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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在景德镇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有一个身穿黑色长袍、胸悬十字的外国传教士，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时而被那吐着滚滚浓烟的林立的烟囱惊得目瞪口呆，时而又被那一车车运出的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精妙宝物吸引得止步不前。同样，在景德镇街头突然出现一个奇装异服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引起了街上清朝中国人一番惊讶注视和议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幅情景？到底是什么东西把这个外国人吸引到访这里？
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这位突然出现在中国景德镇街头的外国传教士，背负着一名叫奥里的神父嘱托，从法国出发，经过数年艰苦跋涉，风尘仆仆地來到中国。在奥里神父背后，是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欧洲王公贵族们，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传教士身上。
当时，整个欧洲上层社会都陷入对中国瓷器狂热“饥渴”之中。我国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真正的瓷器，到了唐朝，这些精妙的宝物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十七世纪已经传遍欧洲。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所以数量极少，这些精美的器皿价格比黄金还贵。埃及人亲热地把这些瓷器叫做“绥尼”，意思就是“中国的”、“中国人的”，以至于后来瓷器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不仅商人们把它当作发财致富的“聚宝盆”，王公贵族们更是把它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这些陶瓷到底有多精美呢？当时法国的一位作家在他的著作里煞有介事地描述，中国瓷器是用蛋壳和贝壳做成的。其实，这只是一种传入欧洲被叫做“蛋壳器”的中国“脱胎”瓷器。这种瓷器的得名是对它光可鉴人、具有透明感且“薄如蛋壳”的赞美和描述。然而这种观点折射出，对于中国人怎样制出这样精妙的瓷器，欧洲人觉得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不解之谜。
于是，欧洲王公贵族们不惜派人远渡重洋前往中国订购瓷器，还逼着炼金术师秘密仿制。但直到十八世纪初，法国还只能制造出含有大量玻璃质、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压根无法与中国出产的质地坚硬、素肌玉骨、绚丽多彩的瓷器相提并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这位叫安特略的传教士身负重任被派到中国，借着传教的名义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
这就是那位突然出现在景德镇街道的外国传教士。在他到访景德镇前的一个多世纪，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曾到此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制造陶瓷的实践经验后，写入了他所著的《天工开物》之中：“水火既济而土合……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这位传教士在景德镇待了十多年，最后才真正弄清楚这种神奇的宝物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他在一七一二年和一七二二年分别写了两封信把整个制瓷工艺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奥里。
没有瓷器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最原始的时代，是没有瓷器的。原始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才从茹毛饮血中脱离，学会利用石器制作工具发展农耕以及用火，于是开始吃烧煮的食物。
最开始人们利用石头来煮食和盛装食物，但渐渐发现，这不仅耗时长而且非常不便，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替代品。
由于经常与泥土打交道，祖先们逐渐发现泥土与水混合后能随意塑造成各种形状，在太阳下晒干变硬，就可以盛干的食物。但是它怕水，因为沾到水它就会重新变成泥团。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现这些泥做的器皿，用火烧过之后再也不怕水了，不仅能盛装水，还耐火，可以烧煮食物。这是人类一次伟大的发明创造——“陶”出现了。
但是因为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人们开始制陶时就地取材，只是用一种泥土作为原料。慢慢地发现有些土很容易制成盘、罐的泥坯，另外一些却很不容易做成，有些烧好之后用得“顺”，有些不仅烧出坏品多而且很容易损坏……先民们慢慢总结出一些规律，并创造性地在泥土中加入一些炭、砂粒等材料，因而制造出各种颜色的陶器，如红陶、灰陶等，这也是后来人们通过配方改进陶瓷工艺性能和产品性能的方法。与此同时，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审美价值和满足祭祀需求，就想办法在陶器上用不同的原料绘画后再烧，这就叫“彩陶”，烧成后主要有三种颜色：赭红色、黑色、白色。
因为它既不怕火、又不漏水，到了周代，陶器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如建筑方面的砖头、版瓦、筒瓦、瓦当、瓦钉、栏杆等，连下水道管也是陶制的，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陶制水道管是两节衔接的，前面做成虎头形排水口，后面一节是圆形管筒。这也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
瓷器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瓷器是从陶器脱胎而来。周代陶器虽然已经十分精美，但显然还不是安特略传教士两封信中提到的宝物——中国瓷。直到十八世纪初欧洲还不能掌握“高超”、“成熟”的制瓷技术。那时欧洲国家要么只能制造一种吸水性强和没有半透光性的细陶器，要么只能制造一种烧成温度很低含有大量玻璃质的软质瓷。中国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制造出那些“素肌玉骨”、 “精美绝伦”的瓷器？
在安特略传教士寄出的两封信中，他还特意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原料样本——高岭土（因出产于景德镇东面的高岭村而得名），是后世用来制造白陶的泥土。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用“水火既济而土合”来概括制作陶瓷的生产过程，并不止一次谈到制造陶瓷所用泥土的作用。我们祖先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粘土，商、周时期已掌握陶器的内部本质，在选择、精练泥土时不仅要祛除沙粒和草根等杂质，还有意识地降低它的含铁量，为瓷器的最终成熟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于陶瓷制造工艺来讲，关键是掌握了适当的泥土和一定的烧成温度，就能使陶器发生质变而发展成瓷器。除了“土”，另一个重要技术体现在“火”上。要使陶器向瓷器发展，必须提高烧成温度。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都在1000℃，商周时代提高到了1200℃，大部分产品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已具备了原始陶瓷的特征，胎骨呈现较深的灰白色且较为坚实，有一定量的玻璃态物质。
与此同时，我国先民又发明了釉，学会了在陶器上施釉彩的方法。在此之前，先民们想了很多办法避免陶器表面粗糙造成易吸水、易污染的麻烦，比如使用各种工具进行修刮、磨光，这种技术在龙山文化的黑陶器上比较成功，但距离防水去污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经过长期的试验摸索，创造了石灰釉。由于陶本身含有铁，在烧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给釉带来颜色。在氧化中有些烧显青黄色或灰黄色，在氧化还原中显青色或青绿色，统称为“青釉”，是后来著名青瓷釉的老祖宗。石灰釉是由粘土加石灰配制出来的，在我国一直用了几千年，即使到了明、清也只是减少石灰的含量，形成了我国瓷釉传统的独特风格。
从商周到东汉的一千年，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过渡时期。加上掌握了施釉彩的技术，陶器向成熟的瓷器过渡已经水到渠成。在浙江上虞小仙坛窑址出土的东汉越窑青瓷，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瓷器。德国到一七零九年才掌握烧制硬质瓷的技术，成为欧洲仿制中国陶瓷最先成功的国家。法国通过传教士传回的资料，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七四零年才试验成功。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创造，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
编辑/严思欣
被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这位突然出现在中国景德镇街头的外国传教士，背负着一名叫奥里的神父嘱托，从法国出发，经过数年艰苦跋涉，风尘仆仆地來到中国。在奥里神父背后，是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欧洲王公贵族们，他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位传教士身上。
当时，整个欧洲上层社会都陷入对中国瓷器狂热“饥渴”之中。我国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真正的瓷器，到了唐朝，这些精妙的宝物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十七世纪已经传遍欧洲。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所以数量极少，这些精美的器皿价格比黄金还贵。埃及人亲热地把这些瓷器叫做“绥尼”，意思就是“中国的”、“中国人的”，以至于后来瓷器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不仅商人们把它当作发财致富的“聚宝盆”，王公贵族们更是把它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这些陶瓷到底有多精美呢？当时法国的一位作家在他的著作里煞有介事地描述，中国瓷器是用蛋壳和贝壳做成的。其实，这只是一种传入欧洲被叫做“蛋壳器”的中国“脱胎”瓷器。这种瓷器的得名是对它光可鉴人、具有透明感且“薄如蛋壳”的赞美和描述。然而这种观点折射出，对于中国人怎样制出这样精妙的瓷器，欧洲人觉得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不解之谜。
于是，欧洲王公贵族们不惜派人远渡重洋前往中国订购瓷器，还逼着炼金术师秘密仿制。但直到十八世纪初，法国还只能制造出含有大量玻璃质、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压根无法与中国出产的质地坚硬、素肌玉骨、绚丽多彩的瓷器相提并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这位叫安特略的传教士身负重任被派到中国，借着传教的名义学习中国的制瓷技术。
这就是那位突然出现在景德镇街道的外国传教士。在他到访景德镇前的一个多世纪，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曾到此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制造陶瓷的实践经验后，写入了他所著的《天工开物》之中：“水火既济而土合……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这位传教士在景德镇待了十多年，最后才真正弄清楚这种神奇的宝物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他在一七一二年和一七二二年分别写了两封信把整个制瓷工艺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奥里。
没有瓷器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最原始的时代，是没有瓷器的。原始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才从茹毛饮血中脱离，学会利用石器制作工具发展农耕以及用火，于是开始吃烧煮的食物。
最开始人们利用石头来煮食和盛装食物，但渐渐发现，这不仅耗时长而且非常不便，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替代品。
由于经常与泥土打交道，祖先们逐渐发现泥土与水混合后能随意塑造成各种形状，在太阳下晒干变硬，就可以盛干的食物。但是它怕水，因为沾到水它就会重新变成泥团。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现这些泥做的器皿，用火烧过之后再也不怕水了，不仅能盛装水，还耐火，可以烧煮食物。这是人类一次伟大的发明创造——“陶”出现了。
但是因为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人们开始制陶时就地取材，只是用一种泥土作为原料。慢慢地发现有些土很容易制成盘、罐的泥坯，另外一些却很不容易做成，有些烧好之后用得“顺”，有些不仅烧出坏品多而且很容易损坏……先民们慢慢总结出一些规律，并创造性地在泥土中加入一些炭、砂粒等材料，因而制造出各种颜色的陶器，如红陶、灰陶等，这也是后来人们通过配方改进陶瓷工艺性能和产品性能的方法。与此同时，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审美价值和满足祭祀需求，就想办法在陶器上用不同的原料绘画后再烧，这就叫“彩陶”，烧成后主要有三种颜色：赭红色、黑色、白色。
因为它既不怕火、又不漏水，到了周代，陶器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了。如建筑方面的砖头、版瓦、筒瓦、瓦当、瓦钉、栏杆等，连下水道管也是陶制的，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陶制水道管是两节衔接的，前面做成虎头形排水口，后面一节是圆形管筒。这也是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
瓷器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瓷器是从陶器脱胎而来。周代陶器虽然已经十分精美，但显然还不是安特略传教士两封信中提到的宝物——中国瓷。直到十八世纪初欧洲还不能掌握“高超”、“成熟”的制瓷技术。那时欧洲国家要么只能制造一种吸水性强和没有半透光性的细陶器，要么只能制造一种烧成温度很低含有大量玻璃质的软质瓷。中国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制造出那些“素肌玉骨”、 “精美绝伦”的瓷器？
在安特略传教士寄出的两封信中，他还特意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原料样本——高岭土（因出产于景德镇东面的高岭村而得名），是后世用来制造白陶的泥土。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用“水火既济而土合”来概括制作陶瓷的生产过程，并不止一次谈到制造陶瓷所用泥土的作用。我们祖先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粘土，商、周时期已掌握陶器的内部本质，在选择、精练泥土时不仅要祛除沙粒和草根等杂质，还有意识地降低它的含铁量，为瓷器的最终成熟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于陶瓷制造工艺来讲，关键是掌握了适当的泥土和一定的烧成温度，就能使陶器发生质变而发展成瓷器。除了“土”，另一个重要技术体现在“火”上。要使陶器向瓷器发展，必须提高烧成温度。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都在1000℃，商周时代提高到了1200℃，大部分产品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已具备了原始陶瓷的特征，胎骨呈现较深的灰白色且较为坚实，有一定量的玻璃态物质。
与此同时，我国先民又发明了釉，学会了在陶器上施釉彩的方法。在此之前，先民们想了很多办法避免陶器表面粗糙造成易吸水、易污染的麻烦，比如使用各种工具进行修刮、磨光，这种技术在龙山文化的黑陶器上比较成功，但距离防水去污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经过长期的试验摸索，创造了石灰釉。由于陶本身含有铁，在烧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给釉带来颜色。在氧化中有些烧显青黄色或灰黄色，在氧化还原中显青色或青绿色，统称为“青釉”，是后来著名青瓷釉的老祖宗。石灰釉是由粘土加石灰配制出来的，在我国一直用了几千年，即使到了明、清也只是减少石灰的含量，形成了我国瓷釉传统的独特风格。
从商周到东汉的一千年，是陶器向瓷器发展的过渡时期。加上掌握了施釉彩的技术，陶器向成熟的瓷器过渡已经水到渠成。在浙江上虞小仙坛窑址出土的东汉越窑青瓷，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瓷器。德国到一七零九年才掌握烧制硬质瓷的技术，成为欧洲仿制中国陶瓷最先成功的国家。法国通过传教士传回的资料，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七四零年才试验成功。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创造，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
编辑/严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