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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以后，随着枢密院的外廷化，文官占据了枢密院长贰职位，武选官被完全排斥在中央高层行政权力之外，閣门司等内廷机构成了武选官在中央所掌握的最重要的职位资源。閣门司直接服务于最高权力，閣门官员多出身于外戚勋贵，地近而人亲。从神宗朝开始，閣门官员依凭皇权，试图重返枢密院。南宋孝宗则明确提出要以武臣为枢密长贰，希望藉此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同文官相比，閣门官员素质低下；同军职相比，武选官又非职业军人。孝宗的做法非但“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激起了文官的强烈反对，而且还有可能引发军职的反感，“反激武臣之怒”。在文官一武选官一军职三途分立的体制下，孝宗“右武”强兵的愿望化为鸟有。閣门官员可以得到皇帝的信任，却受到文官的鄙薄与制度的遏制，抱负及权力欲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释放，在极端的情况下便可能演变成佞悻干政，对国家政治造成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