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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震救灾的近期报道中，有几则消息使笔者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则是北川邓家刘汉希望小学，虽处在单位空间死伤最严重的地域，但全校483名学生却一个也没有少，其原¬因是教学楼没有被震垮。不仅如此，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都没有碎。再往前追溯就知道十年前，刘汉和总经¬理孙晓东对下属X先生交代：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了事，你就从公司里走人。于是负责监理工程的X先生发现施工公司的水泥中泥土太多，他就要求必须把沙子里的泥土冲洗干净，也不能用扁平的石子，因为扁平石子会使水泥结实度大打折扣，在水泥浇灌过程中是灾难性的，为此他曾大发雷霆，并据理力争（见《中国新闻出版报》5月22日第7版）。
二则是绵竹市教育局副局长朱琦在分析该市此次地震灾难中坍塌了的11所小学时坦言，是防震不足和经¬验缺乏的问题。他说1989年以后的房子抗震标准是七级，实际上能达到六级，而教室这样特殊的房屋结构抗震能力还会下降。三则是安县桑枣中学20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特别是那天强震时，有着700师生的教学实验楼没有坍塌，全校师生竟然能在震后1分36秒内全部集中到操场（震时，都趴在课桌下面）。其实当初教学实验楼完工时，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不是正规建筑公司施工的，又没有单位敢验收它，谁¬也不愿意搬进去。作为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他带头搬进去了。后来他当领导后，决心修好这栋楼，找了正规公司，结果建筑时花了17万，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其中对工程承重的柱子加粗直径，重新浇灌水泥（原¬来的连接处塞的是水泥袋）。对大理石贴面，他怕掉下来砸着学生，就要求施工者对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用金属钉挂在外墙上。他还坚持组织全校的紧急疏散的演习。他就是该校校长叶志平。
尽管学校楼房坍塌有房间跨度大、缺少支撑的原¬因，有本次地震朝东西向扩散，南北向房屋损毁程度较轻的情形，也有设计时抗震级数不够的缺陷，但笔者以为，对一部分建筑物来讲，“认真”文化的缺失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一次沉痛的带血的教训。如果不是刘汉和他的公司以及被赋予工程监理职责的X先生认真把关，坚决要求施工公司按规定办；如果不是叶志平校长对于这座先天不足的教学实验楼的“超值”修复，我们不敢设想，483名小学师生和2000多名中学师生会被死神带走多少！我们也不敢妄言，有多少建筑物的坍塌是因为质量未达标而导致的，但是肯定会有一些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不可否认，防震意识不足和经¬验缺乏造成了校舍的坍塌。但难道仅仅是这个原¬因吗？为什么要求是抗震标准七级，实际上能达到六级，有的还会下降呢？显然，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我们不想也不应该苛求于当地的同志，因为强震刚刚过去，余震还在发生，大家都处在丧失亲人和同胞的悲痛之中。但是，在撼天动地的灾害面前，不允许我们存在着哪怕是一点点的不“认真”的侥幸。我们应该把不够认真的代价降至最小，从而把不够认真的陋习克服至极至。
有人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学德国和日本的做法。德国的汽车性能好于美国和日本，不是德国的技术超过了这些国家，而是德国有一种精益求精、苛刻认真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氛围。有人举例说：在同类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上，德国人告诉你：这个螺丝可以拧3.5圈，中国人告诉你，这个螺丝可以拧3.5～4.5圈。还有人以打扫卫生为例，来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异：日本人是把脏东西从砖缝里往外掏，而我们每每却是把脏东西往砖缝里扫。这其中可能有极而言之的成分，但总体仍反映了在“认真”文化上，我们的某种差距。其实，我们民族也有特别认真的范例，叶志平校长和刘汉希望小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过，也要承认，在相当大的层面上我们在对“认真”的理解上有不认真的成分，我们对“认真”的标准掌握上有过于宽容的倾向，而这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并不明显，但是一旦遇到一些毁灭性的事件与灾难，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例如，这次的汶川震灾，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以外，能说没有人们某种不认真的因素吗？从这个意义上，又如何来计算刘汉与叶志平校长因为责任心和认真给2700多名师生的生命带来的拯救！
由此，我在想我们在情系汶川、泪洒汶川的同时，是否有必要结合抗震救灾，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持续的关于“认真文化”的教育。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认真文化”应该有自己足够的地位与充分的空间。我们不能只在技术层面讨论“认真与否”的问题，我们应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讨论“认真与否”的问题。“认真文化”的教育，应该成为基本国策，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研究与实践的课题。有关的案例，应该成为沉甸甸的精神瑰宝，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我们要从硬件和软件、个人与集体、眼前和长远等等诸多方面，努力形成关于“认真文化”的制度保障体系，形成浓厚的认真风气。全面性的、持久性的“认真”要求，也许一下子或短时期内并不能真正做到全面性和持久性，但总可以减少某种片面性，弱化某种短期性！让“认真文化”成为一种基本元素，进入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到历史的久远，成为我们非如此不为的习惯。
二则是绵竹市教育局副局长朱琦在分析该市此次地震灾难中坍塌了的11所小学时坦言，是防震不足和经¬验缺乏的问题。他说1989年以后的房子抗震标准是七级，实际上能达到六级，而教室这样特殊的房屋结构抗震能力还会下降。三则是安县桑枣中学20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特别是那天强震时，有着700师生的教学实验楼没有坍塌，全校师生竟然能在震后1分36秒内全部集中到操场（震时，都趴在课桌下面）。其实当初教学实验楼完工时，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不是正规建筑公司施工的，又没有单位敢验收它，谁¬也不愿意搬进去。作为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他带头搬进去了。后来他当领导后，决心修好这栋楼，找了正规公司，结果建筑时花了17万，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其中对工程承重的柱子加粗直径，重新浇灌水泥（原¬来的连接处塞的是水泥袋）。对大理石贴面，他怕掉下来砸着学生，就要求施工者对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用金属钉挂在外墙上。他还坚持组织全校的紧急疏散的演习。他就是该校校长叶志平。
尽管学校楼房坍塌有房间跨度大、缺少支撑的原¬因，有本次地震朝东西向扩散，南北向房屋损毁程度较轻的情形，也有设计时抗震级数不够的缺陷，但笔者以为，对一部分建筑物来讲，“认真”文化的缺失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一次沉痛的带血的教训。如果不是刘汉和他的公司以及被赋予工程监理职责的X先生认真把关，坚决要求施工公司按规定办；如果不是叶志平校长对于这座先天不足的教学实验楼的“超值”修复，我们不敢设想，483名小学师生和2000多名中学师生会被死神带走多少！我们也不敢妄言，有多少建筑物的坍塌是因为质量未达标而导致的，但是肯定会有一些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不可否认，防震意识不足和经¬验缺乏造成了校舍的坍塌。但难道仅仅是这个原¬因吗？为什么要求是抗震标准七级，实际上能达到六级，有的还会下降呢？显然，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我们不想也不应该苛求于当地的同志，因为强震刚刚过去，余震还在发生，大家都处在丧失亲人和同胞的悲痛之中。但是，在撼天动地的灾害面前，不允许我们存在着哪怕是一点点的不“认真”的侥幸。我们应该把不够认真的代价降至最小，从而把不够认真的陋习克服至极至。
有人提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学德国和日本的做法。德国的汽车性能好于美国和日本，不是德国的技术超过了这些国家，而是德国有一种精益求精、苛刻认真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氛围。有人举例说：在同类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上，德国人告诉你：这个螺丝可以拧3.5圈，中国人告诉你，这个螺丝可以拧3.5～4.5圈。还有人以打扫卫生为例，来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异：日本人是把脏东西从砖缝里往外掏，而我们每每却是把脏东西往砖缝里扫。这其中可能有极而言之的成分，但总体仍反映了在“认真”文化上，我们的某种差距。其实，我们民族也有特别认真的范例，叶志平校长和刘汉希望小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过，也要承认，在相当大的层面上我们在对“认真”的理解上有不认真的成分，我们对“认真”的标准掌握上有过于宽容的倾向，而这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并不明显，但是一旦遇到一些毁灭性的事件与灾难，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例如，这次的汶川震灾，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以外，能说没有人们某种不认真的因素吗？从这个意义上，又如何来计算刘汉与叶志平校长因为责任心和认真给2700多名师生的生命带来的拯救！
由此，我在想我们在情系汶川、泪洒汶川的同时，是否有必要结合抗震救灾，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持续的关于“认真文化”的教育。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认真文化”应该有自己足够的地位与充分的空间。我们不能只在技术层面讨论“认真与否”的问题，我们应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面讨论“认真与否”的问题。“认真文化”的教育，应该成为基本国策，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研究与实践的课题。有关的案例，应该成为沉甸甸的精神瑰宝，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我们要从硬件和软件、个人与集体、眼前和长远等等诸多方面，努力形成关于“认真文化”的制度保障体系，形成浓厚的认真风气。全面性的、持久性的“认真”要求，也许一下子或短时期内并不能真正做到全面性和持久性，但总可以减少某种片面性，弱化某种短期性！让“认真文化”成为一种基本元素，进入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到历史的久远，成为我们非如此不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