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袤雄伟的青藏高原突兀于中国的西南角,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这里常年高寒缺氧,生态极度脆弱。境内群峰林立,山势险峻,大江奔流,湖泊众多,人口密度小,居住非常分散,许多地方的村落和集镇至今交通不畅,仍需靠人畜供应物资商品。
自明代中期以来,这里就活跃着一支穿行于内地和青藏高原广大地区的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商人群体。这就是洮商。如今,仍有70%以上的洮商活跃在青藏高原地区。
他们为促进内地与藏区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推动青藏高原各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为实现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和睦相处以及维护祖国边疆的稳定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据专家考察统计,目前洮商共拥有总资产22亿元左右,经营着青藏高原上民营经济中货运运输量的33%,旅游品的65%,绸缎的90%,布匹的60%,虫草的35%,帐篷生产和销售的95%、蕨麻批发量的90%。
洮商,已成为青藏高原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洮商:青藏高原民营经济的主力军
2007年,甘肃、宁夏的几个年轻学者丁汝俊、丁克家、敏文杰等人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青藏高原上活跃着的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洮商。
洮商是以甘肃临夏州临潭县回族为主体,兼有汉、藏等民族组成的商人群体,长期穿行于内地和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自明代中期以来,古称洮州的临潭县就以“藏马互市”兴盛,人们“重农善贾”,成为中原通往青、川、藏的重要通道,也是藏汉各民族商贸往来的西部重要旱码头。
近日,研究机构首次以专著、电视纪录片等载体提出“洮商”群体,称他们是青藏高原民营经济的主力军,是历史上内地与藏区汉藏贸易的开拓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这一大型考察活动的负责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丁汝俊,就“发现”洮商之旅展开对话。
洮商故乡是今甘肃临潭县
《中国经济周刊》:“洮商”为什么一直不为世人所熟知?
丁汝俊:主要是洮商的经济活动集中分布在空气稀薄、海拔高等自然条件艰苦、地域辽阔、交通极为不便、信息文化传播缓慢的青藏高原地区,而不像晋商、徽商那样,经济活动主要在内地,对其历史记载很多,这与洮商有很大的不同。“洮商”一词由于很少有正式的文字记载而不被内地人们所知,但在广大的青藏高原地区,在各民族人民中却一直口耳相传,其内涵和外延也很清晰。
《中国经济周刊》:洮商的发源地在哪里?
丁汝俊:洮商的故乡是今甘肃临潭县,古代称为洮州。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高山丘陵地区,居住着汉、回、藏等15个民族的人民,其中回族有2.3万人,他们是洮商的主体,约占洮商总人数的90%以上。洮商适应高原地区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历史上一直与青藏高原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
《中国经济周刊》:新时期的洮商有何发展?
丁汝俊: 如今,洮商在中印边界的亚东口岸、中尼边界的樟木口岸进行着活跃的边境贸易,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打开了边境地区的旅游品、畜产品、中药材市场,还在美国纽约、德国汉堡、阿联酋迪拜等地设有公司或办事机构。多数洮商已涉足房地产、水电、物流、虫草等多个领域。
洮商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物
《中国经济周刊》:与闻名天下的晋商、徽商相比,洮商有哪些特点?
丁汝俊:晋商、徽商大多在内地农耕文明的大环境中孕育形成,留下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比较丰富,也为人们熟知。然而,洮商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交流的产物,是历史上内地与藏区汉藏贸易的真正开拓者。
现在,洮商在青藏高原地区仍非常活跃,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同时由于青藏高原地域辽阔,商业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非常需要通过引导和发展民营经济来逐步完善和补充,而洮商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洮商被忽略、被遗忘的原因何在?
丁汝俊:洮商经济活动集中分布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文化信息传播缓慢的青藏高原腹地,因而往往不被内地的学者和人们所了解。一直到了近代,才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注意到他们,并留下一些宝贵的极有限的文字记载。
发现洮商的意义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个地域性、民族性的商人群体,洮商形成了怎样的精神?
丁汝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洮商精神,主要有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勤俭自律、团结互助、创新向上。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们纵横驰骋青藏高原。
如今,洮商的经济活动、商业精神和时代特征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你们发现洮商、揭示洮商的科研成果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丁汝俊:洮商的发展历史表明: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藏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藏区各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历史上一直是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
这些研究成果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历史事实。
特别是针对目前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藏独”势力和他们的宣传舆论工具,歪曲改革开放30年来青藏高原地区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所以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广大地区各族人民从历史到今天和睦相处的历史事实,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证据。
三个当代洮商的财富人生
敏文祥:
让雪域干酪素走向世界
利用藏区独有的资源牦牛乳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生产高原牦牛乳酪蛋白系列产品。至今,敏文祥,这个从甘肃省临潭走出来的本土企业家,累计投放牧区的原料(曲拉)收购资金10亿元,带动收购区域牧户10.3万户,带动甘南州牧户2.949万户。
敏文祥现在的身份是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华羚乳品集团公司董事长。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曲拉”已成为当地牧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回想起最初的创业之路,敏文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4年,经过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他认定干酪素行业前景广阔,于是果断筹集资金100万元,兴办了甘南州第一家以曲拉为原料生产干酪素的加工厂。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华羚已成为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中最大的一家。
敏文祥得以起家的资源——“曲拉”,实际上是在当地并不起眼的一种奶渣,但正是这种当地人眼里丝毫不起眼的乳制品成就了敏文祥。他通过加工曲拉,从中提炼而成牛乳酪蛋白。
在敏文祥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直接带动了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藏区及西藏约10万户农牧民增收。以前每公斤1.2元的曲拉,经产业的带动增长到31元,最高时达40元,直接拉动农牧民户均年纯收入增长905元。
如今,敏文祥有了更大的梦想,他试图将这一产业发挥到极致。为此,他先后投资兴建了“甘南干酷素山区经济产业化示范项目”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牦牛奶加工项目”。
丁仕祥:
甘南首位民营水电企业家
从最初的摸爬滚打,挖药材,放牧,贩化肥,收购药材,到开商铺、经营宾馆,再到涉足水电行业,50多岁的丁仕祥可谓是一个商业经历极为丰富的洮商。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经历过贫穷与苦难的丁仕祥迫于生计,开始了自己作为商人的第一次“经商”之旅。在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从临夏、合作设法买到化肥,坐汽车到兰州,然后坐火车到西安,一袋化肥可以赚到70多元的利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政策稍好,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的丁仕祥来往于广州、哈尔滨之间贩卖药材。受一些药材公司的委托,他主要收购贝母、麝香、当归、党参。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行商生涯之后,丁仕祥意识到要想长期经商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必须要由“行商”改为“坐商”。转型的结果是他先后来到临夏,兰州东部,做绸缎、礼帽生意,后来又筹资修建了一个宾馆,还搞了房地产开发。
而涉足水电行业,是丁仕祥的另一次转型。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管行商、坐商,都要有自己的实体。”在对实体生意这一目标的追求下,一个电站项目正好与他不期而遇。
这一次的转型,使得常年奔走四方的丁仕祥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个投资甘南水利水电开发的民营企业家。
张世明:
事业从进藏货物开始
1990年,临潭人张世明带领着他的弟弟们,装上进藏的第一车货物,从兰州出发,西进青海西宁、格尔木,翻越唐古拉山口入藏,经拉萨,沿喜玛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畔逆江而行。一路上高原缺氧,大雪封山,飞沙走石,在各种艰难险阻的陪伴下,将货物送达中尼交界的边贸小镇——樟木口岸。
张世明以商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和洞察力,看到樟木良好的贸易环境和发展前景,他把自己的一个弟弟介绍给—家外贸公司,合作开发边境互市贸易,他们的业务从单纯运输转向商业贸易。
在这里,张氏兄弟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张世明瞅准了物流运输这个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流通领域暗藏着巨大的潜力。到1997年,他们累计增购车辆12辆,组建了自己的运输车队,吸纳了临潭青年30人加入到这个运输队伍中来。
张氏兄弟的足迹不仅遍及青藏高原,大江南北,还到达了尼泊尔、印度等地。到2004年底,张世明的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在各地设立了12家网点,并在尼泊尔也成立了一个快运公司。
随着每年货运量成倍的递增,到现在,张氏兄弟所拥有的资产已近亿元。
如今,张氏兄弟已经涉足物流、水电、畜牧产品加工、房地产开发等四大领域。而在水电领域,张氏兄弟旗下已经有7个水电站,投入资金近2个亿。而对张世明而言,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洮商的历史沿革
从明代以来,洮州(今临潭,地处中国内陆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就以“茶马互市”兴盛,人们“重农善贾”,商贸发达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原通往青、川、藏的重要通道和藏汉各民族商贸往来的西部重要旱码头。
清代,茶马贸易由官办转为民间自由贸易,藏汉贸易更为发展繁荣。洮州新城农贸集市出现了民间组织形式——“营”,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物资贸易集散地的地位得到加强,在新旧城最早出现了如“德胜马”、“义心公”、“万盛西”和“天兴隆”等数十家商号。洮州逐步发展为甘肃西南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藏汉贸易中心城镇之一。
民国初年,内地战乱频繁,此地因皮毛生意的兴盛而带动了市场的发展和商贸的繁荣。洮商已开始向外地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发展,外地商客则云集临潭。到民国十八年前在临潭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就达10家,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本地商号200多家,其中资金在3000银元以上的商号就有77家,共有资金230万余银元。这一时期,洮商经营活动范围、规模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坐商和行商两种主要形式。行商又分为商队和单马客。商队主要有牛马贸易商队、牛马驮队、盐帮驮队,单马客则是单枪匹马独行经商。
民国十八年后至解放前,腐败政治导致地方变乱和民族矛盾激化,洮商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一些新型的国营和集体商业、城乡网点逐步建立,洮商的经营活动被纳入国营和集体商业管理轨道。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间,洮商活动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后,洮商足迹遍布全国。
自明代中期以来,这里就活跃着一支穿行于内地和青藏高原广大地区的独特而充满活力的商人群体。这就是洮商。如今,仍有70%以上的洮商活跃在青藏高原地区。
他们为促进内地与藏区经济和文化交流,为推动青藏高原各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为实现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和睦相处以及维护祖国边疆的稳定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据专家考察统计,目前洮商共拥有总资产22亿元左右,经营着青藏高原上民营经济中货运运输量的33%,旅游品的65%,绸缎的90%,布匹的60%,虫草的35%,帐篷生产和销售的95%、蕨麻批发量的90%。
洮商,已成为青藏高原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洮商:青藏高原民营经济的主力军
2007年,甘肃、宁夏的几个年轻学者丁汝俊、丁克家、敏文杰等人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青藏高原上活跃着的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洮商。
洮商是以甘肃临夏州临潭县回族为主体,兼有汉、藏等民族组成的商人群体,长期穿行于内地和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自明代中期以来,古称洮州的临潭县就以“藏马互市”兴盛,人们“重农善贾”,成为中原通往青、川、藏的重要通道,也是藏汉各民族商贸往来的西部重要旱码头。
近日,研究机构首次以专著、电视纪录片等载体提出“洮商”群体,称他们是青藏高原民营经济的主力军,是历史上内地与藏区汉藏贸易的开拓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这一大型考察活动的负责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丁汝俊,就“发现”洮商之旅展开对话。
洮商故乡是今甘肃临潭县
《中国经济周刊》:“洮商”为什么一直不为世人所熟知?
丁汝俊:主要是洮商的经济活动集中分布在空气稀薄、海拔高等自然条件艰苦、地域辽阔、交通极为不便、信息文化传播缓慢的青藏高原地区,而不像晋商、徽商那样,经济活动主要在内地,对其历史记载很多,这与洮商有很大的不同。“洮商”一词由于很少有正式的文字记载而不被内地人们所知,但在广大的青藏高原地区,在各民族人民中却一直口耳相传,其内涵和外延也很清晰。
《中国经济周刊》:洮商的发源地在哪里?
丁汝俊:洮商的故乡是今甘肃临潭县,古代称为洮州。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高山丘陵地区,居住着汉、回、藏等15个民族的人民,其中回族有2.3万人,他们是洮商的主体,约占洮商总人数的90%以上。洮商适应高原地区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历史上一直与青藏高原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
《中国经济周刊》:新时期的洮商有何发展?
丁汝俊: 如今,洮商在中印边界的亚东口岸、中尼边界的樟木口岸进行着活跃的边境贸易,其中的佼佼者不仅打开了边境地区的旅游品、畜产品、中药材市场,还在美国纽约、德国汉堡、阿联酋迪拜等地设有公司或办事机构。多数洮商已涉足房地产、水电、物流、虫草等多个领域。
洮商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物
《中国经济周刊》:与闻名天下的晋商、徽商相比,洮商有哪些特点?
丁汝俊:晋商、徽商大多在内地农耕文明的大环境中孕育形成,留下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比较丰富,也为人们熟知。然而,洮商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共同交流的产物,是历史上内地与藏区汉藏贸易的真正开拓者。
现在,洮商在青藏高原地区仍非常活跃,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同时由于青藏高原地域辽阔,商业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非常需要通过引导和发展民营经济来逐步完善和补充,而洮商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洮商被忽略、被遗忘的原因何在?
丁汝俊:洮商经济活动集中分布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文化信息传播缓慢的青藏高原腹地,因而往往不被内地的学者和人们所了解。一直到了近代,才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注意到他们,并留下一些宝贵的极有限的文字记载。
发现洮商的意义
《中国经济周刊》:作为一个地域性、民族性的商人群体,洮商形成了怎样的精神?
丁汝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洮商精神,主要有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勤俭自律、团结互助、创新向上。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们纵横驰骋青藏高原。
如今,洮商的经济活动、商业精神和时代特征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你们发现洮商、揭示洮商的科研成果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丁汝俊:洮商的发展历史表明: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藏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藏区各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历史上一直是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
这些研究成果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历史事实。
特别是针对目前西方一些敌对势力和其他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利用“藏独”势力和他们的宣传舆论工具,歪曲改革开放30年来青藏高原地区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所以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一广大地区各族人民从历史到今天和睦相处的历史事实,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证据。
三个当代洮商的财富人生
敏文祥:
让雪域干酪素走向世界
利用藏区独有的资源牦牛乳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生产高原牦牛乳酪蛋白系列产品。至今,敏文祥,这个从甘肃省临潭走出来的本土企业家,累计投放牧区的原料(曲拉)收购资金10亿元,带动收购区域牧户10.3万户,带动甘南州牧户2.949万户。
敏文祥现在的身份是甘肃省政协常委,甘肃华羚乳品集团公司董事长。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曲拉”已成为当地牧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回想起最初的创业之路,敏文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4年,经过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他认定干酪素行业前景广阔,于是果断筹集资金100万元,兴办了甘南州第一家以曲拉为原料生产干酪素的加工厂。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华羚已成为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中最大的一家。
敏文祥得以起家的资源——“曲拉”,实际上是在当地并不起眼的一种奶渣,但正是这种当地人眼里丝毫不起眼的乳制品成就了敏文祥。他通过加工曲拉,从中提炼而成牛乳酪蛋白。
在敏文祥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下,直接带动了甘青川三省交界的藏区及西藏约10万户农牧民增收。以前每公斤1.2元的曲拉,经产业的带动增长到31元,最高时达40元,直接拉动农牧民户均年纯收入增长905元。
如今,敏文祥有了更大的梦想,他试图将这一产业发挥到极致。为此,他先后投资兴建了“甘南干酷素山区经济产业化示范项目”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牦牛奶加工项目”。
丁仕祥:
甘南首位民营水电企业家
从最初的摸爬滚打,挖药材,放牧,贩化肥,收购药材,到开商铺、经营宾馆,再到涉足水电行业,50多岁的丁仕祥可谓是一个商业经历极为丰富的洮商。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经历过贫穷与苦难的丁仕祥迫于生计,开始了自己作为商人的第一次“经商”之旅。在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从临夏、合作设法买到化肥,坐汽车到兰州,然后坐火车到西安,一袋化肥可以赚到70多元的利润。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政策稍好,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的丁仕祥来往于广州、哈尔滨之间贩卖药材。受一些药材公司的委托,他主要收购贝母、麝香、当归、党参。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行商生涯之后,丁仕祥意识到要想长期经商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必须要由“行商”改为“坐商”。转型的结果是他先后来到临夏,兰州东部,做绸缎、礼帽生意,后来又筹资修建了一个宾馆,还搞了房地产开发。
而涉足水电行业,是丁仕祥的另一次转型。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管行商、坐商,都要有自己的实体。”在对实体生意这一目标的追求下,一个电站项目正好与他不期而遇。
这一次的转型,使得常年奔走四方的丁仕祥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个投资甘南水利水电开发的民营企业家。
张世明:
事业从进藏货物开始
1990年,临潭人张世明带领着他的弟弟们,装上进藏的第一车货物,从兰州出发,西进青海西宁、格尔木,翻越唐古拉山口入藏,经拉萨,沿喜玛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畔逆江而行。一路上高原缺氧,大雪封山,飞沙走石,在各种艰难险阻的陪伴下,将货物送达中尼交界的边贸小镇——樟木口岸。
张世明以商人特有的敏锐眼光和洞察力,看到樟木良好的贸易环境和发展前景,他把自己的一个弟弟介绍给—家外贸公司,合作开发边境互市贸易,他们的业务从单纯运输转向商业贸易。
在这里,张氏兄弟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张世明瞅准了物流运输这个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流通领域暗藏着巨大的潜力。到1997年,他们累计增购车辆12辆,组建了自己的运输车队,吸纳了临潭青年30人加入到这个运输队伍中来。
张氏兄弟的足迹不仅遍及青藏高原,大江南北,还到达了尼泊尔、印度等地。到2004年底,张世明的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在各地设立了12家网点,并在尼泊尔也成立了一个快运公司。
随着每年货运量成倍的递增,到现在,张氏兄弟所拥有的资产已近亿元。
如今,张氏兄弟已经涉足物流、水电、畜牧产品加工、房地产开发等四大领域。而在水电领域,张氏兄弟旗下已经有7个水电站,投入资金近2个亿。而对张世明而言,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洮商的历史沿革
从明代以来,洮州(今临潭,地处中国内陆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就以“茶马互市”兴盛,人们“重农善贾”,商贸发达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原通往青、川、藏的重要通道和藏汉各民族商贸往来的西部重要旱码头。
清代,茶马贸易由官办转为民间自由贸易,藏汉贸易更为发展繁荣。洮州新城农贸集市出现了民间组织形式——“营”,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物资贸易集散地的地位得到加强,在新旧城最早出现了如“德胜马”、“义心公”、“万盛西”和“天兴隆”等数十家商号。洮州逐步发展为甘肃西南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藏汉贸易中心城镇之一。
民国初年,内地战乱频繁,此地因皮毛生意的兴盛而带动了市场的发展和商贸的繁荣。洮商已开始向外地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发展,外地商客则云集临潭。到民国十八年前在临潭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就达10家,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本地商号200多家,其中资金在3000银元以上的商号就有77家,共有资金230万余银元。这一时期,洮商经营活动范围、规模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坐商和行商两种主要形式。行商又分为商队和单马客。商队主要有牛马贸易商队、牛马驮队、盐帮驮队,单马客则是单枪匹马独行经商。
民国十八年后至解放前,腐败政治导致地方变乱和民族矛盾激化,洮商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几乎丧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一些新型的国营和集体商业、城乡网点逐步建立,洮商的经营活动被纳入国营和集体商业管理轨道。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间,洮商活动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后,洮商足迹遍布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