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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一个奇人，世人给他身上所贴的身份标签有僧人、诗人、小说家、革命家等。陈灨一评论说：“苏曼殊，以诗人致力革命，所著诗文小说脍炙人口。擅语言学、梵文及英、日、德、法诸国文字，无不精谙。”苏曼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革命者，纵观其一生经历，随着革命浪潮起起伏伏，但不变的是他的爱国之心。
1894年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巨变，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尽管此时中华民族处于最黑暗动荡的时期，但革命火种却可燎原，生生不息。1902年之前，苏曼殊还没有萌生革命的思想，到1902年的秋天，才受冯自由（冯玉祥）之邀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组织“青年会”。第二年，俄国占领东三省，于是青年会的会员们又发起了“拒俄义勇队”，苏曼殊也在其中。1904年，“华兴会”密谋在长沙起义，会中主要人物都是苏曼殊在长沙实业学堂的同事，苏曼殊和他们往来颇为密切。1906年苏曼殊与柳亚子相识，柳亚子作为“双料革命党”既是同盟会又是兴复会成员，苏曼殊也与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们走得很近。1910年苏曼殊加入了爱国文学团体南社，在之后到来的辛亥革命中他的思想产生了某些变化。通过对苏曼殊思想的探究，人们也可以一窥辛亥革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伏。
“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时是极进取的。晚年虽形似退守，其实并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后转走。”柳亚子在《苏和尚杂谈》中，如此评价苏曼殊的思想。苏曼殊积极进取和形似保守的思想中间的转折点究竟在何处，人们通过苏曼殊与柳亚子交游的研究，可以找到答案。这个转折就在辛亥革命的1911—1914年，具体说来是在1913年袁世凯窃国独揽大权之后。
这个转折从苏曼殊写给柳亚子的信中可以发现端倪。在1913年之前，苏曼殊写给柳亚子的信中提到忧国之思的共有三篇，苏曼殊于辛亥十月爪哇写给柳亚子的信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忧愁和与友人一起报效祖国的决心：“久别思心弥结，谁云释矣？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刀光中，扺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十一月又寄“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此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志士无不激动振奋，在苏曼殊的信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革命的喜悦之情。后来1912年，袁世凯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依据临时约法，本应该总统制为内阁制，但袁世凯坚持在北京就职大总统，此时，袁世凯的野心尚未完全暴露，但这一消息让很多革命者感到不安，壬子四月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苏曼殊写道“天涯何处无风雨”，此时的苏曼殊已不像去年那样满怀激情与喜悦，而是感到风雨欲来的忧心。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了失败，此时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已经路人皆知。这年十二月，苏曼殊在日本给柳亚子写的两封信，其一云“石龟怀海，我岂亡情！”化用了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另一封则引用了陆游的作品：“‘已知无奈姮娥冷，瘦损梅花更断肠。’亚子宁谓山僧此时情绪不如放翁乎？”所引诗句出自《湖村野兴》，十里疏钟声里，五更残月照下，诗人迟迟不能入眠，月宫里的美人嫦娥多么的冷寂啊，不止如此，更不堪的是墻角的梅花瘦骨只零，又遭风吹雨打，香消玉殒，叫人断肠。疏钟、残月、野堂、清霜四个意象营造了凄清冷寂的氛围，为诗人刻骨的忧思做铺垫，陆游彻夜难眠的原因真的只是神话中的美人和一株梅花吗？恐怕更是远在深宫的君主和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吧！苏曼殊想要表达的，亦是这样一种至为深远的情绪，通过信中的诗句向友人言说。信中采用了反问的修辞手法，加强了语气的同时，更表达出写信者强烈的忧国情绪。这种苦苦压抑的表面之下潜藏着的汹涌暗流，全都化作一句句简短的小诗，于无声处听来更加震撼。
这时的苏曼殊看到革命党人多年的心血就这样被窃取，由原先的喜悦变成担忧再变成绝望，他的思想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积极，甚至出现了一些隐世的思想。1913年12月，苏曼殊在日本写给柳亚子的信，其中提到自己在异国他乡又身体不适，非常想念上海，卧病在床的时候，四周静悄悄没有人陪伴，“但有梅影，犹令孤山、邓尉，入吾魂梦”，这时候幸运的是有梅花在侧，投下稀疏的剪影，林逋隐居的孤山和邓尉隐居之山能够进入自己的梦魂。这一方面体现了苏曼殊对苏州杭州的思念，另一方面从苏曼殊对于隐士、梅花的喜爱也可以窥得其出世之思。
还有1914年2月苏曼殊写给柳亚子的信，写于日本登江上一座孤岛，信中有“颇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慨”的句子，即左思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在巍峨的高山上抖落衣服上的灰尘，在磅礴的河流中洗涤足下的埃土。这首咏史诗体现了左思广阔的胸怀、浪漫的想象，更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出世之思。现实的苦闷让苏曼殊也追求着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相信在他的文字天地里，在他的瑰丽想象里，他已经部分实现了他的追求。苏曼殊自己也写有出世的诗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苏曼殊写道：“随缘消岁月，生计老袈裟。”表达自己内心的宁静，不为岁月生计所动。此时苏曼殊旧病复发，幸运的是及时得到了较好的医治，这句感慨也能体现曼殊随缘淡漠的隐世思想。
这些消极避隐的思想，只是苏曼殊在遭到打击后一段时间的自然反应，却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在1915年3月从日本写给柳亚子的信中，苏曼殊借用故事和巧妙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与忧愁。他讲了自己在庙里遇到外国侏儒的故事，庙里是很多漂泊之人休息的地方，大家纷纷把身上的虱子抓出来消灭掉。这时候有一个侏儒从头发里摸出一个虱子，非说是苏曼殊传染给他的，苏曼殊巧妙地为自己辩解道：“我的虱子在身上是白的，你的是头上的是黑的，凭什么说是我传染给你的？”这样一件事体现了苏曼殊的机智幽默，但更重要的是苏曼殊借此表达的：“侏儒虽语塞;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亚子岂知吾愁叹耶？”他虽然在这件事上赢了侏儒，但对于国家衰亡的忧愁，使他心中片刻不得宁静。
在信中苏曼殊又说，自己最近发明了面包新吃法，用中国的腐乳涂在面包上丝毫不逊于外国的牛油。这个新发明也体现出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反映也他对祖国崛起的殷切盼望。此时苏曼殊讲的话，有时是表示他的极端愤激，因为愤激，却被有的人误解成了保守党。他1915年3月给柳亚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阿崔欲来游学，吾甚不谓然，内地已有‘黄鱼学堂’。吾谓多一出洋留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有人因为苏曼殊言语中反对留学，推崇辜鸿铭，来断言苏曼殊成了顽固旧势力的一份子。但这是完全讲不通的，苏曼殊本身就是留学生，不用说他的一众好友了，怎么会去骂自己呢？柳亚子认为这未必是苏曼殊心中之言，不过愤激而已。
1915年是洪宪帝制渐近成熟的时代，苏曼殊骂留学生，是因为他们贪财卖国;骂女留学生，是因为她们奢侈浮华的生活。比如，刘师培是苏曼殊极好的朋友，他的变节堕落，是苏曼殊极端痛心的。刘师培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何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对于辜鸿铭，苏曼殊在早年是很看不起的。1910年5月，苏曼殊作《与高天梅书》：“惜夫辜氏志不在文事，而为宗室诗匠牢其根性也。”他意在说辜鸿铭根本不算什么文人，完全是封建的诗匠。而现在却忽然说他崇拜起辜鸿铭来。苏曼殊实为暗写：像刘师培这班人翻云覆雨，以革命始而以“筹安”终，还不如辜氏的始终效忠满清。苏曼殊这一封信，写的“阿崔”，根本不知是谁，不过是借题发挥，表示他极端的激愤罢了。
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受影响的何止苏曼殊一人，从柳亚子写给苏曼殊的诗里，人们一样能感受到柳亚子的变化。1912年春天，袁世凯还没有暴露其狼子野心时，亚子送别苏曼殊诗云：“红灯绿酒几旬醉。海水天风万里行。正是阳春旧三月，樱花丛里访调筝。”又是灯红酒绿又是阳春三月，还调侃苏曼殊去找调筝女，好不痛快。可过了半年，革命党人意识到不对，这时再看亚子1912年冬天写给苏曼殊的诗：“东海骑鲸苏学士，朔方屠狗叶参军。归来心绪浑难说，付与西风怨夕曛。”已经是心绪难言，惴惴不安了。
柳无忌在《曼殊逸著两种后记》中讲：“曼殊知道记那些明末的忠臣烈女遗事，曼殊知道译印度人在亡国后苦痛的嘶声;就是同样的曼殊，译拜伦痛哭希腊的哀歌，骂媚外的广东人（《呜呼广东人》），谈荷人待爪哇华人的苛虐（《南洋话》），写无政府主义的女杰郭耳缦的气焰（《女杰郭耳缦》），曼殊岂只是一个作绮艳语，谈花月事的漂零者而已？”在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中，他的革命思想随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时候，也有消极的时候，但大部分是积极的，且他的革命思想也从未因为政治的起伏、友人的变节而改变过。
（南通大学）
作者简介：赵旭（1995-），女，江苏如皋人，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1894年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巨变，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尽管此时中华民族处于最黑暗动荡的时期，但革命火种却可燎原，生生不息。1902年之前，苏曼殊还没有萌生革命的思想，到1902年的秋天，才受冯自由（冯玉祥）之邀加入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革命组织“青年会”。第二年，俄国占领东三省，于是青年会的会员们又发起了“拒俄义勇队”，苏曼殊也在其中。1904年，“华兴会”密谋在长沙起义，会中主要人物都是苏曼殊在长沙实业学堂的同事，苏曼殊和他们往来颇为密切。1906年苏曼殊与柳亚子相识，柳亚子作为“双料革命党”既是同盟会又是兴复会成员，苏曼殊也与这些革命团体的成员们走得很近。1910年苏曼殊加入了爱国文学团体南社，在之后到来的辛亥革命中他的思想产生了某些变化。通过对苏曼殊思想的探究，人们也可以一窥辛亥革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伏。
“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时是极进取的。晚年虽形似退守，其实并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后转走。”柳亚子在《苏和尚杂谈》中，如此评价苏曼殊的思想。苏曼殊积极进取和形似保守的思想中间的转折点究竟在何处，人们通过苏曼殊与柳亚子交游的研究，可以找到答案。这个转折就在辛亥革命的1911—1914年，具体说来是在1913年袁世凯窃国独揽大权之后。
这个转折从苏曼殊写给柳亚子的信中可以发现端倪。在1913年之前，苏曼殊写给柳亚子的信中提到忧国之思的共有三篇，苏曼殊于辛亥十月爪哇写给柳亚子的信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忧愁和与友人一起报效祖国的决心：“久别思心弥结，谁云释矣？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刀光中，扺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十一月又寄“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此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志士无不激动振奋，在苏曼殊的信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革命的喜悦之情。后来1912年，袁世凯担任了临时大总统，依据临时约法，本应该总统制为内阁制，但袁世凯坚持在北京就职大总统，此时，袁世凯的野心尚未完全暴露，但这一消息让很多革命者感到不安，壬子四月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苏曼殊写道“天涯何处无风雨”，此时的苏曼殊已不像去年那样满怀激情与喜悦，而是感到风雨欲来的忧心。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了失败，此时袁世凯的狼子野心已经路人皆知。这年十二月，苏曼殊在日本给柳亚子写的两封信，其一云“石龟怀海，我岂亡情！”化用了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另一封则引用了陆游的作品：“‘已知无奈姮娥冷，瘦损梅花更断肠。’亚子宁谓山僧此时情绪不如放翁乎？”所引诗句出自《湖村野兴》，十里疏钟声里，五更残月照下，诗人迟迟不能入眠，月宫里的美人嫦娥多么的冷寂啊，不止如此，更不堪的是墻角的梅花瘦骨只零，又遭风吹雨打，香消玉殒，叫人断肠。疏钟、残月、野堂、清霜四个意象营造了凄清冷寂的氛围，为诗人刻骨的忧思做铺垫，陆游彻夜难眠的原因真的只是神话中的美人和一株梅花吗？恐怕更是远在深宫的君主和风雨飘摇的江山社稷吧！苏曼殊想要表达的，亦是这样一种至为深远的情绪，通过信中的诗句向友人言说。信中采用了反问的修辞手法，加强了语气的同时，更表达出写信者强烈的忧国情绪。这种苦苦压抑的表面之下潜藏着的汹涌暗流，全都化作一句句简短的小诗，于无声处听来更加震撼。
这时的苏曼殊看到革命党人多年的心血就这样被窃取，由原先的喜悦变成担忧再变成绝望，他的思想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积极，甚至出现了一些隐世的思想。1913年12月，苏曼殊在日本写给柳亚子的信，其中提到自己在异国他乡又身体不适，非常想念上海，卧病在床的时候，四周静悄悄没有人陪伴，“但有梅影，犹令孤山、邓尉，入吾魂梦”，这时候幸运的是有梅花在侧，投下稀疏的剪影，林逋隐居的孤山和邓尉隐居之山能够进入自己的梦魂。这一方面体现了苏曼殊对苏州杭州的思念，另一方面从苏曼殊对于隐士、梅花的喜爱也可以窥得其出世之思。
还有1914年2月苏曼殊写给柳亚子的信，写于日本登江上一座孤岛，信中有“颇有太冲振衣濯足之慨”的句子，即左思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在巍峨的高山上抖落衣服上的灰尘，在磅礴的河流中洗涤足下的埃土。这首咏史诗体现了左思广阔的胸怀、浪漫的想象，更表达了一种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出世之思。现实的苦闷让苏曼殊也追求着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相信在他的文字天地里，在他的瑰丽想象里，他已经部分实现了他的追求。苏曼殊自己也写有出世的诗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苏曼殊写道：“随缘消岁月，生计老袈裟。”表达自己内心的宁静，不为岁月生计所动。此时苏曼殊旧病复发，幸运的是及时得到了较好的医治，这句感慨也能体现曼殊随缘淡漠的隐世思想。
这些消极避隐的思想，只是苏曼殊在遭到打击后一段时间的自然反应，却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在1915年3月从日本写给柳亚子的信中，苏曼殊借用故事和巧妙的比喻来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与忧愁。他讲了自己在庙里遇到外国侏儒的故事，庙里是很多漂泊之人休息的地方，大家纷纷把身上的虱子抓出来消灭掉。这时候有一个侏儒从头发里摸出一个虱子，非说是苏曼殊传染给他的，苏曼殊巧妙地为自己辩解道：“我的虱子在身上是白的，你的是头上的是黑的，凭什么说是我传染给你的？”这样一件事体现了苏曼殊的机智幽默，但更重要的是苏曼殊借此表达的：“侏儒虽语塞;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亚子岂知吾愁叹耶？”他虽然在这件事上赢了侏儒，但对于国家衰亡的忧愁，使他心中片刻不得宁静。
在信中苏曼殊又说，自己最近发明了面包新吃法，用中国的腐乳涂在面包上丝毫不逊于外国的牛油。这个新发明也体现出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反映也他对祖国崛起的殷切盼望。此时苏曼殊讲的话，有时是表示他的极端愤激，因为愤激，却被有的人误解成了保守党。他1915年3月给柳亚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阿崔欲来游学，吾甚不谓然，内地已有‘黄鱼学堂’。吾谓多一出洋留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有人因为苏曼殊言语中反对留学，推崇辜鸿铭，来断言苏曼殊成了顽固旧势力的一份子。但这是完全讲不通的，苏曼殊本身就是留学生，不用说他的一众好友了，怎么会去骂自己呢？柳亚子认为这未必是苏曼殊心中之言，不过愤激而已。
1915年是洪宪帝制渐近成熟的时代，苏曼殊骂留学生，是因为他们贪财卖国;骂女留学生，是因为她们奢侈浮华的生活。比如，刘师培是苏曼殊极好的朋友，他的变节堕落，是苏曼殊极端痛心的。刘师培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何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对于辜鸿铭，苏曼殊在早年是很看不起的。1910年5月，苏曼殊作《与高天梅书》：“惜夫辜氏志不在文事，而为宗室诗匠牢其根性也。”他意在说辜鸿铭根本不算什么文人，完全是封建的诗匠。而现在却忽然说他崇拜起辜鸿铭来。苏曼殊实为暗写：像刘师培这班人翻云覆雨，以革命始而以“筹安”终，还不如辜氏的始终效忠满清。苏曼殊这一封信，写的“阿崔”，根本不知是谁，不过是借题发挥，表示他极端的激愤罢了。
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受影响的何止苏曼殊一人，从柳亚子写给苏曼殊的诗里，人们一样能感受到柳亚子的变化。1912年春天，袁世凯还没有暴露其狼子野心时，亚子送别苏曼殊诗云：“红灯绿酒几旬醉。海水天风万里行。正是阳春旧三月，樱花丛里访调筝。”又是灯红酒绿又是阳春三月，还调侃苏曼殊去找调筝女，好不痛快。可过了半年，革命党人意识到不对，这时再看亚子1912年冬天写给苏曼殊的诗：“东海骑鲸苏学士，朔方屠狗叶参军。归来心绪浑难说，付与西风怨夕曛。”已经是心绪难言，惴惴不安了。
柳无忌在《曼殊逸著两种后记》中讲：“曼殊知道记那些明末的忠臣烈女遗事，曼殊知道译印度人在亡国后苦痛的嘶声;就是同样的曼殊，译拜伦痛哭希腊的哀歌，骂媚外的广东人（《呜呼广东人》），谈荷人待爪哇华人的苛虐（《南洋话》），写无政府主义的女杰郭耳缦的气焰（《女杰郭耳缦》），曼殊岂只是一个作绮艳语，谈花月事的漂零者而已？”在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中，他的革命思想随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时候，也有消极的时候，但大部分是积极的，且他的革命思想也从未因为政治的起伏、友人的变节而改变过。
（南通大学）
作者简介：赵旭（1995-），女，江苏如皋人，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