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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范章 1931年1月7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0—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和考察。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美国密执安大学客座研究员、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先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
编者的话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深入阐述了教育对外交流的重要性,这为教育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舆论和思想的基础。198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被派往美国五所著名大学。如今,时间已过去了约三十个年头,这些早期的赴美学子已成为知名学者或专家。当我们今天再去回顾那段特殊时期这些学子们的心路历程与求学经历时,相信我们所收获的,不再是一个个或断或续的故事情节。在这些平实的叙述中,蕴涵着许多朴素的道理,或许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迪。2009年3月6日的上午,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初作为中美第一批交流学者之一的黄范章老师。
问:黄老师,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据说,您当初是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批交流学者被派往美国的,您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答:可以。我是1954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统一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福特基金选派赴美的访问学者,共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我是被安排在哈佛大学学习。学习时间是两年。
问:在美国时,您和家里联系得多吗?
答:不多。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时可以打电话。家里没有电话机。一封信,要走半个多月,而且忙得也没有时间写。两年里,我跟我爱人只通了三封信。
问:全部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吧?
答:当时,我们是第一批到美国去的交流学者,感觉任务很重。这不是你个人去学习,去考察问题,而是代表一个国家,真正地去学点东西,去多交些朋友。
问:您在美国的学习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对你们在美国的学习,国家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答:没有具体布置要完成什么任务。因此,我在哈佛的两年,一直忙于听课。当时,对我们访问学者来讲,并不要求考试,只听课,爱听什么课听什么课,爱听几次听几次。我当时忙于听几个人的课,几个著名学者的课,后来,和这几名学者都成了老朋友。其中一位是哈佛挂牌的经济学家,叫马丁
编者的话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深入阐述了教育对外交流的重要性,这为教育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舆论和思想的基础。198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被派往美国五所著名大学。如今,时间已过去了约三十个年头,这些早期的赴美学子已成为知名学者或专家。当我们今天再去回顾那段特殊时期这些学子们的心路历程与求学经历时,相信我们所收获的,不再是一个个或断或续的故事情节。在这些平实的叙述中,蕴涵着许多朴素的道理,或许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迪。2009年3月6日的上午,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初作为中美第一批交流学者之一的黄范章老师。
问:黄老师,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据说,您当初是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批交流学者被派往美国的,您可以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答:可以。我是1954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统一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福特基金选派赴美的访问学者,共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我是被安排在哈佛大学学习。学习时间是两年。
问:在美国时,您和家里联系得多吗?
答:不多。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时可以打电话。家里没有电话机。一封信,要走半个多月,而且忙得也没有时间写。两年里,我跟我爱人只通了三封信。
问:全部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吧?
答:当时,我们是第一批到美国去的交流学者,感觉任务很重。这不是你个人去学习,去考察问题,而是代表一个国家,真正地去学点东西,去多交些朋友。
问:您在美国的学习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对你们在美国的学习,国家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答:没有具体布置要完成什么任务。因此,我在哈佛的两年,一直忙于听课。当时,对我们访问学者来讲,并不要求考试,只听课,爱听什么课听什么课,爱听几次听几次。我当时忙于听几个人的课,几个著名学者的课,后来,和这几名学者都成了老朋友。其中一位是哈佛挂牌的经济学家,叫马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