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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4-29
[基金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青年学术骨干项目“梁启超‘中国武士道’思想与明治武士道思想比较研究”（编号GG2018011）;黑龙江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维新派生死观研究”（编号：1353MSYYB028）。
[作者简介] 杜品（1981-），女，辽宁沈阳人，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① 戴宇认为，《武士道》一书是新渡户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以为日本辩护的立场，消除西方世界对日本所抱有的“偏见”和“误解”。参见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唐利国认为，强调武士道与西方伦理的共性，是新渡户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主流武士道论者的典型区别。《武士道》为日本军事胜利提供了理论性的说明，由此也使新渡户成为了“新日本”的代言人。参见唐利国：《论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编与抵抗的失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张崑将则探讨了新渡户武士道思想与基督教义的关系，认为其具有“基武相嵌”的伦理色彩。参见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146—148页。关于梁启超武士道思想，陈继东认为，“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啟超展开民族认同、国家再造的武器，其目的在于鼓舞民族精神。参见陈继东：《在中国发现武士道——梁启超的尝试》，《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内容摘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明论”盛行，中日两国也分别遭遇了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质疑。如何与欧美“文明”世界建立趋利避害的关系框架，为国家发展捕捉时机，衍生出了新渡户稻造与梁启超的“武士道论”。两个“武士道论”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将武士道看作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但需要重新诠释为民族文化传统，寻求与西方文化的同一性，拉近与本国与欧美的距离，接纳西方“文明”。不同国度、不同视角与立场使两部武士道著作呈现出核心观念与著述风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二者诉求对象不同、本人经历不同有关，从根本上说，则源于中日两国近代在生存环境、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发展面临的不同课题。
[关键词] 文明;新渡户稻造;梁启超;武士道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10-09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美“文明论”风行东亚。“文明”不仅用来解释西方国家的器物先进、国力强大的原因，也成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进化程度差别、文化优劣的标识。在欧美文明冲击下，被视为“半文明”“半开化”的中国与日本，不可避免地汇入“文明”化的潮流之中。同时，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也激发了中日两国知识精英对民族传统与文化精神的自觉维护。日本的教育家新渡户稻造（以下简称新渡户）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为其中的佼佼者。
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疗养的新渡户用英文著成《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The Soul of Japan）一书，并在费城出版。翌年，裳华房出版日文版。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出乎国际媒体的预测连战连胜，击败俄国的战斗精神震惊世界。一时间，新渡户的《武士道：日本之魂》一书（以下略称《武士道》），成了打开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大门，引起西方世界关注，被译成德语、捷克语、波兰语、法语等多国语言出版，成为世界了解日本文化的代表性著作。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辽东开战，清政府居然宣称“中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备受刺激，疾书《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杨度、蒋由智作序，由上海广智书局单独成册发行，一时颇为畅销。1916年，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文集》。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新渡户与梁启超的“武士道论”均强调武士道为本民族所固有传统道德。其中，新渡户的《武士道》侧重于向欧美解说日本人的心灵世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则认为武士道是民族认同、国家再造的产物。①以上研究分别以新渡户或梁启超的“武士道论”为分析对象，展开议论，但将两种“武士道论”加以系统比较研究的成果尚告阙如。关于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多为片段式的比较，尚缺少整体性的比较。见于张晓明：《梁启超与新渡户稻造忠义思想的重叠与再构——从“程婴、公孙杵臼”到“菅原道真的故事”》，《日本学研究》2015年。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甲午战争背景下两种“武士道论”的出台、两者的同异之处及其原因分析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甲午战争与两个“武士道论”的出台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获胜与清朝战败的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在这场颠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战争中，“文明”一度成为欧美列强观战与日本挑起战争的话语工具。日本以“文明国”自居，明治天皇睦仁将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美化成“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有余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对清战争成了“文明”之举。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3页。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将甲午战争歪曲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争”，声称日军是在“为世界文明而战”。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14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500頁。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舆论宣传，为其侵略行为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欧美列强则基于维护在东亚的利益考虑，以“文明”裁判者自居，不断调整对中日两国的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后，列强表面上宣布“中立”，作壁上观，实际上基于各自立场，处心积虑地拉偏架。英国在开战前与日本签订新的《航海通商条约》，撤销不平等条款，给日本以急需的外交支持，目的是为对抗沙俄拉拢日本;美国与沙俄则扮演避免战争的调停角色，让清廷感恩戴德，为扩大在华殖民权益打下伏笔。随着日军获胜、战局明朗化，西方国家迅速承认了日本的强国身份，并将日本的胜利说成是全盘学习欧洲文明的结果，沾沾自喜地宣称，自明治维新这“一场不寻常的革命后”，“依照天皇的命令，日本决心摈弃自己的文明，去拥抱欧洲文明”万国报馆编：《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47页。。换言之，在欧美列强看来，日本的胜利是其对西方“文明”全面引进与成功模仿的结果。
[基金项目] 牡丹江师范学院青年学术骨干项目“梁启超‘中国武士道’思想与明治武士道思想比较研究”（编号GG2018011）;黑龙江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维新派生死观研究”（编号：1353MSYYB028）。
[作者简介] 杜品（1981-），女，辽宁沈阳人，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① 戴宇认为，《武士道》一书是新渡户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以为日本辩护的立场，消除西方世界对日本所抱有的“偏见”和“误解”。参见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唐利国认为，强调武士道与西方伦理的共性，是新渡户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主流武士道论者的典型区别。《武士道》为日本军事胜利提供了理论性的说明，由此也使新渡户成为了“新日本”的代言人。参见唐利国：《论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编与抵抗的失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张崑将则探讨了新渡户武士道思想与基督教义的关系，认为其具有“基武相嵌”的伦理色彩。参见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146—148页。关于梁启超武士道思想，陈继东认为，“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啟超展开民族认同、国家再造的武器，其目的在于鼓舞民族精神。参见陈继东：《在中国发现武士道——梁启超的尝试》，《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内容摘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明论”盛行，中日两国也分别遭遇了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质疑。如何与欧美“文明”世界建立趋利避害的关系框架，为国家发展捕捉时机，衍生出了新渡户稻造与梁启超的“武士道论”。两个“武士道论”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将武士道看作本民族的传统精神，但需要重新诠释为民族文化传统，寻求与西方文化的同一性，拉近与本国与欧美的距离，接纳西方“文明”。不同国度、不同视角与立场使两部武士道著作呈现出核心观念与著述风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与二者诉求对象不同、本人经历不同有关，从根本上说，则源于中日两国近代在生存环境、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发展面临的不同课题。
[关键词] 文明;新渡户稻造;梁启超;武士道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10-09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美“文明论”风行东亚。“文明”不仅用来解释西方国家的器物先进、国力强大的原因，也成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进化程度差别、文化优劣的标识。在欧美文明冲击下，被视为“半文明”“半开化”的中国与日本，不可避免地汇入“文明”化的潮流之中。同时，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也激发了中日两国知识精英对民族传统与文化精神的自觉维护。日本的教育家新渡户稻造（以下简称新渡户）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为其中的佼佼者。
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疗养的新渡户用英文著成《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The Soul of Japan）一书，并在费城出版。翌年，裳华房出版日文版。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出乎国际媒体的预测连战连胜，击败俄国的战斗精神震惊世界。一时间，新渡户的《武士道：日本之魂》一书（以下略称《武士道》），成了打开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大门，引起西方世界关注，被译成德语、捷克语、波兰语、法语等多国语言出版，成为世界了解日本文化的代表性著作。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辽东开战，清政府居然宣称“中立”。当时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备受刺激，疾书《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杨度、蒋由智作序，由上海广智书局单独成册发行，一时颇为畅销。1916年，收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饮冰室文集》。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新渡户与梁启超的“武士道论”均强调武士道为本民族所固有传统道德。其中，新渡户的《武士道》侧重于向欧美解说日本人的心灵世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则认为武士道是民族认同、国家再造的产物。①以上研究分别以新渡户或梁启超的“武士道论”为分析对象，展开议论，但将两种“武士道论”加以系统比较研究的成果尚告阙如。关于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多为片段式的比较，尚缺少整体性的比较。见于张晓明：《梁启超与新渡户稻造忠义思想的重叠与再构——从“程婴、公孙杵臼”到“菅原道真的故事”》，《日本学研究》2015年。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甲午战争背景下两种“武士道论”的出台、两者的同异之处及其原因分析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甲午战争与两个“武士道论”的出台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获胜与清朝战败的结果出乎国际社会的预料，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在这场颠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战争中，“文明”一度成为欧美列强观战与日本挑起战争的话语工具。日本以“文明国”自居，明治天皇睦仁将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美化成“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有余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对清战争成了“文明”之举。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3页。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将甲午战争歪曲为“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战争”，声称日军是在“为世界文明而战”。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14巻，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第500頁。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舆论宣传，为其侵略行为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欧美列强则基于维护在东亚的利益考虑，以“文明”裁判者自居，不断调整对中日两国的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后，列强表面上宣布“中立”，作壁上观，实际上基于各自立场，处心积虑地拉偏架。英国在开战前与日本签订新的《航海通商条约》，撤销不平等条款，给日本以急需的外交支持，目的是为对抗沙俄拉拢日本;美国与沙俄则扮演避免战争的调停角色，让清廷感恩戴德，为扩大在华殖民权益打下伏笔。随着日军获胜、战局明朗化，西方国家迅速承认了日本的强国身份，并将日本的胜利说成是全盘学习欧洲文明的结果，沾沾自喜地宣称，自明治维新这“一场不寻常的革命后”，“依照天皇的命令，日本决心摈弃自己的文明，去拥抱欧洲文明”万国报馆编：《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47页。。换言之，在欧美列强看来，日本的胜利是其对西方“文明”全面引进与成功模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