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育人的“老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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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树勋
  男,1937年生,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人,中学特级教师。1951-1957年就读于石家庄师范学校。1961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分配到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直至退休。曾获“北京市普教系统先进工作者”“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曾任国家教委第一届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普教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八、九、十届政协委员。著有《童心美》《跟我画》等美术系列丛书30余册,主编、主审《全国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材》《当代儿童少年美术教程》等各类美术教材30余本。
  一、我的求学经历
  我们上小学分两截,一到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叫高小。我从1943年开始上小学,其间受战乱的影响,基本上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到1949年才读完初小。1949年,我考到距离我们村二公里的正定县第七完小继续上小学。在旧社会,老师非常受尊重,每年春节后开学第一天,家长们端着酒和菜,带着孩子到学校去敬老师,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老师特别严格、特别负责,背不过书或者不守纪律,轻则罚站,重则用木板打手。不管孩子有没有理,家长都站在老师这一边,家长知道老师管孩子是好意,是恨铁不成钢。
  1951—1957年,我就读于石家庄师范学校。石家庄师范在当地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学校,老师们都特棒,特别平易近人,辅导学生耐心极了。例如,教物理的常杰老师讲“压力”时,他拿一个小瓶,用嘴一嘬,小瓶就挂在嘴唇上了。这是大家小时候都爱玩的一个小游戏。“其中有什么道理呢?把空气吸出来了,里边的压力就小了,里外形成了压力差。”好多同学不爱学习抽象的物理概念,常老师用同学们都曾有过的生活经验举例子,培养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195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北建筑工程处①的子弟学校当小学教师。我主要教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美术,一个礼拜一节课。为什么安排我教美术呢?因为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是美术课代表,画画不错,而学校里擅长绘画的老师也不多,所以就安排我教美术。单位职工有申报考大学的机会,经过努力,我于1958年考上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
  那时,大学的校址在恭王府,红窗青瓦,松柏荫荫,校园环境美极了。“天香庭院”是图书馆,和珅的“藏宝楼”—后罩楼是学生宿舍。学校里名家荟萃,群贤济济。虽然学校是师范院校,但是课程以专业课为主,像文艺理论课、师范课都是讲座,没有专门的、系统的课程。报考时招生简章上写的是大学本科,学制是四年。“大跃进”时搞“教育革命”,有个口号是“超英赶美”,要求不仅要在三年的时间里把四年的课程学完,而且质量还要超过四年,所以我们到1961年就毕业了,实际在学校只学了三年。
  二、改革开放前的工作情况
  1961年毕业后,先是把我留在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审处,给教材画插图。3个月以后,又把我分到了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幼师”),给老教师当助教,将来让我接他们的班。
  1. “传帮带”下进入角色
  我的老师叫吴绍鑫。到学校的前两年,我一方面听吴老师的课,帮他做教具、輔导学生;另一方面还跟吴老师下幼儿园了解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吴老师下园的时候我经常画速写。我画画的时候,幼儿园的孩子都争着做模特,说:“画我!画我!”“文化大革命”期间,好多画苏联的风景画都烧了,儿童画反而留下来了。在幼师教课,不能光教画画,什么都得会。我之前没有学过手工,到幼师后还得教手工,所以都是现学。例如,向民间老艺人学习剪纸。有一年,中央美院从陕北邀请了五位老太太传授剪纸艺术。这五位老太太虽然连小学都没有上过,但剪纸功夫非常了得,都是祖传下来的。我学习之后,将技法做了简化,内容做了创新,演化成适合学生学习、掌握的技能和内容。除此之外,我还在课外小组②活动时间上美术欣赏课,丰富学生的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当时还没电视,不过制片厂有卖幻灯片的,用幻灯机一个一个打上去,我教学生欣赏中外名家的画,学生特别爱听。
  2. 慰问插队的学生
  学生毕业以后要上山下乡,幼师的学生大部分在陕北插队。学校曾经安排我参加西城区的知青慰问团,到陕北慰问插队的学生。我们去陕北的目的一是慰问,二是了解她们生活学习的实际情况。我们到当地一看,条件实在是艰苦。北京气候干燥,但陕北的窑洞潮湿,北京去的不少学生都得了风湿,膝盖肿得像烙饼那么大,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们就写报告,调回来好几个患病的学生。我们回北京以后开会讨论,实事求是把这个意见说出来,由军代表、工代表将情况如实地给上级反映。政府虚心听取意见,从各区派了一大批校长、书记下去,负责管理插队的学生。
  3. 负责看管淘气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幼师改成普通中学③,男女生合班一起上课。班上有一帮男生不好好上课,闹极了、淘极了。淘气到什么程度呢?往女生凳子上吐痰;把人家凳子腿给拆了,让人一坐“扑通”一下子摔倒;冬天生炉子的时候把烟囱摘了;连自己的爸妈都不叫,称爸妈为“我们家掌勺的”。老师们没法上课,于是就把每个班特别闹的学生抽出来聚到一块,有10多个人,让我看着。这帮学生虽然淘气,但他们也有个特点—勇敢。比如,搞活动需要上树拉标语,女生上不去,这个班的学生争着抢着说:“老师,我上,我不怕摔!”像别的班一样上给他们讲课,他们不听讲也坐不住。完全放养也不行,他们会影响别的班级上课。我就组织他们做活动,如拔河、投掷、青蛙跳、打球等竞赛性质的活动,吸引他们。
  三、改革开放后的教学工作
  1975年,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恢复招生,就把我从155中学调了回来。我十分愿意回来。一是从教学角度考虑,幼师的学生都是女生,比较守纪律,也好教。二是我在幼师干了那么多年,对幼儿教育产生了兴趣,特别喜欢小孩,感觉孩子特别可爱。
  1. 课堂教学与课程定位
  美术课基本上是学习绘画,包括铅笔画、色彩画、国画。为了照顾没有绘画基础的学生,都是让学生从基本的练习开始,画素描、速写,学临摹、学写生。例如,某节课学习画动物(一只小狗),首先,给学生们讲解基础知识,讲一只狗的结构,它由几个部分构成。其次,讲解不同侧面的画法和注意事项。我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不一样,有的学生喜欢画画,有的学生喜欢跳舞。因为画画得坐得住,而喜欢跳舞的学生好多都坐不住,所以好多跳舞不错的学生画画不太好。但是,我们要求师范生必须具备基本的技能,不能因为跳舞好,就画画一点也不成。幼师美术教学不是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专业画家,我们侧重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创编是创造的基础,在幼儿园工作需要的是创编能力。   2. 交流学习中反思
  1985年暑期,美国少年儿童美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应邀为他们讲授了一堂中国画课。开始,我像给中国学生讲课那样,照例边讲边演示。他们边听边看边画,我以为他们都在临摹,等我讲完来看他们的习作时,发现没有一个学生照着我的“范画”画,他们都在各自发挥。我还以为是翻译没将我的意思表述清楚。后来与美国教师座谈时,他们告诉我,美国教师主张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去创造、去发现,一般不教给学生什么固定的方法。这次教学交流活动让我开始反思我国教学模式的弊端。我们教学生的方法重临摹、轻创造,十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从此之后,我开始进行教法改革,着重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力。比如,之前在教学生学习运用色彩时,都是直接给范画让学生临摹。改革之后,只给学生一个线描的内容,画的是风景,里边(天、树、地、人物、动物)的颜色需要自己设计、安排。如果要达到美的效果,必须在节奏感、冷暖配合和面积搭配三方面同时做好。
  3. 考核评价实为促进成长
  改革开放初期,每次结课之后我会组织优秀作业展览,把完成较好的画作、手工作品公开展览。后来我改为汇报展,每个人都选一个作品进行展览。之前评选优秀作品,没有得到展览机会的学生会有自卑感,感到自己不行,没有艺术细胞,不是画画的料。所有学生都参加展览之后,互相观摩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多少。举行汇报展,可以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挖掘学生的潜力和特长,培养学习的兴趣。我们还会把特别优秀的作业留存下来,在学校进行长期展览。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回到母校,看到自己上学时完成的作业还在学校展览,特别高兴。这种方式对本人是一种鼓励,也为后来的学生提供了参考,引导她们向师姐们学习。
  4. 丰富的教研活动
  学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后,教研组也随之恢复。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一次教研活动,我们一般组织研讨会、听评课、布置展览等活动。研讨会主要研究教材、学生、作业,讨论分析学生最近的学习情况;学生快到幼儿园实习了,我们需要在哪方面给学生补补课,让她到幼儿园能学以致用。过去有些学生拉手风琴棒极了,但是不会带班。幼儿园的孩子乱哄哄,虽然自己水平很高,但教不了孩子,我们需要给她突击加强带班的能力。
  除了常规教研活动外,我还带领教研组同事编写教材。第一套是广播电视中专美术教材,由我主编,共有《绘画》《手工》《美术欣赏》三册,1999年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套是《全国职业院校学前教育專业美术教材》,由组内杨兆舜担任主编,我负责主审,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发行。我们经常受邀到幼儿园布置环境,后来据此编著了一本《现代幼儿园环境装饰》,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5. 带队下园实习趣事
  我每年都带队下幼儿园实习。去实习的幼儿园一般规模比较大,班级比较多,各方面条件比较完善。学校要求带队老师在实习期间全程跟学生同吃同住,便于管理与指导。1984年,我带鞠萍、郭亚新等八个学生在北海幼儿园实习。她们都挺聪明、活泼,都不怕我。幼儿园有规定,中午不许出校门。实习第一天中午,她们找我说:“老师,你去给我们买‘新大陆’。”我不知道什么叫新大陆:“买什么?买新大陆!胆挺大,敢吃新大陆。”“门口有一个小吃店,您去吧,您到那儿跟人家一说就知道了。”我就去给她们买。到了小吃店,我问:“有新大陆吗?”人家说:“有。”拿来一看,原来是雪糕,雪糕名叫“新大陆”。中午不许出来,她们这帮孩子又馋,所以每天请我给她们买雪糕吃。
  四、退休之后的生活
  2008年,我从幼师正式退休,学校还为我举办了荣休仪式。退休之后我也闲不住,每天总想写点什么,画点什么。幼师并入首都师范大学以后,学校有校长出版基金,专为70岁以上的退休老师出版研究成果或作品。趁此机会,我将自己从事美术教育五十余年来创作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整理,汇集成册。我向学校申报了三本,都获得了批准,现在已经出版了《吴万里画集》《美育漫笔》两本,还有一本《水墨苑》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样审核。
  我这一辈子和师范有缘。从1951年初中开始读师范,六年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年小学教师。考到大学后,学校名字也带“师范”二字。工作的时候,又分到师范学校。改革开放后,虽然考上了高校师资班,但在学校的劝说下,我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继续当老师,一直干到退休。直到现在,幼师并入首都师范大学,我一辈子没摘掉“师范”这顶帽子。我是幸运的,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将教书育人视为自己的志业,一以贯之,至死不渝。
  能够得到向吴树勋先生请教的机会,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张小娟老师的热心搭桥。通过访谈,我们逐渐认识到吴老师不仅仅是一位从事师范教育事业五十余年的老兵,更是一位在美术教育领域有着深厚造诣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艺术家。吴老师风趣幽默、童心未泯,我们时常被他孩子般的语言逗乐,例如,“如果不卖地,我们家都得是地主!”等。在访谈过程中,吴老师对往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细节一丝不苟、反复核实,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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