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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世是前提
从表达方式上看，高中教材中的文言文大致有三类：一类以写人记事为主，例如《史记》中的篇目；一类以议论说理为主，例如诸子的文章；还有一类则以抒发个人情思为主，例如《前赤壁赋》《兰亭集序》等文人佳作。最后一种读起来很有难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思想隔膜太深。年代的久远，生平经历的不同，处境遭遇的差别，都可能对读者的理解产生很大障碍。为此，阅读这类文言文，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做到知人论世：了解这个作家，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努力和他站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设想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去揣摩他文章里究竟要表达怎样的感情。
第一，要问一问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如何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部分文人都不是职业作家，他们的生命、生活和政治密切挂钩。夸张点说，文人即是政客，政客大多数也是文人。所以政治坏境对文人情感的影响实在太大。
首先要看他所处的国家形势如何，以宋朝为例，北宋文人的思想情感和南宋文人有很大不同，因为时代和国家的形势让他们心中的主流情感发生了变化。
其次要看他遇到的君主怎么样，在君主专制的时代，遇上一个贤君、明主，文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就好得多，唯才是举，才尽其用；遇上一个昏君、一个庸主，恐怕你这辈子就很倒霉，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那么多的牢骚不平，就因为怀王误解了他、疏远了他，甚至抛弃了他。
第二，要看一看作者的人生境遇如何
宦海浮沉，在政治运动中，他是得意还是落寞，他是升官还是贬谪，这对他的心情能没有影响吗？李白得意的时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高兴得很；失意了就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心情很不一样。再者，作者本人的生活处境怎么样？有没有钱花，有没有固定的居所，有没有亲人的陪伴？苏东坡写《赤壁赋》的时候，经过“乌台诗案”来到黄州，他没有家底，政治失意再加上生活困窘，这双重打击增加了他走出人生困境的难度。
第三，要想一想作者一贯的襟怀抱负如何
中国古代杰出的文人大都是有人格、有理想、有追求的。他们这一生，为了崇高的事业，为了家国的兴盛，为了黎元苍生过上幸福的生活，往往百折不回，奋斗不息，这是儒家思想的宝贵传统。读一篇文章，你不能只看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样，还要看他一辈子有怎样的志向，这种志向在这篇文章中有什么反映。志向有两个含义，一是人格追求：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真善仁美、智勇勤谦，这些传统美德，都可以是作家在人格上追求的目标。二是事业追求：希望自己做成什么样的事，就拿辛弃疾来讲，“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因为他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抗金报国、收复失地，即便六十多岁还写下“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宦海浮沉中，一个人一贯的人格追求和事业追求，必然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他不同时期的情感走向。
情绪变化是线索
情绪和情感都是人的主观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和反应，但情绪是暂时的、富于变化的，而情感则相对稳定。爱父母，关心和孝顺他们，这是情感；爸爸批评你，你会不高兴，这是情绪；尽管暂时不高兴，归根结底你还是会关心和敬爱他们，这是情感对情绪的支配作用。抒情类文言文，其情感往往是固定的，也容易读懂，而情绪往往敏感而多变，如能够准确把握作者情绪的变化，也就抓住了抒情的线索，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情感。
情绪变化有哪些具体表现？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我也不希望给出一些教条。但大体来看，中学阶段遇到的抒情类文本，情绪变化有迹可循。
第一类“由喜到悲”，玩得很高兴，文人雅集，士大夫们在一起饮酒作诗，突然间就不快乐了；
第二类“由悲到喜”，心里有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有些沮丧，受到外在的某个因素的影响，一下子高兴起来了；
第三种比较复杂，开始很高兴，不知道怎么一来心中难过，又不知道怎么一来就高兴起来，即“喜—悲—喜”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怎样利用这些线索去把握文本？至少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喜，喜从何来？第二，为什么悲，悲从何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悲喜之间为何而“转”？这些问题懂了，一篇文章的意思也就把握住了。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四十多位士大夫，都会作诗，交情也不错，看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心里高兴，所以作者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乐的原因和内容很好理解。
读到文章最后，我们发现他没乐到底：“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他又悲悼起来。为什么乐？景色好，心旷神怡，品味到大自然的雅趣就乐。为什么悲？想到人生的短暂，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自然可悲。难就难在为何由乐转到悲？其实，作者有暗示。
第一个暗示在“足以极视听之娱”的“极”字上，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人特别高兴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就希望永远这么过下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情绪敏感的人往往高兴到一定程度就会突然伤心，比如林黛玉。这种人会想，以后怎么办，时间过得这么快怎么办？这样一想，人就从高兴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了。
第二个暗示更深沉——文学上叫“兴亡之感”。这篇文章是从对物的兴亡之感推演到人生的兴亡之感。作者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对物的兴亡之感。好比家里养一盆花，你看这花开得美丽，过一段时间，突然凋落，这时候你心里能没有感慨吗？曾经的花朵多么娇艳，现在归于尘土。把这种感觉往人身上推导一下，结果就会很可怕。人总是要死的，眼前的快乐正如花的绽开，在唤醒对美的欣赏的同时，也正预兆着美的凋零；在分享相聚欢乐的同时，也正奏响筵席散尽的悲音；在传递着生之喜悦的同时，也正召唤着死之降临。在这样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情味下，渺小的个人又怎能不悲哉、痛哉！多演练 在高中阶段各种版本的教材里，情绪复杂转化的文章至少还有五篇：《前赤壁赋》《项脊轩志》《沧浪亭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大家可以尝试按照以上方法把握其情绪的变化。
抒情路径是重点
抒情路径是作者抒发情感时使用的载体和途径。在抒情类文言文中有五种常见的路径。
一、借物言情
我们身边有好多事物，这些事物本身没有人类的感情。猿啼不自愁，愁落行人心，是诗人自己先有羁旅之愁，才会被猿啼所感染。如果诗人心里轻松畅快，就变成“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同样的猿啼，诗人借以抒发完全不同的情感，无非是因为诗人自身的感触不同罢了。王国维讲“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景和物不同：物是一个主体的审美对象，而景是多个物共同组合而成画面。读借景言情的文章，不要只欣赏景有多美，更要想一想景物背后的情感是什么。
《桃花源记》开头写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欲穷其林。”有同学说这景色真美，太漂亮了。可是不写这句话，《桃花源记》一样存在，直接写渔人甚异之或者渔人没路走，不小心到了桃花源，不是也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写迷人的桃花林？很显然，这样的景物描写，不仅有陈述功能，还有重要的抒情功能。其中包含了作者对马上要出现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桃源的一种欣赏、赞叹、惊异和喜悦之情。这种感情的表达如此富有深意：桃花源尚未见到，先看到桃花盛开，这不就是桃源得名的原因吗？如果不是这样令人欣赏、赞叹和喜悦，它还具有寻觅的价值吗，还能够成为精神家园的象征吗？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对高中生来说，还要加上半句：道是无情还有情。有些同学读文言文中写景的文字，看不出背后的深情，就一笔带过，不愿意往深里去想，这种习惯是很不好的。
三、含情叙事
在叙事中巧妙地把情感融进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归去来兮辞》中有一句话：“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句话首先是叙事：坐船回家，如此而已。但感情很深。“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何其逍遥，何其轻松，何其洒脱，何其自在！陶渊明不是第一次坐船，更不是第一次回家，为什么如此寻常的事件带给他如此不同的感受，还煞有介事地写在诗文里？因为“无官一身轻”。不做官了，任何一种寻常的生活都有了自由自在的滋味，这种脱离官场之后生命苏醒的感觉，正是作者通过看似寻常的叙事所要传递给读者的。这种高明的抒情路径值得我们认真品味。
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讲的事情就是问路，但这里边有情感。他没说丞相祠堂在这里，他说“锦官城外柏森森”。手一指，你能看到。这里有后人对诸葛武侯的崇仰和爱戴。古人上坟的时候要植树，柏森森，说明爱戴他的人特别多。我举的例子是古诗，但诗文在道理上是相通的。
四、用典寄托
文言文如诗词一样，经常会用典故表达情感，学生对此常有畏难情绪。比如《滕王阁序》：“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句话里有两个典故。冯唐，汉朝人，有才学，八九十岁还没有当大官；李广一生大小七十余战，他手下官兵许多都封侯了，他还是没有封侯。这里一个易老，一个难封，难与易这种差异性评价，表达的是同样的情感：人生易老，怀才不遇，其中的悲愤不言而喻。有同学会问，直说不好吗？直说，也就是直抒胸臆，和用典是有差别的。文人喜欢用典，首先是深沉，直说多么肤浅，缺少同类性的体验；其次是典雅，有历史文化积淀，这种积淀铸就了文人共同的话语系统；再者是含蓄，有些话不适合直说，通过说别人来说自己，既能达意，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当然，典故用得不好，也会有后遗症，艰深晦涩即是其一。
五、直抒胸臆
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陈情表》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所要“陈”的情很简单，一句话能说完：我祖母年老多病，我得先尽孝后尽忠。这么简单的意思，非写那么长，把来龙去脉和自己内心活动直言不讳告诉晋武帝。这叫“交心”，是直抒胸臆的一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叫呐喊，也是直抒胸臆的一种。
第二重
只达到文字之境还不够，得上升到“文学之境”，要品味它的语言，鉴赏它的语言之美和形象之美。尤其是抒情类的文言文，语言千锤百炼，蕴含着深厚的人生体验和个人情感，在抒情过程中，每一处景，每一种物，都富有形象的美。不品味这些，基本等于没上过语文课。
第三重
但文学之境，也不是最终的归宿，尤其是抒情类的文言文，最后还要到“文化之境”上去，品味作者的思想和情怀，及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有哪些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简言之，用心灵感悟心灵，用智慧吸纳智慧，用情怀培育情怀。
古人写一篇好文章不容易，有感而发，文以载道。他的文字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如果和文本之间没有心与心的交流，你怎么能懂得其中的情感？你怎么理解屈原江边纵身一跃？你怎么理解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你怎么理解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你怎么理解苏东坡“兹游奇绝冠平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在不同的环境下该如何选择进退、取舍、去留？什么时候忧，什么时候乐？什么是轻，什么是重？这都是文化。有了文化，懂了情感，你才能开始接受伟大人物的熏陶，你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情怀。
从表达方式上看，高中教材中的文言文大致有三类：一类以写人记事为主，例如《史记》中的篇目；一类以议论说理为主，例如诸子的文章；还有一类则以抒发个人情思为主，例如《前赤壁赋》《兰亭集序》等文人佳作。最后一种读起来很有难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思想隔膜太深。年代的久远，生平经历的不同，处境遭遇的差别，都可能对读者的理解产生很大障碍。为此，阅读这类文言文，首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做到知人论世：了解这个作家，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努力和他站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设想他当时的处境和心境，去揣摩他文章里究竟要表达怎样的感情。
第一，要问一问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如何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部分文人都不是职业作家，他们的生命、生活和政治密切挂钩。夸张点说，文人即是政客，政客大多数也是文人。所以政治坏境对文人情感的影响实在太大。
首先要看他所处的国家形势如何，以宋朝为例，北宋文人的思想情感和南宋文人有很大不同，因为时代和国家的形势让他们心中的主流情感发生了变化。
其次要看他遇到的君主怎么样，在君主专制的时代，遇上一个贤君、明主，文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就好得多，唯才是举，才尽其用；遇上一个昏君、一个庸主，恐怕你这辈子就很倒霉，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那么多的牢骚不平，就因为怀王误解了他、疏远了他，甚至抛弃了他。
第二，要看一看作者的人生境遇如何
宦海浮沉，在政治运动中，他是得意还是落寞，他是升官还是贬谪，这对他的心情能没有影响吗？李白得意的时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高兴得很；失意了就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心情很不一样。再者，作者本人的生活处境怎么样？有没有钱花，有没有固定的居所，有没有亲人的陪伴？苏东坡写《赤壁赋》的时候，经过“乌台诗案”来到黄州，他没有家底，政治失意再加上生活困窘，这双重打击增加了他走出人生困境的难度。
第三，要想一想作者一贯的襟怀抱负如何
中国古代杰出的文人大都是有人格、有理想、有追求的。他们这一生，为了崇高的事业，为了家国的兴盛，为了黎元苍生过上幸福的生活，往往百折不回，奋斗不息，这是儒家思想的宝贵传统。读一篇文章，你不能只看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样，还要看他一辈子有怎样的志向，这种志向在这篇文章中有什么反映。志向有两个含义，一是人格追求：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真善仁美、智勇勤谦，这些传统美德，都可以是作家在人格上追求的目标。二是事业追求：希望自己做成什么样的事，就拿辛弃疾来讲，“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因为他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抗金报国、收复失地，即便六十多岁还写下“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宦海浮沉中，一个人一贯的人格追求和事业追求，必然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他不同时期的情感走向。
情绪变化是线索
情绪和情感都是人的主观对于客观世界的态度和反应，但情绪是暂时的、富于变化的，而情感则相对稳定。爱父母，关心和孝顺他们，这是情感；爸爸批评你，你会不高兴，这是情绪；尽管暂时不高兴，归根结底你还是会关心和敬爱他们，这是情感对情绪的支配作用。抒情类文言文，其情感往往是固定的，也容易读懂，而情绪往往敏感而多变，如能够准确把握作者情绪的变化，也就抓住了抒情的线索，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情感。
情绪变化有哪些具体表现？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我也不希望给出一些教条。但大体来看，中学阶段遇到的抒情类文本，情绪变化有迹可循。
第一类“由喜到悲”，玩得很高兴，文人雅集，士大夫们在一起饮酒作诗，突然间就不快乐了；
第二类“由悲到喜”，心里有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有些沮丧，受到外在的某个因素的影响，一下子高兴起来了；
第三种比较复杂，开始很高兴，不知道怎么一来心中难过，又不知道怎么一来就高兴起来，即“喜—悲—喜”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怎样利用这些线索去把握文本？至少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喜，喜从何来？第二，为什么悲，悲从何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悲喜之间为何而“转”？这些问题懂了，一篇文章的意思也就把握住了。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四十多位士大夫，都会作诗，交情也不错，看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心里高兴，所以作者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乐的原因和内容很好理解。
读到文章最后，我们发现他没乐到底：“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他又悲悼起来。为什么乐？景色好，心旷神怡，品味到大自然的雅趣就乐。为什么悲？想到人生的短暂，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自然可悲。难就难在为何由乐转到悲？其实，作者有暗示。
第一个暗示在“足以极视听之娱”的“极”字上，物极必反，乐极生悲。人特别高兴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就希望永远这么过下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情绪敏感的人往往高兴到一定程度就会突然伤心，比如林黛玉。这种人会想，以后怎么办，时间过得这么快怎么办？这样一想，人就从高兴的情绪中抽离出来了。
第二个暗示更深沉——文学上叫“兴亡之感”。这篇文章是从对物的兴亡之感推演到人生的兴亡之感。作者说“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对物的兴亡之感。好比家里养一盆花，你看这花开得美丽，过一段时间，突然凋落，这时候你心里能没有感慨吗？曾经的花朵多么娇艳，现在归于尘土。把这种感觉往人身上推导一下，结果就会很可怕。人总是要死的，眼前的快乐正如花的绽开，在唤醒对美的欣赏的同时，也正预兆着美的凋零；在分享相聚欢乐的同时，也正奏响筵席散尽的悲音；在传递着生之喜悦的同时，也正召唤着死之降临。在这样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情味下，渺小的个人又怎能不悲哉、痛哉！多演练 在高中阶段各种版本的教材里，情绪复杂转化的文章至少还有五篇：《前赤壁赋》《项脊轩志》《沧浪亭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大家可以尝试按照以上方法把握其情绪的变化。
抒情路径是重点
抒情路径是作者抒发情感时使用的载体和途径。在抒情类文言文中有五种常见的路径。
一、借物言情
我们身边有好多事物，这些事物本身没有人类的感情。猿啼不自愁，愁落行人心，是诗人自己先有羁旅之愁，才会被猿啼所感染。如果诗人心里轻松畅快，就变成“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同样的猿啼，诗人借以抒发完全不同的情感，无非是因为诗人自身的感触不同罢了。王国维讲“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景和物不同：物是一个主体的审美对象，而景是多个物共同组合而成画面。读借景言情的文章，不要只欣赏景有多美，更要想一想景物背后的情感是什么。
《桃花源记》开头写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欲穷其林。”有同学说这景色真美，太漂亮了。可是不写这句话，《桃花源记》一样存在，直接写渔人甚异之或者渔人没路走，不小心到了桃花源，不是也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写迷人的桃花林？很显然，这样的景物描写，不仅有陈述功能，还有重要的抒情功能。其中包含了作者对马上要出现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桃源的一种欣赏、赞叹、惊异和喜悦之情。这种感情的表达如此富有深意：桃花源尚未见到，先看到桃花盛开，这不就是桃源得名的原因吗？如果不是这样令人欣赏、赞叹和喜悦，它还具有寻觅的价值吗，还能够成为精神家园的象征吗？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对高中生来说，还要加上半句：道是无情还有情。有些同学读文言文中写景的文字，看不出背后的深情，就一笔带过，不愿意往深里去想，这种习惯是很不好的。
三、含情叙事
在叙事中巧妙地把情感融进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归去来兮辞》中有一句话：“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句话首先是叙事：坐船回家，如此而已。但感情很深。“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何其逍遥，何其轻松，何其洒脱，何其自在！陶渊明不是第一次坐船，更不是第一次回家，为什么如此寻常的事件带给他如此不同的感受，还煞有介事地写在诗文里？因为“无官一身轻”。不做官了，任何一种寻常的生活都有了自由自在的滋味，这种脱离官场之后生命苏醒的感觉，正是作者通过看似寻常的叙事所要传递给读者的。这种高明的抒情路径值得我们认真品味。
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讲的事情就是问路，但这里边有情感。他没说丞相祠堂在这里，他说“锦官城外柏森森”。手一指，你能看到。这里有后人对诸葛武侯的崇仰和爱戴。古人上坟的时候要植树，柏森森，说明爱戴他的人特别多。我举的例子是古诗，但诗文在道理上是相通的。
四、用典寄托
文言文如诗词一样，经常会用典故表达情感，学生对此常有畏难情绪。比如《滕王阁序》：“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句话里有两个典故。冯唐，汉朝人，有才学，八九十岁还没有当大官；李广一生大小七十余战，他手下官兵许多都封侯了，他还是没有封侯。这里一个易老，一个难封，难与易这种差异性评价，表达的是同样的情感：人生易老，怀才不遇，其中的悲愤不言而喻。有同学会问，直说不好吗？直说，也就是直抒胸臆，和用典是有差别的。文人喜欢用典，首先是深沉，直说多么肤浅，缺少同类性的体验；其次是典雅，有历史文化积淀，这种积淀铸就了文人共同的话语系统；再者是含蓄，有些话不适合直说，通过说别人来说自己，既能达意，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当然，典故用得不好，也会有后遗症，艰深晦涩即是其一。
五、直抒胸臆
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陈情表》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所要“陈”的情很简单，一句话能说完：我祖母年老多病，我得先尽孝后尽忠。这么简单的意思，非写那么长，把来龙去脉和自己内心活动直言不讳告诉晋武帝。这叫“交心”，是直抒胸臆的一种。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叫呐喊，也是直抒胸臆的一种。
第二重
只达到文字之境还不够，得上升到“文学之境”，要品味它的语言，鉴赏它的语言之美和形象之美。尤其是抒情类的文言文，语言千锤百炼，蕴含着深厚的人生体验和个人情感，在抒情过程中，每一处景，每一种物，都富有形象的美。不品味这些，基本等于没上过语文课。
第三重
但文学之境，也不是最终的归宿，尤其是抒情类的文言文，最后还要到“文化之境”上去，品味作者的思想和情怀，及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有哪些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简言之，用心灵感悟心灵，用智慧吸纳智慧，用情怀培育情怀。
古人写一篇好文章不容易，有感而发，文以载道。他的文字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如果和文本之间没有心与心的交流，你怎么能懂得其中的情感？你怎么理解屈原江边纵身一跃？你怎么理解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你怎么理解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你怎么理解苏东坡“兹游奇绝冠平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在不同的环境下该如何选择进退、取舍、去留？什么时候忧，什么时候乐？什么是轻，什么是重？这都是文化。有了文化，懂了情感，你才能开始接受伟大人物的熏陶，你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