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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中，中国股市遭遇近一个月的剧烈动荡，中国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性缺陷充分得以暴露。与此同时，民间关于资本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高涨。
过去25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持续发展，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存在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6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望取得哪些发展？众人关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会如何推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与证券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受阻，主要是因为制度性障碍，“2016年，应该着重在市场化法治化等方面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则必须实现统一监管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市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凤岐：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建立25年了，但我认为它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应该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以2002年到2014年这一时间区间内社会融资规模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2年整个社会融资量大概是2万多亿元，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6万亿元;2002年，社会融资中97%是银行贷款，股票大概占2%到3%，到2014年，16万亿社会融资中，银行直接贷款已经降到59%。但是股票融资，也还只有大概4%到5%的比例。
虽然银行直接贷款比例下降，但这个被蚕食的份额，主要是被外汇贷款、信托贷款以及票据承兑占据了。企业债券和股票所占份额并未能获得大幅提升。也就是说，中国近几年来发展经济，一是靠货币推动，二是靠间接融资，而非资本市场融资。
25年来，中国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从初次IPO开始算，总和不到7万亿元，融资数额这么低，这个市场怎么行？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重点要发展什么？
曹凤岐：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重点就要发展股权融资。股权融资的好处在于筹集的是企业自有资本。现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需要更多地发展股权融资。
除此之外，还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市场。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这两块内容，在“十三五”期间是应该着重发展的。只有在这两块做好之后，逐渐地增加直接融资比例，降低间接融资比例。至少实现直接和间接融资平衡，实现两部分各占50%;或者再过一段时间能够实现以直接融资为主，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你认为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曹凤岐：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缺陷。坦诚讲，中国资本市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目的非常简单。当时有一个口号——发展证券市场，为国企改革服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国有企业没钱了，银行贷不出款来，债务率很高，财政也不给拨款。那就只好吃了银行吃财政，吃完财政吃股民。实际上，当时就是以国有企业融资为目的来建立资本市场。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初始目的上。企业只知道拿钱，而不知道给投资者回报。
我想要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加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发行交易制度，分红制度、公司治理、监管制度，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曹凤岐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股份经济、金融与证券方面的研究。曹凤岐是最早提出在中国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学者之一，曾参与证券法的起草。摄影/董洁旭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曹凤岐：我认为，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规划结束时，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调整结构，推进城镇化，都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市场还需要有大的发展。建成一个多层次的功能强大的资本市场。
其次，要建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现在的资本市场是行政化、计划化。证监会控制新股发行规模，让谁停，谁就得停。证监会还要定发行价格，定发行时间，这些都是中国资本市场非市场化的表现。
现在要抓紧推行注册制，让证监会恢复其应有的职能——保证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审批会”。
再次，未来的市场应该是一个法律健全、透明、公开的市场。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基本大法诸如《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些规定都很“原则”，缺乏细则，执行起来很困难。所以，一些相关法律要进一步修改，比如《证券法》的修改已经在进行中。
今后我们在健全法律法规方面还要下大力气。此外，要加强执法。现在执法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而这对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建设极为不利。
第四，就是国际化问题。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实现国际化。中国市场如果想要变成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市场，必须走国际化这条道路，以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在人民币可兑换、资本市场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成为对外融资，对外投资的重要场所。
第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年来，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投资者的市场，也不是市场的市场，而是行政干预的市场。政府的身影，在资本市场无处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很难发展。政府该放手的地方就应该放手，让市场来做决定。当市场管不了时，政府可以出手，但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去解决问题。
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对资本市场是提供一个平台和相应服务，当然还有监管。其他的则应该交给企业和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证监会不要做“审批会”这一目标如何实现？
曹凤岐：证监会不要“一支笔审批”，而应该是“一支笔否决”。也就是说，证监会提出负面清单，企业可以提交申报材料，由交易所来决定能否上市。证监会来审查是否有问题，有的话就出面否决。
把资本市场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交给投资者，使其变成一个市场化的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现行的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曹凤岐：事实上，当初实行分业监管，也是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的。当时没有防火墙，害怕太多资金进入市场，但是随着混业经济的发展，国际化控股公司出现，如果再机械地实行分业监管，问题就很大。
例如，天弘基金余额宝既搞基金又搞P2P，应该归哪个机构管？这在当时曾经引发过讨论。后来一行三会的联席会议决定，“谁家孩子谁抱”，也就是根据业务是哪一个机构的就由哪家机构管理，可是随着金融多元化，现在已经分不清是“谁家的孩子”了。
2015年的股市振荡就是一个教训，多部门在救市中缺乏协调，甚至互相扯皮，直接导致救市不力。
过去25年，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持续发展，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存在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6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望取得哪些发展？众人关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会如何推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与证券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受阻，主要是因为制度性障碍，“2016年，应该着重在市场化法治化等方面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则必须实现统一监管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消除制度性缺陷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这一市场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凤岐：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建立25年了，但我认为它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应该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以2002年到2014年这一时间区间内社会融资规模来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2年整个社会融资量大概是2万多亿元，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6万亿元;2002年，社会融资中97%是银行贷款，股票大概占2%到3%，到2014年，16万亿社会融资中，银行直接贷款已经降到59%。但是股票融资，也还只有大概4%到5%的比例。
虽然银行直接贷款比例下降，但这个被蚕食的份额，主要是被外汇贷款、信托贷款以及票据承兑占据了。企业债券和股票所占份额并未能获得大幅提升。也就是说，中国近几年来发展经济，一是靠货币推动，二是靠间接融资，而非资本市场融资。
25年来，中国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从初次IPO开始算，总和不到7万亿元，融资数额这么低，这个市场怎么行？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认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重点要发展什么？
曹凤岐：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重点就要发展股权融资。股权融资的好处在于筹集的是企业自有资本。现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需要更多地发展股权融资。
除此之外，还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市场。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这两块内容，在“十三五”期间是应该着重发展的。只有在这两块做好之后，逐渐地增加直接融资比例，降低间接融资比例。至少实现直接和间接融资平衡，实现两部分各占50%;或者再过一段时间能够实现以直接融资为主，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你认为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曹凤岐：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缺陷。坦诚讲，中国资本市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目的非常简单。当时有一个口号——发展证券市场，为国企改革服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国有企业没钱了，银行贷不出款来，债务率很高，财政也不给拨款。那就只好吃了银行吃财政，吃完财政吃股民。实际上，当时就是以国有企业融资为目的来建立资本市场。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初始目的上。企业只知道拿钱，而不知道给投资者回报。
我想要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要加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发行交易制度，分红制度、公司治理、监管制度，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股份经济、金融与证券方面的研究。曹凤岐是最早提出在中国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学者之一，曾参与证券法的起草。摄影/董洁旭
监管体制再不改将出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
曹凤岐：我认为，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规划结束时，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调整结构，推进城镇化，都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市场还需要有大的发展。建成一个多层次的功能强大的资本市场。
其次，要建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现在的资本市场是行政化、计划化。证监会控制新股发行规模，让谁停，谁就得停。证监会还要定发行价格，定发行时间，这些都是中国资本市场非市场化的表现。
现在要抓紧推行注册制，让证监会恢复其应有的职能——保证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审批会”。
再次，未来的市场应该是一个法律健全、透明、公开的市场。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基本大法诸如《证券法》《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都已经有了。但是这些规定都很“原则”，缺乏细则，执行起来很困难。所以，一些相关法律要进一步修改，比如《证券法》的修改已经在进行中。
今后我们在健全法律法规方面还要下大力气。此外，要加强执法。现在执法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而这对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建设极为不利。
第四，就是国际化问题。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进一步实现国际化。中国市场如果想要变成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市场，必须走国际化这条道路，以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在人民币可兑换、资本市场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成为对外融资，对外投资的重要场所。
第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年来，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投资者的市场，也不是市场的市场，而是行政干预的市场。政府的身影，在资本市场无处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很难发展。政府该放手的地方就应该放手，让市场来做决定。当市场管不了时，政府可以出手，但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去解决问题。
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对资本市场是提供一个平台和相应服务，当然还有监管。其他的则应该交给企业和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证监会不要做“审批会”这一目标如何实现？
曹凤岐：证监会不要“一支笔审批”，而应该是“一支笔否决”。也就是说，证监会提出负面清单，企业可以提交申报材料，由交易所来决定能否上市。证监会来审查是否有问题，有的话就出面否决。
把资本市场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交给投资者，使其变成一个市场化的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现行的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曹凤岐：事实上，当初实行分业监管，也是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的。当时没有防火墙，害怕太多资金进入市场，但是随着混业经济的发展，国际化控股公司出现，如果再机械地实行分业监管，问题就很大。
例如，天弘基金余额宝既搞基金又搞P2P，应该归哪个机构管？这在当时曾经引发过讨论。后来一行三会的联席会议决定，“谁家孩子谁抱”，也就是根据业务是哪一个机构的就由哪家机构管理，可是随着金融多元化，现在已经分不清是“谁家的孩子”了。
2015年的股市振荡就是一个教训，多部门在救市中缺乏协调，甚至互相扯皮，直接导致救市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