是整个美国南部，而是指南北战争中叛乱的东南部七州。这些地区在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既不能回到原来的村落文明旧环境，亦不能融入北方工业文明构建的新空间。于是，还沉浸在农奴村落文明下的人们，自然对突然改变的、各种规训和限定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生存空间无法适应，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步入精神流浪的困境。
弗兰淇是典型的主动流浪者，她讨厌现实生存空间对自己的限定，主动尝试各种各样的流浪方式，以实现自己对既定空间的逃离与摆脱。弗兰淇的母亲过早的去世，父亲的忙碌和不管不问，让她既没有完整的“家园”要素，也找不到家的依靠和温暖，更无法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我们”。于是，厨房成了弗兰淇在家最常待的空间，但在她看来，厨房是丑怪的、令人消沉的，表弟约翰·亨利在墙壁上所画的“稀奇古怪儿童画，给厨房蒙上了异样的色彩，就像疯人院里的房间”。在厨房里交往最多的三个人也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我们”，于是，为了实现自己对“家”的叛逃，弗兰淇开始如同一个“闲余者”在小镇流浪，主动尝试短距离的逃离。
而弗兰淇所生活的小镇，也只是充满精神危机的现代社会的缩影和象征，充斥着战争和种族冲突带来的混乱和丑陋。在她期待哥哥的婚礼、急于逃离的漫长夏季，小镇“像是一个绿色的、讨厌的梦，或是玻璃下一座死寂而荒谬的丛林”，枯燥和乏味、孤独和失落甚至让她对九英里以外军营来的士兵充满嫉妒。弗兰淇的生活里充满了太多的限定，厌倦、孤独、反抗成为其现实生存空间的主旋律，但这种种的反抗和摆脱在现实空间的威压下显得如此的徒然和无助。
在既定的空间里，弗兰淇“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这世上无所归附。弗兰淇成了孤魂野鬼，惶惶然在门与门之间游荡”，厨娘贝丽尼斯的现状就是弗兰淇努力反抗的未来及四处流浪碰壁后的结局。贝丽尼斯曾经为爱而追求，为理想为奋斗，但是，在屡受打击与摧残之后，她对婚姻产生恐惧，并对爱丧失信心。弗兰淇对现实生存空间的逃离，注定是徒然和失败的，最终只能像贝丽尼斯那样，接受现实生存空间的规训和限定。
二 无法实现的幻想型空间的接纳
小说首先给弗兰淇设置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让她努力地向往和追求，以体现理想空间的无法实现性。弗兰淇在孤独与失落中，唯一期盼的就是去冬山参加哥哥的婚礼，然后与哥哥、哥哥的新娘一起去阿拉斯加旅行，最终完成“他们是我的我们”的构建。小女孩“天真地以为作为婚礼的成员，可以跟随新婚夫妇一起远走高飞，摆脱疲竭环境所造成的孤独与役从的状态，彻底从沉闷封闭的生存空间中解脱出来”，以找到新的归属感。但是，这只是小女孩“自私”的梦想，只是自己“按照理想的想象的情绪的要求”，“通过想象，在超越生活原生态形象的基础上创造的”空间，仅表达自己的感情、意念和理念。
弗兰淇的空间构建是虚幻的，也缺乏现实根基，她所向往的“婚礼中的新郎是她哥哥，他的面孔被一团光亮所取代。新娘也在那儿，拖着长长的白色裙裾，这位新娘同样也没有面孔”。（卡森，P4）很明显，弗兰淇只是一个“我”，而哥哥的“我们”是不可能有她的，每人都是被限定好的。就像贝丽尼斯所言，“我们所有人都被限定了。我们生来就各有各的命，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每个人都被限定了。我生为贝丽尼斯，你生为弗兰淇，约翰·亨利生来就是约翰·亨利。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摆脱了好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中”。（卡森，P121）于是，弗兰淇的冬山之旅注定是失败的，永久地成为“我们”一员只能是幻想。最终，哥哥并没有将弗兰淇永久地接纳为自己的成员，她还是要回到小镇，回到她自己的世界里，这个限定是永远无法摆脱的。 如果弗兰淇对幻想型空间追求的失败，还让人对美好生活抱有幻想的话，那么黑人厨娘贝丽尼斯的失落与小男孩约翰·亨利的死，则全然让我们看到期待梦想接纳的无助与绝望。久经磨难的贝丽尼斯已经安于现状，只是时不时地讲一讲自己生活的婚姻的苦难、生活的艰辛与无归属感。事实上，贝丽尼斯的生存空间更加限定、更加无归属感。在婚姻上，她曾经深爱的丈夫鲁迪早逝，带着对美好爱情的期待及前夫的关爱，贝丽尼斯又结了三次婚，但后来的三任丈夫都在肉体和精神上给她带来伤害，最后一位甚至残忍地挖掉了她的一只眼睛。幻想的一次次破灭，使得她对爱情和婚姻极度恐惧，即使威廉姆斯如何献殷勤，她也从不敢期望在婚姻中再次构建一个“我们”。安于现状的贝丽尼斯已经接受了现实的限定，她只希望保住自己与弟弟仅存的“天伦之乐”。但是，就是这种最低的空间建构最终破碎了，弟弟因为抢白人的大麻而被关进了监狱，失落无望的她辞掉了弗兰淇家厨娘的工作。最终，她只能在家园及婚姻的破碎中流浪，无所依托，深处麻木、孤独和绝望。
另一个辅助人物就是小男孩约翰·亨利，他几乎不在自己的家，常常寄居在弗兰淇的家中。小男孩的世界是乐观的、幸福的，他喜欢弗兰淇，安心依靠贝丽尼斯。但是，弗兰淇始终把他作为小孩子来看，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才会找到他。贝丽尼斯虽然爱护他，但，始终不属于自己的种族和阶层，不属于自己构建的世界。不懂流浪、孤独的小男孩却在孤独中死去，最终留给弗兰淇梦中“阴郁，灰白，徘徊不去”的映像，着实耐人寻味。文本为三个人物构建的美好向往及理想，对于现代人、特别是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其实就是鲁迅先生所界定的悲剧诞生的道具，最终是要被撕毁给现代人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三人所向往的理想似乎是文本寓意式的文学空间，这是虚幻化的，每个人的心灵和生活归宿注定只能在现实的人化空间中不断地流浪，始终在叛逃与流亡中奔波。
三 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婚礼的成员》所表现的弗兰淇的痛苦，象征了人们摆脱孤独状态之无望。弗兰淇想冲破孤独，把“我”变成“我们”，并不是她自己专属的、幼稚的狂想，而是现代人在逃离与加入均不得后的无力、曲折表现。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主义的主题对传统权威的结构与摧毁，促使人们现存的价值体系与信仰的急速坍塌，人们普遍期盼着逃离战乱、种族及城市文明关照下的生存空间，向往和构建着自己内心虚幻，并艰辛追求的梦想空间。但是，这种奋力的叛逃和美好的构建，最终，都归于弗兰淇式的孤独与无奈，要么像卡夫卡所说的枉费工夫、徒然奋斗，要么就如钱钟书所言的梦想与现实转换后的失望。
卡夫卡的《城堡》为现代人逃离现实生存空间，而建构了一个桃花源式的意象型虚幻空间，主人公为了生存的幸福而不断执着地追求，但结果发现那个空间是不可企及的，一切的努力最终只能走向无奈和徒然。而钱钟书的《围城》展示了现代人猎奇式的流浪与欲望的探索，给人传达了现代人在现实中的不定性和欲壑难填的本性，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流浪追寻，但新鲜后的失落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通过对三个人物构想的解析，我们发现《婚礼的成员》正好表现了这两部小说的内在主题及其深刻的哲学蕴含。
小女孩弗兰淇基于对哥哥婚礼的期待，而向往阿拉斯加及冬山，“她想到了阿拉斯加，他登上一座寒冷的白色山岗，俯瞰远处冰雪覆盖的荒原。她看到太阳在冰面上映照出七彩虹光，听到梦幻般的声音，看到如梦的景物。无处不是清凉、洁白、轻柔的雪”，并进而延伸出对“他们是我的我们”的建构。但实际上，阿拉斯加及冬山对于小女孩来说，只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式意境空间，只是她现实生存空间中的另一个小镇，这种向往与追去注定是要回归失望的；而对于“他们是我的我们”的建构及贝丽尼斯、约翰·亨利的现实梦想，也仅仅是属于卡夫卡城堡式的幻想型空间，一切的努力和尝试都是徒然，人们只能无止境地在旅途中奔波，历经孤独的精神流浪，耐不住孤独就只能走向死亡。在现代文明限定下的生存空间中，人们始终无法摆脱现实空间的限定，亦无法实现理想自由空间的接纳，只能处在不断等待和追寻的精神流浪中，“阴郁，灰白，徘徊不去”注定是现代人在空间夹缝中的生存基调。
参考文献：
[1] 陈召荣：《流浪母题与20世纪西方文学》，《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 张志华、朱玉清：《成长的孤独与梦想的破灭——〈婚礼的成员〉主题探析》，《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3期。
[3] 赵毅衡：《孤独者的悲歌——评卡尔森·麦卡勒斯》，钱满素编：《美国当代小说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5]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美]卡森·麦卡勒斯，周玉军译：《婚礼的成员》，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7] 尚玉翠：《蒙着眼拉磨的驴子——论〈婚礼的成员〉中弗兰淇的生存空间》，《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8] 张鹏：《从“生活空间”到“文学空间”——“空间理论”：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淑严，女，1979—，河南台前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