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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立后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代表大会中，有几次是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1943年5月解散。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马林再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1925年4月末至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出席了大会。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哈林出席会议并作报告。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参加党的“一大”的尼克尔斯基的情况前几年才最后搞清，而出席党的“五大”的罗易，其来历和后来的情况却被很多人忽视。本文介绍一下罗易的情况。
早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纳伦德拉·纳特·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3- 1954.1)，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Manabendra Nath Bhattacharya），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从14岁开始，罗易就成为一名激烈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不断参加暗杀英国官员、捣毁殖民机器、抢劫富人财产、自制和窃取武器等活动，并很快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大胆最勇敢的一员”。他18岁即参加印度地下独立运动，1915年尝试发动武装政变推翻英国统治未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德国及中国上海寻求德国提供武器以支持印度革命，但未能获得成功，之后分别前往印尼、日本、韩国、墨西哥、菲律宾及美国，并在美国改名纳伦德拉·纳特·罗易。1915年，他在日本时，拜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们共同探讨了民族解放问题。1917年罗易在美国被捕，他利用保释的机会冒险逃往墨西哥，与当地知识分子及其政治领袖关系密切。他在墨西哥邂逅鲍罗廷，并在其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罗易参与组织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并被选为总书记，1920年被推举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受列宁邀请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论述民族及殖民问题，为列宁在这方面理论的补充，此后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见解独到而闻名于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声望很高的活动家。列宁称赞他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从此参与共产国际的重要事务。同年，他于塔什干成立了印度侨民共产党。1922年他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之后曾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五月指示泄密事件”及其影响
1926年底，罗易参加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次年2月底抵达广州，4月初到达武汉。
罗易抵达武汉时，恰好由于受蒋介石排挤而流亡国外的汪精卫经由上海也来到这座城市。就在汪精卫来到武汉的第三天，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共产党人的支持，把持武汉政府，与蒋介石抗争，汪精卫不断高喊“反共即反革命”的口号，史称宁汉分裂。但是，随着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汪精卫再也不能容忍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于是在政治上日趋反动。步蒋介石集团的后尘，国民革命军内部一些仇视革命的反动军官也相继开始发动武装叛乱。5月17日和21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和驻长沙的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在武汉，一些反动军官也蠢蠢欲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紧急关头。
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应变对策。罗易来华的使命，即是要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的革命。但是，罗易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极端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使得这位中国问题的决策者一下子晕头转向，没了主意。他提出了不少看法与主张，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发生后，罗易主张对许克祥的武装叛变给以有力的打击，但鲍罗廷等怕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而一味妥协退让。由于无法使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发动群众继续革命的重要性，罗易决定直接请示莫斯科，于是给斯大林发了电报。5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鲍罗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发出了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地主的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鲍罗廷在6月1日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认为当时无法执行，唯一的办法是暂缓执行。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破裂。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回复：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拒绝执行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使罗易大失所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想到了汪精卫。缺乏革命经验的罗易幼稚地认为，汪精卫此时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他虽然已与右派进行了接触，但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为了挽救正在等待之中的汪精卫，罗易怀着善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汪精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拒绝了罗易，而这个电文却成了他后来反共“清党”的重要依据。罗易此举不仅没有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反共的步伐。汪精卫当时正准备公开叛变革命，而苦于没有借口。深思熟虑之后，汪精卫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罗易的泄密无形中成为汪精卫“七一五”反共反革命的导火线，最终“宁汉合流”。
就在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的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当鲍罗廷得知汪精卫看了五月指示的电文和国民党已决定解除他的顾问职务后，大为恼火。他当即找到罗易，竟然对最高代表罗易“严厉训斥”，并立即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的鲁莽行为令共产国际十分不满。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成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曾尖锐地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他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蠢的做法。”蔡和森说：“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邓颖超晚年还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同年8月，罗易返回苏联。
在党的“五大”上的主导作用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 时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总结经验、调整策略的任务。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主席，是中共的顶头上司。如“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一样，“五大”的共产国际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党的“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其使命，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 通过“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罗易在党的“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29日，陈独秀代表中共作了《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第二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而罗易的讲话则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5月4日，罗易在五大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说。次日，罗易又作了题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篇结论性发言。随后几天，大会集中讨论通过各项有关决议。5月9日，大会结束，罗易又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直到“八七”会议，才得到纠正。
被共产国际撤回的罗易及其结局
罗易回莫斯科后，没有受到莫斯科的追究。因为斯大林不希望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国际代表联系起来，从而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新反对派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了“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于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并“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此后，罗易依据斯大林的指示，安心写书，他于9月9日给斯大林写信说：“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战胜新反对派后，斯大林最终没有原谅罗易泄密的错误。
罗易于1929年共产国际六大后与共产党决裂，罗易公开批评共产国际极左，而其本人则被共产国际开除。1930年，罗易怀着“对自由、公正的信仰”，返回印度继续其理想大业。1940年，罗易创立激进民主党，思想上倾向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他预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问题必然让位于民主主义对极权主义的问题”，这标志着其政治理念发生重大改变。1930年出版了他写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罗易返回印度后，被英国当局逮捕，被判六年监禁。在狱中他著有《现代科学的哲学结果》一书原稿。罗易出狱后宣扬反对极权主义，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并为自由印度起草宪法，提出由地方分权的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易违反当时印度国民大会众领袖及印度共产党的主张，力主印度与英国合作对抗希特勒及法西斯；认为只有自由的英国得到胜利，印度才可能获得独立。罗易晚年从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共产主义失望，转为开始研究称为“新人民主义”(Radical Humanism) 的新主张。其思想收录在其晚年论著《理性、浪漫主义、革命》之中。
罗易在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他在1915年－1923年期间的革命经历(中译名《罗易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2月出版)。罗易没有来得及把他一生的所见所知全部写出来就去世了，十分令人遗憾；但回忆录中仍记下不少国际共运史上的要人要事。罗易是一个流浪的革命者，世界上20多个国家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在《罗易回忆录》里出现的著名人物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鲍罗廷、高尔基、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孙中山等。
罗易虽然早年投入革命，并有所贡献。但就其一生及其历程来看，是一位不成熟的革命者，一位缺乏革命经验而又立场不坚定的书生。
（责编任志）
早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纳伦德拉·纳特·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3- 1954.1)，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Manabendra Nath Bhattacharya），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从14岁开始，罗易就成为一名激烈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他不断参加暗杀英国官员、捣毁殖民机器、抢劫富人财产、自制和窃取武器等活动，并很快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大胆最勇敢的一员”。他18岁即参加印度地下独立运动，1915年尝试发动武装政变推翻英国统治未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德国及中国上海寻求德国提供武器以支持印度革命，但未能获得成功，之后分别前往印尼、日本、韩国、墨西哥、菲律宾及美国，并在美国改名纳伦德拉·纳特·罗易。1915年，他在日本时，拜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们共同探讨了民族解放问题。1917年罗易在美国被捕，他利用保释的机会冒险逃往墨西哥，与当地知识分子及其政治领袖关系密切。他在墨西哥邂逅鲍罗廷，并在其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罗易参与组织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并被选为总书记，1920年被推举为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受列宁邀请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论述民族及殖民问题，为列宁在这方面理论的补充，此后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见解独到而闻名于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中声望很高的活动家。列宁称赞他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和“东方革命的象征”。从此参与共产国际的重要事务。同年，他于塔什干成立了印度侨民共产党。1922年他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之后曾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五月指示泄密事件”及其影响
1926年底，罗易参加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次年2月底抵达广州，4月初到达武汉。
罗易抵达武汉时，恰好由于受蒋介石排挤而流亡国外的汪精卫经由上海也来到这座城市。就在汪精卫来到武汉的第三天，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共产党人的支持，把持武汉政府，与蒋介石抗争，汪精卫不断高喊“反共即反革命”的口号，史称宁汉分裂。但是，随着两湖地区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汪精卫再也不能容忍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于是在政治上日趋反动。步蒋介石集团的后尘，国民革命军内部一些仇视革命的反动军官也相继开始发动武装叛乱。5月17日和21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和驻长沙的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在武汉，一些反动军官也蠢蠢欲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紧急关头。
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应变对策。罗易来华的使命，即是要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入的革命。但是，罗易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极端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使得这位中国问题的决策者一下子晕头转向，没了主意。他提出了不少看法与主张，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发生后，罗易主张对许克祥的武装叛变给以有力的打击，但鲍罗廷等怕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而一味妥协退让。由于无法使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发动群众继续革命的重要性，罗易决定直接请示莫斯科，于是给斯大林发了电报。5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鲍罗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发出了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内容是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地主的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鲍罗廷在6月1日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认为当时无法执行，唯一的办法是暂缓执行。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会导致国共联合战线破裂。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莫斯科回复：你们的指示现在无法执行。
中共中央和鲍罗廷拒绝执行莫斯科的紧急指示，使罗易大失所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想到了汪精卫。缺乏革命经验的罗易幼稚地认为，汪精卫此时正处在进退两难之中，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他虽然已与右派进行了接触，但仍不甘心与共产党决裂。为了挽救正在等待之中的汪精卫，罗易怀着善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给汪精卫看，以争取汪精卫的支持。汪精卫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汪精卫拒绝了罗易，而这个电文却成了他后来反共“清党”的重要依据。罗易此举不仅没有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反共的步伐。汪精卫当时正准备公开叛变革命，而苦于没有借口。深思熟虑之后，汪精卫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罗易的泄密无形中成为汪精卫“七一五”反共反革命的导火线，最终“宁汉合流”。
就在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的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当鲍罗廷得知汪精卫看了五月指示的电文和国民党已决定解除他的顾问职务后，大为恼火。他当即找到罗易，竟然对最高代表罗易“严厉训斥”，并立即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撤回罗易”。
罗易的鲁莽行为令共产国际十分不满。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成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曾尖锐地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他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蠢的做法。”蔡和森说：“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毛泽东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邓颖超晚年还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同年8月，罗易返回苏联。
在党的“五大”上的主导作用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 时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总结经验、调整策略的任务。罗易当时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主席，是中共的顶头上司。如“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一样，“五大”的共产国际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党的“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其使命，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 通过“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罗易在党的“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29日，陈独秀代表中共作了《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第二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而罗易的讲话则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5月4日，罗易在五大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说。次日，罗易又作了题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篇结论性发言。随后几天，大会集中讨论通过各项有关决议。5月9日，大会结束，罗易又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直到“八七”会议，才得到纠正。
被共产国际撤回的罗易及其结局
罗易回莫斯科后，没有受到莫斯科的追究。因为斯大林不希望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国际代表联系起来，从而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新反对派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了“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于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并“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此后，罗易依据斯大林的指示，安心写书，他于9月9日给斯大林写信说：“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战胜新反对派后，斯大林最终没有原谅罗易泄密的错误。
罗易于1929年共产国际六大后与共产党决裂，罗易公开批评共产国际极左，而其本人则被共产国际开除。1930年，罗易怀着“对自由、公正的信仰”，返回印度继续其理想大业。1940年，罗易创立激进民主党，思想上倾向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他预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问题必然让位于民主主义对极权主义的问题”，这标志着其政治理念发生重大改变。1930年出版了他写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罗易返回印度后，被英国当局逮捕，被判六年监禁。在狱中他著有《现代科学的哲学结果》一书原稿。罗易出狱后宣扬反对极权主义，支持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并为自由印度起草宪法，提出由地方分权的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易违反当时印度国民大会众领袖及印度共产党的主张，力主印度与英国合作对抗希特勒及法西斯；认为只有自由的英国得到胜利，印度才可能获得独立。罗易晚年从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共产主义失望，转为开始研究称为“新人民主义”(Radical Humanism) 的新主张。其思想收录在其晚年论著《理性、浪漫主义、革命》之中。
罗易在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他在1915年－1923年期间的革命经历(中译名《罗易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2月出版)。罗易没有来得及把他一生的所见所知全部写出来就去世了，十分令人遗憾；但回忆录中仍记下不少国际共运史上的要人要事。罗易是一个流浪的革命者，世界上20多个国家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在《罗易回忆录》里出现的著名人物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鲍罗廷、高尔基、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孙中山等。
罗易虽然早年投入革命，并有所贡献。但就其一生及其历程来看，是一位不成熟的革命者，一位缺乏革命经验而又立场不坚定的书生。
（责编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