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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舞台，嘴角一弯，表演开始。他因说实话而得名，他因理想主义而得病，他曾被称做“时代病人”，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小崔没病，是时代病了。
《实话实说》的第三任主持人阿忆在北大教课，至今他还在给学生们播放着上个世纪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他用“天才”两个字评价崔永元，说不被小崔搞笑是不可能的。
2012年1月14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厅，崔永元正在录制新一期的《正大综艺》特别节目。他早早地站到台上，亲自为即将开始的节目做着暖场。他一遍一遍换着花样地调动大家情绪，他和全场所有的小朋友打着招呼，问远处一个胖胖的男孩，“考试考得怎么样?”男孩说，“还好。”他旋即侧过头去，眼睛一眯，问道，“蒙谁呢你?”全场大笑。节目还没开始，观众们就已经被他带动得兴奋起来。
台上这个手拿话筒、笑里憋着坏的男人，不帅，不怪，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挪动视线的魅力。他的表达是温柔的，你肯定没见过崔永元在节目里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场面他都四两拨千斤地插科打诨，那些聪明的玩笑、暗藏着机锋，叫人会心。他讲话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在一句平缓的、正儿八经的铺垫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逻辑的转弯和小小的陷阱与高潮。
三个小时的节目，每位演出人员都汗流浃背，只有他，从头忙到尾，却仍旧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他也是最享受的，他的眼里冒着精光，看不到倦意，像个小伙子似的。
把这些浪漫用来反抗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两个崔永元：一个站在台上。口吐莲花：另一个在台下，四处奔走。人们间或地从媒体的报道里，了解到台下那个小崔，多半是些让人击节叫好的事情。好像台下的比台上的更加光辉。
和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现有的模样。他想象中的一切本应更好。所以他挣扎、反抗。但他从不振臂高呼。也没当过意见领袖。他只是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在今年初，他拒绝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慈善年会，同一天晚上，他赶赴到皮村的“小剧场”里，为当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春节晚会。整场演出的预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没有红地毯，没有灯光闪烁，也没有万众瞩目。崔永元用行动发出了一个疑问，慈善需要那些吗?所以他默默地完成了一次回击，亮明态度：慈善不是万人礼堂里的领导颁奖。是真切的关心，是和他们在一起。
6年前，80后开始走出校园，整个社会的节奏骤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却召集了21个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一重走长征路。意义何在?上路就是意义。当人们开始淡忘了团队精神，淡忘了如何走一段长路，也淡忘了反思自己的时候，崔永元就用这种丝毫不偷懒的方式把它捡起来。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他费尽心思，想让人们了解得多一点，思考得多一点。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他发出抵抗，不为无良商家代言，不为收视率折腰。可是，世界所呈现的样子还是没能因为他的抵抗而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他会伤心地想。自己其实是个连女儿都改变不了的人。
幸而他一次次从沮丧绝望中挺了过来，来到众人面前，继续着奋斗，面对采访时，他说：“我的确没改变世界，可是世界也没改变我，我们扯平了。”
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崔永元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因此他心里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电影，一个是英雄。为前者他做了好多，他家里光是电影放映机就存了140多台。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拍《电影传奇》。时至今日，时长已超过2000小时，照片超过10万张。前一阵，他又举办了一场全国电影比赛。想培养一批新锐导演，送他们去听电影大师的课，资助他们完成梦想。
而说到英雄情结，这实际上凭靠的是一种死不信邪的信念。小崔骨子里有种书生的倔强和一股混不吝的劲头。关键时刻他特别大无畏，认准了就坚持。能把所有人都拗过去。很小的时候，他曾替哥哥出头，和一帮流氓打了起来，那帮人扬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见连旁边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横，说：“那你们来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们就给我赔礼道歉。反正就这两条道。”话一出，把对方一伙人呛得面面相觑。最终给他道了歉。
不过当面对的不再是具体某个人时，英雄也会束手无策，也会碰壁。当初，对节目的审查越来越严，不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多，小崔是拗着劲儿在录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越做他心中越荒凉，身体的疲惫能扛，心里的疲惫却始终过不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时候，他说，“天助我。”
2001年，他到日本参观。在NHK电视台，他找工作人员调出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进一步选择——东北——张学良，他选择了一个最早的视频，是张学良的一段演讲。崔永元大为震惊，这种资料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后来，他又走进一家日本书店，看到那里有一面墙，墙上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可中国哪会有这样的书店呢?他暗地里较劲，想到我们的历史，见证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时间不多了，他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历史崔永元的泪水、愤慨和无奈就全出来了。他痛恨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怠慢。他想不通怎么我们居然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对那些壮丽的往事一无所知，而我们抗战时的敌人却做得这么用心。于是，他把自己的两个梦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拍那些参与抗战的老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历史。这份浩大的事业，进行到今天，已经采访了数千人，素材有几百万分钟。用影像来展现别人口述的历史，制作成纪录片，而后又集结成书，他说这些东西还什么也说明不了。只是一点存证。
他的同事柴静曾问他，做了这么多。现实情况似乎没太大变化，为什么还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诉柴静，现在做事情已经不管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就比什么都重要。这话真让人感动，留下一点点好，再一点点，永不放弃。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英雄主义，但我能感受到，外表坚硬的世界里，这个温柔的英雄是我们都在等的人。
《实话实说》的第三任主持人阿忆在北大教课，至今他还在给学生们播放着上个世纪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他用“天才”两个字评价崔永元，说不被小崔搞笑是不可能的。
2012年1月14日，高碑店的演播大厅，崔永元正在录制新一期的《正大综艺》特别节目。他早早地站到台上，亲自为即将开始的节目做着暖场。他一遍一遍换着花样地调动大家情绪，他和全场所有的小朋友打着招呼，问远处一个胖胖的男孩，“考试考得怎么样?”男孩说，“还好。”他旋即侧过头去，眼睛一眯，问道，“蒙谁呢你?”全场大笑。节目还没开始，观众们就已经被他带动得兴奋起来。
台上这个手拿话筒、笑里憋着坏的男人，不帅，不怪，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挪动视线的魅力。他的表达是温柔的，你肯定没见过崔永元在节目里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再大的场面他都四两拨千斤地插科打诨，那些聪明的玩笑、暗藏着机锋，叫人会心。他讲话时遵循着自己的节奏，在一句平缓的、正儿八经的铺垫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逻辑的转弯和小小的陷阱与高潮。
三个小时的节目，每位演出人员都汗流浃背，只有他，从头忙到尾，却仍旧泰然自若。他是最能扛的，他也是最享受的，他的眼里冒着精光，看不到倦意，像个小伙子似的。
把这些浪漫用来反抗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两个崔永元：一个站在台上。口吐莲花：另一个在台下，四处奔走。人们间或地从媒体的报道里，了解到台下那个小崔，多半是些让人击节叫好的事情。好像台下的比台上的更加光辉。
和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崔永元不能接受和适应这个世界现有的模样。他想象中的一切本应更好。所以他挣扎、反抗。但他从不振臂高呼。也没当过意见领袖。他只是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在今年初，他拒绝了声势浩大的中国慈善年会，同一天晚上，他赶赴到皮村的“小剧场”里，为当地的打工者主持了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春节晚会。整场演出的预算加在一起不足千元，没有红地毯，没有灯光闪烁，也没有万众瞩目。崔永元用行动发出了一个疑问，慈善需要那些吗?所以他默默地完成了一次回击，亮明态度：慈善不是万人礼堂里的领导颁奖。是真切的关心，是和他们在一起。
6年前，80后开始走出校园，整个社会的节奏骤然加快，人人都在提速。可崔永元却召集了21个人，大家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一重走长征路。意义何在?上路就是意义。当人们开始淡忘了团队精神，淡忘了如何走一段长路，也淡忘了反思自己的时候，崔永元就用这种丝毫不偷懒的方式把它捡起来。
那些事情被崔永元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他费尽心思，想让人们了解得多一点，思考得多一点。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他发出抵抗，不为无良商家代言，不为收视率折腰。可是，世界所呈现的样子还是没能因为他的抵抗而有所改观，甚至有时他会伤心地想。自己其实是个连女儿都改变不了的人。
幸而他一次次从沮丧绝望中挺了过来，来到众人面前，继续着奋斗，面对采访时，他说：“我的确没改变世界，可是世界也没改变我，我们扯平了。”
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崔永元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因此他心里有两个情结，一个是电影，一个是英雄。为前者他做了好多，他家里光是电影放映机就存了140多台。全北京找不出第二个。拍《电影传奇》。时至今日，时长已超过2000小时，照片超过10万张。前一阵，他又举办了一场全国电影比赛。想培养一批新锐导演，送他们去听电影大师的课，资助他们完成梦想。
而说到英雄情结，这实际上凭靠的是一种死不信邪的信念。小崔骨子里有种书生的倔强和一股混不吝的劲头。关键时刻他特别大无畏，认准了就坚持。能把所有人都拗过去。很小的时候，他曾替哥哥出头，和一帮流氓打了起来，那帮人扬言要卸了他的腿。崔永元见连旁边的警察都不管，便心一横，说：“那你们来吧，今天要是卸不了腿。你们就给我赔礼道歉。反正就这两条道。”话一出，把对方一伙人呛得面面相觑。最终给他道了歉。
不过当面对的不再是具体某个人时，英雄也会束手无策，也会碰壁。当初，对节目的审查越来越严，不能说的实话越来越多，小崔是拗着劲儿在录后来的《实话实说》，节目越做他心中越荒凉，身体的疲惫能扛，心里的疲惫却始终过不去。结果有一天他终于拗不下去了，病倒了，倒下的时候，他说，“天助我。”
2001年，他到日本参观。在NHK电视台，他找工作人员调出关于中国的资料，结果发现密密麻麻的一片，他又进一步选择——东北——张学良，他选择了一个最早的视频，是张学良的一段演讲。崔永元大为震惊，这种资料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再后来，他又走进一家日本书店，看到那里有一面墙，墙上有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可中国哪会有这样的书店呢?他暗地里较劲，想到我们的历史，见证它的人正在老去和死亡，时间不多了，他对自己说，不能再等了。
一提到历史崔永元的泪水、愤慨和无奈就全出来了。他痛恨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怠慢。他想不通怎么我们居然对自己的民族英雄、对那些壮丽的往事一无所知，而我们抗战时的敌人却做得这么用心。于是，他把自己的两个梦想捏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去拍那些参与抗战的老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历史。这份浩大的事业，进行到今天，已经采访了数千人，素材有几百万分钟。用影像来展现别人口述的历史，制作成纪录片，而后又集结成书，他说这些东西还什么也说明不了。只是一点存证。
他的同事柴静曾问他，做了这么多。现实情况似乎没太大变化，为什么还要拼命做下去?崔永元告诉柴静，现在做事情已经不管别的了，只要能帮到一个人，就是真的。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个是一个，就比什么都重要。这话真让人感动，留下一点点好，再一点点，永不放弃。我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英雄主义，但我能感受到，外表坚硬的世界里，这个温柔的英雄是我们都在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