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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1893 ～ l988) 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自1924 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后，先后主持了山东曹州中学高中部的工作，出任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在四川创办了私立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等。其中，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组织的乡农学校实验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意义，其管理思想和活动对我们今天的教育管理尤其是农村教育管理和改革而言，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乡农学校管理的指导思想
乡农学校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为乡村建设服务。在20世纪20、30 年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和社会人士农民的愚昧无知，试图从教育农民入手，改变乡村生活，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改造。梁漱溟在寻找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国的问题在于社会内部的文化失调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社会无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内部入手。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在乡村，中国被破坏得最厉害的也是乡村，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从乡村入手，进行乡村建设。梁漱溟主张: 只有一点一滴地从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地进行建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刊行的《乡村建设旬刊汇要》中提到，“以乡农教育推进乡村建设”，“我们的意思是要指明乡村建设与乡农教育是不能分离的，乡农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改造乡村生活；乡农教育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去与乡农生活”。根据当时中国乡村的实际状况，梁漱溟认为，只有通过乡农学校的形式，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才能解决中国乡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对乡农学校的管理中，一切管理活动的主旨皆是为乡村建设服务，通过教育促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
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
乡农学校是实施乡村教育的中心环节，分为村学和乡学两级。自1931 年冬开始，山东邹平乡村教育研究院师生在梁漱溟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到邹平各区乡调查研究，试办乡村教育，取消原有的区，将全县划分为10 个乡，乡设“乡学”，乡以下分若干村，村设“村学”。“村学”是“乡学”的基础。学校的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复合体。“村学乡学在这里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它包括学长、学董、理事、教员以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男妇老少人众等而言。” 乡农学校名为学校，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学校的功能，它是集政治、经济、教育为一体的综合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乡农学校的目标是：通过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并经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他们自觉起来建设乡村，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改造乡村，建设乡村。”
其组织原则是：⑴政教合一、以教统政。乡村建设借助教育的力量来实行政治和经济措施，以“村学”替代村公所、“乡学”替代乡公所，发挥行政机构的职能，名曰行政系统“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⑵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融合归一。从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梁漱溟十分重视乡村民众教育。他认为，乡村教育“要以民众教育为先”，抓住成人教育，以推动社会改良的工作。他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中说：“今之学校教育，一传统教育也；今之社会教育，一新兴教育运动也。正唯传统学校教育有所不足，或且日益形见其缺短，乃有今之所谓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或成人教育）起为补救……真教育行且见其为两者之融合归一。”学校式教育根据需要在乡农学校中分别设立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高级部。社会式教育主要是通过农业改良、倡办合作事业和风俗整顿等措施来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
乡农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
梁漱溟的乡农学校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的封闭形式，在大乡村教育管理理念下，扩大了教育地域，学校、农场、田间、工厂、家庭都可作为教育的场所；一切乡众都可接受教育；教育内容也被拓宽了，读书、识字、各种技能技术都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方式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课后活动、劳动、精神陶炼、示范等多种方式灵活运用。
1．学校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
乡农学校的管理机构由两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方面是校董会，由校董会聘任学长（校长），一般由地方上有知识、开明、品德端正的人担任；另一方面是教员与辅导员，由研究院受过训练的人员担任。一方出知识、方法、思路，一方搞组织、管理。这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组织发动全体学众（即全村村民）进行乡村建设。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除去一切强制手段，除去一切官僚作风，除去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凡处入手，让“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就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2．注重加强德育管理
梁漱溟十分看重道德伦理的建设作用，认为精神陶炼比知识技能更为重要。精神陶炼的目的在于救济濒临没落的乡村精神，让乡村人也能激起搞乡村建设的热情，以改变一般人“窘闷无主、意志消沉”的精神状态。梁漱溟在学校中开设了精神陶炼课程。精神陶炼包括三方面：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具体步骤是：“大概起先要顺着他的心理，以稳定他的意志，将中国旧道德巩固人们的自信力。然后再输入新的知识道理来改造从前不适用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同时道德协会每天都要召集全村人一起“朝会”，村民们一起唱歌、呐喊，听学校领导或某位教师的演讲，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身操。
3．科学实用的弹性课程管理
梁漱溟认为，要改造乡村社会，创造新文化，仅仅依靠中国传统的经学课程和西方的科学课程是不能完成的，学校必须开设适应中国社会现实和乡村实际的课程。根据当时乡村和乡农的实际状况，乡农学校的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乡农学校相同的课程，有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二是各乡农学校不同的课程，即各地方因地制宜设置的课程。如根据地方治安状况差的情况，设置自卫组织，作自卫训练；山地可以造林，就设置怎样造林的课程；在种棉区设置如何选棉种等课程。而且还可以根据当地需要，随时成立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如种棉、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当然，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教育内容稍有差异，如成人教育开设有公民、识字、农业基础知识、武术等课程；妇女教育开设有育婴、家政等课程；儿童教育开设有国语、算术、卫生、常识、公民等课程。
4．倡导实践精神的教学管理
梁漱溟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存在着过多传授理论知识、缺乏实践锻炼的弊端。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坚持联系生活、联系实际、做学合一、手脑并用的教学管理原则。课程教学从乡村、乡民的实际问题出发，边讲边实际操作，帮助乡农解决问题。例如：邹平西南部多山，问本地人为何不种树，他们说：“种树有好处，我们都知道；但种树容易，保护难，总不能成材。”研究商讨的结果是，要大家有组织地共同造林，共同保护，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编辑 许丽艳）
乡农学校管理的指导思想
乡农学校管理的指导思想是为乡村建设服务。在20世纪20、30 年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农村经济的衰败和社会人士农民的愚昧无知，试图从教育农民入手，改变乡村生活，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改造。梁漱溟在寻找救国之路的过程中体会到，中国的问题在于社会内部的文化失调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社会无序，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内部入手。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在乡村，中国被破坏得最厉害的也是乡村，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从乡村入手，进行乡村建设。梁漱溟主张: 只有一点一滴地从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地进行建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刊行的《乡村建设旬刊汇要》中提到，“以乡农教育推进乡村建设”，“我们的意思是要指明乡村建设与乡农教育是不能分离的，乡农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改造乡村生活；乡农教育的方法也只有一个——去与乡农生活”。根据当时中国乡村的实际状况，梁漱溟认为，只有通过乡农学校的形式，把乡村组织起来开展自救，才能解决中国乡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对乡农学校的管理中，一切管理活动的主旨皆是为乡村建设服务，通过教育促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
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
乡农学校是实施乡村教育的中心环节，分为村学和乡学两级。自1931 年冬开始，山东邹平乡村教育研究院师生在梁漱溟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到邹平各区乡调查研究，试办乡村教育，取消原有的区，将全县划分为10 个乡，乡设“乡学”，乡以下分若干村，村设“村学”。“村学”是“乡学”的基础。学校的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复合体。“村学乡学在这里不仅是个机关，并且是个团体。它包括学长、学董、理事、教员以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男妇老少人众等而言。” 乡农学校名为学校，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学校的功能，它是集政治、经济、教育为一体的综合组织，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乡农学校的目标是：通过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并经知识分子的引导，推动他们自觉起来建设乡村，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改造乡村，建设乡村。”
其组织原则是：⑴政教合一、以教统政。乡村建设借助教育的力量来实行政治和经济措施，以“村学”替代村公所、“乡学”替代乡公所，发挥行政机构的职能，名曰行政系统“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⑵学校式教育和社会式教育融合归一。从乡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梁漱溟十分重视乡村民众教育。他认为，乡村教育“要以民众教育为先”，抓住成人教育，以推动社会改良的工作。他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中说：“今之学校教育，一传统教育也；今之社会教育，一新兴教育运动也。正唯传统学校教育有所不足，或且日益形见其缺短，乃有今之所谓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或成人教育）起为补救……真教育行且见其为两者之融合归一。”学校式教育根据需要在乡农学校中分别设立儿童部、成人部、妇女部、高级部。社会式教育主要是通过农业改良、倡办合作事业和风俗整顿等措施来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
乡农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
梁漱溟的乡农学校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的封闭形式，在大乡村教育管理理念下，扩大了教育地域，学校、农场、田间、工厂、家庭都可作为教育的场所；一切乡众都可接受教育；教育内容也被拓宽了，读书、识字、各种技能技术都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方式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课后活动、劳动、精神陶炼、示范等多种方式灵活运用。
1．学校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
乡农学校的管理机构由两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方面是校董会，由校董会聘任学长（校长），一般由地方上有知识、开明、品德端正的人担任；另一方面是教员与辅导员，由研究院受过训练的人员担任。一方出知识、方法、思路，一方搞组织、管理。这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组织发动全体学众（即全村村民）进行乡村建设。
梁漱溟对“乡学”、“村学”的领导方式有非常具体、细致的要求：除去一切强制手段，除去一切官僚作风，除去一切行政倡议，不能急切，必须从平凡处入手，让“村学”、“乡学”中的日常功课发挥作用，真正做到社会学校化。这样，乡村管理就由过去的行政强制改为知识道德感化。以此消除农民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达到自治的目的。
2．注重加强德育管理
梁漱溟十分看重道德伦理的建设作用，认为精神陶炼比知识技能更为重要。精神陶炼的目的在于救济濒临没落的乡村精神，让乡村人也能激起搞乡村建设的热情，以改变一般人“窘闷无主、意志消沉”的精神状态。梁漱溟在学校中开设了精神陶炼课程。精神陶炼包括三方面：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具体步骤是：“大概起先要顺着他的心理，以稳定他的意志，将中国旧道德巩固人们的自信力。然后再输入新的知识道理来改造从前不适用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同时道德协会每天都要召集全村人一起“朝会”，村民们一起唱歌、呐喊，听学校领导或某位教师的演讲，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健身操。
3．科学实用的弹性课程管理
梁漱溟认为，要改造乡村社会，创造新文化，仅仅依靠中国传统的经学课程和西方的科学课程是不能完成的，学校必须开设适应中国社会现实和乡村实际的课程。根据当时乡村和乡农的实际状况，乡农学校的课程设置分为两大类：一是各乡农学校相同的课程，有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二是各乡农学校不同的课程，即各地方因地制宜设置的课程。如根据地方治安状况差的情况，设置自卫组织，作自卫训练；山地可以造林，就设置怎样造林的课程；在种棉区设置如何选棉种等课程。而且还可以根据当地需要，随时成立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如种棉、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当然，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教育内容稍有差异，如成人教育开设有公民、识字、农业基础知识、武术等课程；妇女教育开设有育婴、家政等课程；儿童教育开设有国语、算术、卫生、常识、公民等课程。
4．倡导实践精神的教学管理
梁漱溟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存在着过多传授理论知识、缺乏实践锻炼的弊端。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坚持联系生活、联系实际、做学合一、手脑并用的教学管理原则。课程教学从乡村、乡民的实际问题出发，边讲边实际操作，帮助乡农解决问题。例如：邹平西南部多山，问本地人为何不种树，他们说：“种树有好处，我们都知道；但种树容易，保护难，总不能成材。”研究商讨的结果是，要大家有组织地共同造林，共同保护，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