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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人对于传统司法的想象，大概都是以“包青天”之类的民间文艺作品为基准。在明代弋阳腔包公戏《高文举珍珠记》中，包青天是带着一身法宝上场的：“（皇上）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条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判人间事不平。”一件法宝对应一项御赐的权力：“金剑”即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铜铡”是“三口铡刀”的原型：“龙头铡”专杀皇亲国戚，“虎头铡”专杀贪官污吏，“狗头铡”专杀犯罪奸民。都是十分可怕的进攻型法宝。
有意思的是，包公要对付的坏人，也拥有非常厉害的防御型法宝——同为御赐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比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券》，剧中的鲁斋郎出生于开国元勋之家，是一名无恶不作的花花太岁，但官府却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有祖传的“铁券丹书”护身。
这样的包公戏“人设”，让我忍不住脑补出一个画面：如果《高文举珍珠记》里的包青天遇上了《破铁券》里的鲁斋郎，一方祭出尚方宝剑，另一方祭出丹书铁券，到底谁能克制住谁呢？这画风，很像《封神榜》中阐教门人与截教弟子的对决。谁胜谁负，并非取决于谁是谁非，而是看谁的法宝代表了更高的权力。有反传统习惯的朋友也许会据此提出批判：你看，中国的司法传统就是这样，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与特权。
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的对决画面，又仿佛是司法版的“鬻矛与盾”故事：“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从法理上说，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确实是自相矛盾的。
大概编写包公案的文人也想不出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到底哪家强吧，所以不敢让这两件超级大法宝同时出现在公堂之上。《破铁券》的那个包公，手里是没有尚方宝劍的。那他又是怎么“破铁券”的呢？
包公用了下三滥的诡计。他在奏报皇帝的文书上写道：今有一人叫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妻女，犯法百端……皇帝看了大怒，批了一个“斩”字。包公收到御笔批复的文书，马上在“鱼”字下边添了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齐字繁体为齊，斋字繁体为齋），“即”字上边添上一点，于是“鱼齐即”变成了“鲁斋郎”。然后立即斩了鲁斋郎。编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的元朝文人，是将包拯这一诡计捧为除暴安良之大智慧的。然而，倘若司法可以如此胡来，那包公一定是比鲁斋郎更可怕的恶棍。幸亏这样的包青天只存在于民间文人的想象中，而非出现在真实的历史中。
包公戏中必不可少的司法道具——三口铡刀与尚方宝剑，其实也出自元明清落魄文人的想象，绝无可能现身于宋朝法庭。虽然宋代有“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的做法，这里的“御剑”很像是尚方宝剑。其实宋朝的“给御剑”有点像汉晋时期的“假节钺”，但权力要小得多：只授予将帅处斩违犯军法之士兵的特权，属于战时的特别举措，并不适用于文官系统，更不可能应用于司法系统的刑事审判。
明代后期开始形成“赐尚方剑”的制度，兵部尚书、总督、巡抚常获皇帝御赐尚方剑，有专杀之特权。但总的来说，晚明的“赐尚方剑”也是类似于“假节钺”的战时举措，不适用于一般的刑事司法。不过，明代的“赐尚方剑”制度可能启发了当时落魄文人的想象力，于是他们在编撰包公戏时便给包拯加了一把尚方宝剑。
丹书铁券也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法庭上，因为宋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的制度，虽然北宋初与南宋初，赵宋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给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铁券，但随着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其人自焚或被诛，铁券亦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接待的辽臣邢祥炫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可知此时宋朝已没有赐铁券之制。南宋前期，学者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说及丹书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
要等到朱明王朝立国，赐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这些功臣均赐铁券。铁券的形状如同瓦片，“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如宰相李善长所持之券，本人可“免二死，子免一死”。讽刺的是，洪武初年所有获得铁券的功臣中，只有汤和与华高得善终，其余的全都死于非命。
其实按宋人的司法观念，所谓的丹书铁券只会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北宋大学者李觏的话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有意思的是，包公要对付的坏人，也拥有非常厉害的防御型法宝——同为御赐的“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比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券》，剧中的鲁斋郎出生于开国元勋之家，是一名无恶不作的花花太岁，但官府却奈何不了他，因为他有祖传的“铁券丹书”护身。
这样的包公戏“人设”，让我忍不住脑补出一个画面：如果《高文举珍珠记》里的包青天遇上了《破铁券》里的鲁斋郎，一方祭出尚方宝剑，另一方祭出丹书铁券，到底谁能克制住谁呢？这画风，很像《封神榜》中阐教门人与截教弟子的对决。谁胜谁负，并非取决于谁是谁非，而是看谁的法宝代表了更高的权力。有反传统习惯的朋友也许会据此提出批判：你看，中国的司法传统就是这样，没有法治，只有人治与特权。
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的对决画面，又仿佛是司法版的“鬻矛与盾”故事：“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从法理上说，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确实是自相矛盾的。
大概编写包公案的文人也想不出尚方宝剑与丹书铁券到底哪家强吧，所以不敢让这两件超级大法宝同时出现在公堂之上。《破铁券》的那个包公，手里是没有尚方宝劍的。那他又是怎么“破铁券”的呢？
包公用了下三滥的诡计。他在奏报皇帝的文书上写道：今有一人叫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妻女，犯法百端……皇帝看了大怒，批了一个“斩”字。包公收到御笔批复的文书，马上在“鱼”字下边添了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个“小”字（齐字繁体为齊，斋字繁体为齋），“即”字上边添上一点，于是“鱼齐即”变成了“鲁斋郎”。然后立即斩了鲁斋郎。编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的元朝文人，是将包拯这一诡计捧为除暴安良之大智慧的。然而，倘若司法可以如此胡来，那包公一定是比鲁斋郎更可怕的恶棍。幸亏这样的包青天只存在于民间文人的想象中，而非出现在真实的历史中。
包公戏中必不可少的司法道具——三口铡刀与尚方宝剑，其实也出自元明清落魄文人的想象，绝无可能现身于宋朝法庭。虽然宋代有“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的做法，这里的“御剑”很像是尚方宝剑。其实宋朝的“给御剑”有点像汉晋时期的“假节钺”，但权力要小得多：只授予将帅处斩违犯军法之士兵的特权，属于战时的特别举措，并不适用于文官系统，更不可能应用于司法系统的刑事审判。
明代后期开始形成“赐尚方剑”的制度，兵部尚书、总督、巡抚常获皇帝御赐尚方剑，有专杀之特权。但总的来说，晚明的“赐尚方剑”也是类似于“假节钺”的战时举措，不适用于一般的刑事司法。不过，明代的“赐尚方剑”制度可能启发了当时落魄文人的想象力，于是他们在编撰包公戏时便给包拯加了一把尚方宝剑。
丹书铁券也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法庭上，因为宋王朝并没有丹书铁券的制度，虽然北宋初与南宋初，赵宋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给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铁券，但随着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其人自焚或被诛，铁券亦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宋真宗时，宋臣王曾出使辽国，接待的辽臣邢祥炫耀“其国中亲贤赐铁券”，王曾告诉他：“铁券者，衰世以宠权臣，用安反侧，岂所以待亲贤耶？”可知此时宋朝已没有赐铁券之制。南宋前期，学者程大昌考据历代典章，说及丹书铁券：“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
要等到朱明王朝立国，赐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这些功臣均赐铁券。铁券的形状如同瓦片，“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以记其功；中镌免罪、减禄之数，以防其过。”如宰相李善长所持之券，本人可“免二死，子免一死”。讽刺的是，洪武初年所有获得铁券的功臣中，只有汤和与华高得善终，其余的全都死于非命。
其实按宋人的司法观念，所谓的丹书铁券只会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北宋大学者李觏的话说，“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为民也，庆赏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