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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去世前的某一刻，杨宝德相信，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時，导师答应送他出国留学，他兴奋地拨通了女友的电话。这位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同远在北京读博的女友吴梦商量：两人都申请公派去美国留学一年，等回国后他们就结婚。
然而，一周后的圣诞节，这位29岁的博士生走向了死亡。2017年12月25日下午，他独自从学校离开，没有带手机和钱包。当天夜晚，他在灞河溺亡，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
对于杨宝德身边绝大多数亲友来说，一切发生得毫无征兆。
杨宝德是家中唯一一个大学生。他来自湖北农村，父母在外地打杂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知道家里负担重，从读大学起，除了学费外，他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本科时，他还在宿舍开过小卖部，给人修过电脑，暑假做过销售。考上研究生后，同学在食堂碰见他，总是看见他吃3块5一碗的面条。
中考成绩优秀的他，放弃了公立高中，选择了一所免除学杂费的私立中学。在家人看来，这也导致他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考上三本。
读本科时，他最重要的目标便是考研，去一个更好的学校。为此从大三下学期开始，他和女友每天在图书馆约会。
读研后，杨宝德将大部分精力转到科研上，他希望日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硕士两年，他共发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还是SCI论文。
研二时，杨宝德申请了硕转博。在没有博导资格的硕士导师推荐下，杨宝德博士期间换了导师，成为一位周姓教授的学生。记者查询西安交大学位论文发现，杨宝德是周教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
但自从换了导师后，杨宝德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读博一年半，他只发了一篇论文，而且用的还是硕士期间的实验成果。由于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并非周教授，并未达到毕业规定的要求。他曾跟女友提起，下个学期，博士生中期考核将至，必须要拿出一些前期研究成果。
在科研无果之际，他曾对之前的硕士生导师发长短信，“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本来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我开始变得恨不得每天谁也不见。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对于科研我抓不住重点，总在取舍之间摇摆不定。我喜欢帮助人，基本别人开口了需要帮忙的不需要帮忙的我都帮了，这导致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做无用功。得到的是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在这条长短信中，他甚至提及自己曾想过轻生。这可能是他对外发出的唯一一个明确的求救讯号。他说道，自己对不起硕导，每次看见硕导和他的车，都会躲着走。
但在他的手机里，家人没有找到导师的回复。
3个月后，杨宝德走向了死亡。他的父母见到儿子的尸体后，哭得瘫软倒地。陪同前来的亲戚感叹，“他们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
在西安交大医学部，有本科生上过周教授的专业课后，评价其“学术专业能力值得肯定”“挺幽默”“喜欢我们夸她”。
有药理学系毕业生告诉记者，系里有的老师和学生在生活上交往较少，有的老师和学生交往密切，周教授属于后者。
张寒曾是杨宝德的硕士同班同学，也是他的好哥们儿。张寒发现，自从转博后，约杨宝德吃饭经常约不上了。好友常挂在嘴边的是“得和导师吃饭”。让张寒有些诧异的是，这种频率“异常的高”。
杨宝德酒量很小，二两白酒就醉。但在导师的饭局上，他有时必须得喝酒。室友曾见过他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宿舍。
在微信上，周教授有一个学生群，叫作“粉丝群”。在群里，她曾对一个硕士生说，“老师要重点培养你，把你培养成我的博士，也好替我挡酒。”
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获得的聊天记录显示，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博士生一年级下学期，周教授提出一个想法让杨宝德考虑——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她在短信中说，“我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忙的事，一周如果给她辅导3次，每次2个小时，100元/次，这样对你来说轻松也能挣些钱补贴一下。”
去年5月至8月，吴梦来到西安陪伴男友。她记得很清楚，每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男友会骑着电动车出门，去高新区给那个高中生上门辅导。被辅导的孩子晚上8点放学，补习两个小时，杨宝德再骑上40分钟电动车，回来常是半夜。每周六，辅导则在博导的办公室进行。暑假后，家教补习终于结束。
杨宝德的家人回忆，有一天早上9点多，他给杨宝德打电话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得把车擦一擦。
家人有些难以置信，杨宝德却淡淡地说，“没多大点事，也不止我一个人。”
在家人面前，他从来只报喜不报忧。转博之后，家人发现的唯一变化是，杨宝德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少了很多，打过去后往往说得也很简短。而好友张寒记得，转博后，他看上去变化并不大，“只是脸上的笑容变少了”。
在张寒的印象中，杨宝德很少对别人说不，“基本上能帮的都会帮”。读研后，他免费帮同学修了上百次电脑。
在吴梦看来，男友“不善于表达”，他不会有什么不满就抱怨。即便在关系最近的朋友面前，他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导师。
吴梦对男友的评价是“很靠谱”，交给他做的事情都很放心。不久前，她过生日，她事先告诉杨宝德，花钱买的礼物不要。杨宝德寄给她一个摩天轮相框，淘宝上买的，几十块钱，照片是他自己制作的。吴梦很开心，罕见地在朋友圈中秀了一把恩爱。
没想到，不到20天，她等到了男友的死讯。
这并非杨宝德第一次尝试轻生。 2017年5月的一天，吴梦和他在一起吃晚饭。饭后，杨宝德离开了二人租住的房子。和平常一样，他告诉吴梦，要去做家教了。到了晚上11点，杨宝德还没回来，屋内却突然响起他的手机闹铃。吴梦这才发现，男友出门时什么都没带，手机、钱包和公交车都留在出租屋内。
第二天晚上，杨宝德终于回到出租屋内，身上到处都是被树枝和小石子刮蹭的伤痕。发疯似的找了一天的吴梦，紧紧地拽住男友，她哭得颤抖，但男友没吭声。
过了两天，在吴梦的死死盘问之下，杨宝德告诉她，那天下午，他去给硕士导师写了点东西，博导知道后，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他。
晚上，他一个人徒步走到20多公里外的秦岭山区，几次尝试自杀没有成功。走回学校时，天已经亮了。他来到学校附近的阳阳国际大厦31层，徘徊了一下午，最终他还是回头，决定再去看女友一眼。他说，如果女友不在家，他就回到阳阳国际，义无反顾地跳下去。
这是吴梦第一次意识到，杨宝德的人生如此岌岌可危。她劝男友换个导师。但杨宝德几乎没考慮这种可能性，“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
记者查询学位论文发现，在西安交大药理学系7位博士生导师中，包括周教授在内的至少三位教授同为其中一位教授的学生。杨宝德的硕士生导师也和周教授同出一个师门。杨宝德的一位同专业硕士同班同学告诉记者，在学校3年，她从未听闻曾有人申请转导师，“想想都太难了”。
转导师的提议被否定后，吴梦又提出，“要不咱就不读了算了。”但这个提议对杨宝德来说更难接受。他告诉吴梦，“好不容易读了这么多年，如果我现在不读的话，连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在考虑转博期间，杨宝德也曾告诉家人，“转成硕博连读的话，如果拿不到博士文凭，硕士文凭也没了。”事实上，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硕博连读研究生学满一学年，可以申请自愿降为硕士研究生。但杨宝德的家人推测他并不知情，“否则压力不会这么大”。
劝说男友失败，吴梦陷入不安中。她想告诉男友的家人，但杨宝德怕家里人担心，不让她说。吴梦只好打电话给男友的导师周教授。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向周教授详细说明了男友试图自杀之事，“希望宝德能活着毕业”。对方回应，“以后会注意的”。
对于杨宝德来说，出国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又一次努力。
家人早就听他说过，“想出国一年，现在留校都要有海归经历。”室友也记得，出事前一个星期左右，他正坐在电脑前撰写留学邀请函，杨宝德凑到屏幕前，仔细地向他询问，申请出国要准备哪些材料。“你首先得和导师商量。”室友告诉他。
因此，12月18日，当家人和女友接到了杨宝德电话，知道导师同意帮他联系出国事宜，都高兴极了。
12月20日中午，杨宝德去了室友所在的实验室，借了仪器做实验。
转折发生在一天后。导师向杨宝德询问实验结果，他回复道，“周老师，我下午去自习室做英语阅读去了，实验结果出来了。”导师强调，“结果出来，应该先给老师汇报一下，首先是实验，晚上不做实验了才学习英语，而不是用工作日去做。”
吴梦告诉记者，杨宝德失联后，一位同学告诉她，杨宝德曾和自己聊起此事。这位同学劝杨放弃出国的念头，“你这么好用，导师怎么会舍得放你走呢？”
但从一些迹象看来，杨宝德似乎并未完全死心。23日下午，他照常和好友去打了篮球，还和室友去超市买了锅巴等零食。晚上，他在微信上主动联系了一位正申请出国的同学，向她了解留学生活费和语言证明等问题。甚至，他还要了一个报名英语考试的电话。
第二天，他和室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宿舍。中午，吴梦发来视频邀请，杨宝德没有接。晚上他主动回拨了过去。
那天夜里，室友忙着写材料写到凌晨4点，他睡下时看见，杨宝德还醒着，正在玩王者荣耀。
早上8点，室友离开宿舍时，看见杨宝德还在玩手机游戏。这有些反常，室友冲他说，“今天圣诞节啊。”杨宝德笑了笑。
室友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他和杨宝德说的最后一句话。
手机显示，那天晚上在师门微信群中，师妹想找他拿钥匙，他没回复。
晚上6点，女友发来消息，还是没回。吴梦纳闷，“今天是圣诞节，怎么这么安静。”晚上11点，室友听到杨宝德的手机闹铃响起，那是他为了提醒女友睡觉设置的。室友没多想，照常睡去。
正是这个时段，河水涌入杨宝德的肺中。法医鉴定表明，杨宝德去世于当晚10点至12点之间。
监控显示，25日下午5点半左右，这个瘦高个男生穿着黄蓝色棉袄，从宿舍楼走出，这是他当天第一次离开宿舍楼。他走出校门，进了小寨地铁站。
他只带了公交卡和一点零钱。他没有留下任何透露心情的文字。亲友翻查他留下的手机发现，出事当天，他曾搜索“西安最大的河”“西安最大的湖”。
大约6点半，杨宝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他从浐灞中心地铁站A口出来，往大桥的方向走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杨宝德外均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
那時，导师答应送他出国留学，他兴奋地拨通了女友的电话。这位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同远在北京读博的女友吴梦商量：两人都申请公派去美国留学一年，等回国后他们就结婚。
然而，一周后的圣诞节，这位29岁的博士生走向了死亡。2017年12月25日下午，他独自从学校离开，没有带手机和钱包。当天夜晚，他在灞河溺亡，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
对于杨宝德身边绝大多数亲友来说，一切发生得毫无征兆。
杨宝德是家中唯一一个大学生。他来自湖北农村，父母在外地打杂工，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知道家里负担重，从读大学起，除了学费外，他基本没找家里要过钱。本科时，他还在宿舍开过小卖部，给人修过电脑，暑假做过销售。考上研究生后，同学在食堂碰见他，总是看见他吃3块5一碗的面条。
中考成绩优秀的他，放弃了公立高中，选择了一所免除学杂费的私立中学。在家人看来，这也导致他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考上三本。
读本科时，他最重要的目标便是考研，去一个更好的学校。为此从大三下学期开始，他和女友每天在图书馆约会。
读研后，杨宝德将大部分精力转到科研上，他希望日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硕士两年，他共发了3篇论文，其中一篇还是SCI论文。
研二时，杨宝德申请了硕转博。在没有博导资格的硕士导师推荐下，杨宝德博士期间换了导师，成为一位周姓教授的学生。记者查询西安交大学位论文发现，杨宝德是周教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
但自从换了导师后，杨宝德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读博一年半，他只发了一篇论文，而且用的还是硕士期间的实验成果。由于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并非周教授，并未达到毕业规定的要求。他曾跟女友提起，下个学期，博士生中期考核将至，必须要拿出一些前期研究成果。
在科研无果之际，他曾对之前的硕士生导师发长短信，“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本来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我开始变得恨不得每天谁也不见。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对于科研我抓不住重点，总在取舍之间摇摆不定。我喜欢帮助人，基本别人开口了需要帮忙的不需要帮忙的我都帮了，这导致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做无用功。得到的是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在这条长短信中，他甚至提及自己曾想过轻生。这可能是他对外发出的唯一一个明确的求救讯号。他说道，自己对不起硕导，每次看见硕导和他的车，都会躲着走。
但在他的手机里，家人没有找到导师的回复。
3个月后，杨宝德走向了死亡。他的父母见到儿子的尸体后，哭得瘫软倒地。陪同前来的亲戚感叹，“他们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
在西安交大医学部，有本科生上过周教授的专业课后，评价其“学术专业能力值得肯定”“挺幽默”“喜欢我们夸她”。
有药理学系毕业生告诉记者，系里有的老师和学生在生活上交往较少，有的老师和学生交往密切，周教授属于后者。
张寒曾是杨宝德的硕士同班同学，也是他的好哥们儿。张寒发现，自从转博后，约杨宝德吃饭经常约不上了。好友常挂在嘴边的是“得和导师吃饭”。让张寒有些诧异的是，这种频率“异常的高”。
杨宝德酒量很小，二两白酒就醉。但在导师的饭局上，他有时必须得喝酒。室友曾见过他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宿舍。
在微信上，周教授有一个学生群，叫作“粉丝群”。在群里，她曾对一个硕士生说，“老师要重点培养你，把你培养成我的博士，也好替我挡酒。”
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获得的聊天记录显示，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博士生一年级下学期，周教授提出一个想法让杨宝德考虑——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她在短信中说，“我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太忙的事，一周如果给她辅导3次，每次2个小时，100元/次，这样对你来说轻松也能挣些钱补贴一下。”
去年5月至8月，吴梦来到西安陪伴男友。她记得很清楚，每周二和周四的晚上，男友会骑着电动车出门，去高新区给那个高中生上门辅导。被辅导的孩子晚上8点放学，补习两个小时，杨宝德再骑上40分钟电动车，回来常是半夜。每周六，辅导则在博导的办公室进行。暑假后，家教补习终于结束。
杨宝德的家人回忆，有一天早上9点多，他给杨宝德打电话得知，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正在导师家做卫生，等会还得把车擦一擦。
家人有些难以置信，杨宝德却淡淡地说，“没多大点事，也不止我一个人。”
在家人面前，他从来只报喜不报忧。转博之后，家人发现的唯一变化是，杨宝德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少了很多，打过去后往往说得也很简短。而好友张寒记得，转博后，他看上去变化并不大，“只是脸上的笑容变少了”。
在张寒的印象中，杨宝德很少对别人说不，“基本上能帮的都会帮”。读研后，他免费帮同学修了上百次电脑。
在吴梦看来，男友“不善于表达”，他不会有什么不满就抱怨。即便在关系最近的朋友面前，他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导师。
吴梦对男友的评价是“很靠谱”，交给他做的事情都很放心。不久前，她过生日，她事先告诉杨宝德，花钱买的礼物不要。杨宝德寄给她一个摩天轮相框，淘宝上买的，几十块钱，照片是他自己制作的。吴梦很开心，罕见地在朋友圈中秀了一把恩爱。
没想到，不到20天，她等到了男友的死讯。
这并非杨宝德第一次尝试轻生。 2017年5月的一天，吴梦和他在一起吃晚饭。饭后，杨宝德离开了二人租住的房子。和平常一样，他告诉吴梦，要去做家教了。到了晚上11点，杨宝德还没回来，屋内却突然响起他的手机闹铃。吴梦这才发现，男友出门时什么都没带，手机、钱包和公交车都留在出租屋内。
第二天晚上，杨宝德终于回到出租屋内，身上到处都是被树枝和小石子刮蹭的伤痕。发疯似的找了一天的吴梦，紧紧地拽住男友，她哭得颤抖，但男友没吭声。
过了两天，在吴梦的死死盘问之下，杨宝德告诉她，那天下午，他去给硕士导师写了点东西，博导知道后，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他。
晚上，他一个人徒步走到20多公里外的秦岭山区，几次尝试自杀没有成功。走回学校时，天已经亮了。他来到学校附近的阳阳国际大厦31层，徘徊了一下午，最终他还是回头，决定再去看女友一眼。他说，如果女友不在家，他就回到阳阳国际，义无反顾地跳下去。
这是吴梦第一次意识到，杨宝德的人生如此岌岌可危。她劝男友换个导师。但杨宝德几乎没考慮这种可能性，“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
记者查询学位论文发现，在西安交大药理学系7位博士生导师中，包括周教授在内的至少三位教授同为其中一位教授的学生。杨宝德的硕士生导师也和周教授同出一个师门。杨宝德的一位同专业硕士同班同学告诉记者，在学校3年，她从未听闻曾有人申请转导师，“想想都太难了”。
转导师的提议被否定后，吴梦又提出，“要不咱就不读了算了。”但这个提议对杨宝德来说更难接受。他告诉吴梦，“好不容易读了这么多年，如果我现在不读的话，连硕士学位都拿不到。”
在考虑转博期间，杨宝德也曾告诉家人，“转成硕博连读的话，如果拿不到博士文凭，硕士文凭也没了。”事实上，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硕博连读研究生学满一学年，可以申请自愿降为硕士研究生。但杨宝德的家人推测他并不知情，“否则压力不会这么大”。
劝说男友失败，吴梦陷入不安中。她想告诉男友的家人，但杨宝德怕家里人担心，不让她说。吴梦只好打电话给男友的导师周教授。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向周教授详细说明了男友试图自杀之事，“希望宝德能活着毕业”。对方回应，“以后会注意的”。
对于杨宝德来说，出国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又一次努力。
家人早就听他说过，“想出国一年，现在留校都要有海归经历。”室友也记得，出事前一个星期左右，他正坐在电脑前撰写留学邀请函，杨宝德凑到屏幕前，仔细地向他询问，申请出国要准备哪些材料。“你首先得和导师商量。”室友告诉他。
因此，12月18日，当家人和女友接到了杨宝德电话，知道导师同意帮他联系出国事宜，都高兴极了。
12月20日中午，杨宝德去了室友所在的实验室，借了仪器做实验。
转折发生在一天后。导师向杨宝德询问实验结果，他回复道，“周老师，我下午去自习室做英语阅读去了，实验结果出来了。”导师强调，“结果出来，应该先给老师汇报一下，首先是实验，晚上不做实验了才学习英语，而不是用工作日去做。”
吴梦告诉记者，杨宝德失联后，一位同学告诉她，杨宝德曾和自己聊起此事。这位同学劝杨放弃出国的念头，“你这么好用，导师怎么会舍得放你走呢？”
但从一些迹象看来，杨宝德似乎并未完全死心。23日下午，他照常和好友去打了篮球，还和室友去超市买了锅巴等零食。晚上，他在微信上主动联系了一位正申请出国的同学，向她了解留学生活费和语言证明等问题。甚至，他还要了一个报名英语考试的电话。
第二天，他和室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宿舍。中午，吴梦发来视频邀请，杨宝德没有接。晚上他主动回拨了过去。
那天夜里，室友忙着写材料写到凌晨4点，他睡下时看见，杨宝德还醒着，正在玩王者荣耀。
早上8点，室友离开宿舍时，看见杨宝德还在玩手机游戏。这有些反常，室友冲他说，“今天圣诞节啊。”杨宝德笑了笑。
室友压根儿没想到，这是他和杨宝德说的最后一句话。
手机显示，那天晚上在师门微信群中，师妹想找他拿钥匙，他没回复。
晚上6点，女友发来消息，还是没回。吴梦纳闷，“今天是圣诞节，怎么这么安静。”晚上11点，室友听到杨宝德的手机闹铃响起，那是他为了提醒女友睡觉设置的。室友没多想，照常睡去。
正是这个时段，河水涌入杨宝德的肺中。法医鉴定表明，杨宝德去世于当晚10点至12点之间。
监控显示，25日下午5点半左右，这个瘦高个男生穿着黄蓝色棉袄，从宿舍楼走出，这是他当天第一次离开宿舍楼。他走出校门，进了小寨地铁站。
他只带了公交卡和一点零钱。他没有留下任何透露心情的文字。亲友翻查他留下的手机发现，出事当天，他曾搜索“西安最大的河”“西安最大的湖”。
大约6点半，杨宝德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监控中。他从浐灞中心地铁站A口出来，往大桥的方向走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杨宝德外均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