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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南街村现象”向《交锋》发难
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被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经济试验田”。这是一个很神秘很奇怪的地方，既有极高的经济收入，又保持着许多陈旧的制度与现象；名气极大，却又蒙上了一层特别的面纱。才3000多人口的弹丸之地，却是中国最大的方便面厂家之一；是中国极个别的十几亿元之村，号称“中原第一村”，却还在吃食堂，什么都搞分配，沿袭着过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那一套我行我素；大工业生产、现代文明高度繁荣，却天天戴毛主席像章背“老三篇”、唱《东方红》、演样板戏，到处刷大红标语开批斗会；经济上极富裕工商业极发达，又能做到没有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干群差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对外是“圆”，对内是“方”。有人给予它非常高评价，也有人严厉指责它。
1998年3月，由马立诚、凌志军合撰的著名畅销书《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横空出世，曾对南街村痛加批判，将其定性为“新左派”，称其“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回归文革”。《交锋》这部书内容非常深刻、丰富，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与事件。但是将南街村称为“新左派”，是“回归文革”，本人实在不敢恭维，譬如什么“主义”、“左”、“右”之类，本人只相信事实，只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南街村能有今天如此美好的局面，自有其合理之处。
南街村的经验即使不能在其他各地推广，至少作为一个个案，它的存在是成功和精彩的。中国素来缺的并不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缺的只是实干精神，靠行动说话。更何况南街村各方面的思想与行动还一直是“与时俱进”的，并非什么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怪胎”。只是它有许多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做法而已。只要它这条路走得下去，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它就可以坚持到底。
当然，“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中国这个唯一的“共产主义经济试验田”究竟还能坚持多久？谁也不敢打包票。毕竟南街只是一个个案，毕竟南街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
二、弹丸之地，创造“桃花源”神话
南街村，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早在1947年12月临颍县解放以后，翌年初即成立了南街街政府，归临颍县城关区区政府管辖。也就是说，南街村即临颍县城南郊，这亦为“南街村”得名的由来。南街村作为一个村级行政单位，在中国是最小的行政区域。其面积1.78平方公里，折合2670亩，并包括2006亩耕地。这的确称得上弹丸之地了。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从村南端到村北端，都不过1000米左右，步行要不到一刻钟。纵横交错仅几条街道，搭配以若干栋房屋、市场、车间与花坛、草坪；仔细走完整个村庄，也不过是一两个钟头。
南街村本村居民是800余户，共计3000多人，包括汉、回两个民族。此外，南街村还有部分荣誉村民长期居住此地，以及数量超过本村居民3倍的流动人口，即打工妹、打工仔、商贩等，总共在12000人以上，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短期参观访问人员。
也就是这个比飞机场大不了多少的普通中原村落，一霎那间掀起遍及全国的“南街热”，使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都为之着迷，络绎而来！据统计，南街村每年接待国内外来客均为数十万人次。除了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的访问外，国内前来南街村参观、取经的社会各界人士，那更是前簇后拥，与日俱增。
3000余人的南街村，在廉洁奉公、锐意进取的村领导带领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以毛泽东思想为精神武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大规模工农业生产，年产值迅速膨胀。从1984年起，该村的产值与利税、固定资产便连年翻番直线上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成为中国又一个屈指可数的亿元村；到1997年时便已达到16亿元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中原第一村”；它近些年也一直保持这个进度高速发展着。一个南街村，其上交税收就占了整个临颍县年财政收入的1/3左右。
南街村以其巨大的成就与独特的模式、富有代表性和借鉴性，一时之间名闻遐迩、声息远播，甚至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信息丰富的社会存在。“南街热”与“南街模式”不但惊动了中央高层，而且轰动了海内外。“美国之音”、香港《大公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对南街村作了突出报道。联合国经济咨询专家对“南街村现象”评价甚高。
乔石、朱镕基、宋平、李岚清、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德生、张爱萍、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河南省历届党政领导都曾亲临南街视察。前人大委员长乔石说：“你们干得好，路子对头。”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说：“这个地方是出干部的地方，可以送到县上。”前河南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题词：“豫南一枝花。”“南街速度比深圳速度还速度。”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说：“你们南街的路子好，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1994年老将军张爱萍前往南街村，即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能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1998年老作家魏巍又在南街村欣然提笔：“来到南街心舒畅，共产花开何芬芳。检验真理靠实践，共产不是乌托邦。”
在南街，到处是奇迹，到处是故事。南街村的村党委书记兼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带头人王宏斌，还兼任着临颍县委副书记，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去年，来自14个国家的近30名在华留学生以及几所中国名牌院校的国内大学生组成了“中外青年看南街”采风团，来到南街村参观调查。伊朗女留学生伊萨说：“刚开始来的时候，老师说要我们去中国的农村看看，我们都以为那地方很穷，还特意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可到南街村之后，哇，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农村，有这么多的工厂，有这么多的产品，这不是一个小城市吗？在我们国家，如果一个地方能有这样的发展规模，就可以算是一个工业区而不是农村了。”
三、南街不是小岗村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南街村一直是拥有公共食堂的生产队，队员们一同出工、一同吃饭，全村面貌还算很不错的。尤其是在“文革”以后，大家推选王宏斌当了村党委书记，该村便开始迅速崛起。
当初王宏斌领导全村人抓农业生产，虽说粮食丰收成了全县先进大队，但还是脱不掉贫穷的帽子，甚至越先进越贫穷。他们意识到：“光指望土地是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均不足1亩地，再也做不出文章了。粮食是基础，工业是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他们决心着手搞工业。
王宏斌先是带领大家出远门去新乡刘庄，向率先发展乡镇企业的知名人物史来贺学习经验。回来以后，他们便从实际、原料、市场出发，先后办起了机砖厂、面粉厂。由于南街村党员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无私奉献，而王宏斌搞产品销售又很有一套，村办工业很快便初具规模，红红火火。正在这有利的关头，全国性大包干也席卷到了小小的南街村！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临颍县委指示，南街村也开始在1981年分起土地与才建好不久的工厂来。耕地、农具、牲口按人口分到了各家各户；机砖厂、面粉厂也承包给了个人。
起初大家还有一定的种田积极性，毕竟是自己的责任田么！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村民对务农逐渐失去了兴趣。地少人多是一个原因；另外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大家深感种田不划算。三则，村办企业日益发展，一部分强劳力被吸收进去后，觉得工业劳动条件比较优越，便不愿再从事农业劳动。第四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扩大，农村经济进一步搞活，人们开始“这山望见那山高”。南街村地处县城郊区，素有经商务工传统。当时政策已允许做生意了，附近有不少人靠做生意发家致富起来。一部分村民思想活动了，觉得与其坐守有限田地辛劳一生，不如外出经商大捞一把。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相当一部分人弃农经商，把责任田转租给外村村民或亲戚朋友耕种，甚至长期撂荒。投入少，加上粗劣的种植管理，弄得土地千疮百孔令人痛心。而生产队勉强配套的农业机械早已化整为零，失去作用。以前修建的机井等水利设施也只好闲置一旁。就这样，南街村粮食产量逐渐下降。到1983—1985年间，亩产已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才500多斤，仅为分田前的一半（1978年时亩产为1000斤）。
在非农产业方面问题也很多。自机砖厂、面粉厂承包给个人以后，村党支部从抓农业、村办企业转为批宅基地及抓计划生育等工作，到年底收取了承包款，就算完成全年任务。起初倒也逍遥自在。不料好景不长，风云陡变。两个承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该上交集体的承包金赖着不交；不给工人按时发放工资；长期不给用户付货；伤亡事故接连发生；机器超负荷运行；外债越积越多，上门催债者摩肩接踵；还千方百计偷税漏税。承包者是肥了自己，成日在外花天酒地。
这时南街村社会空前混乱。社会风气不正，偷鸡摸狗现象不断发生，党支部威信一落千丈，村民怨声载道，支书王宏斌更是众矢之的。他的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甚至有人指着他的脸破口大骂。
没想到，在南街村，联产承包竟然制造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问题！
事后王宏斌回忆说：“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就是实事求是。南街村党组织这一时期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从南街村的实际出发，形而上学，‘砸锅分铁’，走了一段弯路。”
整整耽误了5年时间！承包本来是好事，可在南街村就不适应。南街人吃够了“一刀切”的苦处。从那以后南街人更重视政治学习了，坚决不让别人瞎指挥着自己的学习，而是由他们自己主动学习、独立思考，这才能吃透中央精神，看到前途和光明。
王宏斌说：“让群众们这么一骂，我才开始独立思考。我就想我还是我这个王宏斌，我自己也没有办坏事，怎么一下子成了人人咒骂的坏干部了？于是，我把这骂声当成了呼声，发起全村人大讨论：南街村向何处去？让群众们说话。那时候搞选举，全村人集体决定，又把土地和工厂合起来归集体所有。这样，我们南街村又开始搞集体致富了。”
1984年，在南街历史上是生死攸关的大转折点。党支部经研究决定，责成两个企业承包人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就解除承包合同。由于承包人不听劝告，党支部果断终止其承包权，将两家企业收回，改为集体经营。也是在1984年，各家各户自愿把责任田交给集体，实行规模经营。与此同时，在王宏斌书记直接领导下，村支部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制定出指导南街发展的战略思想：第一，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第二，围绕龙头骨干企业上配套项目，走出一条“一业带着多业上，多业辅助一业兴”的联动发展路子。
南街村的经营管理体制，自实行集体承包以来便不断得到完善。1985年成立“临颍县中原农工商物资联合企业公司”，1987年更名为“临颍县中原联合企业公司”。1991年，经省政府批准，公司被冠以省级名称——“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1994年成立南街村集团。公司下设4个办公室、6个分公司、10个职能处，管理26个企业。
对土地收归南街村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6年5月村党支部发出通知：第一，村民必须首先种好管好责任田，才能到外地务工经商；不允许将责任田转租出去，更不允许撂荒。第二，确无能力种好管好责任田的人，可申请把土地上交集体统一经营；土地上交后，集体保证每人每月供应20公斤平价面粉。
通知公布后，全村即有300多人提出上交申请。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村委会对于其中因懒惰不好好种田者的申请予以否决，让他们安心种好田；而对刚刚贷了款并在外地投资办厂者的申请予以批准，其土地交村委会集体承包。从1986年5月至1990年10月，全村村民先后将所承包的责任田都交由村委会集体承包。农业生产开始大规模经营，农业投入不断增加，粮食产量逐年递升。最近几年，南街村的农业生产还引进了高科技，农田灌溉化的普及与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运用，使得农业现代化蒸蒸日上，令人惊奇。
在集体力量推动下，南街村迅速消除贫穷，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奔向大同。集体致富，调动了村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南街村的共同富裕道路越走越宽广。企业规模逐步壮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幼有所育、少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在这里已成为现实。
四、乡村？城市？
坐落在炙人烈日下的小小村庄，显得如此整齐、漂亮、富足，使人感觉不像在乡下，彻彻底底与大都市毫无二致。我从首都北京来，突然进入小小的南街村，发现它的建筑排列更整齐、地面卫生更清洁，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每一座房屋……尽善尽美，简直是“锦绣中华”一般。
这是因为南街村地盘小，面积略大于机场，唯其小，事情好办，南街村人对它大力投资建设，乃有今天这等锦绣模样。除了2000余亩耕地，南街人在680来亩、折合40余万平方米的地盘上，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着意规划、合理布局，行政大院、街道、花坛、住宅、商场、食堂、工厂……安排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处处是美景，步步见高楼”，一点也不夸张。全村绿化覆盖率达到25%。这就是南街村一流的镇容建设。
厂房林立，道路平直，办公楼豪华气派，美不胜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一个模样。7条大马路纵横交错，道路两旁是高功率的莲花瓣状钠灯。除了敬老院、幼儿园、学校以外，医院、图书室、文艺演出厅、灯光篮球场、门球场、科研楼、电讯楼等公益设施相继建立，配套齐全。程控电话普遍进入村民家庭。文工团、腰鼓队、军乐队、运动队……应有尽有。到了夜间，万家灯火，霓虹闪烁，全村辉煌一片，宛如一座新兴的城市。
南街村内公司、厂家簇拥如云，以生产著名的巧克力棒果为村集团赢得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与广泛的社会声誉的河南麦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在公司大门口，醒目的是伸缩式自动滚阀门。该门右边，一大块乳白色墙壁镶嵌着一个巨形红日，代表日本国旗；左边则矗立着书写公司大名的棕色方柱，直插蓝天。公司院内，中、日国旗在两根银白色柱子上方迎风招展、高高飘扬。
在南街村，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就是村民统一住宅。村里统一盖房，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住房不花钱。村民们都管它们叫“排楼”。排楼最早是从1993年开始建造的，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搬迁先后，以及单元规格，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多少，也适当参考其贡献与资格，但不是根据地位与职务的高低而定夺。南街村的干部们是最后一批搬进排楼的，在群众未全部搬进排楼前，村干部一直住平房。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楼房全是6层，清一色铝合金门窗，乳白色磁片外装修。室内集中供热供冷，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客厅已做好水磨石地面。大到全套家具，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小到炊具都已订好货。村干部对大家说，搬家时啥也不要带，拿着衣服住进去就行了。
作家张宇1992年底参观南街村时大发感慨说：“我们走进这房子，心里确实吃惊。这住房别说在南街村，就是在省城郑州，也是第一流的。只是在郑州，这样的房子非要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分到，还只是分给你一套空房，谁也不会给你装修，更别说配备别的东西了。这使我觉得我们的农民一旦富裕起来，可真敢想敢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由人不联想到，在城里混几十年，混到老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住房，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就觉得，有这样不花钱的房子住，南街人当然不会再自己盖房了。他们说：我们除了操心干活，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由于多年来坚持走公有制道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南街人最终营造出了一方没有腐败犯罪、没有吸毒赌博、没有打架斗殴、没有酗酒闹事、没有封建迷信、没有黄色污染的“净土”。其经济发展速度和社区文明程度已空前提高到跨越小康水平，下一步就是走向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了。
在南街，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连续多年基本没有发生刑事案件，连小偷小摸、寻衅打闹现象都很少见到；连续10年没有计划外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控制在3‰以下；800多户村民没有一家安装防盗门，26个企业没有一个安装大门，30多处建筑工地没有一处垒起围墙，社会面貌井然有序。如今的南街，党风好、民风正、社风纯；好人好事不胜枚举，坏人坏事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南街，不存在两极分化，看不到精神滑坡；贪污腐败、刑事犯罪扫除殆尽；干群关系非常融洽，村民彼此安居乐业……
南街村社会风气如此之好，所以村派出所所长说：“我们的工作很闲，简直无所事事。找不到具体事情可做，每天只好做些执勤与预防工作。村里实在很安全，我们工作好做得很。”据村民们介绍，县城里的小偷也从不敢到南街来“找活干”。
用当今社会上的大众眼光来看，也许南街村处处是怪现象，怪得超出一般人尤其是城里人的想象。但越是怪，现实中越是出现；越是怪，在南街村越是正常。
派出所无事可做，民兵营成了维护村里治安的主要力量。白天就不用说了，夜里仍有民兵在巡逻和警卫。在村中央毛主席塑像下，全天24小时都有一持枪民兵在站岗放哨。
在临颍县城，不同的干部对南街村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干部及家属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南街村上班。他们觉得，在南街村上班，男孩不学坏，女孩有安全感，不出事儿，大人们在家里都挺放心。
毋须讳言，改革开放与市场搞活，同时派生了一些副作用，如道德滑坡、拜金主义、传统退化、功利实惠思想，以及世风日下等。在大城市，为保护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人们出门随时携带防卫设施，作好防卫准备，平时还得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防卫技巧及手段，如临大敌。回到家里即紧锁大门，同一栋楼甚至对门邻居都互不往来、互不交谈、互不认识，形同陌路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普通锁不放心还得装新科技防盗锁；一道门不放心还得装两道门；门铃不够还得装窥视孔。家里最好要养一条嚣张而忠诚的狼狗、买一些自卫凶器。各机关、厂家、单位、店铺更是严阵以待，纵使插上翅膀也难飞进去。因此，“道不拾遗，夜不闭门”的南街村就成了时代鲜明的对立面，难怪有人称之“净土”、“圣园”。
若我们白天到南街村走一走，就会偶上碰到一些三五成群的老太太在村里到处转悠打量着。只要见到不认识的人，她们总要拦住盘问不让走，一定得追查清楚，比正式警察、保安人员还认真。这就是南街村有名的“小脚侦缉队”。南街村风气好，当然也有她们一份功劳。这个名字当初是人们开玩笑送她们的，后来越叫越响，亦便传了开来。一听到“小脚侦缉队”，不管是南街人还是外地人，立即肃然起敬。
笔者曾问过她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她们说：“日子好过了，更要防止特务来破坏。”老太太们说话还是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那些陈词旧语。她们年纪大了，语言变换起来也不大灵便了，脑子不好使，嘴也不好使了；但是，她们那对今天生活的珍惜和爱护，那对集体事业的热爱程度，却是发自肺腑的。
六、“我们的好班长”
王宏斌这位南街村带头人，南街几乎所有重大事情都与他有关。不管什么事，大家都是王书记如何、如何说，王书记如何、如何做。王宏斌，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南街人习惯于把村党委、村委会、村集团有限公司等村组织一套人马称为“一班子”，而把王宏斌称为“我们的班长”。
王宏斌，1951年生，高中文化，中共优秀党员，高级经济师。他中等身材，长相憨厚质朴，衣着普通，性格直爽，为人真诚而亲切，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他既粗犷，也很细致。他又不爱说话，说起来也很慢，足见是个干实事的人，不喜欢张扬，态度也很谨慎。
1996年4月，李岚清视察了南街村，说：“南街村很值得一看。如果我国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南街村的农民讲得好，南街村快速发展的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这力量是实干出来的。每年三秋三夏大忙之际，王宏斌都要亲自登上康拜因收割，亲自驾驶播种机播种，亲自到田间、地头除草与施肥。村里老少爷儿们心疼他，劝他别干了，他则说；“劳动本色不能丢。”直到累得生了病躺在床上，他还在想着南街村的事儿。这样的干部，群众能不拥戴吗？南街村老百姓说：“俺们党员干部受那罪吃那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主要是俺们班长王宏斌好，若换了别人当班长，说啥南街村也不会有今天。”
王宏斌动不动爱在群众大会上与乡亲们讲良心。他开口闭口说：“我没别的本事，可我敢和别人比良心。只要老少爷们发现我王宏斌背良心，我就下台。”这话如果放在其它地方让其他人来说，也许看不出高水平来，甚至让人感觉这个人不像是当官的；可是在南街村由王宏斌来说，大家都服他，许多人还发展到非常怕他。
南街高标准统一住宅楼一幢幢耸立起来了，村民们一户户搬进新房去了，唯独这位带头人仍住在平房里。王宏斌父母曾搬回来跟他一起住过段时间，可还没住上几天就跟小儿子住去了。他们说：“宏斌整天忙得不沾家，俺不让他操俺的心！”王宏斌自己回答：“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顾小家。村里事务多，应当舍小家顾大家。”在帮大家搬进新居时，王宏斌带头帮忙，从没认为这有什么丢身份。村里给每个干部订做一套毛料西服，全村仅他一人没要。
最近，王宏斌去了趟日本山岸村考察，其全称是“山岸会生活实显地”。那儿也是走共同富裕之路。他们以“自然和人为”创造财富，“谋求天、地、人的调和”，“充满丰富的物资的健康、亲密的感情”。他们“村民一心一体，共享欢乐，共过富裕生活，就是不用钱，亲密友好，快乐之村”。人们富足文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秩序井然。
王宏斌回来后大受启发，他认为南街村“坚持公有制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是顺应民心，符合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针对南街村今后发展的方向道路，王宏斌带领班子所有成员，开动脑筋进行反复讨论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体党员和基层干部大会，对农业、工业、精神文明硬件大方面未来建设作详细传达。南街村领导决心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为“中国的山岸村”。
不久前，一家国内大报的记者问王宏斌：“王书记，南街村这条路子能不能走下去？”王宏斌回答说：“我首先声明，南街这条路，不是我王宏斌的路，而是咱中国共产党的路。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垮台，我们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保证南街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只有一条最可靠，那就是靠信仰，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子孙后代，人人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人人都树立大公无私的思想，人人都有鄙私、痛私、斗私的精神，南街这条路子才能永远走下去，而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光明。”
七、精神的力量
在南街党委大院里高高树立着一座20余米的灯塔。每到晚上光芒四射，方圆10里内都能看到。这叫高杆探照灯，好几年前建的，当时就花了9万多元。
南街人说得振振有词：这座中央灯塔就是我们全村3000人的主心骨。它建在党委与行政办公大楼前，就象征咱南街党组织永远带领着咱南街人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咱南街人不管日里夜里看见这灯塔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凝聚力。看来这灯塔在南街人心目中地位还是很崇高的，它甚至成了一种必然。“灯塔是夜南街的广告，它的观众是长空与大地。”
南街人自己也说，这灯塔本身并没什么，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一群人总得有个核心，有个主脑，有个中枢，选准方向目标路子，大家便跟着它走。无疑在南街村这就是村党委。中央灯塔无非是村党委的象征，或曰化身！
南街人强调实干，只是南街人也注重形式。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好的形式，实干精神从何处来?
1996年9月9日，随着形势发展与需要，经村党委批准南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南街村报》。这张小小的周报是村党委的喉舌，是对职工村民进行教育的教材，是向外展示南街人形象的文明窗口，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为它题写了报名。
《南街村报》及时报道本村动态和双文明建设成果。这张报纸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职工村民及社会各界朋友喜爱。大批写作爱好者踊跃投稿，反映企业发展动态、颂扬好人好事、提出合理化建议、谈感想心得……每个月报社都要收到300篇以上各类稿件。
多年来，这份8开4版的报纸越办越好，内容栏目版式印刷越来越丰富、厚实、灵活、精美，图文并茂，部分重要文章标题均套红，还经常出版全彩胶印的豪华样报。每期在头版报眼处必是篇全文套红《毛主席语录》，在四版重要位置必有一篇系列性文章《毛泽东的故事》，是其特色。据我有限的见识，无论从哪方面看，放眼全国都还找不到有哪份县报比它办得好的，就是许多地市级报纸也不一定比它好。
南街村长时间来，一直坚持着一种自娱自乐的故事会，由大家登台演说村里好人好事。南街的故事会别开生面，村里上上下下各个单位都开，并且不仅仅演员讲故事大家听故事，而是人人上台去讲。这故事内容有着严格规定，即必须是自己办的真事。当讲故事的人讲得不对头或讲得不真实，台下边立即有人叫嚷，让你当面修改后重讲。而且不但要讲自己的好事，也要讲自己的坏事，好事、坏事各占一半儿。有时候这故事会如同上台评功一样；有时候它又如同做深刻检查差不离。站在大家面前讲自己，众目睽睽，实在不好讲啊！讲好事讲出骄傲；讲坏事又讲得自己泪流满面，丢人败兴。一般人哪有这种胆量？而在南街这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南街还保持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样板戏、批判会，再加上贴毛主席像、唱东方红、背老三篇、贴革命标语……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所以有人说，一走进南街就仿佛回到了三四十年以前。南街人重视这既注意形式又有实在内容、既有活动又见良效的宣传教育工具。
它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现实需要。王金忠副书记说：“农民总不能只知道吃饭和干活，那就成了牲口。一边干活一边还要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明白是非就需要学习。再一个，要明白我们南街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也要学习。咱农民再不能随大流，人家咋着咱也咋着，那叫没头脑。”
南街的另一大“特产”就是人力车队。它专门用来教育那些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的年轻人。如今南街富了，许多东西都供应，这些年轻人为此不思进取、游手好闲、贪吃懒做。咋办？拉车去！“让他们丢丢人，想想好日子是咋来的！”干部职工都这么认为。
人力车队以拉砖为主，干粗活、出大力、吃家常饭、打一杆旗，有人带队，搞运输。这些犯了错误的年轻人，穿上特殊标志的黄颜色背心，白天从窑场往建筑工地拉车，晚上就住在村里尚保留下来的一座破房子内，吃窝头菜汤，还美其名曰“学习班”。一直等到学好了，村里经过核实才给予恢复工作。
南街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王宏斌书记说：“我们南街村现在如何，我们说话算数；但是未来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早晚要下世的。我们不在世了，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就只有凭我们的教育了。今天的教育就是南街村的未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续读下期A版下篇文章）
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被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经济试验田”。这是一个很神秘很奇怪的地方，既有极高的经济收入，又保持着许多陈旧的制度与现象；名气极大，却又蒙上了一层特别的面纱。才3000多人口的弹丸之地，却是中国最大的方便面厂家之一；是中国极个别的十几亿元之村，号称“中原第一村”，却还在吃食堂，什么都搞分配，沿袭着过去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那一套我行我素；大工业生产、现代文明高度繁荣，却天天戴毛主席像章背“老三篇”、唱《东方红》、演样板戏，到处刷大红标语开批斗会；经济上极富裕工商业极发达，又能做到没有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干群差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对外是“圆”，对内是“方”。有人给予它非常高评价，也有人严厉指责它。
1998年3月，由马立诚、凌志军合撰的著名畅销书《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横空出世，曾对南街村痛加批判，将其定性为“新左派”，称其“把文革的合理因素制度化”，“回归文革”。《交锋》这部书内容非常深刻、丰富，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与事件。但是将南街村称为“新左派”，是“回归文革”，本人实在不敢恭维，譬如什么“主义”、“左”、“右”之类，本人只相信事实，只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南街村能有今天如此美好的局面，自有其合理之处。
南街村的经验即使不能在其他各地推广，至少作为一个个案，它的存在是成功和精彩的。中国素来缺的并不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缺的只是实干精神，靠行动说话。更何况南街村各方面的思想与行动还一直是“与时俱进”的，并非什么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怪胎”。只是它有许多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做法而已。只要它这条路走得下去，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它就可以坚持到底。
当然，“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中国这个唯一的“共产主义经济试验田”究竟还能坚持多久？谁也不敢打包票。毕竟南街只是一个个案，毕竟南街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
二、弹丸之地，创造“桃花源”神话
南街村，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早在1947年12月临颍县解放以后，翌年初即成立了南街街政府，归临颍县城关区区政府管辖。也就是说，南街村即临颍县城南郊，这亦为“南街村”得名的由来。南街村作为一个村级行政单位，在中国是最小的行政区域。其面积1.78平方公里，折合2670亩，并包括2006亩耕地。这的确称得上弹丸之地了。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从村南端到村北端，都不过1000米左右，步行要不到一刻钟。纵横交错仅几条街道，搭配以若干栋房屋、市场、车间与花坛、草坪；仔细走完整个村庄，也不过是一两个钟头。
南街村本村居民是800余户，共计3000多人，包括汉、回两个民族。此外，南街村还有部分荣誉村民长期居住此地，以及数量超过本村居民3倍的流动人口，即打工妹、打工仔、商贩等，总共在12000人以上，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短期参观访问人员。
也就是这个比飞机场大不了多少的普通中原村落，一霎那间掀起遍及全国的“南街热”，使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都为之着迷，络绎而来！据统计，南街村每年接待国内外来客均为数十万人次。除了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人的访问外，国内前来南街村参观、取经的社会各界人士，那更是前簇后拥，与日俱增。
3000余人的南街村，在廉洁奉公、锐意进取的村领导带领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以毛泽东思想为精神武器，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大规模工农业生产，年产值迅速膨胀。从1984年起，该村的产值与利税、固定资产便连年翻番直线上升，1991年突破亿元大关，成为中国又一个屈指可数的亿元村；到1997年时便已达到16亿元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中原第一村”；它近些年也一直保持这个进度高速发展着。一个南街村，其上交税收就占了整个临颍县年财政收入的1/3左右。
南街村以其巨大的成就与独特的模式、富有代表性和借鉴性，一时之间名闻遐迩、声息远播，甚至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信息丰富的社会存在。“南街热”与“南街模式”不但惊动了中央高层，而且轰动了海内外。“美国之音”、香港《大公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对南街村作了突出报道。联合国经济咨询专家对“南街村现象”评价甚高。
乔石、朱镕基、宋平、李岚清、李长春、罗干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德生、张爱萍、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河南省历届党政领导都曾亲临南街视察。前人大委员长乔石说：“你们干得好，路子对头。”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说：“这个地方是出干部的地方，可以送到县上。”前河南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题词：“豫南一枝花。”“南街速度比深圳速度还速度。”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说：“你们南街的路子好，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1994年老将军张爱萍前往南街村，即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能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1998年老作家魏巍又在南街村欣然提笔：“来到南街心舒畅，共产花开何芬芳。检验真理靠实践，共产不是乌托邦。”
在南街，到处是奇迹，到处是故事。南街村的村党委书记兼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带头人王宏斌，还兼任着临颍县委副书记，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去年，来自14个国家的近30名在华留学生以及几所中国名牌院校的国内大学生组成了“中外青年看南街”采风团，来到南街村参观调查。伊朗女留学生伊萨说：“刚开始来的时候，老师说要我们去中国的农村看看，我们都以为那地方很穷，还特意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可到南街村之后，哇，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农村，有这么多的工厂，有这么多的产品，这不是一个小城市吗？在我们国家，如果一个地方能有这样的发展规模，就可以算是一个工业区而不是农村了。”
三、南街不是小岗村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南街村一直是拥有公共食堂的生产队，队员们一同出工、一同吃饭，全村面貌还算很不错的。尤其是在“文革”以后，大家推选王宏斌当了村党委书记，该村便开始迅速崛起。
当初王宏斌领导全村人抓农业生产，虽说粮食丰收成了全县先进大队，但还是脱不掉贫穷的帽子，甚至越先进越贫穷。他们意识到：“光指望土地是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均不足1亩地，再也做不出文章了。粮食是基础，工业是发展；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他们决心着手搞工业。
王宏斌先是带领大家出远门去新乡刘庄，向率先发展乡镇企业的知名人物史来贺学习经验。回来以后，他们便从实际、原料、市场出发，先后办起了机砖厂、面粉厂。由于南街村党员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无私奉献，而王宏斌搞产品销售又很有一套，村办工业很快便初具规模，红红火火。正在这有利的关头，全国性大包干也席卷到了小小的南街村！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临颍县委指示，南街村也开始在1981年分起土地与才建好不久的工厂来。耕地、农具、牲口按人口分到了各家各户；机砖厂、面粉厂也承包给了个人。
起初大家还有一定的种田积极性，毕竟是自己的责任田么！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村民对务农逐渐失去了兴趣。地少人多是一个原因；另外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大家深感种田不划算。三则，村办企业日益发展，一部分强劳力被吸收进去后，觉得工业劳动条件比较优越，便不愿再从事农业劳动。第四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扩大，农村经济进一步搞活，人们开始“这山望见那山高”。南街村地处县城郊区，素有经商务工传统。当时政策已允许做生意了，附近有不少人靠做生意发家致富起来。一部分村民思想活动了，觉得与其坐守有限田地辛劳一生，不如外出经商大捞一把。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相当一部分人弃农经商，把责任田转租给外村村民或亲戚朋友耕种，甚至长期撂荒。投入少，加上粗劣的种植管理，弄得土地千疮百孔令人痛心。而生产队勉强配套的农业机械早已化整为零，失去作用。以前修建的机井等水利设施也只好闲置一旁。就这样，南街村粮食产量逐渐下降。到1983—1985年间，亩产已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才500多斤，仅为分田前的一半（1978年时亩产为1000斤）。
在非农产业方面问题也很多。自机砖厂、面粉厂承包给个人以后，村党支部从抓农业、村办企业转为批宅基地及抓计划生育等工作，到年底收取了承包款，就算完成全年任务。起初倒也逍遥自在。不料好景不长，风云陡变。两个承包人不履行合同义务，该上交集体的承包金赖着不交；不给工人按时发放工资；长期不给用户付货；伤亡事故接连发生；机器超负荷运行；外债越积越多，上门催债者摩肩接踵；还千方百计偷税漏税。承包者是肥了自己，成日在外花天酒地。
这时南街村社会空前混乱。社会风气不正，偷鸡摸狗现象不断发生，党支部威信一落千丈，村民怨声载道，支书王宏斌更是众矢之的。他的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甚至有人指着他的脸破口大骂。
没想到，在南街村，联产承包竟然制造了这么大的、这么多的问题！
事后王宏斌回忆说：“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就是实事求是。南街村党组织这一时期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从南街村的实际出发，形而上学，‘砸锅分铁’，走了一段弯路。”
整整耽误了5年时间！承包本来是好事，可在南街村就不适应。南街人吃够了“一刀切”的苦处。从那以后南街人更重视政治学习了，坚决不让别人瞎指挥着自己的学习，而是由他们自己主动学习、独立思考，这才能吃透中央精神，看到前途和光明。
王宏斌说：“让群众们这么一骂，我才开始独立思考。我就想我还是我这个王宏斌，我自己也没有办坏事，怎么一下子成了人人咒骂的坏干部了？于是，我把这骂声当成了呼声，发起全村人大讨论：南街村向何处去？让群众们说话。那时候搞选举，全村人集体决定，又把土地和工厂合起来归集体所有。这样，我们南街村又开始搞集体致富了。”
1984年，在南街历史上是生死攸关的大转折点。党支部经研究决定，责成两个企业承包人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就解除承包合同。由于承包人不听劝告，党支部果断终止其承包权，将两家企业收回，改为集体经营。也是在1984年，各家各户自愿把责任田交给集体，实行规模经营。与此同时，在王宏斌书记直接领导下，村支部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制定出指导南街发展的战略思想：第一，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第二，围绕龙头骨干企业上配套项目，走出一条“一业带着多业上，多业辅助一业兴”的联动发展路子。
南街村的经营管理体制，自实行集体承包以来便不断得到完善。1985年成立“临颍县中原农工商物资联合企业公司”，1987年更名为“临颍县中原联合企业公司”。1991年，经省政府批准，公司被冠以省级名称——“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1994年成立南街村集团。公司下设4个办公室、6个分公司、10个职能处，管理26个企业。
对土地收归南街村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86年5月村党支部发出通知：第一，村民必须首先种好管好责任田，才能到外地务工经商；不允许将责任田转租出去，更不允许撂荒。第二，确无能力种好管好责任田的人，可申请把土地上交集体统一经营；土地上交后，集体保证每人每月供应20公斤平价面粉。
通知公布后，全村即有300多人提出上交申请。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村委会对于其中因懒惰不好好种田者的申请予以否决，让他们安心种好田；而对刚刚贷了款并在外地投资办厂者的申请予以批准，其土地交村委会集体承包。从1986年5月至1990年10月，全村村民先后将所承包的责任田都交由村委会集体承包。农业生产开始大规模经营，农业投入不断增加，粮食产量逐年递升。最近几年，南街村的农业生产还引进了高科技，农田灌溉化的普及与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的运用，使得农业现代化蒸蒸日上，令人惊奇。
在集体力量推动下，南街村迅速消除贫穷，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奔向大同。集体致富，调动了村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南街村的共同富裕道路越走越宽广。企业规模逐步壮大；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幼有所育、少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养——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在这里已成为现实。
四、乡村？城市？
坐落在炙人烈日下的小小村庄，显得如此整齐、漂亮、富足，使人感觉不像在乡下，彻彻底底与大都市毫无二致。我从首都北京来，突然进入小小的南街村，发现它的建筑排列更整齐、地面卫生更清洁，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每一座房屋……尽善尽美，简直是“锦绣中华”一般。
这是因为南街村地盘小，面积略大于机场，唯其小，事情好办，南街村人对它大力投资建设，乃有今天这等锦绣模样。除了2000余亩耕地，南街人在680来亩、折合40余万平方米的地盘上，极尽精雕细刻之能事，着意规划、合理布局，行政大院、街道、花坛、住宅、商场、食堂、工厂……安排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处处是美景，步步见高楼”，一点也不夸张。全村绿化覆盖率达到25%。这就是南街村一流的镇容建设。
厂房林立，道路平直，办公楼豪华气派，美不胜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一个模样。7条大马路纵横交错，道路两旁是高功率的莲花瓣状钠灯。除了敬老院、幼儿园、学校以外，医院、图书室、文艺演出厅、灯光篮球场、门球场、科研楼、电讯楼等公益设施相继建立，配套齐全。程控电话普遍进入村民家庭。文工团、腰鼓队、军乐队、运动队……应有尽有。到了夜间，万家灯火，霓虹闪烁，全村辉煌一片，宛如一座新兴的城市。
南街村内公司、厂家簇拥如云，以生产著名的巧克力棒果为村集团赢得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与广泛的社会声誉的河南麦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在公司大门口，醒目的是伸缩式自动滚阀门。该门右边，一大块乳白色墙壁镶嵌着一个巨形红日，代表日本国旗；左边则矗立着书写公司大名的棕色方柱，直插蓝天。公司院内，中、日国旗在两根银白色柱子上方迎风招展、高高飘扬。
在南街村，最引人注目的风景之一就是村民统一住宅。村里统一盖房，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住房不花钱。村民们都管它们叫“排楼”。排楼最早是从1993年开始建造的，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搬迁先后，以及单元规格，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多少，也适当参考其贡献与资格，但不是根据地位与职务的高低而定夺。南街村的干部们是最后一批搬进排楼的，在群众未全部搬进排楼前，村干部一直住平房。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楼房全是6层，清一色铝合金门窗，乳白色磁片外装修。室内集中供热供冷，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客厅已做好水磨石地面。大到全套家具，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小到炊具都已订好货。村干部对大家说，搬家时啥也不要带，拿着衣服住进去就行了。
作家张宇1992年底参观南街村时大发感慨说：“我们走进这房子，心里确实吃惊。这住房别说在南街村，就是在省城郑州，也是第一流的。只是在郑州，这样的房子非要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分到，还只是分给你一套空房，谁也不会给你装修，更别说配备别的东西了。这使我觉得我们的农民一旦富裕起来，可真敢想敢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由人不联想到，在城里混几十年，混到老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住房，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就觉得，有这样不花钱的房子住，南街人当然不会再自己盖房了。他们说：我们除了操心干活，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由于多年来坚持走公有制道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南街人最终营造出了一方没有腐败犯罪、没有吸毒赌博、没有打架斗殴、没有酗酒闹事、没有封建迷信、没有黄色污染的“净土”。其经济发展速度和社区文明程度已空前提高到跨越小康水平，下一步就是走向共产主义与大同世界了。
在南街，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连续多年基本没有发生刑事案件，连小偷小摸、寻衅打闹现象都很少见到；连续10年没有计划外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控制在3‰以下；800多户村民没有一家安装防盗门，26个企业没有一个安装大门，30多处建筑工地没有一处垒起围墙，社会面貌井然有序。如今的南街，党风好、民风正、社风纯；好人好事不胜枚举，坏人坏事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南街，不存在两极分化，看不到精神滑坡；贪污腐败、刑事犯罪扫除殆尽；干群关系非常融洽，村民彼此安居乐业……
南街村社会风气如此之好，所以村派出所所长说：“我们的工作很闲，简直无所事事。找不到具体事情可做，每天只好做些执勤与预防工作。村里实在很安全，我们工作好做得很。”据村民们介绍，县城里的小偷也从不敢到南街来“找活干”。
用当今社会上的大众眼光来看，也许南街村处处是怪现象，怪得超出一般人尤其是城里人的想象。但越是怪，现实中越是出现；越是怪，在南街村越是正常。
派出所无事可做，民兵营成了维护村里治安的主要力量。白天就不用说了，夜里仍有民兵在巡逻和警卫。在村中央毛主席塑像下，全天24小时都有一持枪民兵在站岗放哨。
在临颍县城，不同的干部对南街村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干部及家属都希望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南街村上班。他们觉得，在南街村上班，男孩不学坏，女孩有安全感，不出事儿，大人们在家里都挺放心。
毋须讳言，改革开放与市场搞活，同时派生了一些副作用，如道德滑坡、拜金主义、传统退化、功利实惠思想，以及世风日下等。在大城市，为保护自身生命与财产安全，人们出门随时携带防卫设施，作好防卫准备，平时还得学习、掌握一些基本的防卫技巧及手段，如临大敌。回到家里即紧锁大门，同一栋楼甚至对门邻居都互不往来、互不交谈、互不认识，形同陌路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普通锁不放心还得装新科技防盗锁；一道门不放心还得装两道门；门铃不够还得装窥视孔。家里最好要养一条嚣张而忠诚的狼狗、买一些自卫凶器。各机关、厂家、单位、店铺更是严阵以待，纵使插上翅膀也难飞进去。因此，“道不拾遗，夜不闭门”的南街村就成了时代鲜明的对立面，难怪有人称之“净土”、“圣园”。
若我们白天到南街村走一走，就会偶上碰到一些三五成群的老太太在村里到处转悠打量着。只要见到不认识的人，她们总要拦住盘问不让走，一定得追查清楚，比正式警察、保安人员还认真。这就是南街村有名的“小脚侦缉队”。南街村风气好，当然也有她们一份功劳。这个名字当初是人们开玩笑送她们的，后来越叫越响，亦便传了开来。一听到“小脚侦缉队”，不管是南街人还是外地人，立即肃然起敬。
笔者曾问过她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她们说：“日子好过了，更要防止特务来破坏。”老太太们说话还是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那些陈词旧语。她们年纪大了，语言变换起来也不大灵便了，脑子不好使，嘴也不好使了；但是，她们那对今天生活的珍惜和爱护，那对集体事业的热爱程度，却是发自肺腑的。
六、“我们的好班长”
王宏斌这位南街村带头人，南街几乎所有重大事情都与他有关。不管什么事，大家都是王书记如何、如何说，王书记如何、如何做。王宏斌，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南街人习惯于把村党委、村委会、村集团有限公司等村组织一套人马称为“一班子”，而把王宏斌称为“我们的班长”。
王宏斌，1951年生，高中文化，中共优秀党员，高级经济师。他中等身材，长相憨厚质朴，衣着普通，性格直爽，为人真诚而亲切，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他既粗犷，也很细致。他又不爱说话，说起来也很慢，足见是个干实事的人，不喜欢张扬，态度也很谨慎。
1996年4月，李岚清视察了南街村，说：“南街村很值得一看。如果我国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南街村的农民讲得好，南街村快速发展的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这力量是实干出来的。每年三秋三夏大忙之际，王宏斌都要亲自登上康拜因收割，亲自驾驶播种机播种，亲自到田间、地头除草与施肥。村里老少爷儿们心疼他，劝他别干了，他则说；“劳动本色不能丢。”直到累得生了病躺在床上，他还在想着南街村的事儿。这样的干部，群众能不拥戴吗？南街村老百姓说：“俺们党员干部受那罪吃那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主要是俺们班长王宏斌好，若换了别人当班长，说啥南街村也不会有今天。”
王宏斌动不动爱在群众大会上与乡亲们讲良心。他开口闭口说：“我没别的本事，可我敢和别人比良心。只要老少爷们发现我王宏斌背良心，我就下台。”这话如果放在其它地方让其他人来说，也许看不出高水平来，甚至让人感觉这个人不像是当官的；可是在南街村由王宏斌来说，大家都服他，许多人还发展到非常怕他。
南街高标准统一住宅楼一幢幢耸立起来了，村民们一户户搬进新房去了，唯独这位带头人仍住在平房里。王宏斌父母曾搬回来跟他一起住过段时间，可还没住上几天就跟小儿子住去了。他们说：“宏斌整天忙得不沾家，俺不让他操俺的心！”王宏斌自己回答：“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顾小家。村里事务多，应当舍小家顾大家。”在帮大家搬进新居时，王宏斌带头帮忙，从没认为这有什么丢身份。村里给每个干部订做一套毛料西服，全村仅他一人没要。
最近，王宏斌去了趟日本山岸村考察，其全称是“山岸会生活实显地”。那儿也是走共同富裕之路。他们以“自然和人为”创造财富，“谋求天、地、人的调和”，“充满丰富的物资的健康、亲密的感情”。他们“村民一心一体，共享欢乐，共过富裕生活，就是不用钱，亲密友好，快乐之村”。人们富足文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安居乐业秩序井然。
王宏斌回来后大受启发，他认为南街村“坚持公有制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是顺应民心，符合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针对南街村今后发展的方向道路，王宏斌带领班子所有成员，开动脑筋进行反复讨论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体党员和基层干部大会，对农业、工业、精神文明硬件大方面未来建设作详细传达。南街村领导决心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为“中国的山岸村”。
不久前，一家国内大报的记者问王宏斌：“王书记，南街村这条路子能不能走下去？”王宏斌回答说：“我首先声明，南街这条路，不是我王宏斌的路，而是咱中国共产党的路。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垮台，我们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保证南街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只有一条最可靠，那就是靠信仰，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子孙后代，人人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人人都树立大公无私的思想，人人都有鄙私、痛私、斗私的精神，南街这条路子才能永远走下去，而且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光明。”
七、精神的力量
在南街党委大院里高高树立着一座20余米的灯塔。每到晚上光芒四射，方圆10里内都能看到。这叫高杆探照灯，好几年前建的，当时就花了9万多元。
南街人说得振振有词：这座中央灯塔就是我们全村3000人的主心骨。它建在党委与行政办公大楼前，就象征咱南街党组织永远带领着咱南街人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咱南街人不管日里夜里看见这灯塔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凝聚力。看来这灯塔在南街人心目中地位还是很崇高的，它甚至成了一种必然。“灯塔是夜南街的广告，它的观众是长空与大地。”
南街人自己也说，这灯塔本身并没什么，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一群人总得有个核心，有个主脑，有个中枢，选准方向目标路子，大家便跟着它走。无疑在南街村这就是村党委。中央灯塔无非是村党委的象征，或曰化身！
南街人强调实干，只是南街人也注重形式。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好的形式，实干精神从何处来?
1996年9月9日，随着形势发展与需要，经村党委批准南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南街村报》。这张小小的周报是村党委的喉舌，是对职工村民进行教育的教材，是向外展示南街人形象的文明窗口，也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老将军为它题写了报名。
《南街村报》及时报道本村动态和双文明建设成果。这张报纸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广大职工村民及社会各界朋友喜爱。大批写作爱好者踊跃投稿，反映企业发展动态、颂扬好人好事、提出合理化建议、谈感想心得……每个月报社都要收到300篇以上各类稿件。
多年来，这份8开4版的报纸越办越好，内容栏目版式印刷越来越丰富、厚实、灵活、精美，图文并茂，部分重要文章标题均套红，还经常出版全彩胶印的豪华样报。每期在头版报眼处必是篇全文套红《毛主席语录》，在四版重要位置必有一篇系列性文章《毛泽东的故事》，是其特色。据我有限的见识，无论从哪方面看，放眼全国都还找不到有哪份县报比它办得好的，就是许多地市级报纸也不一定比它好。
南街村长时间来，一直坚持着一种自娱自乐的故事会，由大家登台演说村里好人好事。南街的故事会别开生面，村里上上下下各个单位都开，并且不仅仅演员讲故事大家听故事，而是人人上台去讲。这故事内容有着严格规定，即必须是自己办的真事。当讲故事的人讲得不对头或讲得不真实，台下边立即有人叫嚷，让你当面修改后重讲。而且不但要讲自己的好事，也要讲自己的坏事，好事、坏事各占一半儿。有时候这故事会如同上台评功一样；有时候它又如同做深刻检查差不离。站在大家面前讲自己，众目睽睽，实在不好讲啊！讲好事讲出骄傲；讲坏事又讲得自己泪流满面，丢人败兴。一般人哪有这种胆量？而在南街这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南街还保持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样板戏、批判会，再加上贴毛主席像、唱东方红、背老三篇、贴革命标语……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所以有人说，一走进南街就仿佛回到了三四十年以前。南街人重视这既注意形式又有实在内容、既有活动又见良效的宣传教育工具。
它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现实需要。王金忠副书记说：“农民总不能只知道吃饭和干活，那就成了牲口。一边干活一边还要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明白是非就需要学习。再一个，要明白我们南街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也要学习。咱农民再不能随大流，人家咋着咱也咋着，那叫没头脑。”
南街的另一大“特产”就是人力车队。它专门用来教育那些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的年轻人。如今南街富了，许多东西都供应，这些年轻人为此不思进取、游手好闲、贪吃懒做。咋办？拉车去！“让他们丢丢人，想想好日子是咋来的！”干部职工都这么认为。
人力车队以拉砖为主，干粗活、出大力、吃家常饭、打一杆旗，有人带队，搞运输。这些犯了错误的年轻人，穿上特殊标志的黄颜色背心，白天从窑场往建筑工地拉车，晚上就住在村里尚保留下来的一座破房子内，吃窝头菜汤，还美其名曰“学习班”。一直等到学好了，村里经过核实才给予恢复工作。
南街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王宏斌书记说：“我们南街村现在如何，我们说话算数；但是未来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早晚要下世的。我们不在世了，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就只有凭我们的教育了。今天的教育就是南街村的未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续读下期A版下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