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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美国曼哈顿下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于2020年9月2日去世，享年59岁。
公众可能会因为格雷伯对社会政治运动的积极介入而对他有所耳闻，而此种极强的现实关照也的确是他身上最大的特点。格雷伯身上的这个特点无疑受到了家庭影响，他的父亲肯尼斯·格雷伯自幼激进，特别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后来还自愿参加了1936年的西班牙“国际纵队”。
格雷伯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与政府拉开距离的立场让他得以从学术研究中洞察到诸多御用学者无法看到的现象。比如，他看到了现代世界中许多工作本身的无意义性;他还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经济学的假设——“以物易物”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假设做过深刻批判。当然，作为人类学家，格雷伯还试图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拓展人类学的边界，而这也正体现了他身上的“天真”之处。
“天真”的无政府主义立场
格雷伯积极介入社会事务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他自身坚定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然而，在当前民族主义不断复苏，全球化受阻的大局面下，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尤其显得“天真”。
究其根源在于，格雷伯看到了当代世界的种种欺骗和谎言。但站在整个现代的宏大叙事的角度讲，这些欺骗和谎言尽管属实，但也是人类自身不得已而为之的命运。而格雷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我们既可以唤作“天真”，也可称之为“理想主义”。
在其《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中，格雷伯详细阐述了自己不断探索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格雷伯认为，这种学说跟马克思主义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二者的不同在于无政府主义者更注重实践，但如果我们仔细回想马克思的生平，恐怕难以同意格雷伯的这个论断。
作为一种探索中的学说，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其实尚未建立自己看待世界的脚手架。我们从其书名亦能得知，格雷伯未能做到从整体的宏观角度对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做出思考。根据格雷伯的论述，人类学家似乎跟无政府主义立场存在天然的亲和性，比较典型的为人类学家“无政府布朗”和马塞尔·莫斯等人。具体来说，人类学家在各种落后而原始的部族开展田野调查后总是倾向于认为，这些地方不存在政府，但大家的日子依然能过得不错。
据此，格雷伯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这种人类学以原始部族为榜样，试图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直接民主式的社会。当然，这也是作为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天真或理想之处。可想而知，任何一个族群在先民阶段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缺乏理论指导）地组织起来的，但格雷伯的想法是要在现代社会中实现这一愿景。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比先民们的社会形态复杂太多，人类学家们总是认为落后部族的社会生活跟现代社会一样复杂，但仅从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的基本人际关系和个人身份认同的诸多可能性看，后者也比熟人社会的原始社会复杂得多。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发展的大数据和各种算法便从侧面表明，整个现代社会需要自上而下的安排，除非整个消除掉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科学、技术以及市场经济等等，否则我们无法“自下而上”地实现无政府主义者的诉求。
再者，现代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带有天然的“恶”。在个人和国家绝对力量的悬殊对比下，政府的确有作恶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的政府是按照民主、分权制衡等原则建立起来的，而且政府主导国家发展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不断地承担起初民们家庭需要承担的责任。比如一个人从小到大获得的国家制度层面的福利安排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个人实际上比人类学家们偏爱的原始部族更容易实现无政府主义者的诉求。
扯淡的工作和伪善的全球化进程
2013年，格雷伯为激进杂志“Strike！”撰写了一篇名为《现代工作的扯淡现象》的文章。格雷伯在文中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诸多工作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被创造出来，实际上仅仅是为了让人有个工作。
按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预言，技术充分发展（比如自动化）会让人拥有更多闲暇，每周工作时间也会大大缩短。但格雷伯认为，凯恩斯说对了一半，技术发展的确让很多从事实业产品生产的工作消失了，但实体产业挤出的人口还要继续工作和维生，相应地，各种“服务”性质工作不断被创造出来，乃至新行业也随之产生。
格雷伯的文章引起许多国家的读者共鸣，许多人写信表示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就很扯淡。当然，这里的扯淡意味着没用或者无意义，整个社会没有这些工作依然可以运转。但为何信奉效率和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会创造如此多的扯淡工作出来呢？
格雷伯认为，这是为了不让人因为失业而反抗。这个答案很有说服力，整个画面也日益清晰起来。大资本家主要依靠机器从事社会的实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广大无生产资料的员工则从事着各种服务工作。他们服务的对象归根到底还是位于社会顶端的少数人群。而不那么广大的“中产阶级”则中了消费主义的毒，他们不断购买着各种被定义为上流社会生活符号的产品，并且以这些符号为生活重心，似乎自己的存在就是为了展示这些符号。但在这个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时代，他们也只能靠着这种方式认为自己实现了阶层流动。可以想象，一旦整个扯淡工作及其运转逻辑失效，格雷伯认为的反抗终究会到来。
格雷伯对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全民基本收入。这当然是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但问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意义是什么？这是摆在“扯淡工作”横行的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哲学问题。如果社会、国家的发展就是为了多数人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为了追求表面的发展数据而极度压榨一些人，从而让他们每天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那么，当社会生产能够满足为多数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时候，全民基本收入不失为一个马克思式的“解放道路”。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机器生产能够供养整个社会的前提之上。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智人与生俱来的劣根性会顽强地阻碍这个进程。
如果说上述全民基本收入的全民指的是某个群体，那当前跨国资本的发展则让格雷伯的视野扩大到了整个世界。格雷伯是个反全球化运动的支持者，他的基本理由在于，全球化进程加剧了穷国对富国的债务，而且也加重了穷国民众自身的债务。因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借出的钱是由未经选举的大佬借来的，而债权人最终得到的还款则是通过夺走饥饿儿童的食物换来的。按照这种逻辑，格雷伯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在于打破各国的界限，实现人口和资源自由流动。
格雷伯的想法可谓激进，这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合理结果。当然，如果人口是个重要变量，那么，在未来的某天，格雷伯的判断还可能实现。我们的理由在于，任何一个群体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都会面临生育率骤降、人口规模逐步减小的局面;此外，根据目前福利国家的情况，这种局面似乎难以扭转。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和族群的融合将是不同地方的人们不得不面临的选择。如此，群体和个人的身份似乎会淡化，这在客观上为真正的全球化消除了身份层面的障碍。不过，这都是推论，未来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学者与现实
格雷伯一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有目共睹。英国巴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凯特·布瑞尔在《社会学》杂志上撰文指出，格雷伯的作品“提倡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变革目标，左派们认为这不太可能，但这些目标却实际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的社会运动之中”。而长期在中国恩施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汉斯·施泰因穆勒在《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上撰文，称格雷伯和他的合作者马歇尔·萨林斯（二人的作品为《规则的乌托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两位人类学思想家”，他们对王权的人类学理论的贡献是“人类学理论的标杆”。
对人类学而言，现实和理论同样重要。这个学科诞生之初，西方的学者们试图以田野调查或者探险等方式探寻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模式，但如今人类学却多了很多地域特点，理论部分被淡化或者解构了，田野实践中的特殊经验得到反复强调。而在格雷伯的人类学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类似情况，他的人类学以“碎片”方式组织起来，实践经验和意义得以凸显。
格雷伯在自己一生中洞察到了生活的荒诞，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的不幸，并且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立场，这让他的人格远远超出了那些立场受权力左右的学者之上。尽管他仍旧是受资本和政府左右的大学的教师，在耶鲁大学无法续聘之际，他也并未彻底投身于各种实践运动之中，而是选择辗转前往英国任教。但在这场无意义的荒诞游戏中，他已经尽力了。也许，就像格雷伯自己认为的那样，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最明智的办法便是对政府视而不见，漠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