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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通惠河是元代修建用于连接张家湾与大都的漕运通道，在明永乐重建北京城后，因水源问题遭到废弃，从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不得不改用陆路运送。鉴于陆路运输存在诸多弊端，朝廷中屡有疏浚通惠河的呼声和行动，但直到嘉靖初年，通惠河才得以彻底疏通并维持长期运行。围绕通惠河疏浚争议的背后牵涉到朝廷内部以及朝廷与地方势力的角逐，这种类型的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关键词：通惠河；漕运；朝廷决策
元代的通惠河在郭守敬主持下，于忽必烈在位时开通。通惠河起于与元大都相邻的通州东南的张家湾，止于大都西北的什刹海。通惠河修通之后，由东南来的漕船，通过海运运抵天津后，经运河运至通州，又从通州经通惠河运至什刹海，使得什刹海出现过舳舻蔽海的繁盛景象。
明永乐时期重修北京城，在元大都基础上进行，但城市整体向南移位，将原大都以南部分地区包入北京城，这其中包含了原本在元大都宫城外围的通惠河。而到永乐中期以后，北京城重要的粮食和其它生活物品的供应仰赖于东南物资的北运。开通于元代的通惠河，作为北运河与北京城相连接的一段，在明代漕运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明初，通惠河曾经被废弃，后来朝臣屡有修浚提议，但真正成功并维持长期通畅则是在明嘉靖初年，由巡仓御史吴仲主持的那一次。为何通惠河的修建会经历如此多的波折？
与通惠河及通州仓储有关的研究有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略》、1梁科《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研究》、2连启元《明代的巡仓御史》。3至于通惠河在嘉靖七年的修浚情况，当年负责主持修浚工作的吴仲在后来编有《通惠河志》一书，汇集了嘉靖初年涉及通惠河修浚争议和修浚情况的相关奏疏。新宫学《通州·北京间の物流と在地社会—嘉靖年间の通惠河改修问题をてがかりに》4一文利用《通惠河志》对嘉靖初年的修建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对通惠河修浚的阻挠，主要来自于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者。
笔者认为在通惠河修浚和维护过程中，除了地方势力阻挠，实际还包含多重的利益纠葛。在新宫学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全面查检明太祖至明世宗各朝实录，钩稽出通惠河在明中前期修浚的历史，以探讨通惠河在明代修浚的争议过程中所包含的多重利益关系。
一、明嘉靖以前的通州仓储体制及其弊端
位于大都以东的通州，在元代已经建起仓廒存储漕粮。漕粮运抵通州，一部分存于张家湾的通济仓和通州仓，另外一部分则搬往京师。朱棣夺取皇位，迁都北京。因新修的北京城的格局与元大都不一致，通惠河经北京城至什刹海的那一段，从紫禁城穿过，成为地下河，造成通惠河水流不畅的局面。整个通惠河的水运渐被废止。到英宗时，从通州到北京城的漕粮运输，已改为陆路一途。1
在正统和景泰年间，漕粮运抵通州以前，如遇风浪损失，朝廷会让本应该运至北京的漕粮卸于通州存储，以节省运费。2但这种做法可能因虚报带来腐败。英宗朝，太监阮通曾奏到：（此法）“行之既久，奸弊滋甚。多有私贿沿河官司，虗报遭风，以致上纳京仓者少。”3除了被水漂没的损失，还有其他种种意外情况，如火灾、4
雨灾、5运粮官员的额外调用等，6导致漕粮滞留通仓，加剧通州仓储的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从英宗朝开始，朝廷组织各卫所官兵提前到通州支取俸粮，每次预支二至三月不等。7但这却又加重了京卫官军的负担。8
限于陆路运输的条件，漕粮运输从通州经陆路搬运至北京城，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如道路狭窄、9路桥损坏、10陆运脚价腾贵等，11迫使朝廷多次调拨兵马修路、栽植柳树等。12由于通州的保卫远逊于京城，北方蒙古人的入侵成为通州仓储的最大威胁。如正统间因英宗北狩失利而导致的京师恐慌中，朝廷下令召集人员赴通州运粮至京师，甚至征调部分直隶定边等处军卫官兵运粮，13以解决通州存粮可能遇劫的危机。在明武宗时期，朝廷也曾担忧过通州仓储的军事安全问题。御史杨仪建议放弃通州仓，而太监张永则建议增筑通州新城，以守卫通州。最后张永意见得到采纳。14
另外，运粮官兵本身的携私夹带，或玩忽职守，也会导致漕粮不能准时运达。15而通州车户的不合作，码头官兵的刁难，也是屡禁未绝。16除了粮草，往来商船也遭到盘剥。17甚至在正统年间，张家湾码头形成一个压榨往来漕船、商船的组织，由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码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肆恶恃强，一时间莫敢谁何。18
其实把持张家湾码头以及通州仓储的，有朝中权贵势力的背景。宪宗时，户部尚书余子俊指出：“近时权贵之家，多在京、通州、张家湾等处修造市肆，邀留商货，与民争利。”19权贵势力把持通州商贸物流，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在各朝都难于根绝。世宗初年，南京给事中陈江认为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当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宜亟禁治，使商民乐业。”世宗下令“禁皇亲贵戚家，不得列肆夺民产，仍敕御史察不法者以闻。”1
二、成化时期通惠河的浚通与废弃
鉴于由通州至北京陆路运输诸多问题，特别是保卫方面存在重大隐患，明初以来一直有朝臣提议启用通惠河，采用水运，减低通州至北京的运粮成本和时间。早在宣德七年冬十月，户部右侍郎王佐就上疏，建议疏浚张家湾之西的浑河，令可泊船，以解决张家湾码头拥堵的问题。但宣宗让工部等调查后，认为工程太大，未有施行。2到了宣德九年三月，通州卫把总都指挥佥事刘斌建议在城北旧有海子开置二闸，以便积水通船。宣宗命成国公朱勇和工部尚书吴中等前往视察。朱勇还报说：“工费浩繁，卒难就绪。”3此次修河提议遭搁置。
明宪宗成化七年冬十月，漕运总兵官都督杨茂因通州陆运漕粮辛苦，认为当时通惠河的水道通流，水深二尺，不劳疏挑，只要用闸蓄水，令运粮卫所根据比例，每二十五只运粮船，造一剥船，挨次剥运，以省陆运船工。工部、吏部等集议后，认为其事可行，但需要先度量测算工程所需军夫物料。宪宗于是让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踏勘。 杨鼎与乔毅勘查后认为：旧通惠河的闸河原有旧闸二十四座以通水道。元代的通惠河，其水绕宫墙外流动，漕船可以顺着水道得进入城内海子湾（什刹海）停泊。但明永乐改建北京城后，河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若要启用通惠河，通惠河连接什刹海那一段，不可能再依循故道行船，而需要寻找新的水源和渠道。
杨鼎与乔毅对几种水源渠道进行了探勘，逐一考察它们的可利用性：
第一是昌平东南山白浮泉水。这道泉水曾为元人所引用，但是对于明代人来说，由于它往西逆流，经过明皇陵（今十三陵），他们顾虑明皇陵的风水等问题，认为恐于地理不宜。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亩泉（也在十三陵附近），其水经过白羊口，被山沟雨水冲截，也难以导引。
第二是城南的三里河。此河流至张家湾运河口，长六十余里。但如果使用这条河，则意味着完全废弃通惠河。元人虽曾开此河，但因其水势汹涌，冲没民舍，导致船不能行，最后变为废河。总体来说，开浚三里河只会白白地劳费人力。他们认为此河决不可开。
第三是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诸水。这是可以和通惠河接上的水源。杨鼎与乔毅等会勘后认为，这几处泉水可被导至西湖汇集，再引至玉泉诸水，从高梁河分开，其中一半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其余部分从都城外壕流转通会，流到正阳门东城壕。再将泄入三里河水闸住，并流入通惠河的大通桥闸河，随时开闭。碰到天旱水小时，则闭闸潴水；若要短运剥船，或者雨涝水大，则开闸泄水，放行大舟。而原旧通惠河闸座，都有现成，不用增造。各闸官吏闸夫，也有定员，不须添设。因此是一处可以使用的水源。
他们最后认为，如果能解决好水源问题，在前元开通通惠河上重新修复是可行的。他们建议让各该衙门会计物料，量拨官匠，以及在京操练的兵士，逐一修浚各段河道。4
朝廷同意了他们建议，准拨官军九万余名进行修理。然而工程刚开始不久，碰到灾异之事，各项工役停止。到了成化八年春正月，工部再度奏上修浚通惠河一事。宪宗命令量拨官军四万，先疏浚京城壕堑，待其完工之后，再考虑通州一路运河是否需要修浚。5拖了几年后，直到成化十一年八月，旧通惠河的疏浚工作才展开。此时平江伯陈锐等再次奏报，希望按照尚书杨鼎几年前的勘察建议，借用漕卒动工疏浚，闭闸积水，以运粮储。宪宗于是敕令平江伯陈锐等督理漕卒疏浚。1
修浚通惠河工程展开后，各项干扰仍存在。成化十二年二月，因保定等县河岸冲决数多，当地官员希望将分拨修通惠河的人夫留在本地。工部的徐九思也认为芦沟桥及直沽、天津一带河道，冲决淤塞，有妨漕运，比之通惠河尤急，建议暂拨通惠河人夫用工。2
虽然因各地修河渠工作影响到通惠河修浚进度，至成化十二年六月，修浚通惠河的基本工程还是得以完工。整个工程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里，兴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炭各数万。统计疏浚泉源三处，增修闸口四道。前后工程共享了十个月。漕舟通行之时，京师的人都全往聚观。平江伯陈锐等修河人员等得到朝廷赏赐。3但其工程尤有未竟之处，成化十二年八月，陈锐又要求派江北运粮卫所军余一万名，于第二年二月兴工，欲再疏浚，使通惠河更加深阔。4
然而，通惠河虽修通，其维护工作并未得到有效施行。两年后，通惠河又被废弃。嘉靖朝臣张璁认为：“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陈锐建议开修此河，宪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运船已至城外。适有黑青之异，惑于讹言，遂止。识者恨之。”5《宪宗实录》的编纂者则评论到：“是河之源，在元时引昌平县之三泉，俱不深广，今三泉俱有，故难引。独西湖一泉，又仅分其半。而河制窄狭，漕舟首尾相衔，至者仅数十艘而已，无停泊之处。河又沙水易淤，雨则涨溢，旱则浅冱不踰。二载而浅涩如旧，舟不复通。然锐之所增禄米，犹岁给不绝，识者愧之。”6总体来看，编修《宪宗实录》的孝宗朝臣对宪宗朝的修浚工程持有负面评价。
武宗正德二年九月，又有户部郎中郝海、工部员外郎毕昭开通通惠河的建议。他们提议修复大通桥至通州河道十二道闸和四十一道水坝，工程预算为用银四万五百七十两。面对如此高昂的工程预算，朝廷商议后，认为虽然开河通船可以免陆运之艰，然地形水势高下悬绝，“河虽开而无所济也。”7
三、嘉靖六年通惠河修浚的争议和嘉靖七年的疏浚
大体而言，嘉靖以前多次修浚通惠河的建议，或者因顾虑工程成本而未行，或者虽然一时疏浚，但因各方势力阻挠，缺乏后续管理而重又淤塞。在嘉靖中，朝臣又再次提出修通惠河问题。
（一）嘉靖六年修浚通惠河的争议
嘉靖六年十月，巡仓御史吴仲提出修浚通惠河。8他认为，历代漕运都能直抵京师，而不是像当时那样，水运只到京师五十里以外的地方。他在奏疏中分析疏浚通惠河的可能性，认为之前通惠河不能真正修通的原因并非工程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是出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权势罔利之家，从中挠之。或倡风水之说，或谓绝湾民之利。”吴仲认为这些反对的理由皆不足信。一旦把人为的阻力去掉，是有可能修通的；另外，因为通惠河是在元代建起来的，如通流八闸等元代遗闸尤存，这些闸还能利用。如果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建，颇为便利。一旦修通，通州漕粮由陆运改为水运，每年可节省二十万车费。9
户部侍郎王軏根据吴仲的提议，查勘了京通地理形势。然后将各种意见报给世宗。认为吴仲所建议的疏浚通惠河是一种简便的方法。王軏估计，如果疏浚通惠河，“修闸浚渠筑坝之费，当用银一万五，闸置船各六十一，船日运粮万石，造舡之费可一万五百，通漕粮二百三十万石，岁省脚价可十万三千五百。”王軏将搜集到的反对意见也一块报与世宗。反对吴仲者提出另一个方案，建议修从大通桥至白河的河道。但王軏认为，开通此河将会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而且原来通惠河上的诸闸会废止不用，被完全浪费掉。1
明世宗最后认可了吴仲的建议，认为“疏浚闸河，诚转漕便计，自永乐以来，屡议修复，因大小臣工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为奸人嗜利者所阻。今转输日烦，军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惮纷更。”世宗特别强调：“若大事可成，则劳费不足计，国计有补，则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议之人，听厂卫缉治如律。”世宗让因命户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诏及御史仲等董其事。2 对于往朝通惠河维修遭到阻挠的原因，明世宗特意提到“黑青为异”的传言，认为“夫黑青之起，非为修河，盖湾里住的乡民正恐失利，乘此为言，俗呼为嘛唬，卒被破事。当时若有一刚正之臣，告我伯考曰黑青之异，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诈之徒，乘机营利，惑及愚民，不可堕其诈计，伏惟刚断而行之。”3正因如此，世宗采取了坚定支持修通惠河的立场。
（二）嘉靖七年通惠河的修浚以及维护管理
修浚通惠河的工作在嘉靖七年的春天展开，由吴仲主持。整个的修浚工程非常有效率，嘉靖七年春天开工，六月份就完工。在修建通惠河的过程中，吴仲针对水源短缺的情况，采取舟车并进的措施，首先把漕运码头从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把原旧土坝改为石坝，省去从张家湾到通州的四闸两水关，减少了工序。他用类似办法对另外两个闸坝也进行了改建。后来他又将大运河北端码头自张家湾迁至通州区城东石坝，在石坝那里建了一个大光楼。这样一来，南方来的漕船到达新修起来的石坝大光楼之后，让官员验收，就直接转到通惠河的剥船上搬运进京师了。世宗皇帝看到通惠河在先朝屡经勘议未得成功，而吴仲等只用四个多月，花费仅七千银两就疏浚通畅，对吴仲等人进行了赏赐。4
为避免成化年间没有修通多久就壅塞的情况，吴仲从五个方面提出维护通惠河通畅的管理办法：
1，时修浚以通运道。认为大通桥起至通州石坝四十里，地势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河流暴涨，易冲决淤塞。请行管闸主事，坐守闸坝，往来巡视，一遇冲塞，随即挑筑，昼夜拨守，毋致盗决。仍将闸运扣省脚价银两，每岁量支千两，寄通州库，以作工费。
2，专委任以责成效。建议在大通闸河止设主事一员，住守通州，专理河道，通州专设管河同知一员，所管起大通桥，尽鲜鱼闸。各项事务应悉听管闸主事处分。
3，复旧额以给官夫。将管闸官吏增至官二员，吏二名，夫一百八十八名，毋得杂差占役。又再添接运夫八十名，专送内府衙门竹木等料。
4，改闸座以防水患。建议在通州西水关外，创造石闸一座，将前石坝南移二十余丈，改造石闸一座，平时闭板，水落启泄。
5，处剥船以便粮运。已分布各闸的剥船三百，每闸船六十只，每船载米一百五十余石，每日可运米二万余石，起五月，终九月，粮运续到，计有一百五十日，每岁京粮二百五六十万石，可尽入闸运。但需要严格监管。5
吴仲的奏疏经过朝廷讨论，认为所条事宜，都可实行。世宗悉令依从。6
很显然，通惠河的修成，每年能节省下十余万两的运费。原本能从中得到利益的势力集团对此并不满意。就在通惠河修成当月，嘉靖七年六月庚戌，总督仓场尚书李瓒就上疏表达异议。
他在疏中说，“通惠河既开，粮运俱由水路，经纪人役，不论阴晴，急于往来，强行搬运，任雨淋漓，并无苫盖，一涌入仓，不容拦阻。疏请禁止。必待晴明方许剥运，或如原拟水陆并进便。”世宗对此种意见颇有洞察力。他批驳说：
往因陆路艰阻，以致漕运稽迟，今修复闸运，正欲岁漕旦完，省费恤军。舟车填拥，源源入仓，其事甚善。乃不厌迟而厌速，不患少而患多，何故？此必在仓人役，及仓前歇家，欲以留难规利，驾言惑人……仍痛革科索、运军刁难、车户积毙。如有违犯，听巡仓御史访奏。国计重事，要在协谋共济，慎毋阳诺阴沮，及心有偏系，致中奸人之计。1
世宗在批驳的谕敕中，显示他很明了通州仓储和陆运的种种弊端，并提出针对措施以禁止。
吴仲对通惠河能否长久通畅，颇为关切。他在嘉靖七年六月提出留任何栋督理，三岁一更。并让侍郎王軏留下，坐守催督，终始其事，加强监管。世宗也认为：“河工方就，计非亲其事者不可。”让何栋、尹嗣忠等负责河道维护。2在嘉靖八年六月，吴仲又建议让领运把总等官每年一次考选。3嘉靖九年正月，世宗下敕令让取得治河成绩并将升任通政司右通政的何栋专理通惠河道。4
通惠河的疏浚和维护如吴仲所愿，在嘉靖一朝，随时进行，以防其淤塞。如嘉靖十五年九月，户部建议“每年当春仲秋收之时，严督各该夫老人等，遇有游浅，即酌量工力疏浚侯运船到湾，仍诣通惠河提调。”5这种随时清淤的工作，保障了通惠河之后的长久通畅。
四、节省漕运费的去向
通惠河修通后，每年省下来的脚价银以及其它费用，达十万两之多。这笔钱的一部分曾被用作河患救济以及其它河道维修之中，如嘉靖十一年二月，“以通惠河脚价银五千两修筑天津迤北一带耍儿渡、黑龙口、桃花口等处决口。”6这一项的使用尚算正途。
但到了嘉靖朝中后期，世宗滥兴土木，所积存下来的通惠河脚价银两被挪用作工程建设，从而被挥霍一空。这些挥霍用在几个方面，一是皇宫中的内殿、慈宁宫、慈庆宫、东宫府等；二是各种郊祀祭坛；三是世宗为其生父迁建显陵。
嘉靖十六年五月，朝中因修饬七陵，工部取
自嘉靖七年起通惠河岁省脚银，尽数查发工所。7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蒋瑶借支户部扣省通惠河脚银三十万两修建显陵。8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工部又将通惠河节省脚价银三十万两修挪建泰享殿、慈庆宫。9到了嘉靖十九年五、六月间，朝廷面对的内外并兴工程二十三处，共需用银六百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余两，蒋瑶不得已奏请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等项银两填补缺额。10
从以上所引用的几个数据可见，自嘉靖七年修浚好通惠河后，到嘉靖二十年前后，每年所节省下的十万银两，绝大部分都被拨给皇宫、庙坛、显陵等工程的建设上。特别到了明中期，工程浩繁，即使是通惠河省下的脚价银，面对世宗那么多的工程，也是杯水车薪，远不敷使用。
从通州至北京城东长四十余里的通惠河，在元代时被开通，但在明永乐初因北京城建规划的变动而遭遇水源问题，以致在明中叶以前长期被废弃。但是，如果放弃通惠河的水运而改走陆运，其弊端和不便之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明中叶前的朝廷。因此，朝中疏浚开通通惠河的呼声一直存在，而且在宪宗朝，由平江伯陈锐主持的修浚，经历数年之力，使通惠河得以成功浚通，可以通行漕船。然而此次修成之后不久，又因未能妥善维护而遭废弃。直到嘉靖七年，由吴仲主持的修浚工程，又一次浚通通惠河，并在之后一直能维持畅通，使之成为明中叶到清代期间，通州至北京的主要漕运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吴仲主持的通惠河疏浚，费时仅四月，用银仅七千余两，就解决了困扰明朝廷上百年的难题。何以通惠河的修浚和维护在嘉靖以前会成为一个难题？宪宗朝陈锐的疏浚何以最终失败，嘉靖朝吴仲的疏浚何以成功，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查考支持和反对通惠河修浚的各种声音，不难发现，最积极主张修浚通惠河的，多为受漕运之苦的漕运官员。但在英宗朝，漕运官员多可以漕粮运输途中遭漂没为由，获取补偿，或免除自通州至北京的陆运。因此在英宗朝，修浚通惠河的呼声并不强烈。之后因所谓“漕粮漂没”中隐含的腐败遭弹劾，在宪宗朝罕有漕运损失得到补贴的记录，故到了成化年间，漕运总兵官都督提议疏浚通惠河的建议得到了认真的考虑和实施，并成功修通。
但通惠河的通行与维护，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利益，除了送粮官兵的利益补偿外，户工二部的经费开支与人员调配，地方车户及通州仓官兵的利益边缘化问题，京师豪强势力的利益输送等，都会影响到朝廷的决策。不仅是通惠河的修浚，甚至是修成后的继续维护，都会因触及到一些利益集团而受到阻挠。成化中通惠河虽浚通但不久又废弃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嘉靖的最终修通，并维持长久通畅，不仅在于主事者吴仲成功采用成化中的技术和经验，更在于他提出有效的维护建议并得到皇帝的强力支持。但从通惠河维持通畅后所省下的经费遭到世宗挪用的事例显示，皇室成为维持通惠河通畅的最终获利者。
由明代通惠河修浚维护可见，明代的公共工程，不仅牵涉地方与朝廷的矛盾，在朝廷内部，也有各部门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皇权与文官系统的矛盾和博弈。相关的决策，实为多种利益权衡之后的结果。明代通惠河修浚的案例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公共工程建设和管理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其中透显出朝廷决策过程中所含各方势力的角力。这种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作者胡吉勋（1972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收稿日期：2014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李媛）
关键词：通惠河；漕运；朝廷决策
元代的通惠河在郭守敬主持下，于忽必烈在位时开通。通惠河起于与元大都相邻的通州东南的张家湾，止于大都西北的什刹海。通惠河修通之后，由东南来的漕船，通过海运运抵天津后，经运河运至通州，又从通州经通惠河运至什刹海，使得什刹海出现过舳舻蔽海的繁盛景象。
明永乐时期重修北京城，在元大都基础上进行，但城市整体向南移位，将原大都以南部分地区包入北京城，这其中包含了原本在元大都宫城外围的通惠河。而到永乐中期以后，北京城重要的粮食和其它生活物品的供应仰赖于东南物资的北运。开通于元代的通惠河，作为北运河与北京城相连接的一段，在明代漕运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明初，通惠河曾经被废弃，后来朝臣屡有修浚提议，但真正成功并维持长期通畅则是在明嘉靖初年，由巡仓御史吴仲主持的那一次。为何通惠河的修建会经历如此多的波折？
与通惠河及通州仓储有关的研究有高寿仙《明代京通二仓述略》、1梁科《明代京通仓储制度研究》、2连启元《明代的巡仓御史》。3至于通惠河在嘉靖七年的修浚情况，当年负责主持修浚工作的吴仲在后来编有《通惠河志》一书，汇集了嘉靖初年涉及通惠河修浚争议和修浚情况的相关奏疏。新宫学《通州·北京间の物流と在地社会—嘉靖年间の通惠河改修问题をてがかりに》4一文利用《通惠河志》对嘉靖初年的修建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对通惠河修浚的阻挠，主要来自于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者。
笔者认为在通惠河修浚和维护过程中，除了地方势力阻挠，实际还包含多重的利益纠葛。在新宫学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全面查检明太祖至明世宗各朝实录，钩稽出通惠河在明中前期修浚的历史，以探讨通惠河在明代修浚的争议过程中所包含的多重利益关系。
一、明嘉靖以前的通州仓储体制及其弊端
位于大都以东的通州，在元代已经建起仓廒存储漕粮。漕粮运抵通州，一部分存于张家湾的通济仓和通州仓，另外一部分则搬往京师。朱棣夺取皇位，迁都北京。因新修的北京城的格局与元大都不一致，通惠河经北京城至什刹海的那一段，从紫禁城穿过，成为地下河，造成通惠河水流不畅的局面。整个通惠河的水运渐被废止。到英宗时，从通州到北京城的漕粮运输，已改为陆路一途。1
在正统和景泰年间，漕粮运抵通州以前，如遇风浪损失，朝廷会让本应该运至北京的漕粮卸于通州存储，以节省运费。2但这种做法可能因虚报带来腐败。英宗朝，太监阮通曾奏到：（此法）“行之既久，奸弊滋甚。多有私贿沿河官司，虗报遭风，以致上纳京仓者少。”3除了被水漂没的损失，还有其他种种意外情况，如火灾、4
雨灾、5运粮官员的额外调用等，6导致漕粮滞留通仓，加剧通州仓储的不足。为解决这个问题，从英宗朝开始，朝廷组织各卫所官兵提前到通州支取俸粮，每次预支二至三月不等。7但这却又加重了京卫官军的负担。8
限于陆路运输的条件，漕粮运输从通州经陆路搬运至北京城，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如道路狭窄、9路桥损坏、10陆运脚价腾贵等，11迫使朝廷多次调拨兵马修路、栽植柳树等。12由于通州的保卫远逊于京城，北方蒙古人的入侵成为通州仓储的最大威胁。如正统间因英宗北狩失利而导致的京师恐慌中，朝廷下令召集人员赴通州运粮至京师，甚至征调部分直隶定边等处军卫官兵运粮，13以解决通州存粮可能遇劫的危机。在明武宗时期，朝廷也曾担忧过通州仓储的军事安全问题。御史杨仪建议放弃通州仓，而太监张永则建议增筑通州新城，以守卫通州。最后张永意见得到采纳。14
另外，运粮官兵本身的携私夹带，或玩忽职守，也会导致漕粮不能准时运达。15而通州车户的不合作，码头官兵的刁难，也是屡禁未绝。16除了粮草，往来商船也遭到盘剥。17甚至在正统年间，张家湾码头形成一个压榨往来漕船、商船的组织，由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码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肆恶恃强，一时间莫敢谁何。18
其实把持张家湾码头以及通州仓储的，有朝中权贵势力的背景。宪宗时，户部尚书余子俊指出：“近时权贵之家，多在京、通州、张家湾等处修造市肆，邀留商货，与民争利。”19权贵势力把持通州商贸物流，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在各朝都难于根绝。世宗初年，南京给事中陈江认为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当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列肆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宜亟禁治，使商民乐业。”世宗下令“禁皇亲贵戚家，不得列肆夺民产，仍敕御史察不法者以闻。”1
二、成化时期通惠河的浚通与废弃
鉴于由通州至北京陆路运输诸多问题，特别是保卫方面存在重大隐患，明初以来一直有朝臣提议启用通惠河，采用水运，减低通州至北京的运粮成本和时间。早在宣德七年冬十月，户部右侍郎王佐就上疏，建议疏浚张家湾之西的浑河，令可泊船，以解决张家湾码头拥堵的问题。但宣宗让工部等调查后，认为工程太大，未有施行。2到了宣德九年三月，通州卫把总都指挥佥事刘斌建议在城北旧有海子开置二闸，以便积水通船。宣宗命成国公朱勇和工部尚书吴中等前往视察。朱勇还报说：“工费浩繁，卒难就绪。”3此次修河提议遭搁置。
明宪宗成化七年冬十月，漕运总兵官都督杨茂因通州陆运漕粮辛苦，认为当时通惠河的水道通流，水深二尺，不劳疏挑，只要用闸蓄水，令运粮卫所根据比例，每二十五只运粮船，造一剥船，挨次剥运，以省陆运船工。工部、吏部等集议后，认为其事可行，但需要先度量测算工程所需军夫物料。宪宗于是让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踏勘。 杨鼎与乔毅勘查后认为：旧通惠河的闸河原有旧闸二十四座以通水道。元代的通惠河，其水绕宫墙外流动，漕船可以顺着水道得进入城内海子湾（什刹海）停泊。但明永乐改建北京城后，河水从皇城中金水河流出。若要启用通惠河，通惠河连接什刹海那一段，不可能再依循故道行船，而需要寻找新的水源和渠道。
杨鼎与乔毅对几种水源渠道进行了探勘，逐一考察它们的可利用性：
第一是昌平东南山白浮泉水。这道泉水曾为元人所引用，但是对于明代人来说，由于它往西逆流，经过明皇陵（今十三陵），他们顾虑明皇陵的风水等问题，认为恐于地理不宜。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亩泉（也在十三陵附近），其水经过白羊口，被山沟雨水冲截，也难以导引。
第二是城南的三里河。此河流至张家湾运河口，长六十余里。但如果使用这条河，则意味着完全废弃通惠河。元人虽曾开此河，但因其水势汹涌，冲没民舍，导致船不能行，最后变为废河。总体来说，开浚三里河只会白白地劳费人力。他们认为此河决不可开。
第三是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等泉诸水。这是可以和通惠河接上的水源。杨鼎与乔毅等会勘后认为，这几处泉水可被导至西湖汇集，再引至玉泉诸水，从高梁河分开，其中一半从皇城金水河流出，其余部分从都城外壕流转通会，流到正阳门东城壕。再将泄入三里河水闸住，并流入通惠河的大通桥闸河，随时开闭。碰到天旱水小时，则闭闸潴水；若要短运剥船，或者雨涝水大，则开闸泄水，放行大舟。而原旧通惠河闸座，都有现成，不用增造。各闸官吏闸夫，也有定员，不须添设。因此是一处可以使用的水源。
他们最后认为，如果能解决好水源问题，在前元开通通惠河上重新修复是可行的。他们建议让各该衙门会计物料，量拨官匠，以及在京操练的兵士，逐一修浚各段河道。4
朝廷同意了他们建议，准拨官军九万余名进行修理。然而工程刚开始不久，碰到灾异之事，各项工役停止。到了成化八年春正月，工部再度奏上修浚通惠河一事。宪宗命令量拨官军四万，先疏浚京城壕堑，待其完工之后，再考虑通州一路运河是否需要修浚。5拖了几年后，直到成化十一年八月，旧通惠河的疏浚工作才展开。此时平江伯陈锐等再次奏报，希望按照尚书杨鼎几年前的勘察建议，借用漕卒动工疏浚，闭闸积水，以运粮储。宪宗于是敕令平江伯陈锐等督理漕卒疏浚。1
修浚通惠河工程展开后，各项干扰仍存在。成化十二年二月，因保定等县河岸冲决数多，当地官员希望将分拨修通惠河的人夫留在本地。工部的徐九思也认为芦沟桥及直沽、天津一带河道，冲决淤塞，有妨漕运，比之通惠河尤急，建议暂拨通惠河人夫用工。2
虽然因各地修河渠工作影响到通惠河修浚进度，至成化十二年六月，修浚通惠河的基本工程还是得以完工。整个工程自都城东大通桥至张家湾浑河口，六十里，兴卒七千人，费城砖二十万，石灰一百五十万斤，闸板桩木四万余，麻铁桐油炭各数万。统计疏浚泉源三处，增修闸口四道。前后工程共享了十个月。漕舟通行之时，京师的人都全往聚观。平江伯陈锐等修河人员等得到朝廷赏赐。3但其工程尤有未竟之处，成化十二年八月，陈锐又要求派江北运粮卫所军余一万名，于第二年二月兴工，欲再疏浚，使通惠河更加深阔。4
然而，通惠河虽修通，其维护工作并未得到有效施行。两年后，通惠河又被废弃。嘉靖朝臣张璁认为：“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陈锐建议开修此河，宪宗皇帝命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运船已至城外。适有黑青之异，惑于讹言，遂止。识者恨之。”5《宪宗实录》的编纂者则评论到：“是河之源，在元时引昌平县之三泉，俱不深广，今三泉俱有，故难引。独西湖一泉，又仅分其半。而河制窄狭，漕舟首尾相衔，至者仅数十艘而已，无停泊之处。河又沙水易淤，雨则涨溢，旱则浅冱不踰。二载而浅涩如旧，舟不复通。然锐之所增禄米，犹岁给不绝，识者愧之。”6总体来看，编修《宪宗实录》的孝宗朝臣对宪宗朝的修浚工程持有负面评价。
武宗正德二年九月，又有户部郎中郝海、工部员外郎毕昭开通通惠河的建议。他们提议修复大通桥至通州河道十二道闸和四十一道水坝，工程预算为用银四万五百七十两。面对如此高昂的工程预算，朝廷商议后，认为虽然开河通船可以免陆运之艰，然地形水势高下悬绝，“河虽开而无所济也。”7
三、嘉靖六年通惠河修浚的争议和嘉靖七年的疏浚
大体而言，嘉靖以前多次修浚通惠河的建议，或者因顾虑工程成本而未行，或者虽然一时疏浚，但因各方势力阻挠，缺乏后续管理而重又淤塞。在嘉靖中，朝臣又再次提出修通惠河问题。
（一）嘉靖六年修浚通惠河的争议
嘉靖六年十月，巡仓御史吴仲提出修浚通惠河。8他认为，历代漕运都能直抵京师，而不是像当时那样，水运只到京师五十里以外的地方。他在奏疏中分析疏浚通惠河的可能性，认为之前通惠河不能真正修通的原因并非工程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是出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权势罔利之家，从中挠之。或倡风水之说，或谓绝湾民之利。”吴仲认为这些反对的理由皆不足信。一旦把人为的阻力去掉，是有可能修通的；另外，因为通惠河是在元代建起来的，如通流八闸等元代遗闸尤存，这些闸还能利用。如果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建，颇为便利。一旦修通，通州漕粮由陆运改为水运，每年可节省二十万车费。9
户部侍郎王軏根据吴仲的提议，查勘了京通地理形势。然后将各种意见报给世宗。认为吴仲所建议的疏浚通惠河是一种简便的方法。王軏估计，如果疏浚通惠河，“修闸浚渠筑坝之费，当用银一万五，闸置船各六十一，船日运粮万石，造舡之费可一万五百，通漕粮二百三十万石，岁省脚价可十万三千五百。”王軏将搜集到的反对意见也一块报与世宗。反对吴仲者提出另一个方案，建议修从大通桥至白河的河道。但王軏认为，开通此河将会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而且原来通惠河上的诸闸会废止不用，被完全浪费掉。1
明世宗最后认可了吴仲的建议，认为“疏浚闸河，诚转漕便计，自永乐以来，屡议修复，因大小臣工不肯实心任事，以致因循至今，为奸人嗜利者所阻。今转输日烦，军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惮纷更。”世宗特别强调：“若大事可成，则劳费不足计，国计有补，则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议之人，听厂卫缉治如律。”世宗让因命户部侍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诏及御史仲等董其事。2 对于往朝通惠河维修遭到阻挠的原因，明世宗特意提到“黑青为异”的传言，认为“夫黑青之起，非为修河，盖湾里住的乡民正恐失利，乘此为言，俗呼为嘛唬，卒被破事。当时若有一刚正之臣，告我伯考曰黑青之异，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诈之徒，乘机营利，惑及愚民，不可堕其诈计，伏惟刚断而行之。”3正因如此，世宗采取了坚定支持修通惠河的立场。
（二）嘉靖七年通惠河的修浚以及维护管理
修浚通惠河的工作在嘉靖七年的春天展开，由吴仲主持。整个的修浚工程非常有效率，嘉靖七年春天开工，六月份就完工。在修建通惠河的过程中，吴仲针对水源短缺的情况，采取舟车并进的措施，首先把漕运码头从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把原旧土坝改为石坝，省去从张家湾到通州的四闸两水关，减少了工序。他用类似办法对另外两个闸坝也进行了改建。后来他又将大运河北端码头自张家湾迁至通州区城东石坝，在石坝那里建了一个大光楼。这样一来，南方来的漕船到达新修起来的石坝大光楼之后，让官员验收，就直接转到通惠河的剥船上搬运进京师了。世宗皇帝看到通惠河在先朝屡经勘议未得成功，而吴仲等只用四个多月，花费仅七千银两就疏浚通畅，对吴仲等人进行了赏赐。4
为避免成化年间没有修通多久就壅塞的情况，吴仲从五个方面提出维护通惠河通畅的管理办法：
1，时修浚以通运道。认为大通桥起至通州石坝四十里，地势陡峻，土皆流沙，夏秋大雨，河流暴涨，易冲决淤塞。请行管闸主事，坐守闸坝，往来巡视，一遇冲塞，随即挑筑，昼夜拨守，毋致盗决。仍将闸运扣省脚价银两，每岁量支千两，寄通州库，以作工费。
2，专委任以责成效。建议在大通闸河止设主事一员，住守通州，专理河道，通州专设管河同知一员，所管起大通桥，尽鲜鱼闸。各项事务应悉听管闸主事处分。
3，复旧额以给官夫。将管闸官吏增至官二员，吏二名，夫一百八十八名，毋得杂差占役。又再添接运夫八十名，专送内府衙门竹木等料。
4，改闸座以防水患。建议在通州西水关外，创造石闸一座，将前石坝南移二十余丈，改造石闸一座，平时闭板，水落启泄。
5，处剥船以便粮运。已分布各闸的剥船三百，每闸船六十只，每船载米一百五十余石，每日可运米二万余石，起五月，终九月，粮运续到，计有一百五十日，每岁京粮二百五六十万石，可尽入闸运。但需要严格监管。5
吴仲的奏疏经过朝廷讨论，认为所条事宜，都可实行。世宗悉令依从。6
很显然，通惠河的修成，每年能节省下十余万两的运费。原本能从中得到利益的势力集团对此并不满意。就在通惠河修成当月，嘉靖七年六月庚戌，总督仓场尚书李瓒就上疏表达异议。
他在疏中说，“通惠河既开，粮运俱由水路，经纪人役，不论阴晴，急于往来，强行搬运，任雨淋漓，并无苫盖，一涌入仓，不容拦阻。疏请禁止。必待晴明方许剥运，或如原拟水陆并进便。”世宗对此种意见颇有洞察力。他批驳说：
往因陆路艰阻，以致漕运稽迟，今修复闸运，正欲岁漕旦完，省费恤军。舟车填拥，源源入仓，其事甚善。乃不厌迟而厌速，不患少而患多，何故？此必在仓人役，及仓前歇家，欲以留难规利，驾言惑人……仍痛革科索、运军刁难、车户积毙。如有违犯，听巡仓御史访奏。国计重事，要在协谋共济，慎毋阳诺阴沮，及心有偏系，致中奸人之计。1
世宗在批驳的谕敕中，显示他很明了通州仓储和陆运的种种弊端，并提出针对措施以禁止。
吴仲对通惠河能否长久通畅，颇为关切。他在嘉靖七年六月提出留任何栋督理，三岁一更。并让侍郎王軏留下，坐守催督，终始其事，加强监管。世宗也认为：“河工方就，计非亲其事者不可。”让何栋、尹嗣忠等负责河道维护。2在嘉靖八年六月，吴仲又建议让领运把总等官每年一次考选。3嘉靖九年正月，世宗下敕令让取得治河成绩并将升任通政司右通政的何栋专理通惠河道。4
通惠河的疏浚和维护如吴仲所愿，在嘉靖一朝，随时进行，以防其淤塞。如嘉靖十五年九月，户部建议“每年当春仲秋收之时，严督各该夫老人等，遇有游浅，即酌量工力疏浚侯运船到湾，仍诣通惠河提调。”5这种随时清淤的工作，保障了通惠河之后的长久通畅。
四、节省漕运费的去向
通惠河修通后，每年省下来的脚价银以及其它费用，达十万两之多。这笔钱的一部分曾被用作河患救济以及其它河道维修之中，如嘉靖十一年二月，“以通惠河脚价银五千两修筑天津迤北一带耍儿渡、黑龙口、桃花口等处决口。”6这一项的使用尚算正途。
但到了嘉靖朝中后期，世宗滥兴土木，所积存下来的通惠河脚价银两被挪用作工程建设，从而被挥霍一空。这些挥霍用在几个方面，一是皇宫中的内殿、慈宁宫、慈庆宫、东宫府等；二是各种郊祀祭坛；三是世宗为其生父迁建显陵。
嘉靖十六年五月，朝中因修饬七陵，工部取
自嘉靖七年起通惠河岁省脚银，尽数查发工所。7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蒋瑶借支户部扣省通惠河脚银三十万两修建显陵。8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工部又将通惠河节省脚价银三十万两修挪建泰享殿、慈庆宫。9到了嘉靖十九年五、六月间，朝廷面对的内外并兴工程二十三处，共需用银六百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余两，蒋瑶不得已奏请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等项银两填补缺额。10
从以上所引用的几个数据可见，自嘉靖七年修浚好通惠河后，到嘉靖二十年前后，每年所节省下的十万银两，绝大部分都被拨给皇宫、庙坛、显陵等工程的建设上。特别到了明中期，工程浩繁，即使是通惠河省下的脚价银，面对世宗那么多的工程，也是杯水车薪，远不敷使用。
从通州至北京城东长四十余里的通惠河，在元代时被开通，但在明永乐初因北京城建规划的变动而遭遇水源问题，以致在明中叶以前长期被废弃。但是，如果放弃通惠河的水运而改走陆运，其弊端和不便之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问题一直困扰明中叶前的朝廷。因此，朝中疏浚开通通惠河的呼声一直存在，而且在宪宗朝，由平江伯陈锐主持的修浚，经历数年之力，使通惠河得以成功浚通，可以通行漕船。然而此次修成之后不久，又因未能妥善维护而遭废弃。直到嘉靖七年，由吴仲主持的修浚工程，又一次浚通通惠河，并在之后一直能维持畅通，使之成为明中叶到清代期间，通州至北京的主要漕运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吴仲主持的通惠河疏浚，费时仅四月，用银仅七千余两，就解决了困扰明朝廷上百年的难题。何以通惠河的修浚和维护在嘉靖以前会成为一个难题？宪宗朝陈锐的疏浚何以最终失败，嘉靖朝吴仲的疏浚何以成功，二者之间有何区别？
查考支持和反对通惠河修浚的各种声音，不难发现，最积极主张修浚通惠河的，多为受漕运之苦的漕运官员。但在英宗朝，漕运官员多可以漕粮运输途中遭漂没为由，获取补偿，或免除自通州至北京的陆运。因此在英宗朝，修浚通惠河的呼声并不强烈。之后因所谓“漕粮漂没”中隐含的腐败遭弹劾，在宪宗朝罕有漕运损失得到补贴的记录，故到了成化年间，漕运总兵官都督提议疏浚通惠河的建议得到了认真的考虑和实施，并成功修通。
但通惠河的通行与维护，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利益，除了送粮官兵的利益补偿外，户工二部的经费开支与人员调配，地方车户及通州仓官兵的利益边缘化问题，京师豪强势力的利益输送等，都会影响到朝廷的决策。不仅是通惠河的修浚，甚至是修成后的继续维护，都会因触及到一些利益集团而受到阻挠。成化中通惠河虽浚通但不久又废弃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嘉靖的最终修通，并维持长久通畅，不仅在于主事者吴仲成功采用成化中的技术和经验，更在于他提出有效的维护建议并得到皇帝的强力支持。但从通惠河维持通畅后所省下的经费遭到世宗挪用的事例显示，皇室成为维持通惠河通畅的最终获利者。
由明代通惠河修浚维护可见，明代的公共工程，不仅牵涉地方与朝廷的矛盾，在朝廷内部，也有各部门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及皇权与文官系统的矛盾和博弈。相关的决策，实为多种利益权衡之后的结果。明代通惠河修浚的案例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公共工程建设和管理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其中透显出朝廷决策过程中所含各方势力的角力。这种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作者胡吉勋（1972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收稿日期：2014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