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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的十二年内，她没有从事任何与律师相关的工作。但就在这十二年后，郭建梅却成为了中国第一位专职公益律师。
知道郭建梅源自她拍过的一支广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是这条不好走的路郭建梅已经走了近二十年。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记者见到了郭建梅，堆满案卷的办公桌映衬着她消瘦的身躯。
大学毕业时，因为优秀的毕业论文，郭建梅被分配到了国家司法部工作。不管是后来在中国妇联法律顾问处，还是中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我都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律师的工作。”郭建梅告诉记者。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举行期间，作为采访记者的郭建梅被这次大会所吸引。郭建梅说：“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她们的激情飞扬都深深吸引了我。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公益律师’这个名词。”
不久郭建梅便辞去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这个挂靠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仅有几个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作为中国最早的NGO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从成立之初到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代表性的案件郭建梅代理过很多，比如宋山木强奸案、内蒙古出嫁女土地赔偿案。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着，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农村妇女土地权问题是郭建梅现在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开发商、被政府收购了，农民应该得到补偿款，但是这个补偿款，往往就被村长或者村书记一个家族掌控着，一些村民得不到这个补偿款，特别是农村的出嫁女和离婚女，这是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妇女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但很多时候“这些法律往往都是‘睡美人’”。
由于在工作中要面对形形色色苦难的女人，郭建梅说她们这些公益律师每天接触大量社会的阴暗面、承载人心负面信息的倾倒。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郭建梅遭受了周围人的不理解，经过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团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如果总是代理个案，“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她们开始选择接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案子，希望通过案子推动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郭建梅说：“我们选择案子有这样几个标准，首先是当事人特别贫困的；然后这个案子要具有代表性，或者是有倡导研究的意义。”
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在贫弱群体的巨大需求和政府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状况下，探索的民间法律援助模式成为政府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以“励行法律援助，维护妇女权益，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公平和正义成为奉行的理念和理想”，为妇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近3000件，承办有关妇女权益的各类培训及研讨会80多场次，提交法律法规专家意见稿70多件，出版专业书籍13部，发表文章200余篇，让近10万权益受侵害的妇女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
就在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将公益律师这份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一纸令下，郭建梅苦心经营了15年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不久，郭建梅独立注册了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同时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实际上现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还是我们原来的团队在开展工作。千千律师事务所只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它不是NGO的角度。所以我们觉得能够成立众泽妇女法律中心，是从NGO的角度，也就是从民间，非政府的角度去探索一条路径和模式，在中国开展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公益法的工作。同时将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的关注点扩大到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等更广泛的弱势群体。”郭建梅说。
在千千律师事务的一面墙上贴满了郭建梅所代理案件当事人的来信，有十几岁的孩子用稚嫩的笔体写下要好好学习的保证，有年轻妇女对阴霾过后晴空万里的向往，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最多的还是对郭建梅和她这个团队的感谢。
感性的人是不适合做律师的，但是，理性的人是做不了公益律师的。感性，意味着激情，不切实际，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等，理性，意味着沉稳，会审时度势等。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郭建梅说，“我原来选择专业的时候，考北大我报的是中文系，结果没被录取，报的法律系，第二志愿录取了，但是现在看来我发现，这是歪打正着，虽然这么一个理性的职业被我这么一个感性的人选择了，恰恰证明这是我走公益律师这条路的一个原因和必然。”
责任编辑/林 琳
知道郭建梅源自她拍过的一支广告，里有这样一句话“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是这条不好走的路郭建梅已经走了近二十年。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记者见到了郭建梅，堆满案卷的办公桌映衬着她消瘦的身躯。
大学毕业时，因为优秀的毕业论文，郭建梅被分配到了国家司法部工作。不管是后来在中国妇联法律顾问处，还是中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我都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律师的工作。”郭建梅告诉记者。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举行期间，作为采访记者的郭建梅被这次大会所吸引。郭建梅说：“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她们的激情飞扬都深深吸引了我。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公益律师’这个名词。”
不久郭建梅便辞去了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这个挂靠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仅有几个人，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作为中国最早的NGO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从成立之初到现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代表性的案件郭建梅代理过很多，比如宋山木强奸案、内蒙古出嫁女土地赔偿案。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发展着，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社会矛盾，农村妇女土地权问题是郭建梅现在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开发商、被政府收购了，农民应该得到补偿款，但是这个补偿款，往往就被村长或者村书记一个家族掌控着，一些村民得不到这个补偿款，特别是农村的出嫁女和离婚女，这是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妇女权益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但很多时候“这些法律往往都是‘睡美人’”。
由于在工作中要面对形形色色苦难的女人，郭建梅说她们这些公益律师每天接触大量社会的阴暗面、承载人心负面信息的倾倒。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郭建梅遭受了周围人的不理解，经过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团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如果总是代理个案，“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她们开始选择接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案子，希望通过案子推动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郭建梅说：“我们选择案子有这样几个标准，首先是当事人特别贫困的；然后这个案子要具有代表性，或者是有倡导研究的意义。”
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在贫弱群体的巨大需求和政府法律援助资源不足的状况下，探索的民间法律援助模式成为政府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以“励行法律援助，维护妇女权益，推动性别平等为目标，公平和正义成为奉行的理念和理想”，为妇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近3000件，承办有关妇女权益的各类培训及研讨会80多场次，提交法律法规专家意见稿70多件，出版专业书籍13部，发表文章200余篇，让近10万权益受侵害的妇女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
就在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将公益律师这份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一纸令下，郭建梅苦心经营了15年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不久，郭建梅独立注册了北京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同时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实际上现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还是我们原来的团队在开展工作。千千律师事务所只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它不是NGO的角度。所以我们觉得能够成立众泽妇女法律中心，是从NGO的角度，也就是从民间，非政府的角度去探索一条路径和模式，在中国开展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公益法的工作。同时将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的关注点扩大到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等更广泛的弱势群体。”郭建梅说。
在千千律师事务的一面墙上贴满了郭建梅所代理案件当事人的来信，有十几岁的孩子用稚嫩的笔体写下要好好学习的保证，有年轻妇女对阴霾过后晴空万里的向往，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最多的还是对郭建梅和她这个团队的感谢。
感性的人是不适合做律师的，但是，理性的人是做不了公益律师的。感性，意味着激情，不切实际，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等，理性，意味着沉稳，会审时度势等。这看起来是一种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郭建梅说，“我原来选择专业的时候，考北大我报的是中文系，结果没被录取，报的法律系，第二志愿录取了，但是现在看来我发现，这是歪打正着，虽然这么一个理性的职业被我这么一个感性的人选择了，恰恰证明这是我走公益律师这条路的一个原因和必然。”
责任编辑/林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