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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外交要有点真功夫
我在联合国工作时，针对印巴冲突，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展开激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支持印度、巴基斯坦立即停火，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始终以圆滑的措辞表示反对，旨在拖延时间。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华沙条约诸国都随声附和，特别是波兰的代表，与马立克积极呼应。
后来乔冠华、黄华在一起商议，认为应该在发言里点一点波兰。副代表唐明照随后在辩论发言中说了这样的话：波兰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而如今当另一个国家面临被瓜分时，怎么竟然扮演起推波助澜的角色？当时我听到这样的发言，觉得特别在理，感到适当地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比外交辞令来得更有力量。
还有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指责了犹太复国主义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特柯阿不紧不慢地回应说：“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你们批评我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国人不是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吗？孙中山先生当年曾经发电报给我们，对犹太人复国表示支持。这是个事实。”
虽然在一战前后就有人鼓吹犹太复国，但在原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划出一块，重建以色列国，是二战以后的事。以色列国被联合国承认接纳已到了1949年5月。孙中山早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在世时以色列“国”尚不存在，孙中山给谁发电报表示支持呢？
因此，当时坐在代表席上的周南马上发言反驳，指出特柯阿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但此事毕竟来得突然，周南心里不踏实，散会后马上给国内发电报让立即查一下。外交部在部藏档案里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档案，就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去查，没想到还真查到了孙中山确实给犹太人发过一封电报。这说明以色列的调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们所说确有凭据，而中国代表团仓促应战露出了破绽，显得有些被动。
这些案例说明，外交有着很深的学问，外交舞台上几招一过，外交努力的效果、外交官的才华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面对挑衅性的问题
2000年初，我在巴黎大学做了一场报告，听众有1000多人。演讲结束后，观众可以随便提问。有一位听众问道：“中国为什么不讲民主？”
在国外工作多年，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此类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我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方式不一样，这是由各国的情况所决定的。法国的民主思想出现较早，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你们法国哪一年才给妇女选举权？是1945年。150多年后，法国妇女才有选举权。这就说明，民主体制在你们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而且，一开始你们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积极公民”有选举权，上税的公民有选举权，不积极、不上税的公民就没有选举权。
我接着说：你们经过几百年才到了如今这个程度，而中国有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新中国才经历了几十年，中国当然有自己的民主历程。中国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你们不能拿你们的模式来套中国。
最后我反问道：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你们谈民主了吗？
我讲话结束后离开会场前，全场听众起立鼓掌。法国人鼓掌绝不慷慨，他赞赏你才会鼓掌，可根本谈不上起立。大概因为我的话有理有据，尤其是举了法国人的历史说明问题，他们心悦诚服。这说明懂点历史是很有好处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
搞外交的人，对外接触面非常广，三教九流都有。回顾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外交队伍中也出现了少数败类，被外国情报机构收买过去，为了钱向他们提供我方内部文件和情报。外国情报机构之所以盯住这些人，一定是通过接触发现了这些人身上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人家就会乘虚而人，所以外交官慎独很重要。
我在比利时当代办期间，有一次华人举行餐馆开张仪式，请我剪彩。他们很用心思，剪彩的剪刀是金子做的。仪式完毕之后，他们把这把剪刀送给了我。我回去之后立即把金剪刀上交了。外交官不能贪财。人与人之间接触是相互观察的，你有贪财的毛病一定会在接触中流露出来，那就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
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官有四条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四条也成为外交学院的校训。周总理还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事情要多请示、多汇报。外交队伍就应当是这样一支队伍。
我从年轻时投身外交后，就非常注意有事情多请示、多汇报。1963年，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作期间，中国代表回国述职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独当一面，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行局的会议。有一次经常与我吵架的苏联代表来找我，说要请我吃晚饭。这件事情我立即向使馆参赞做了汇报，参赞明确指示我不要去。我还向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做了汇报，他们也肯定了使馆参赞的意见，认为这是苏联代表想趁中国代表不在时做我这个小青年的工作。
那些被外国人收买的外交官，一定不会如实向领导汇报情况，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摘自《吴建民谈外交》中信出版社）
我在联合国工作时，针对印巴冲突，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展开激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支持印度、巴基斯坦立即停火，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始终以圆滑的措辞表示反对，旨在拖延时间。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华沙条约诸国都随声附和，特别是波兰的代表，与马立克积极呼应。
后来乔冠华、黄华在一起商议，认为应该在发言里点一点波兰。副代表唐明照随后在辩论发言中说了这样的话：波兰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而如今当另一个国家面临被瓜分时，怎么竟然扮演起推波助澜的角色？当时我听到这样的发言，觉得特别在理，感到适当地援引一些历史事实，比外交辞令来得更有力量。
还有一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指责了犹太复国主义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特柯阿不紧不慢地回应说：“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你们批评我们。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中国人不是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吗？孙中山先生当年曾经发电报给我们，对犹太人复国表示支持。这是个事实。”
虽然在一战前后就有人鼓吹犹太复国，但在原属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划出一块，重建以色列国，是二战以后的事。以色列国被联合国承认接纳已到了1949年5月。孙中山早在1925年就逝世了，他在世时以色列“国”尚不存在，孙中山给谁发电报表示支持呢？
因此，当时坐在代表席上的周南马上发言反驳，指出特柯阿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但此事毕竟来得突然，周南心里不踏实，散会后马上给国内发电报让立即查一下。外交部在部藏档案里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孙中山时期的外交档案，就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去查，没想到还真查到了孙中山确实给犹太人发过一封电报。这说明以色列的调研工作做得非常周密，他们所说确有凭据，而中国代表团仓促应战露出了破绽，显得有些被动。
这些案例说明，外交有着很深的学问，外交舞台上几招一过，外交努力的效果、外交官的才华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面对挑衅性的问题
2000年初，我在巴黎大学做了一场报告，听众有1000多人。演讲结束后，观众可以随便提问。有一位听众问道：“中国为什么不讲民主？”
在国外工作多年，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此类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我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每个国家实现民主的方式不一样，这是由各国的情况所决定的。法国的民主思想出现较早，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你们法国哪一年才给妇女选举权？是1945年。150多年后，法国妇女才有选举权。这就说明，民主体制在你们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而且，一开始你们国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积极公民”有选举权，上税的公民有选举权，不积极、不上税的公民就没有选举权。
我接着说：你们经过几百年才到了如今这个程度，而中国有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新中国才经历了几十年，中国当然有自己的民主历程。中国的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你们不能拿你们的模式来套中国。
最后我反问道：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你们谈民主了吗？
我讲话结束后离开会场前，全场听众起立鼓掌。法国人鼓掌绝不慷慨，他赞赏你才会鼓掌，可根本谈不上起立。大概因为我的话有理有据，尤其是举了法国人的历史说明问题，他们心悦诚服。这说明懂点历史是很有好处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
搞外交的人，对外接触面非常广，三教九流都有。回顾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外交队伍中也出现了少数败类，被外国情报机构收买过去，为了钱向他们提供我方内部文件和情报。外国情报机构之所以盯住这些人，一定是通过接触发现了这些人身上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人家就会乘虚而人，所以外交官慎独很重要。
我在比利时当代办期间，有一次华人举行餐馆开张仪式，请我剪彩。他们很用心思，剪彩的剪刀是金子做的。仪式完毕之后，他们把这把剪刀送给了我。我回去之后立即把金剪刀上交了。外交官不能贪财。人与人之间接触是相互观察的，你有贪财的毛病一定会在接触中流露出来，那就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
周恩来总理对外交官有四条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四条也成为外交学院的校训。周总理还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事情要多请示、多汇报。外交队伍就应当是这样一支队伍。
我从年轻时投身外交后，就非常注意有事情多请示、多汇报。1963年，我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作期间，中国代表回国述职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独当一面，出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行局的会议。有一次经常与我吵架的苏联代表来找我，说要请我吃晚饭。这件事情我立即向使馆参赞做了汇报，参赞明确指示我不要去。我还向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做了汇报，他们也肯定了使馆参赞的意见，认为这是苏联代表想趁中国代表不在时做我这个小青年的工作。
那些被外国人收买的外交官，一定不会如实向领导汇报情况，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摘自《吴建民谈外交》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