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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语文教师确实尴尬。语文自建科以来,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不能确定它的性质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吹“东风”,明天吹“西风”,让语文教师找不到明确的教学方向,甚至让钱梦龙这样的全国语文名家都感到为难。昨天说要摒弃讲授式的“满堂灌”,反对“一言谈”,要有“对话”,教师刚刚运用了“对话”,今天又有人说“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方法,应大力提倡;昨天大张旗鼓地宣扬“课堂不能没有琅琅的读书声”,教师使出浑身解数,让语文课堂响起了读书声,可今天又有人说“朗读肤浅”;刚刚要求语文课不能没有运用多媒体,教师马不停蹄地好不容易学会,又有人说“多媒体使语文课失去本真”,应当叫停;细读文本,咬文嚼字等做法才被批得体无完肤,说是肢解课文,语文教师正痛改前非,让“整体感知”大行其道时,又有人急呼“要细嚼慢咽”文本;昨天批评语文训练“罪大恶极”,今天发现语文不训练才是“罪大恶极”:近年一些如“语文素养”之类的新名词,让语文教师一头雾水,两眼冒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一而足。语文,谁都可以来说几句,似乎谁都说得头头是道,着实让语文时时分不清东西南北,让辛勤耕耘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苦不堪言。
而有些尴尬是来自教学现实。第一,在中学,在诸多科目中语文是大科,内容庞杂可谓第一,可事实上只能称“老四”甚至“老五”。学生往往不把语文当回事,因为语文甚是不好学,单单汉字,要掌握3500个以上,还要举重若轻地运用,以及掌握其他像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需要下大力气,下苦功夫,在繁重的课业和频繁的考试面前,学生不得不选择投入小而收效大的,放弃投入大而收效慢的语文;第二,语文教学十分不易操作,一方面作文和越来越多的阅读主观题,工作量大。一个语文教师教两个班,一百二十几个学生,无法迅捷地批改,及时（两个班的一次大作文全改完,需两周时间）反馈给学生,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作文训练的量达不到,作文水平肯定提高不了;第三,语文成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阅读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学生今天考得高,明天未必高;短期的大投入,往往得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多学少学差不多。在屡试屡挫中,大多数学生对语文是抱得过且过的态度,甚至放弃;第四,语文成绩要提高,不仅要在课堂上认真学到阅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课外阅读中去,所谓“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从而巩固并形成能力,进而获得人文的滋养。可是现在的中小学生,几个有课外阅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课外阅读,稍有课外阅读的学生,会受到多方的围追堵截;第五,过去除了书没什么别的可玩,而现在可供娱乐的东西比过去是几倍的增长,如玩具、游戏机、旱冰、网络游戏等等,可选择的范围很大,单就影像文本和文字文本来说,绝大多数学生钟情于前者而厌弃后者;第六,受就业的影响,家长和学生更重视外语而轻视母语。这些都让语文教师十分尴尬和无奈,而更令语文教师尴尬的是,他们的困难和辛劳,不是得到理解和支持,而是遭到谴责和批判,特别是那些不作深入了解,不作调查的指责。
于是,有的语文教师浩叹:语文教师的尴尬何时了？语文的路在哪里？语文该怎么教？
首先是关于语文的性质。建国以来,围绕语文性质问题,曾有过多次争论,每一次总要偏离方向,产生负面影响,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工具性”上来。1958年大跃进时期,语文课几乎成了政治课,抛弃基础知识教学,摒弃基本技能训练,使语文遭受极大破坏。1963年,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使语文教学逐渐走上正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语文教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用语录、社论等当教材,以写批判稿代替写作,致使学生的语文能力遭受前所未有的糟蹋,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学业。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1978年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继承和发展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理论,恢复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工具性;正确处理政治和语文的关系,重新确定了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半个世纪以来,语文几经波折,还是回到了“工具性”上来。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学科的性质定位再不能摇摆不定了,它关系到语文“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前提,是方向性问题,解决不好,真的要“误尽苍生”。
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当作语文的性质是有失偏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所有语言作品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形式（它还有结构、表现方法等）和内容,即语言文字和人文,它们互为表里。语文主要负责形式这一方面,承担语言文字的教学,关注的重点是“怎么写”和“为什么这么写”;而内容方面,即过去称为“道”或“政治思想”或“思想文化”及“科学”等,而现在称为“人文”的,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人文）,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艺术等方方面面,应该是中学除语文外所有科目的教学内容,关注的重点是作品里“写了什么”,两者不可混淆。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当作语文的性质无异于语文要承担语言文字和所有中学其他学科的所有内容,这样,语文教师不堪重负,其他学科的教师也是不答应的。现在不少语文教师把语文课上得轰轰烈烈,似乎充满人文性,而把“工具性”抛置脑后,就是受“‘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误导,迷失了语文的方向。
我把语言文字比作纸张,它可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袋子、箱子等,可以包装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水果、蔬菜、电器等等,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教会学生制作或拆解各种各样的袋子、箱子等,用以包装需要包装的物品,或获取袋子、箱子里的物品,这就相当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人文”（写作）,或拆解语言文字获取其中所承载的“人文”（阅读）。指导学生拥有纸张,制作包装或拆解获取,加强技能训练,突出“工具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才是语文教学的本职。把语文教学的精力放在袋子、箱子里的物品上,如果装的是冰箱,就讲冰箱的知识,那是物理课,不是语文课,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方向,是“授之以鱼”,而不是“授之以渔”,但现在这样的课太多了。这是灾难性的。
笔者以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正如叶老所言“口头为‘语’,书面为‘文’”, 它的本质属性就是“具有人类社会交际、思维和传承文化等功能”的“工具”。
其次,语文应该“教什么”。语文的性质清楚了,该“教什么”就不言而喻了。语文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积累语言材料,训练语言技能,培养语感,养成良好习惯,切实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中学阶段的课文总共只有二百来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艺术等,这些内容置于人类浩瀚的“人文”面前,只是沧海一粟,显然不足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更不能作为学生终身发展的目标。这些课文只是“例子”,教师应该带领学生利用这些“例子”,走进文本,分析文本的字、词、句、篇,揣摩作者“写了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这么写”,披文入境、入情、入理,进而理解（获取）作者所表现的人文内涵,重点必须放在学会阅读上。经过二百来篇“例子”的操练,使学生逐步掌握解读不同作家、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本语言密码的方法,不断丰富经验,增强语感,提高能力,进而走向课外千千万万的“课文”,走向阅读的自由王国,获得最大容量的“人文”滋养,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同时,使学生理解、掌握并熟练运用语言文字,自由而娴熟地表现自我,呈现生活,展示时代,炫示自然,提高作文水平。
再次,语文应该“怎么教”。近三十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语文课程的发展呈现出生活化、多样化,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以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为目的语文教学方法就有十多种。虽然说,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语文课堂教学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语文课程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也是令语文教师尴尬的另一个方面。笔者以为,“怎么教”取决于“教什么”,一般地说,什么样的内容将决定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语文教师如果能坚守“工具性”这一语文性质,明确“教什么”,又能够钻研和“吃透”所选择的全套教材,并学习和积累较为丰富而先进的教学方法,就能够因环境、因教材、因学生、因自己而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能化解不少的尴尬。
但愿语文教师的尴尬能越来越少。
而有些尴尬是来自教学现实。第一,在中学,在诸多科目中语文是大科,内容庞杂可谓第一,可事实上只能称“老四”甚至“老五”。学生往往不把语文当回事,因为语文甚是不好学,单单汉字,要掌握3500个以上,还要举重若轻地运用,以及掌握其他像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需要下大力气,下苦功夫,在繁重的课业和频繁的考试面前,学生不得不选择投入小而收效大的,放弃投入大而收效慢的语文;第二,语文教学十分不易操作,一方面作文和越来越多的阅读主观题,工作量大。一个语文教师教两个班,一百二十几个学生,无法迅捷地批改,及时（两个班的一次大作文全改完,需两周时间）反馈给学生,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作文训练的量达不到,作文水平肯定提高不了;第三,语文成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阅读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学生今天考得高,明天未必高;短期的大投入,往往得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多学少学差不多。在屡试屡挫中,大多数学生对语文是抱得过且过的态度,甚至放弃;第四,语文成绩要提高,不仅要在课堂上认真学到阅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课外阅读中去,所谓“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从而巩固并形成能力,进而获得人文的滋养。可是现在的中小学生,几个有课外阅读？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课外阅读,稍有课外阅读的学生,会受到多方的围追堵截;第五,过去除了书没什么别的可玩,而现在可供娱乐的东西比过去是几倍的增长,如玩具、游戏机、旱冰、网络游戏等等,可选择的范围很大,单就影像文本和文字文本来说,绝大多数学生钟情于前者而厌弃后者;第六,受就业的影响,家长和学生更重视外语而轻视母语。这些都让语文教师十分尴尬和无奈,而更令语文教师尴尬的是,他们的困难和辛劳,不是得到理解和支持,而是遭到谴责和批判,特别是那些不作深入了解,不作调查的指责。
于是,有的语文教师浩叹:语文教师的尴尬何时了？语文的路在哪里？语文该怎么教？
首先是关于语文的性质。建国以来,围绕语文性质问题,曾有过多次争论,每一次总要偏离方向,产生负面影响,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工具性”上来。1958年大跃进时期,语文课几乎成了政治课,抛弃基础知识教学,摒弃基本技能训练,使语文遭受极大破坏。1963年,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使语文教学逐渐走上正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语文教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用语录、社论等当教材,以写批判稿代替写作,致使学生的语文能力遭受前所未有的糟蹋,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学业。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1978年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继承和发展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基本理论,恢复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工具性;正确处理政治和语文的关系,重新确定了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半个世纪以来,语文几经波折,还是回到了“工具性”上来。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学科的性质定位再不能摇摆不定了,它关系到语文“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前提,是方向性问题,解决不好,真的要“误尽苍生”。
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当作语文的性质是有失偏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所有语言作品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形式（它还有结构、表现方法等）和内容,即语言文字和人文,它们互为表里。语文主要负责形式这一方面,承担语言文字的教学,关注的重点是“怎么写”和“为什么这么写”;而内容方面,即过去称为“道”或“政治思想”或“思想文化”及“科学”等,而现在称为“人文”的,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人文）,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艺术等方方面面,应该是中学除语文外所有科目的教学内容,关注的重点是作品里“写了什么”,两者不可混淆。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当作语文的性质无异于语文要承担语言文字和所有中学其他学科的所有内容,这样,语文教师不堪重负,其他学科的教师也是不答应的。现在不少语文教师把语文课上得轰轰烈烈,似乎充满人文性,而把“工具性”抛置脑后,就是受“‘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误导,迷失了语文的方向。
我把语言文字比作纸张,它可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袋子、箱子等,可以包装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水果、蔬菜、电器等等,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教会学生制作或拆解各种各样的袋子、箱子等,用以包装需要包装的物品,或获取袋子、箱子里的物品,这就相当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人文”（写作）,或拆解语言文字获取其中所承载的“人文”（阅读）。指导学生拥有纸张,制作包装或拆解获取,加强技能训练,突出“工具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才是语文教学的本职。把语文教学的精力放在袋子、箱子里的物品上,如果装的是冰箱,就讲冰箱的知识,那是物理课,不是语文课,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方向,是“授之以鱼”,而不是“授之以渔”,但现在这样的课太多了。这是灾难性的。
笔者以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正如叶老所言“口头为‘语’,书面为‘文’”, 它的本质属性就是“具有人类社会交际、思维和传承文化等功能”的“工具”。
其次,语文应该“教什么”。语文的性质清楚了,该“教什么”就不言而喻了。语文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积累语言材料,训练语言技能,培养语感,养成良好习惯,切实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中学阶段的课文总共只有二百来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军事、艺术等,这些内容置于人类浩瀚的“人文”面前,只是沧海一粟,显然不足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更不能作为学生终身发展的目标。这些课文只是“例子”,教师应该带领学生利用这些“例子”,走进文本,分析文本的字、词、句、篇,揣摩作者“写了什么”“怎么写”和“为什么这么写”,披文入境、入情、入理,进而理解（获取）作者所表现的人文内涵,重点必须放在学会阅读上。经过二百来篇“例子”的操练,使学生逐步掌握解读不同作家、不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本语言密码的方法,不断丰富经验,增强语感,提高能力,进而走向课外千千万万的“课文”,走向阅读的自由王国,获得最大容量的“人文”滋养,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同时,使学生理解、掌握并熟练运用语言文字,自由而娴熟地表现自我,呈现生活,展示时代,炫示自然,提高作文水平。
再次,语文应该“怎么教”。近三十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语文课程的发展呈现出生活化、多样化,也导致了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只以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为目的语文教学方法就有十多种。虽然说,语文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语文课堂教学科学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语文课程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也是令语文教师尴尬的另一个方面。笔者以为,“怎么教”取决于“教什么”,一般地说,什么样的内容将决定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语文教师如果能坚守“工具性”这一语文性质,明确“教什么”,又能够钻研和“吃透”所选择的全套教材,并学习和积累较为丰富而先进的教学方法,就能够因环境、因教材、因学生、因自己而选择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能化解不少的尴尬。
但愿语文教师的尴尬能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