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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的冬天，第一次听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先生谈到他的“生态厕所”的设想，当時以为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久前，在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小学，终于看到了谢先生这一想法的实践。
“生态厕所”用轻钢结构建成，通过简单的设计将粪便与尿液分开，前者以灰土覆盖，用可移动的容器收集并定期清理，主要是通过发酵制成有机肥料的方式处理。这个供数百学生使用的厕所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用水冲洗，仅需稍稍改变生活方式就将污染和后续的治理成本降低为零，而且干净整洁，没有任何异味。
举动虽小，震撼颇大。这个实践可以视为对当代的发展方式的一个批判，它提示的是，在最大限度地使发展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可以将“发展的悖论”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乡村小学的厕所不必是卫生条件极差的，也可以不同于城市中的那种耗费大量水资源的方式—先制造污水，再对污水进行净化。
可以更直接地这样表达：发展是可以更具智慧的。
这里所说的智慧，完全不同于近年来时髦的“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概念中所使用的“智慧”。这些概念是由跨国IT业巨头提出并被各国政府采纳的，它的核心是通过推动信息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为资本积累奠定下一个增长点，它对破解“发展的悖论”并无助益。
发展所需要的智慧，应该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是在发展中积极协调人的需求满足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些思考之上对于发展方式的修正和改进。
就中国而言，在熟稔现代科技手段的基础上，我们急需激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智慧因素。
长期居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哲学上奠基于另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种看法发端于基督教的传统：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万物供人享用。根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掠夺是正当的。在环境危机的逼迫下采取的环保行动，乃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即不治理环境会危害人类自身，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关系不大。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还内含将其他种族、族群视为“万物”之一的潜质，于是西方对环境问题的应对呈现为内部治理和对外的风险转移两种模式的并存。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持另外一种看法。传统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尊重人的生命与仁爱万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这集中体现为宋儒张载所概括的“天人合一”理念。但是，这种统一又是利用与尊重的有机统一，是“爱人”和“利物”的有机统一，既要“尽人之性”，也要“尽物之性”。
这种观念要求将人放在自然的范畴内看待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改造。青年毛泽东的一个论述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阐发：“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
中国传统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农耕文明虽向自然索取，但也向自然返还。换句话说，农耕文明是不产生真正的垃圾的，人在生产生活中制造的排泄物都可以变成肥料再用于土地。这是农耕文明的优势。其缺点是“合天时”几乎等同于看天吃饭，致使人无法简单地通过勤劳工作而摆脱物质匮乏加于人自身的束缚。
工业化是必要的、必须的。以1980年代中国粮食短缺问题的解决为例，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化肥、农药的生产与使用，简单地把家庭承包带来的积极性当作主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形势的消长变化是迅速的，若干年后，有机食品和安全食品就变得稀缺了。
工业文明有先进的一面，也有野蛮和脆弱的一面：野蛮是指工业化不计环境代价造成自然资源的透支和大量的无法循环的垃圾，脆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假设北上广这样的超级大都市遭遇几天停电停水，平素里被其光鲜亮丽的外表所遮蔽的另一面就会显露无遗。
奥巴马说过，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跟美国人一样，对地球将是一个灾难。这里有美国企图控制地球资源使用权的企图，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真问题，这片土地无法承受野蛮发展的无限持续。
真正重要的是，在农耕文明与工业化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发展无疑是硬道理，但发展必须变得更有智慧，对发展方式的想象力必须要拓展。发展不一定意味着“先污染、后治理”，也可能通过不污染、少污染的方式实现。
这要求我们（也要求西方）虚心地取鉴中国的传统价值，在“战天斗地”的同时，时刻不忘人类“为自然之一部分”。
“生态厕所”用轻钢结构建成，通过简单的设计将粪便与尿液分开，前者以灰土覆盖，用可移动的容器收集并定期清理，主要是通过发酵制成有机肥料的方式处理。这个供数百学生使用的厕所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用水冲洗，仅需稍稍改变生活方式就将污染和后续的治理成本降低为零，而且干净整洁，没有任何异味。
举动虽小，震撼颇大。这个实践可以视为对当代的发展方式的一个批判，它提示的是，在最大限度地使发展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可以将“发展的悖论”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乡村小学的厕所不必是卫生条件极差的，也可以不同于城市中的那种耗费大量水资源的方式—先制造污水，再对污水进行净化。
可以更直接地这样表达：发展是可以更具智慧的。
这里所说的智慧，完全不同于近年来时髦的“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概念中所使用的“智慧”。这些概念是由跨国IT业巨头提出并被各国政府采纳的，它的核心是通过推动信息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为资本积累奠定下一个增长点，它对破解“发展的悖论”并无助益。
发展所需要的智慧，应该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是在发展中积极协调人的需求满足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些思考之上对于发展方式的修正和改进。
就中国而言，在熟稔现代科技手段的基础上，我们急需激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智慧因素。
长期居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哲学上奠基于另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种看法发端于基督教的传统：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万物供人享用。根据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掠夺是正当的。在环境危机的逼迫下采取的环保行动，乃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即不治理环境会危害人类自身，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关系不大。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还内含将其他种族、族群视为“万物”之一的潜质，于是西方对环境问题的应对呈现为内部治理和对外的风险转移两种模式的并存。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持另外一种看法。传统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尊重人的生命与仁爱万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这集中体现为宋儒张载所概括的“天人合一”理念。但是，这种统一又是利用与尊重的有机统一，是“爱人”和“利物”的有机统一，既要“尽人之性”，也要“尽物之性”。
这种观念要求将人放在自然的范畴内看待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改造。青年毛泽东的一个论述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阐发：“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
中国传统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农耕文明虽向自然索取，但也向自然返还。换句话说，农耕文明是不产生真正的垃圾的，人在生产生活中制造的排泄物都可以变成肥料再用于土地。这是农耕文明的优势。其缺点是“合天时”几乎等同于看天吃饭，致使人无法简单地通过勤劳工作而摆脱物质匮乏加于人自身的束缚。
工业化是必要的、必须的。以1980年代中国粮食短缺问题的解决为例，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和化肥、农药的生产与使用，简单地把家庭承包带来的积极性当作主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形势的消长变化是迅速的，若干年后，有机食品和安全食品就变得稀缺了。
工业文明有先进的一面，也有野蛮和脆弱的一面：野蛮是指工业化不计环境代价造成自然资源的透支和大量的无法循环的垃圾，脆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假设北上广这样的超级大都市遭遇几天停电停水，平素里被其光鲜亮丽的外表所遮蔽的另一面就会显露无遗。
奥巴马说过，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跟美国人一样，对地球将是一个灾难。这里有美国企图控制地球资源使用权的企图，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真问题，这片土地无法承受野蛮发展的无限持续。
真正重要的是，在农耕文明与工业化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发展无疑是硬道理，但发展必须变得更有智慧，对发展方式的想象力必须要拓展。发展不一定意味着“先污染、后治理”，也可能通过不污染、少污染的方式实现。
这要求我们（也要求西方）虚心地取鉴中国的传统价值，在“战天斗地”的同时，时刻不忘人类“为自然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