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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省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也是蕴含重大机遇的一年，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离不开法治保障。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困难加剧、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企业裁员破产、劳资争议等矛盾纠纷显著增加，做好稳定工作显得极为重要。
代表们在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纷纷指出，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地方立法和监督工作，充分反映不同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矛盾。要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形势反映到司法层面的变化发展态势，打造坚实的法治基石，维护社会稳定。
人大监督：抓牢“牛鼻子”、求实效
我国将投资4万亿元拉动内需保经济增长的政策公布后，钱花在哪里，效果将会如何，备受全省人民关注。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2009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对我省贯彻中央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一系列政策措施情况进行审议，对预算执行、政府非税收入和重大建设项目，特别是政府主导性重大建设项目进行监督，确保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落实。代表们审议时，讨论热烈。
不少代表指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启动如此巨量投资，应冷静分析，要考虑投资的效果和效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科学论证，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对集中投资、仓促上马，可能引发新一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苍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庆明代表高度警惕。在代表驻地，他告诉记者：“即使现在管理水平、掌控能力比以前提高很多，但是，可能造成的跑冒滴漏、挪用等问题不得不防。钱如何使用大有讲究，花下去的钱既要刺激经济，确保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关注长远利益。”
加大投资力度，需要从严把关的科学预算；而实现科学预算，预算改革一定要跟上。苏庆明代表建议，人大要对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进行评价，以绩效结果为导向、优化部门预算编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各地可以探索对政府主导的重大建设项目开展自评、初审、专家评审等评价工作，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作年度绩效专题报告。”苏庆明说。
“过去，人大监督更多体现在事中和事后，以后，要注重事前监督，提前介入，把关口前移。”来自温州团的汪大清代表说，省人大机关要把审议时需要的资料数据，如财经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政府预决算执行情况等资料，提前一段时间交给代表，让代表认真去审查，否则会流于形式。
对政府主导性重大建设项目监督问题，余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雄跃代表十分关注。他建议规定重点项目立项、论证、建设等过程的操作程序，并对重大工程项目的范围作出界定。他打比方说，可以根据项目投资的金额占当地政府上年财政总收入的多少来确定项目的大小，一般可按5%的比例来确定。例如，某地方政府上年财政总收入为1亿元，则投入资金达500万元以上，就为本地的重大项目，必须经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方可实施。
“当然，投资规模的百分比究竟为多少合适，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当地财力状况来具体确定。”杨雄跃代表说。
据介绍，在余姚市，公共财政投资2000万元以上年初必须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超过预算的公共财政投入，必须报市人大常委会同意。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贯彻实施监督法和我省的监督条例，精心选题、深入审议、跟踪督查，提高监督工作实效，这是代表们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关注的又一个焦点。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由于对所审议的报告缺乏了解，难以提出有深度的意见；有的审议意见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缺少比较具体的要求。诸如“提高思想认识，加大领导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转变作风”等老话、套话。
“这让政府或有关部门感觉犹如‘大话’、‘空话’，无所适从，难以具体办理落实，难免使人感到人大常委会在搞形式，也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威大打折扣。”宁波市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忠海代表坦言。
如何提高审议质量？薛忠海代表说，前提条件是精选常委会议题。为什么人大监督工作容易搞虚、不容易做实？跟选择议题有很大关系。精选常委会审议议题一定要突出群众反映强烈、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突出问题作为重点，不能面过广、量过多、事过杂。
他举例说，2008年下半年，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专门到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困难多的企业，与企业家座谈，原汁原味地将意见反映到政府部门，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有些企业提出工业用水价格偏高等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解决了。”
一谈到人大监督的选题问题，舟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余志祥代表体会很深：“2009年1月5日，舟山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航运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稳定发展的意见》，三级人大代表视察提出的意见基本上得到吸纳和体现。从人大工作角度看，主要是人大监督紧扣大局，督在关键处，抓住了‘牛鼻子’。”
舟山市人大常委会针对2008年下半年舟山市航运业出现的航运货量锐减，运价大跌，企业流动资金和项目资金紧缺的状况，组织三级人大代表进行了视察，并建议政府尽快出台促进航运业保稳促调的具体对策措施，把航运企业保护好，使他们坚持住，挺过去。
2009年1月18日下午，杭州团分组审议时，杭州市上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晓芳代表提出，人大监督要围绕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改善民生中的突出问题展开。例如，要关注接轨上海世博会，将其作为平台，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机遇。要重视关注金融生态环境。“现在不少企业倒闭，老板都销声匿迹了，留下一大堆事情没人处理，人大要督促政府出台民营企业家素质提升计划。”
发挥代表“民意代言人”作用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认真执行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广泛听取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夯实人大工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许多人大代表对此深有感触。他们对如何更好发挥代表“民意代言人”角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08年，从全国范围看，群体性事件发生较多。继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事件后，2008年11月份，重庆、甘肃、广东等地，又接连发生多起群体性出租车罢运事件。综观一年以来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成为引发冲突的主要诱因。
对此，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高地村党支部书记施雪龙代表认为，在重庆出租车事件潜伏、露头、爆发的各个阶段，人大代表普遍“不在场”，大大增加了及时发现、化解、处置事件的难度。
2008年，余杭区南苑街道高地村征地500多亩，没有发生一起村民上访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补偿标准、失地后的保障体系这些村民最关心的问题，通过代表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得到了解决。
施雪龙代表感慨地说：“人大代表只要认真履职，是可以起到应有作用的。在村里，村里的人都比较熟悉，有些什么事情，他们也会告诉我，让我反映情况。但在城市，不少市民未必会知道自己选区的人大代表是谁，在哪里。如何更好地拓展代表与选民的沟通渠道，仍需要努力。”
2005年，宁波市海曙区就成立了人大代表联络站，组织人大代表在每周四下午接待辖区选民，并受理选民提出的各种问题、意见和建议。此举被一些媒体赞扬为“家门口的人大代表”。在宁波代表团驻地，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忠海代表对记者说：“通过代表联络站，为代表和选民搭起了沟通平台，经过这些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惯例和制度。群众都比较满意。现在看来，这项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对闭会期间代表履职起到积极作用，建议其他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实行。”
为让“哑巴代表”、“举手代表”不再“沉默是金”，让代表真正发挥作用，宁波市人大常委会选择了海曙区、镇海区和宁海县三个选举单位，开展代表履职情况登记试点。
薛忠海代表认为，以前人大代表履职缺少必要的量化考评以及约束机制，代表们履职好与不好似乎一个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同时影响了代表作用的发挥。实行代表履职登记制度，真实记录和反映代表履职情况，拓宽了对代表的监督渠道。建议在更大范围推广这项制度。
“要发挥代表履职积极性，承办单位认真办理建议至关重要。‘一把手’领办建议效果很好。”2009年1月17日下午，温州代表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瞿佳代表发言谈了自己的体会。
2008年，瞿佳代表参与提出了要求加强基础研究的建议。基础研究是一个超前的工作，瞿代表曾经对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是否重视建议办理有所疑虑。但出乎意料，省政府十分重视，分管副省长亲自领办，2008年增加了基础研究的经费，2009年还要增加投入。
“受此鼓舞，这次人代会，我领衔提了4个建议。”瞿佳代表说。
司法保障：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和造成的损失将加大，并引致一系列不利因素“碰头”，给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新的压力。
省高院工作报告提出，妥善、慎重审理金融类、涉企案件，采用调解、和解和司法重整等法律调节手段，尽可能维持有市场、有发展前景的困难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生存，尽可能减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关门倒闭。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代表说：“在目前的背景下，对轻微的经济纠纷应尽量采取人性化措施，给企业创造宽松的生存空间。比如，欠债到期，你要求他一次性付款，人家拿不出，硬让人家拿，很可能就搞垮一个企业。让一个企业倒闭很容易，让一个企业生存下来却不容易。”
应对当前形势，温州律师界也积极行动起来。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的瞿绍军代表说：“除了恶意逃债，我们对濒临倒闭但尚有恢复生产的企业，通过协调，做债权人工作，尽量争取分期付款和延期付款方式帮助欠债企业走出困境。”
对于周德文代表所说的情况，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蒋剑巍代表也深有感触。这位个头大、一脸严肃的院长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不能机械办案，民商事案件审理中，要坚持调节在先，平衡利益，特别是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纠纷，要具体分析情况，慎用实施拘留等强制措施。”
“尤其要注意执行方式方法，尽量采取执行担保、债权转股权、整体拍卖、企业资产重组等柔性手段。少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企业财产。”蒋剑巍代表说，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放水养鱼”的执行途径。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崔盛钢代表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
“有一家企业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按照常规，我们应该马上冻结他的资产。那个老板说你们这么一封，我这两天就能批下来的银行贷款肯定泡汤了，其他银行听到消息肯定也纷纷抽贷，好好的一个企业就完蛋了。”
“老板说，我完蛋还好，可厂里这么多工人，他们也得下岗自谋出路，现在经济不好，上哪里去找工作？”
崔盛钢说，法院工作人员听了这些情况，到老板的公司进行调查。从他出示的各种票据、订单、合同看，这个公司运行情况还可以。所以，法院反过来跟银行、债权人做工作，希望他们放宽日期，该贷的还贷，讨钱的缓一缓。
崔盛钢说，机械执法人人都会，但今年如果这么干，会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我们要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啊。”
省高院工作报告提到的“民本司法”是另一个颇受代表们关注的问题。
“精心审理好企业拖欠职工、农民工的工资、医疗费、保险费，解除劳动合同等案件，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认真梳理司法为民实践中形成的便民利民措施，通过司法手段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纠纷。”省高院工作报告指出。
严峻的经济形势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但受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那些失去工作岗位的农民工等群体。这部分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浙江不少基层法院对劳资纠纷，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便捷服务，诉讼费缓缴，尽快立案、审理。
2009年1月18日下午，宁波代表团审议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陈长华代表声音高八度：“‘绿色通道’是什么概念？就是要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比往年多了不少。农民工辛苦一年，到头来拿不到工资，找谁去？求助法律援助、找劳动保障部门，都要一二三四五六道程序，‘绿色通道’就只有一道程序，直接帮他们办。”陈长华说，简化程序，这才是让农民工得到实惠，法院的这项工作是创新，要继续做下去。
绍兴代表团的高维英代表对欠薪问题也有独到的理解。她在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中，分析了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的原因之一——租赁企业欠薪逃匿。
“近几年在服装、纺织、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出现了很多租赁经营的现象。土地是租的，厂房是租的，机器设备也是租的，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无法及时支付职工工资，有些企业主就跑了。”高维英说，这种“跑了和尚又没庙”的欠薪现象，农民工最吃亏。
所以，她建议加强管理，建立租赁企业工资拖欠解决机制，采取相关行政措施来解决这类问题。“要强化清欠薪协调机制，要求企业主缴纳欠薪保证金，必要的话，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清欠组’，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下代表全体职工接管公司资产，允许职工联合拍卖公司资产。”
代表语录
宋福友代表：今年大投资、大项目、大工程很多，建议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对公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研，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财政资金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做到侦防一体化，构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职务犯罪防范网络，防止出现上一批工程、倒一批干部的现象。
华爱金、张玉柱、蔡玉群代表：法院要加强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研究，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制止侵权行为，引导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和优质法律服务。
徐尧峰、徐林土代表：2009年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主线清晰，监督任务明确，民生主题突出。建议：继续高度关注经济发展趋势，尤其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监督；继续高度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继续重点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等民生问题。
卢芹娟代表：省人大常委会2009年工作特别提到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代表，备感亲切和感动。建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经济发展相结合，在保护的同时，科学合理地开发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通过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完善考核机制、增加投入、加强宣传等举措，进一步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
陈永昊代表：当前利用群发短信等现代通讯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越来越多，有关通讯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协助公安司法部门进行预防和打击，省里也应出台有关规定来限制利用通讯工具进行违法犯罪。
徐志生代表：建议省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加强对县级人大的工作指导，特别要指导如何行使监督权。今年省委将要召开全省人大工作会议，对人大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有关人大建设的问题，在文件中要予以明确。
潘璋德、陈才锜代表：应当加强对大、中专学生自主创业的立法调研，化解目前遇到的就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形成政府主导、舆论引导、学校引导、学生自觉“四位一体”的自主创业体系。
梁群代表：法院、检察院要继续围绕中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抓好“两抢一盗”、农村赌博、网络犯罪等重点领域犯罪的预防惩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