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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3-0105-02
文字，是人类用于书写语言的符号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它的诞生对于人类社会意义非凡。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因此，文字也成为全面了解一个文明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这一点在现代埃及学研究中尤为明显。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于罗塞达石碑的成功破译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古代埃及失落千年的文明，也将埃及学变为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近二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正是借助对古埃及文献的研究才得以还原几千年前的历史真相。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于80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的埃及学研究，但近些年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郭丹彤教授携其科研团队历时多年，收集、整理和翻译古代埃及文献近百篇，现一并集辑出版，名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以下简称《译注》）。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同时，它还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支持，于2015年8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译注》分为上、中、下三卷，共1200余页，145万字。作为一部分类合理、译文精准、注解详实的专著，《译注》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译注》是我国首部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翻译并注释的专业著作。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前辈们曾将部分古代埃及文献收录于世界古代通史类文献汇编中，但因其篇数有限，翻译也多参照西文译本，无法满足专业研究的要求。近十年来，尽管一些针对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的专门性译注相继问世，但这些著述往往只涉及古埃及文献中的某个门类，如历史文献或宗教作品等，且未能提供象形文字原文及其拉丁化形式，所做注解在专业性方面也有所欠缺。基于此，《译注》作者广泛收集整理了各类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直接将象形文字译成汉语，并对诸如文献的来源与版本、相关历史背景、文献中涉及的专有名词等做了详细解释。因此，《译注》不仅是广大师生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时的首选参考文献，也为我国埃及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译注》在文献分类和选取方面匠心独运。古代埃及文明跨越三千余年，历经诸多王朝更迭，传世文献浩如烟海，故而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是国内外埃及学家共同面临的难题。《译注》作者凭借其对古埃及文明的深刻理解，结合国际埃及学研究趋势，以文献创作的初衷为依据，创造性的将古埃及原始文献分为具有实用功能的文献和仅以阅读为目的、缺乏实用价值的文学作品两大类。具体而言，前者包括历史文献、宗教巫术文献、科技文献等，而历史文献又可细分为王室文献、私人自传体铭文和行政文献；后者则囊括了故事、诗歌和教谕等体裁的相关作品。根据这一分类原则，《译注》作者经过精挑细选，最终收录颇具代表性的各类文献97篇。
作为构建古埃及历史的重要依托，历史文献在整套书中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又以王室文献为重点。在这部分中，作者以古埃及最早的王表《帕勒莫石碑》为开篇，以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罗塞塔石碑》为末篇：前者是了解早期埃及历史最为重要的文献依据，后者则是打开现代埃及学大门的钥匙。除了官方记录，私人自传体铭文以个人视角见证了不同时期古埃及的社会经济状况。据此，《译注》选取了包括最古老的自传体文献《梅藤自传体铭文》在内的古代埃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献18篇。另外，《译注》还将展示古代埃及人精神世界的7篇宗教巫术文献与反映古代埃及人科学成就的4篇科技文献收录其中。
为了全面展示古埃及人高超的文学造诣，《译注》将13篇最能体现其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谕文献，15篇脍炙人口、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故事纳入书中：其中《辛努西的故事》不仅在语言的运用上堪称中埃及语作品的巅峰之作，其所反映的宏大历史背景也是学者们在重建古埃及中王国历史时的必引之作；《能言善辩的农夫》则为古代埃及司法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虽然不如两河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英雄史诗那样气势磅礴，古埃及的诗歌在描写宗教思想及个人情感方面也极具感染力。《译注》也据此选译了文学性与史料性俱佳的《阿吞颂诗》等4篇诗歌。
第三，《译注》在翻译上不仅忠于原文，且语句流畅，通俗易懂。作为一门失传千年的死文字，古埃及语无论从文字形态还是语法结构上都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因此，如何对原文进行真实准确但又不乏文学艺术性的解读，就成了文献译者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译注》为此也颇下了一番工夫。
在对实用性很强的历史、宗教以及科技类文献进行翻译时，《译注》在严格遵循原文的前提下，适当补充某些句子成分，使译文不仅顺畅合理，也便于读者阅读理解。例如在《拉美西斯二世卡代什战役颂诗》中，法老怒斥临阵脱逃的军队时说：“这就是我的官员、步兵和战车兵所做的事吗？（是谁）临阵脱逃了？…… 此时正是你们一战成名之时，（奋勇杀敌）的人就算衰老也会为自己的（强壮双臂）而备受尊重。”《埃伯斯医药纸草》里将某条医治疾病的咒语翻译为：“这是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魔咒，…… （请将我）从男神和女神的威力中（解脱出来），（将我）从男性死者和女性死者的影像中解脱出来。”而对于文学作品的处理，《译注》在不破坏原文结构的情况下，将汉语中的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用于翻译中，以求在符合文献原意基础上增添艺术欣赏性。例如《能言善辩的农夫》中农夫称赞地方官员时说：“你宛如孤儿之父，寡妇之母，弃妇之兄，丧母者的衣物。”《柴思特·毕提纸草》上的爱情诗里形容女主人公的美貌时说：“无人能比的妹妹啊，美幻绝伦当中立，宛如晨星女神，升起在美好的新年伊始。”
第四，《译注》在编排形式上颇具创新性与实用性。自现代埃及学创立以来，古埃及文献译注类著述在西方学界屡见不鲜，但在内容的编排上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仅仅提供英、法或德等西方现代语言的译文及少量注释，象形文字原文和拉丁化往往缺失。《译注》汲取众家之长，大胆创新，部分解决了同类著述在此方面的不足。
《译注》首先将象形文字文献置于译文之前，其后将译文分为两栏，一栏是文献的拉丁化形式，即将象形文字以拉丁字母拼读出来，另一栏则对应中文译文，以便于读者对两种文字进行比对。
第五，《译注》对译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和晦涩难懂的句子进行了详细注解，从而加深读者对文献的理解。例如在《赫努姆赫泰普二世自传体铭文》中，《译注》以图表形式在注释中将每个家族成员的头衔、职务、职权范围、生活年代及血缘关系等清晰地展现出来，既理顺了赫努姆赫泰普家族的分支脉络，也使读者在阅读文献后对中王国时期地方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有了清楚认识。
尽管在语言、内容及编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译注》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受制于出版篇幅的要求，《译注》未能将历史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行政文献收录其中。其次，对于古埃及文明后期的文献，尤其是世俗体埃及语文献涉略较少。再次，《译注》中对某些古代埃及语专有名词的译法，例如神的头衔、地名等，也值得商榷。最后，《译注》对科技文献的收录尚显不足。凡此种种，都将鞭策《译注》的作者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研究中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综上所述，《译注》精选三千年古代埃及文明的优秀成果集辑成册，以优雅精准的语言，丰富充实的内容，极富实用性的编排，创造性地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古代埃及文明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为我国学者在古埃及文献的译注上提供了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董灏智）
文字，是人类用于书写语言的符号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它的诞生对于人类社会意义非凡。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因此，文字也成为全面了解一个文明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这一点在现代埃及学研究中尤为明显。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于罗塞达石碑的成功破译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古代埃及失落千年的文明，也将埃及学变为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近二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正是借助对古埃及文献的研究才得以还原几千年前的历史真相。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于80年代才开始进行系统的埃及学研究，但近些年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学者。作为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郭丹彤教授携其科研团队历时多年，收集、整理和翻译古代埃及文献近百篇，现一并集辑出版，名为《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以下简称《译注》）。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同时，它还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支持，于2015年8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译注》分为上、中、下三卷，共1200余页，145万字。作为一部分类合理、译文精准、注解详实的专著，《译注》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译注》是我国首部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翻译并注释的专业著作。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前辈们曾将部分古代埃及文献收录于世界古代通史类文献汇编中，但因其篇数有限，翻译也多参照西文译本，无法满足专业研究的要求。近十年来，尽管一些针对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的专门性译注相继问世，但这些著述往往只涉及古埃及文献中的某个门类，如历史文献或宗教作品等，且未能提供象形文字原文及其拉丁化形式，所做注解在专业性方面也有所欠缺。基于此，《译注》作者广泛收集整理了各类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直接将象形文字译成汉语，并对诸如文献的来源与版本、相关历史背景、文献中涉及的专有名词等做了详细解释。因此，《译注》不仅是广大师生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时的首选参考文献，也为我国埃及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译注》在文献分类和选取方面匠心独运。古代埃及文明跨越三千余年，历经诸多王朝更迭，传世文献浩如烟海，故而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是国内外埃及学家共同面临的难题。《译注》作者凭借其对古埃及文明的深刻理解，结合国际埃及学研究趋势，以文献创作的初衷为依据，创造性的将古埃及原始文献分为具有实用功能的文献和仅以阅读为目的、缺乏实用价值的文学作品两大类。具体而言，前者包括历史文献、宗教巫术文献、科技文献等，而历史文献又可细分为王室文献、私人自传体铭文和行政文献；后者则囊括了故事、诗歌和教谕等体裁的相关作品。根据这一分类原则，《译注》作者经过精挑细选，最终收录颇具代表性的各类文献97篇。
作为构建古埃及历史的重要依托，历史文献在整套书中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又以王室文献为重点。在这部分中，作者以古埃及最早的王表《帕勒莫石碑》为开篇，以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罗塞塔石碑》为末篇：前者是了解早期埃及历史最为重要的文献依据，后者则是打开现代埃及学大门的钥匙。除了官方记录，私人自传体铭文以个人视角见证了不同时期古埃及的社会经济状况。据此，《译注》选取了包括最古老的自传体文献《梅藤自传体铭文》在内的古代埃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献18篇。另外，《译注》还将展示古代埃及人精神世界的7篇宗教巫术文献与反映古代埃及人科学成就的4篇科技文献收录其中。
为了全面展示古埃及人高超的文学造诣，《译注》将13篇最能体现其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谕文献，15篇脍炙人口、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故事纳入书中：其中《辛努西的故事》不仅在语言的运用上堪称中埃及语作品的巅峰之作，其所反映的宏大历史背景也是学者们在重建古埃及中王国历史时的必引之作；《能言善辩的农夫》则为古代埃及司法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虽然不如两河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的英雄史诗那样气势磅礴，古埃及的诗歌在描写宗教思想及个人情感方面也极具感染力。《译注》也据此选译了文学性与史料性俱佳的《阿吞颂诗》等4篇诗歌。
第三，《译注》在翻译上不仅忠于原文，且语句流畅，通俗易懂。作为一门失传千年的死文字，古埃及语无论从文字形态还是语法结构上都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因此，如何对原文进行真实准确但又不乏文学艺术性的解读，就成了文献译者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译注》为此也颇下了一番工夫。
在对实用性很强的历史、宗教以及科技类文献进行翻译时，《译注》在严格遵循原文的前提下，适当补充某些句子成分，使译文不仅顺畅合理，也便于读者阅读理解。例如在《拉美西斯二世卡代什战役颂诗》中，法老怒斥临阵脱逃的军队时说：“这就是我的官员、步兵和战车兵所做的事吗？（是谁）临阵脱逃了？…… 此时正是你们一战成名之时，（奋勇杀敌）的人就算衰老也会为自己的（强壮双臂）而备受尊重。”《埃伯斯医药纸草》里将某条医治疾病的咒语翻译为：“这是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魔咒，…… （请将我）从男神和女神的威力中（解脱出来），（将我）从男性死者和女性死者的影像中解脱出来。”而对于文学作品的处理，《译注》在不破坏原文结构的情况下，将汉语中的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用于翻译中，以求在符合文献原意基础上增添艺术欣赏性。例如《能言善辩的农夫》中农夫称赞地方官员时说：“你宛如孤儿之父，寡妇之母，弃妇之兄，丧母者的衣物。”《柴思特·毕提纸草》上的爱情诗里形容女主人公的美貌时说：“无人能比的妹妹啊，美幻绝伦当中立，宛如晨星女神，升起在美好的新年伊始。”
第四，《译注》在编排形式上颇具创新性与实用性。自现代埃及学创立以来，古埃及文献译注类著述在西方学界屡见不鲜，但在内容的编排上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仅仅提供英、法或德等西方现代语言的译文及少量注释，象形文字原文和拉丁化往往缺失。《译注》汲取众家之长，大胆创新，部分解决了同类著述在此方面的不足。
《译注》首先将象形文字文献置于译文之前，其后将译文分为两栏，一栏是文献的拉丁化形式，即将象形文字以拉丁字母拼读出来，另一栏则对应中文译文，以便于读者对两种文字进行比对。
第五，《译注》对译文中出现的专有名词和晦涩难懂的句子进行了详细注解，从而加深读者对文献的理解。例如在《赫努姆赫泰普二世自传体铭文》中，《译注》以图表形式在注释中将每个家族成员的头衔、职务、职权范围、生活年代及血缘关系等清晰地展现出来，既理顺了赫努姆赫泰普家族的分支脉络，也使读者在阅读文献后对中王国时期地方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有了清楚认识。
尽管在语言、内容及编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译注》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首先，受制于出版篇幅的要求，《译注》未能将历史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行政文献收录其中。其次，对于古埃及文明后期的文献，尤其是世俗体埃及语文献涉略较少。再次，《译注》中对某些古代埃及语专有名词的译法，例如神的头衔、地名等，也值得商榷。最后，《译注》对科技文献的收录尚显不足。凡此种种，都将鞭策《译注》的作者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的研究中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综上所述，《译注》精选三千年古代埃及文明的优秀成果集辑成册，以优雅精准的语言，丰富充实的内容，极富实用性的编排，创造性地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古代埃及文明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为我国学者在古埃及文献的译注上提供了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董灏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