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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以往主要出自西方学者之手，且大多是从发展经济学或发展社会学入手，又多是微观的或政策性个案研究，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进行。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则从宏观史学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到近代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去考察，从而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架构。
首先，作者用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提出了“一元多线”论的新历史发展观；同时，按照大生产力演进形态的主线，论证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内涵，并阐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的特性和发展机制，以及由它引发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的伟大意义。这就不仅对“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唯物的解释，而且重申了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赋予此新发展观以强烈的时代感。
其次，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把社会变迁归纳为微变和巨变两大类型，指出现代化是突破原有农业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但视内因还是外因为主导致了现代化，又可把它们分为“内源型现代化”和“外源型现代化”。作者在揭示现代化梯形升进的大趋势时指出，现代化世界进程中存在着三次大推进：即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欧陆和北美扩散，到世界大批国家卷入工业化。他认为，第三世界卷入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最大课题，并从东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之不同入手，分析了历史和文化传统对这些国家启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制约性影响。作者对“东亚的崛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理论上对它们的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它们已通过后进的赶超型现代化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其经验既是对西方自由派发展理论的挑战，也不符合各种激进派依附论的估计。
最后，作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做了新的诠释，也是从世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做的个案研究。与以往以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理论框架不同，作者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到世界大变动的总趋势中观察，提出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这四大过程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这不仅印证了上述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的论点，而且拓宽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显示了宏观史学研究对于国别史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在人类第三次大转变中，中国也曾有过一个现代化经济依附性增长阶段，后来虽然被战争打断而成为“被延误的现代化”，但它也促成了民族精神的新觉醒。作者以现代化进程的线索，在重新清理近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特别是三十年代有关工业化与农业化的论争时，不仅对一些历史人物如胡适、梁漱溟、杨明斋等人的思想从现代化的视角做了新的评述，还发现“现代化”概念之形成与探讨在中国学术界比欧洲早三十年。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延误所进行的反思，以及由此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野。
《现代化新论》这一宏观史学研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乃是十六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主旋律。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大事，本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与西方的原生型现代有着共同的客观内涵，但它又是一个发生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被延误的现代化”。
(《现代化新论》，罗荣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5.20元)
首先，作者用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提出了“一元多线”论的新历史发展观；同时，按照大生产力演进形态的主线，论证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内涵，并阐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的特性和发展机制，以及由它引发的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变革的伟大意义。这就不仅对“现代化”这一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唯物的解释，而且重申了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从而赋予此新发展观以强烈的时代感。
其次，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把社会变迁归纳为微变和巨变两大类型，指出现代化是突破原有农业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但视内因还是外因为主导致了现代化，又可把它们分为“内源型现代化”和“外源型现代化”。作者在揭示现代化梯形升进的大趋势时指出，现代化世界进程中存在着三次大推进：即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欧陆和北美扩散，到世界大批国家卷入工业化。他认为，第三世界卷入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最大课题，并从东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之不同入手，分析了历史和文化传统对这些国家启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制约性影响。作者对“东亚的崛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理论上对它们的经验进行了新的概括，指出它们已通过后进的赶超型现代化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其经验既是对西方自由派发展理论的挑战，也不符合各种激进派依附论的估计。
最后，作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做了新的诠释，也是从世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做的个案研究。与以往以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理论框架不同，作者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到世界大变动的总趋势中观察，提出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这四大过程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这不仅印证了上述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的论点，而且拓宽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显示了宏观史学研究对于国别史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在人类第三次大转变中，中国也曾有过一个现代化经济依附性增长阶段，后来虽然被战争打断而成为“被延误的现代化”，但它也促成了民族精神的新觉醒。作者以现代化进程的线索，在重新清理近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特别是三十年代有关工业化与农业化的论争时，不仅对一些历史人物如胡适、梁漱溟、杨明斋等人的思想从现代化的视角做了新的评述，还发现“现代化”概念之形成与探讨在中国学术界比欧洲早三十年。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延误所进行的反思，以及由此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野。
《现代化新论》这一宏观史学研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乃是十六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主旋律。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大事，本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它与西方的原生型现代有着共同的客观内涵，但它又是一个发生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被延误的现代化”。
(《现代化新论》，罗荣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5.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