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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科技部召开的一场会议，尽管在科技类日报上使用了“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将有重大变革”的词语，似乎也没有得到一般媒体的很多关照，即便在科学人扎堆的科学网上，大家也是小范围说说而已。
而有关科研经费的滥用，包括探讨“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这样的话题，却时常在坊间发酵，也总能得到更多热议。即便如此，必须看到科技部的动向——不再对人力费用占科研经费比例具体限制——是多年来科研人员探讨最多的一个话题。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抱怨科研经费管得太死，在科研经费中能用于人员劳务支出的比例太低。很多项目规定人员经费只占10%，即便对于不需要仪器的软课题，本来主要的支出只有人力，也规定人员费用只占25%，这与欧盟等国普遍占40%的比例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科研活动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期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申请课题和批准课题时的研究程序、方法、原料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花钱的数量、比例和时间节点都可能出现调整。而按照现在的管理体制，只要发生了变化，就很难正常报销。加上科研经费经常有延期支付的现象，这就导致花钱必然要晚，而报销的时间节点不能改变，那只好让票据符合时间节点了。
过低的人员经费，加上“逼良为娼”式的票据报销规定，再加上过低的基本工资，自然就要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采取报销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开销甚至是收入问题。
而同时，为了解决（符合制度规定的）花钱的问题，各个科研单位普遍产生了仪器购买热忱，即购买大型仪器和耗材来花掉不能用的钱，至于仪器应用效率是否足够高，那只能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了。
如果科研经费中的人头费提高，使用过程中的刚性因素大大减少，这是不是对上述现象的解决之道呢？刚性规定的减少，是否反而会让现在用报销形式解决个人花销的现象变本加厉呢？
如果了解科学研究的规律，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科研过程是对不可知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本性决定了花钱不可能事事得到规划。那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乱来，都可以把本该用于科研的经费给自己发了工资或津贴呢？事实证明不会，原因在于科研活动对仪器设备和耗材本来就有天然的刚性需求，只是这种需求难以严丝合缝地事先一一规定，而更重要的是，科研是科学共同体的智力活动，一个课题组做了多少工作，取得了多少成就，这些成就是不是在比较低的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取得的，其小同行们眼睛往往擦得雪亮。
换句话说，你就是把这个钱都让科学家来“挥霍”，他也不会乱来的，如果因此做不出成果来，下次还能如何申请科研经费？
这也让人想起来几年前科技界议论的宽容失败，其实道理一样，这个课题到底能否做出来预期的“成就”，同行们眼睛往往是雪亮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真正让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更好发挥作用，让荣誉精神贯穿在科研工作的始终，加上对不轨行为的重罚，本来就无需担心科学家们会乱来的。
但现在的问题也恰恰在于，科学共同体能否拥有这份“自治”？如果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取消掉大多数刚性需求，如果对科研人员的研究结果给予足够宽容，但裁量权把握在行政官员或少数并非是同行的大腕科学家手中，那结果究竟如何就不好预期了。
而有关科研经费的滥用，包括探讨“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这样的话题，却时常在坊间发酵，也总能得到更多热议。即便如此，必须看到科技部的动向——不再对人力费用占科研经费比例具体限制——是多年来科研人员探讨最多的一个话题。
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抱怨科研经费管得太死，在科研经费中能用于人员劳务支出的比例太低。很多项目规定人员经费只占10%，即便对于不需要仪器的软课题，本来主要的支出只有人力，也规定人员费用只占25%，这与欧盟等国普遍占40%的比例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科研活动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期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意味着申请课题和批准课题时的研究程序、方法、原料都可能发生变化，进而花钱的数量、比例和时间节点都可能出现调整。而按照现在的管理体制，只要发生了变化，就很难正常报销。加上科研经费经常有延期支付的现象，这就导致花钱必然要晚，而报销的时间节点不能改变，那只好让票据符合时间节点了。
过低的人员经费，加上“逼良为娼”式的票据报销规定，再加上过低的基本工资，自然就要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采取报销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开销甚至是收入问题。
而同时，为了解决（符合制度规定的）花钱的问题，各个科研单位普遍产生了仪器购买热忱，即购买大型仪器和耗材来花掉不能用的钱，至于仪器应用效率是否足够高，那只能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了。
如果科研经费中的人头费提高，使用过程中的刚性因素大大减少，这是不是对上述现象的解决之道呢？刚性规定的减少，是否反而会让现在用报销形式解决个人花销的现象变本加厉呢？
如果了解科学研究的规律，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科研过程是对不可知的探索，这一探索的本性决定了花钱不可能事事得到规划。那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乱来，都可以把本该用于科研的经费给自己发了工资或津贴呢？事实证明不会，原因在于科研活动对仪器设备和耗材本来就有天然的刚性需求，只是这种需求难以严丝合缝地事先一一规定，而更重要的是，科研是科学共同体的智力活动，一个课题组做了多少工作，取得了多少成就，这些成就是不是在比较低的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取得的，其小同行们眼睛往往擦得雪亮。
换句话说，你就是把这个钱都让科学家来“挥霍”，他也不会乱来的，如果因此做不出成果来，下次还能如何申请科研经费？
这也让人想起来几年前科技界议论的宽容失败，其实道理一样，这个课题到底能否做出来预期的“成就”，同行们眼睛往往是雪亮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真正让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更好发挥作用，让荣誉精神贯穿在科研工作的始终，加上对不轨行为的重罚，本来就无需担心科学家们会乱来的。
但现在的问题也恰恰在于，科学共同体能否拥有这份“自治”？如果对科研经费的使用取消掉大多数刚性需求，如果对科研人员的研究结果给予足够宽容，但裁量权把握在行政官员或少数并非是同行的大腕科学家手中，那结果究竟如何就不好预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