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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时代》风云
如果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形象在一部分美国人眼中多少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幻影，1978年之后，这个古老大国模糊而矛盾的形象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西方得以近距离触摸这个国家的脉搏。
第一个以崭新形象走向世界视野中的中国人，是提出中国改革开放雄韬伟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震惊了全世界。但当时，国外媒体对中国官员的印象还停留在尼克松访华的七十年代初期。尽管中美那时尚未建交，但一些外国人开始以“探险”的心态来到中国，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们描绘成一群“穿有四个口袋的外套，胸前挂支钢笔的人”。普通百姓则被描述成更为整齐划一的形象：“10亿蓝蚂蚁”——“那里的人们都像一个个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似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穿得都差不多。”
国家经济尚显贫弱，中国人的服装颜色几乎只有蓝、灰、黑三色。国人渴望通过树立新的形象迎接客人，外国人则想看看这个终于打开国门的东方大国的真实面貌。
所有问题的答案，随着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揭晓了。
1979年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两个月，邓小平成为继蒋介石夫妇之后，第二个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人。
在《时代》周刊的刊首，黑体字母大字书写着标题：“邓小平中国的新气象”。封面上的邓小平一袭黑色中山装，目光睿智。封面的背景特地不采用《时代》周刊标志性的红色，而是一片青山翠柏。
首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仅仅一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为“邓来对话了”。随后，邓小平对美国华盛顿、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进行了访问，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也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世界面前。邓小平在美国的访问再次掀起了一波中国热，200多名记者对他的美国之行进行了密集报道。
“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形象顾问。这是一门学问。跟外界交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讲究。”中国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这样认为。
世界注意到了邓小平的亲民举止。后来，卡特总统回忆到，在纽约肯尼迪中心的演出结束之后，邓小平登上了舞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并亲吻了一个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小姑娘。“会亲吻我们的领导人，他的国家一定不会与我们为敌。”时任美国众议院院长杰克逊对卡特总统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也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打开了大门，并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放开了接收中国留学生。此后多年里，每年有五万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走向世界，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告诉着世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
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十年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这样回忆中国巨变对他带来的震撼：“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十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1994年：北京人在纽约
1994年，北京某乐团的大提琴手王起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与上一代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的老华侨不同，他们是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来到北美大陆打拼的中国人。刚到美国时，他们住在贫民区，一无所有，甚至穷得吃不起饭。但最后，饱经辛酸的他们终于在美国赢得事业的成功。
1994年热播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反映的正是外国人眼里，新一波远渡重洋的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美国人发现，虽然历经百年风云，马克·吐温在他1871年所写的《生活简单》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描述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人：“他们安静而不张扬，他们喜欢息事宁人，他们温顺平和，他们很少醉酒，他们一贯勤勤恳恳。”
上个世纪末，北美博士约翰·多博曾经进行过一次“国外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 多博调查发现，北美民众对中国人最多的看法是工作勤奋。调查中，马里兰州一位男子的回答代表了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中国人看起来很有教养、很有智慧。华裔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多。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即使是望女成凤的美国母亲，也对中国人的勤奋特质印象很深。多博记载过，一次一位美国母亲问女儿：“周末晚上12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女生在实验室做实验，而那时候美国学生却在泡酒吧，搞派对。你猜，那个女生是哪国学生？”女儿张口就答：“当然是中国学生啦。”
闯荡事业之外，更多的中国人以游客的身份来到了国外。由于80年代中国外交努力的成果，199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中国开放旅游签证，中国的平民百姓第一次能够圆了自己的出国旅游梦。但据当时在“中旅公司”的小雪回忆，那时境外旅游的费用不菲，一次典型的“新马泰”旅游就要花去人民币1万多元。
当时，出国旅游的客源仍然以公费考察为主，但对广东等地区先富起来的民众而言，“新马泰”之旅成为了对自身财富的肯定的象征。
似乎是为了一饱中国人“闭国”三十余年后的眼福，那时的旅游产品以长线为主，往往是“十五日游”这样的旅行计划。参团的人往往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要么在政府身居要职，要么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打拼为自身攒足了财富。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到海外旅游、移民，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旅游不再以单纯的观光为主，购物成为了主要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也使得中国人的海外形象变得更加复杂，2013年，就有西方媒体将中国人评为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旅游源国家”第二名，仅次于美国。
从1999到2008：形象建设十年路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不只是西方对中国的认可，还有种种猜忌、疑虑乃至敌意。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北京等多个中国城市，大批中国学生纷纷在美国使领馆门前聚集抗议。尽管当时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二十余年，但在一些西方媒体眼里，中国却似乎一夜之间再度回到了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 在西方媒体炒作下，“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升温发酵，部分西方媒体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
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席卷太平洋沿岸。那时恰逢亨廷顿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受到媒体热捧。这本书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但提出了东方文明和欧美文明不可调和的论点。
到后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拓展到粮食、环境污染、网络间谍、食品安全等等各个领域，只要是涉及中国的热点话题都会被西方媒体不断上纲上线，渲染成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莫须有威胁。
这一波的中国威胁论让中国意识到主动构建正面的对外形象的重要性，开始主动与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进行多维度的沟通、交流。2001年“9·11”后，中国开始向美国学习公共外交的建设。
3年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确立，各地还聘请来自大学、公关机构的专家为政府公务员进行形象方面的培训和授课。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则启动了多语种的国际频道建设计划，不仅仅用英语对外播出，还有西班牙语、法语，在2009年又推出了俄语频道和阿拉伯语频道。
最根本的则是中国坚持了“和平发展”与“韬光养晦”的战略，努力化解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善意。更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机遇论”的新说法。
对国家形象建设的多年坚持，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回报。那一年，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外媒对中国的看法中再次以正面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主流。
正如境外某媒体主持人曾经称赞的那样，中国体现了自己果断高效的行事风格，挑不出问题的表现让最热衷挑问题、制造新闻热点的西方媒体也“无话可说”。
2011：与世界牵手的中国形象广告
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显示屏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
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在海外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之前，一部名叫《携手中国制造》的广告片在CNN等平台滚动播出，被外界看做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开端。它是我国政府向海外推广“中国制造”的首个广告片，强调了“中国制造”的“全球属性”。
中国政府向海外不遗余力地传播正面形象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国际形象长期以来的“时好时坏”。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说：“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了解比较片面，基本是在高估和低估中国间徘徊。一看到中国有成绩了、成功了，就说中国要‘威胁’了；一看到中国有问题，就说中国要‘崩溃’了。”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对国家的宣传和过去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环境大不同了。应该主动传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世界更好地宣传中国，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曾这样表示。
郑砚农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该和它的硬实力相适应，现在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如何告诉世界，中国是“一头温和的大象”，而且中国的发展只会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不会是威胁，就需要一个好的渠道去表达、传播。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国家形象建设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改变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而要塑造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仅仅通过简单的传媒手段和文化输出是不够的，还需要国人的集体努力，需要更高明的国际公关，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耐心。
如果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形象在一部分美国人眼中多少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幻影，1978年之后，这个古老大国模糊而矛盾的形象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西方得以近距离触摸这个国家的脉搏。
第一个以崭新形象走向世界视野中的中国人，是提出中国改革开放雄韬伟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震惊了全世界。但当时，国外媒体对中国官员的印象还停留在尼克松访华的七十年代初期。尽管中美那时尚未建交，但一些外国人开始以“探险”的心态来到中国，将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们描绘成一群“穿有四个口袋的外套，胸前挂支钢笔的人”。普通百姓则被描述成更为整齐划一的形象：“10亿蓝蚂蚁”——“那里的人们都像一个个刚从蓝墨水中洗澡出来似的，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穿得都差不多。”
国家经济尚显贫弱，中国人的服装颜色几乎只有蓝、灰、黑三色。国人渴望通过树立新的形象迎接客人，外国人则想看看这个终于打开国门的东方大国的真实面貌。
所有问题的答案，随着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揭晓了。
1979年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两个月，邓小平成为继蒋介石夫妇之后，第二个成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人。
在《时代》周刊的刊首，黑体字母大字书写着标题：“邓小平中国的新气象”。封面上的邓小平一袭黑色中山装，目光睿智。封面的背景特地不采用《时代》周刊标志性的红色，而是一片青山翠柏。
首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仅仅一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为“邓来对话了”。随后，邓小平对美国华盛顿、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进行了访问，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也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带到了世界面前。邓小平在美国的访问再次掀起了一波中国热，200多名记者对他的美国之行进行了密集报道。
“中国的领导人需要形象顾问。这是一门学问。跟外界交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讲究。”中国外交部前新闻发言人吴建民这样认为。
世界注意到了邓小平的亲民举止。后来，卡特总统回忆到，在纽约肯尼迪中心的演出结束之后，邓小平登上了舞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并亲吻了一个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小姑娘。“会亲吻我们的领导人，他的国家一定不会与我们为敌。”时任美国众议院院长杰克逊对卡特总统说。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也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打开了大门，并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放开了接收中国留学生。此后多年里，每年有五万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走向世界，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告诉着世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
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十年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这样回忆中国巨变对他带来的震撼：“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十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1994年：北京人在纽约
1994年，北京某乐团的大提琴手王起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与上一代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的老华侨不同，他们是属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来到北美大陆打拼的中国人。刚到美国时，他们住在贫民区，一无所有，甚至穷得吃不起饭。但最后，饱经辛酸的他们终于在美国赢得事业的成功。
1994年热播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反映的正是外国人眼里，新一波远渡重洋的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美国人发现，虽然历经百年风云，马克·吐温在他1871年所写的《生活简单》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描述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人：“他们安静而不张扬，他们喜欢息事宁人，他们温顺平和，他们很少醉酒，他们一贯勤勤恳恳。”
上个世纪末，北美博士约翰·多博曾经进行过一次“国外公众对中国看法的深度分析”。 多博调查发现，北美民众对中国人最多的看法是工作勤奋。调查中，马里兰州一位男子的回答代表了美国人的一般看法：“中国人看起来很有教养、很有智慧。华裔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很多。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即使是望女成凤的美国母亲，也对中国人的勤奋特质印象很深。多博记载过，一次一位美国母亲问女儿：“周末晚上12点的时候，还有一个女生在实验室做实验，而那时候美国学生却在泡酒吧，搞派对。你猜，那个女生是哪国学生？”女儿张口就答：“当然是中国学生啦。”
闯荡事业之外，更多的中国人以游客的身份来到了国外。由于80年代中国外交努力的成果，1990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中国开放旅游签证，中国的平民百姓第一次能够圆了自己的出国旅游梦。但据当时在“中旅公司”的小雪回忆，那时境外旅游的费用不菲，一次典型的“新马泰”旅游就要花去人民币1万多元。
当时，出国旅游的客源仍然以公费考察为主，但对广东等地区先富起来的民众而言，“新马泰”之旅成为了对自身财富的肯定的象征。
似乎是为了一饱中国人“闭国”三十余年后的眼福，那时的旅游产品以长线为主，往往是“十五日游”这样的旅行计划。参团的人往往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要么在政府身居要职，要么通过上世纪80年代的打拼为自身攒足了财富。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到海外旅游、移民，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旅游不再以单纯的观光为主，购物成为了主要的目的。与此同时，随着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也使得中国人的海外形象变得更加复杂，2013年，就有西方媒体将中国人评为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旅游源国家”第二名，仅次于美国。
从1999到2008：形象建设十年路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不只是西方对中国的认可，还有种种猜忌、疑虑乃至敌意。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北京等多个中国城市，大批中国学生纷纷在美国使领馆门前聚集抗议。尽管当时的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二十余年，但在一些西方媒体眼里，中国却似乎一夜之间再度回到了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 在西方媒体炒作下，“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升温发酵，部分西方媒体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
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席卷太平洋沿岸。那时恰逢亨廷顿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受到媒体热捧。这本书虽然不是针对中国，但提出了东方文明和欧美文明不可调和的论点。
到后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拓展到粮食、环境污染、网络间谍、食品安全等等各个领域，只要是涉及中国的热点话题都会被西方媒体不断上纲上线，渲染成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莫须有威胁。
这一波的中国威胁论让中国意识到主动构建正面的对外形象的重要性，开始主动与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进行多维度的沟通、交流。2001年“9·11”后，中国开始向美国学习公共外交的建设。
3年以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确立，各地还聘请来自大学、公关机构的专家为政府公务员进行形象方面的培训和授课。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则启动了多语种的国际频道建设计划，不仅仅用英语对外播出，还有西班牙语、法语，在2009年又推出了俄语频道和阿拉伯语频道。
最根本的则是中国坚持了“和平发展”与“韬光养晦”的战略，努力化解世界对中国的担忧，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善意。更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机遇论”的新说法。
对国家形象建设的多年坚持，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回报。那一年，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外媒对中国的看法中再次以正面的声音占据了绝对的主流。
正如境外某媒体主持人曾经称赞的那样，中国体现了自己果断高效的行事风格，挑不出问题的表现让最热衷挑问题、制造新闻热点的西方媒体也“无话可说”。
2011：与世界牵手的中国形象广告
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显示屏播出，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
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在海外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之前，一部名叫《携手中国制造》的广告片在CNN等平台滚动播出，被外界看做中国向世界展示软实力的开端。它是我国政府向海外推广“中国制造”的首个广告片，强调了“中国制造”的“全球属性”。
中国政府向海外不遗余力地传播正面形象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国际形象长期以来的“时好时坏”。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曾说：“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了解比较片面，基本是在高估和低估中国间徘徊。一看到中国有成绩了、成功了，就说中国要‘威胁’了；一看到中国有问题，就说中国要‘崩溃’了。”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对国家的宣传和过去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环境大不同了。应该主动传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向世界更好地宣传中国，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曾这样表示。
郑砚农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该和它的硬实力相适应，现在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如何告诉世界，中国是“一头温和的大象”，而且中国的发展只会给世界带来好处而不会是威胁，就需要一个好的渠道去表达、传播。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国家形象建设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改变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而要塑造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仅仅通过简单的传媒手段和文化输出是不够的，还需要国人的集体努力，需要更高明的国际公关，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