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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九九四年十一期《读书》上吴祖光先生的《掌握自己的命运》，再平心往回想，领导曹禺先生的一位位领导，在领导那个范畴内，能说是错了？领导是真诚地叫他写好的。比如写《王昭君》，领导确是叫他写好这位民族团结的伟大女性的。这个要求一点不错。曹禺先生也真诚地接受并玩命地付诸实践。但这两种真诚结的果子却有些苦涩：在《王昭君》民族团结的伟大形象中，少了点具体的人生悲剧，一般扭曲了个别，她就很难像《雷雨》《日出》那样让人们感动(当然，当时人为的热闹还是有的)。作为领导，不论他懂不懂创作规律，大概都会这样要求的，这其实是社会层面的现实意识嘛。而如何去创作，就是作家自己的事了。
对作家来说，有两条道：一条是真诚地把领导的要求往形象上贴，往形象里塞，下劲地充当工具；一条是只管真实地表达个别形象，只去追求审美的自由。前者冷落了审美，越真诚越糟糕；后者是在审美中张扬，越真诚越出色(领导的那个社会层面的现实意识暂时忘得越干净越好)。但到头来，领导那个意图却会从审美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审美规律有这个能耐。白了说，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了说，叫不用之用。有一些作家坏就坏在太(！)听话了(或者叫不会用作家听话的法子)，心甘情愿去委屈创作的审美规律。
我以为，领导要大度一点，我领导我该领导的，你尽管写你的；作家也明智一点：你尽管领导你的，我写我该写的，两者在这样的层面上契合，审美规律就能给领导和作家在作品客观的社会性上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规律面前，创作其实是作家们自己的事。楚顷襄王没领导屈原怎样写，《离骚》不是写出来了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是乾隆领导出来的。如果沙皇把托尔斯泰领导一下，硬要他去谴责“不道德”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世界文学史上该少了多少光彩？古今中外，其实没有任何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单单是“领导”出来的，是太(！)听话听出来的。
就作家角度言，要改掉太听话的毛病。这不是说说就能奏效的。这只能随着物质、精神、利益的羁绊一天天松脱才能慢慢有起色。领导身上的某些体制特色的消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谁也性急不得。有了这点悟性，违心的惧怕和幼稚的真诚就会少一点，对审美的干扰就会少一点，作家们也不至于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
对作家来说，有两条道：一条是真诚地把领导的要求往形象上贴，往形象里塞，下劲地充当工具；一条是只管真实地表达个别形象，只去追求审美的自由。前者冷落了审美，越真诚越糟糕；后者是在审美中张扬，越真诚越出色(领导的那个社会层面的现实意识暂时忘得越干净越好)。但到头来，领导那个意图却会从审美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审美规律有这个能耐。白了说，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了说，叫不用之用。有一些作家坏就坏在太(！)听话了(或者叫不会用作家听话的法子)，心甘情愿去委屈创作的审美规律。
我以为，领导要大度一点，我领导我该领导的，你尽管写你的；作家也明智一点：你尽管领导你的，我写我该写的，两者在这样的层面上契合，审美规律就能给领导和作家在作品客观的社会性上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规律面前，创作其实是作家们自己的事。楚顷襄王没领导屈原怎样写，《离骚》不是写出来了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也不是乾隆领导出来的。如果沙皇把托尔斯泰领导一下，硬要他去谴责“不道德”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世界文学史上该少了多少光彩？古今中外，其实没有任何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单单是“领导”出来的，是太(！)听话听出来的。
就作家角度言，要改掉太听话的毛病。这不是说说就能奏效的。这只能随着物质、精神、利益的羁绊一天天松脱才能慢慢有起色。领导身上的某些体制特色的消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谁也性急不得。有了这点悟性，违心的惧怕和幼稚的真诚就会少一点，对审美的干扰就会少一点，作家们也不至于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