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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9年的一篇回忆自己艺术道路的文字里，就我在四方区文化馆工作过的一年，写了以下的话：“1979年，我调到区文化馆去工作。区文化馆对工厂里的美术积极分子、活动骨干进行培训，其中有一个雕塑班。雕塑班每个星期六晚上活动，因为我年轻，就留下来，给他们开门、锁门之类的。那时我待着也没事，就经常捏两下泥巴。正是这个文化馆的工作让我决定了要报考雕塑，反而没考国画。”
仔细回想起来，要说的事情就多了。1979年，我从国棉一厂调到四方区文化馆担任美工。1980年，我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雕塑专业，走上了专业雕塑家的道路。前后算起来，应该是一年多的时间。在四方区文化馆的这一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我遇到了赵培桴和于家骧两位老师。
初识雕塑
我调入文化馆是为了接替就要退休的赵培桴老师。
记得当时的四方区文化馆根据职能大概分为美术摄影、音乐、戏剧电影和图书馆五个部分，面向四方区的企业和机关，通过组织培训基层文化艺术骨干，引导和带动基层职工文化活动。
我所在的美术组就是我和赵培桴老师二人，在二楼最东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楼下有两间活动室归我们使用，一间大的是为绘画组准备的，四米多挑高的空间，南面东面都是窗子，墙角总是放着一尊大卫石膏头像，木地板人走上去嗵嗵地响。这间画室里办过不知多少次业余职工绘画培训学习班。我调来的时候，这里就成为一个新的活动平台，这就是经常有正在准备考学的青年聚集在这里，画石膏像和写生素描或者画水粉、水彩静物。每当暑假，就会有已经考入省内和全国美术院校的学生们，带回自己的课堂作业，在这个房间里做一个小型的汇报展。这时大家就会聚拢来，交流习画心得和各类信息。凡这类事情都是由赵老师召集的，他在四方区文化馆工作了几十年，四方区各企业单位的几代美术骨干都经过他的手。
楼下的另一间屋子和文化馆两层楼的主体是分开的，原来是作为馆里堆放杂物的仓库使用，单独一大间、黑洞洞的。后来就收拾出来，被用作业余雕塑创作组的活动室。
我调入文化馆的时候，这个雕塑组就已经活动了好几年。一共有五、六个组员，来自不同的企业单位，担任教头的是李轲民老师。他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人瘦，讲话不太多。大家都很尊重他。当时青岛的美术圈子就传说青岛只有两个正宗科班出身的雕塑家，一个是青岛工艺美校的邢成林，另一个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李轲民。后来八十年代末，我到北京的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时才知道，这位李轲民是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内地大学西迁避乱时组建的国立艺专的雕塑毕业生，与他同班的同学有傅天仇、司徒杰，他们的老师就是刘开渠等最早一批留法留日学习归来的雕塑家。这批学生应该是中国第一代比较有成就的本土成长起来的雕塑家。
李老师的家也住在四方区，既然四方区文化馆有条件搞这么个雕塑平台，所以他就成为这里的核心人物。
担任雕塑组长的是青岛三十中学的美术老师于家骧，他是青岛当地自学成才的几位雕塑家之一。记得我刚到文化馆报到没几天，赵老师就带我去三十中学拜见于老师。当时的青岛三十中在杭州路上，于家骧老师的美术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顶端。这里有着所有中学美术组常见的气氛，只是多出了泥巴、石膏和雕塑台。我们到达时，于老师正着手用石膏翻制一个刚做完的泥塑人物肖像的石膏模。面对第一次见识雕塑艺术的我，于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向我讲解做泥塑和翻制模子的方法步骤，甚至还鼓励我试着动手撩石膏。已经当过七年工人的我，对这种活计也不生疏，更何况我对何谓雕塑充满了好奇心，自然就上了手，一直帮于老师把这个模子翻完。
就这样，我第一次亲身和雕塑打上了交道。
投身雕塑
八十年代的中国，每周只休周日一天。所以这个业余雕塑组的活动时间是每个星期六晚上，有时星期天的白天也有活动。我调来之前，是赵老师每个周六傍晚为雕塑家们开门，等大家活动完后再锁上门，晚上十点多钟才赶回家。为了让已近退休年龄的赵老师免去劳累，我接过了这项工作，为雕塑家们开门锁门。
雕塑组的活动平常就是大家一起做泥塑写生，练习提高造型基本功。每逢到市里筹备大型美术展览时就忙碌起来。五十年以来代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文化活动系统。所谓群众文化生活都是由各企业单位的工会组织的。在四方区管辖的范围内，像四方机厂、国棉一厂、二厂这样的大厂，工会都设有专门的美术宣传组。这类美术宣传组里聚集着一批青年美术爱好者，平时大家一起画画、交流，逢年过节市工会组织新年美展、或者每逢四年一度的全国美展之时，省、市级文化局，工会宣传部门，也会组织发动骨干力量进行创作活动以及展开层层评选。这一类创作和评选对象的基本层面就在这些大的企业美术组里。这些美术组骨干们平时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区文化馆组织的各类专业活动，而且每个区的文化馆都有各自的强项。四方文化馆当时的强项之一就是这个业余雕塑创作组。
记得我刚来文化馆就赶上了全国性的支持和宣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美术摄影展览活动。雕塑组的活动因此也频繁起来。每个人都选了自己喜欢的题材制作雕塑作品。文化馆给每位雕塑家提供一些基本材料，比如石膏粉，颜料。颜料在那时的用处是，因为经济水平低，雕塑做成石膏模型后，不可能打制成石头或者铸成青铜，就用颜料来模仿花岗岩或者青铜。当时李轲民老师和于家骧老师就鼓励我也动手做一个。于是我就试着塑造了一位越南战场上的英雄人物，他像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的战士王成一样，坚守阵地，当数量众多的敌兵包围上来时，用步话机呼唤后方的炮火支援：“向我开炮”，在我方的炮火中与敌兵同归于尽。当时其实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图片资料，我就根据《上甘岭》电影中的镜头形象完成了我心目中越战英雄形象的塑造。
现在回想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坚守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形象，肯定是缘于我年轻的生命激情，渴望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中——一种献身的激情。
我的这件雕塑处女作果真入选参加了青岛市组织的专题展览。于家骧老师对我大加鼓励，记得他夸我做雕塑的激情有点像法国雕塑家布德尔的气质，他还专门找来布德尔雕塑的照片给我看。于老师的赞赏增添了我的勇气和自信，自然就投入了更多精力到雕塑艺术中。 后来我又做了《夸父追日》，以浮雕半圆雕的形式塑造了夸父的形象。我用圆形的底盘上旋转涌动的花纹比喻燃烧的太阳，而在圆形太阳中因大步飞奔跨越而拉长的人体是追赶太阳的夸父的形象。以今天我手中保留的照片看，当年的我对于人体结构解剖的知识显然是太贫乏，但画面上涌动的激情却是扑面而来。这件作品没有参加过任何展览，我猜想当时的我是在为自己做一件作品，它是我自己内心激情的一面镜子。
报考雕塑
接下来，我对雕塑的兴趣越来越浓。于家骧老师就经常拉着我一起，找来亲朋好友当模特儿，做泥塑头像写生。
1979年夏天，我随赵老师去杭州观摩当时浙江美院举办的进口美术图书展览的时候，专门去雕塑系拜见了两位青岛老乡，他们就是从四方业余雕塑创作组走出去考上大学的，浙美雕塑系七八级的学生李秀勤和王安江。当时他们正读二年级。如今，李秀勤是中国美院雕塑系的骨干教员，自己担任一个工作室的主任教授，在全国雕塑界很有影响。王安江毕业后，先是到河南美术出版社工作，主持出版了不少雕塑方面的图书，为推动雕塑事业出了不少力，现工作在河南省雕塑办公室。当时他们带领我参观了雕塑系的泥塑教室和素描教室。面对如此专业的环境与气氛，我的心情激荡，开始萌生了也要上大学学雕塑的念头。
回来的路上，我试着与赵老师说起我的想法。没想到赵老师一口赞成，他说他支持我趁年轻争取学习深造的机会，而他宁可再多工作几年也没什么。记得当时赵老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从1973年拜刘栋伦老师学习中国山水画。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后，刘老师鼓励我报考美术学院时，我第一个念头自然是想报中国画专业。1979年调入四方区文化馆时，其实是打消了报考的念头，认真想要在文化馆接手赵老师的工作，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群众文化工作。因此，当我向赵老师张开口说出自己开始变卦时，真是挺难为情的。赵老师的口气使我如释重负。
从杭州回来后，我开始向未来的新方向努力，花更多的精力画素描、做泥塑。为节省时间我干脆住在了文化馆里，只是每个周末回家看看。于是我周围就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在一起研究素描技法。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复习文化课和研究绘画技法，我干脆就住在了美术组的贮藏间里。所谓贮藏间就是把美术组办公室隔出一半的空间用来存放纸张、颜料、画笔、画架、石膏模型等用品。我用一张钢丝折叠床，白天收起来，晚上打开，把被褥从柜子里取出来铺上就可睡觉。冬天的时候，夜里很冷，我就在折叠床下放一个一千瓦的电炉子，用这种方法取暖。这个举动后来差一点惹出大祸。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什么惊醒，漆黑里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鼻子里闻着一股烧着油漆的味道。爬起来开灯一看，已是满屋的浓烟。原来电炉子已经将木地板烤糊了，难闻的味道就是焦糊的地板漆和地板木材发出来的。
我赶紧拔出电炉子的插头断掉电源，然后接来水往地板上浇。同时打开门窗让浓烟消散。折腾了一宿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收拾好东西，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馆里各组的老师们来到后，纷纷议论说起有一股难闻的烟味。原来，虽然我夜里打开门窗自以为放走了烟味，但其实也只是让烟味淡化了而已。我因为身在其中，感觉不到仍存在的味道，而早起来上班的同事们从外面的清新空气中进来，当然会闻出其中的不同。为了能多利用文化馆的空间，我坚持要在馆里住下去，所以我选择装聋作哑，希望能蒙混过关。但其实赵老师以及副馆长夏老师都反复寻找过味道的来源，而且也到我睡觉的贮藏间里专门查看过。今天我认为他们当时一定看出了其中的蛛丝马迹，只是不愿意拆穿我而已。
图书馆的老师们也为我复习文化课大开方便之门，我时不时地钻入图书馆的书库里，从一排排的书架上取出自己需要的书籍。
到了80年初，大学招生报名日期临近，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当时的逄馆长，提出要报考大学，希望馆里给出具证明信。逄馆长指出，我被调到文化馆是为了接替赵老师的工作，不应再有报考的动机。我嗫嚅着辩解说虽然自己的水平恐怕也考不上，但已经二十四岁的我还是想利用最后一年的机会试一把（当时的报考年龄限制在25岁），考不上也就死了心；如果不报考，有可能会后悔一生；若馆里不让考，自己心中也会抱怨领导不给机会：至于赵老师那里，已表明会大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满怀慈悲的逄馆长终于决定给我一次机会。
数月后的考试中，我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机会，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从此走上了雕塑道路。对于赵老师和逄馆长的支持和理解，我终生铭记在心。
我考走后，郭连训接替了我的位置。为了完善地交接班，赵老师的退休也确实拖延了几年。后来没几年四方区文化馆就搬了家，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我只是与赵老师和于家骧老师个人保持着联系。
赵培桴老师那里，九十年代，我几乎每年回青岛时，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他。我的心目中，除了我的启蒙老师刘栋伦，赵老师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在我的人生道路关键的转折之处，他给了我一双救援之手。但特别遗憾的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没能赶回去送别，这成为了我的一个终生遗憾。
在四方区文化馆的一年，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许多事情发生，当时馆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那么清晰，如在眼前：同时又好像很遥远，已经伸手莫及。
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已经到了回望自己人生道路的年纪了。
仔细回想起来，要说的事情就多了。1979年，我从国棉一厂调到四方区文化馆担任美工。1980年，我考入山东艺术学院雕塑专业，走上了专业雕塑家的道路。前后算起来，应该是一年多的时间。在四方区文化馆的这一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里我遇到了赵培桴和于家骧两位老师。
初识雕塑
我调入文化馆是为了接替就要退休的赵培桴老师。
记得当时的四方区文化馆根据职能大概分为美术摄影、音乐、戏剧电影和图书馆五个部分，面向四方区的企业和机关，通过组织培训基层文化艺术骨干，引导和带动基层职工文化活动。
我所在的美术组就是我和赵培桴老师二人，在二楼最东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楼下有两间活动室归我们使用，一间大的是为绘画组准备的，四米多挑高的空间，南面东面都是窗子，墙角总是放着一尊大卫石膏头像，木地板人走上去嗵嗵地响。这间画室里办过不知多少次业余职工绘画培训学习班。我调来的时候，这里就成为一个新的活动平台，这就是经常有正在准备考学的青年聚集在这里，画石膏像和写生素描或者画水粉、水彩静物。每当暑假，就会有已经考入省内和全国美术院校的学生们，带回自己的课堂作业，在这个房间里做一个小型的汇报展。这时大家就会聚拢来，交流习画心得和各类信息。凡这类事情都是由赵老师召集的，他在四方区文化馆工作了几十年，四方区各企业单位的几代美术骨干都经过他的手。
楼下的另一间屋子和文化馆两层楼的主体是分开的，原来是作为馆里堆放杂物的仓库使用，单独一大间、黑洞洞的。后来就收拾出来，被用作业余雕塑创作组的活动室。
我调入文化馆的时候，这个雕塑组就已经活动了好几年。一共有五、六个组员，来自不同的企业单位，担任教头的是李轲民老师。他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人瘦，讲话不太多。大家都很尊重他。当时青岛的美术圈子就传说青岛只有两个正宗科班出身的雕塑家，一个是青岛工艺美校的邢成林，另一个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李轲民。后来八十年代末，我到北京的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时才知道，这位李轲民是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内地大学西迁避乱时组建的国立艺专的雕塑毕业生，与他同班的同学有傅天仇、司徒杰，他们的老师就是刘开渠等最早一批留法留日学习归来的雕塑家。这批学生应该是中国第一代比较有成就的本土成长起来的雕塑家。
李老师的家也住在四方区，既然四方区文化馆有条件搞这么个雕塑平台，所以他就成为这里的核心人物。
担任雕塑组长的是青岛三十中学的美术老师于家骧，他是青岛当地自学成才的几位雕塑家之一。记得我刚到文化馆报到没几天，赵老师就带我去三十中学拜见于老师。当时的青岛三十中在杭州路上，于家骧老师的美术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顶端。这里有着所有中学美术组常见的气氛，只是多出了泥巴、石膏和雕塑台。我们到达时，于老师正着手用石膏翻制一个刚做完的泥塑人物肖像的石膏模。面对第一次见识雕塑艺术的我，于老师一边工作一边向我讲解做泥塑和翻制模子的方法步骤，甚至还鼓励我试着动手撩石膏。已经当过七年工人的我，对这种活计也不生疏，更何况我对何谓雕塑充满了好奇心，自然就上了手，一直帮于老师把这个模子翻完。
就这样，我第一次亲身和雕塑打上了交道。
投身雕塑
八十年代的中国，每周只休周日一天。所以这个业余雕塑组的活动时间是每个星期六晚上，有时星期天的白天也有活动。我调来之前，是赵老师每个周六傍晚为雕塑家们开门，等大家活动完后再锁上门，晚上十点多钟才赶回家。为了让已近退休年龄的赵老师免去劳累，我接过了这项工作，为雕塑家们开门锁门。
雕塑组的活动平常就是大家一起做泥塑写生，练习提高造型基本功。每逢到市里筹备大型美术展览时就忙碌起来。五十年以来代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文化活动系统。所谓群众文化生活都是由各企业单位的工会组织的。在四方区管辖的范围内，像四方机厂、国棉一厂、二厂这样的大厂，工会都设有专门的美术宣传组。这类美术宣传组里聚集着一批青年美术爱好者，平时大家一起画画、交流，逢年过节市工会组织新年美展、或者每逢四年一度的全国美展之时，省、市级文化局，工会宣传部门，也会组织发动骨干力量进行创作活动以及展开层层评选。这一类创作和评选对象的基本层面就在这些大的企业美术组里。这些美术组骨干们平时都会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区文化馆组织的各类专业活动，而且每个区的文化馆都有各自的强项。四方文化馆当时的强项之一就是这个业余雕塑创作组。
记得我刚来文化馆就赶上了全国性的支持和宣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美术摄影展览活动。雕塑组的活动因此也频繁起来。每个人都选了自己喜欢的题材制作雕塑作品。文化馆给每位雕塑家提供一些基本材料，比如石膏粉，颜料。颜料在那时的用处是，因为经济水平低，雕塑做成石膏模型后，不可能打制成石头或者铸成青铜，就用颜料来模仿花岗岩或者青铜。当时李轲民老师和于家骧老师就鼓励我也动手做一个。于是我就试着塑造了一位越南战场上的英雄人物，他像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的战士王成一样，坚守阵地，当数量众多的敌兵包围上来时，用步话机呼唤后方的炮火支援：“向我开炮”，在我方的炮火中与敌兵同归于尽。当时其实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图片资料，我就根据《上甘岭》电影中的镜头形象完成了我心目中越战英雄形象的塑造。
现在回想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坚守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形象，肯定是缘于我年轻的生命激情，渴望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中——一种献身的激情。
我的这件雕塑处女作果真入选参加了青岛市组织的专题展览。于家骧老师对我大加鼓励，记得他夸我做雕塑的激情有点像法国雕塑家布德尔的气质，他还专门找来布德尔雕塑的照片给我看。于老师的赞赏增添了我的勇气和自信，自然就投入了更多精力到雕塑艺术中。 后来我又做了《夸父追日》，以浮雕半圆雕的形式塑造了夸父的形象。我用圆形的底盘上旋转涌动的花纹比喻燃烧的太阳，而在圆形太阳中因大步飞奔跨越而拉长的人体是追赶太阳的夸父的形象。以今天我手中保留的照片看，当年的我对于人体结构解剖的知识显然是太贫乏，但画面上涌动的激情却是扑面而来。这件作品没有参加过任何展览，我猜想当时的我是在为自己做一件作品，它是我自己内心激情的一面镜子。
报考雕塑
接下来，我对雕塑的兴趣越来越浓。于家骧老师就经常拉着我一起，找来亲朋好友当模特儿，做泥塑头像写生。
1979年夏天，我随赵老师去杭州观摩当时浙江美院举办的进口美术图书展览的时候，专门去雕塑系拜见了两位青岛老乡，他们就是从四方业余雕塑创作组走出去考上大学的，浙美雕塑系七八级的学生李秀勤和王安江。当时他们正读二年级。如今，李秀勤是中国美院雕塑系的骨干教员，自己担任一个工作室的主任教授，在全国雕塑界很有影响。王安江毕业后，先是到河南美术出版社工作，主持出版了不少雕塑方面的图书，为推动雕塑事业出了不少力，现工作在河南省雕塑办公室。当时他们带领我参观了雕塑系的泥塑教室和素描教室。面对如此专业的环境与气氛，我的心情激荡，开始萌生了也要上大学学雕塑的念头。
回来的路上，我试着与赵老师说起我的想法。没想到赵老师一口赞成，他说他支持我趁年轻争取学习深造的机会，而他宁可再多工作几年也没什么。记得当时赵老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从1973年拜刘栋伦老师学习中国山水画。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后，刘老师鼓励我报考美术学院时，我第一个念头自然是想报中国画专业。1979年调入四方区文化馆时，其实是打消了报考的念头，认真想要在文化馆接手赵老师的工作，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群众文化工作。因此，当我向赵老师张开口说出自己开始变卦时，真是挺难为情的。赵老师的口气使我如释重负。
从杭州回来后，我开始向未来的新方向努力，花更多的精力画素描、做泥塑。为节省时间我干脆住在了文化馆里，只是每个周末回家看看。于是我周围就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在一起研究素描技法。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复习文化课和研究绘画技法，我干脆就住在了美术组的贮藏间里。所谓贮藏间就是把美术组办公室隔出一半的空间用来存放纸张、颜料、画笔、画架、石膏模型等用品。我用一张钢丝折叠床，白天收起来，晚上打开，把被褥从柜子里取出来铺上就可睡觉。冬天的时候，夜里很冷，我就在折叠床下放一个一千瓦的电炉子，用这种方法取暖。这个举动后来差一点惹出大祸。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什么惊醒，漆黑里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但鼻子里闻着一股烧着油漆的味道。爬起来开灯一看，已是满屋的浓烟。原来电炉子已经将木地板烤糊了，难闻的味道就是焦糊的地板漆和地板木材发出来的。
我赶紧拔出电炉子的插头断掉电源，然后接来水往地板上浇。同时打开门窗让浓烟消散。折腾了一宿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收拾好东西，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馆里各组的老师们来到后，纷纷议论说起有一股难闻的烟味。原来，虽然我夜里打开门窗自以为放走了烟味，但其实也只是让烟味淡化了而已。我因为身在其中，感觉不到仍存在的味道，而早起来上班的同事们从外面的清新空气中进来，当然会闻出其中的不同。为了能多利用文化馆的空间，我坚持要在馆里住下去，所以我选择装聋作哑，希望能蒙混过关。但其实赵老师以及副馆长夏老师都反复寻找过味道的来源，而且也到我睡觉的贮藏间里专门查看过。今天我认为他们当时一定看出了其中的蛛丝马迹，只是不愿意拆穿我而已。
图书馆的老师们也为我复习文化课大开方便之门，我时不时地钻入图书馆的书库里，从一排排的书架上取出自己需要的书籍。
到了80年初，大学招生报名日期临近，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当时的逄馆长，提出要报考大学，希望馆里给出具证明信。逄馆长指出，我被调到文化馆是为了接替赵老师的工作，不应再有报考的动机。我嗫嚅着辩解说虽然自己的水平恐怕也考不上，但已经二十四岁的我还是想利用最后一年的机会试一把（当时的报考年龄限制在25岁），考不上也就死了心；如果不报考，有可能会后悔一生；若馆里不让考，自己心中也会抱怨领导不给机会：至于赵老师那里，已表明会大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满怀慈悲的逄馆长终于决定给我一次机会。
数月后的考试中，我抓住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机会，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学习雕塑，从此走上了雕塑道路。对于赵老师和逄馆长的支持和理解，我终生铭记在心。
我考走后，郭连训接替了我的位置。为了完善地交接班，赵老师的退休也确实拖延了几年。后来没几年四方区文化馆就搬了家，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我只是与赵老师和于家骧老师个人保持着联系。
赵培桴老师那里，九十年代，我几乎每年回青岛时，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他。我的心目中，除了我的启蒙老师刘栋伦，赵老师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在我的人生道路关键的转折之处，他给了我一双救援之手。但特别遗憾的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没能赶回去送别，这成为了我的一个终生遗憾。
在四方区文化馆的一年，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许多事情发生，当时馆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那么清晰，如在眼前：同时又好像很遥远，已经伸手莫及。
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已经到了回望自己人生道路的年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