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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一个特殊群体，而新生代农民工又作为该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住房问题上，他们既和农民工群体有着诸多的共性，同时又有着自身的许多特点，反映到住房行为的方方面面，而值得我們关注的，其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们特有的住房需求。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成都市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的数据，对在成都市成华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进行重点的研究和讨论，对新生代农民工最新的生活现状、行为偏好、住房需求、市场与该群体的相互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能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打开一些思路。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租赁；需求特征
一、引言
在我国，随着老一辈的农民工年龄的逐渐增大，并开始退出建设社会的舞台。紧随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中尤其又以他们最具特色，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自我意识较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年龄、性格、见识上有多少不同，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同样也面临着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的问题——住房问题。
而就现实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现在是城市住房租赁的主力，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是城市租房租赁的主体。因为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个人收入相比起现在的房价，多数人都是只能“望房兴叹”。对于农民工住房保障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成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需求明显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他们的新需求的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特有的住房需求、行为偏好来对该群体的租房行为进行详细论述。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即将承担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有必要对该群体的住房租赁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搞清楚新生代农民工租房需求的最新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将来住房租赁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特色”和“过渡性”。但国外的学者对于本国的劳动力人口迁移研究也很多，西方国家在其城市发展和工业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了解决数量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居住问题。Alonso认为住房位置、工作地位置和个人收入这三个变量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个人收入较低的人往往选择的住房位置偏僻，距离工作地较远。他的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租赁选择行为作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Simmons则更多的是站在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发现住户选择居住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该区域中诸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如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整体经济实力、本地常住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种族隔离等。另外，国外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城市化过程中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的难题，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自助安置”理论己经成为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世界性计划”，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低收入移民群体最基本住房问题的方式来安置他们。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柴海瑞（2008）指出农民工群体一直存在着住房保障缺失的问题，由于城乡隔绝、城市环境、个人素质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政府不顾及的灰色群体。吕萍、周滔（2008）分析了农民工住房政策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指出解决好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问题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前提，同时利用“成本—效益”原则来分析出将农民工放入住房保障体系，从经济角度看也是效益大于成本的。李伟东（2009）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上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城市的文明，而现实的户籍制度导致的藩篱却把该群体从形式上将其与城市隔绝开。城市管理者在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宣传，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无法有效的获取国家政策信息，保护自我权益。
三、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现状
（一）人口特征
根据2015年成都市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推测，成都市现有农民工总体规模为195万左右，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为27.8万人，集中分布在第三产业和建筑业、制造业。该区农民工主要为本省20～40周岁的青壮年，职业身份以工人和服务人员为主。而老一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退出，新一代青壮年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根据调查情况看，16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3.7%，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2.9%。从性别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的农民工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数量开始逐年上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为63.4%，女性为36.6%。
（二）教育特征
在受教育程度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们大都是在1990年以后开始接受教育的，该受教育阶段的保障体系相对于90年以前更为有利，九年义务制教育实行也更为彻底。所以，在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借助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机会，其受教育程度不仅明显高于他们的父辈，甚至也高于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80后农民工。在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初中学历教育的人数，占到64.4%；拥有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28.9%，而通过将此数据与该区的老一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
（三）行业分布与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方面，在成都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资报酬比不上北上广这一线城市，但是由于成都市经济近几年的持续走高，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都工作所获得的工资报酬也是在持续增长的，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增长7.2%。
此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较高的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行业与第三产业，占到了79.4%，而在建筑業从业的人员比起老一辈农民工大幅下降，从老一辈的27.8%下降到了9.8%，这说明了成都市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从业已经大量的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已经与这两个行业相关的配套行业。
四、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特征
相比起老一辈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务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如以前的农民工一样以生存为目的，他们更在乎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这就造成该群体就业的不稳定性，跨行业跳槽也十分普遍。同时，该群体对于城市的认同度很高，虽然仍然是农村户籍，却表现出较强的城市居住意愿。这就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住房需求的特殊性。
（一）较高品质的住房需求
这是对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走访调查后，发现的一大特点。与在一线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并不明显。相反，居住在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的是月租金，500～600元的住房，占到调查对象的62.1%，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租房方式相同的是，该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大多选择合租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住房需求。
这也侧面说明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较高品质的正规住房，而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愿意去住工棚或是选择非正规住房（如地下室、床位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成华区生活的成本较低，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这也是西部多数城市的特性。另一方面，在成都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薪水较老一辈更高，有能力承担较高品质住房的租金负担，这两方面形成了他们选择较高品质住房的物质基础。而抱有城市化价值观的消费理念，也让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的居住需求不仅仅停留在“遮风挡雨”这个层面上，而是要求更高的水平，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二）换工作较频繁，住房需求波动大
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与所在企业或是老板签订了一年期以上合同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46.3%，但是在调查中表示了自己有2次以上跳槽经历的人却占到了总人数的56.7%，而表示想在未来一年内更换工作的人，也有48.8%，另外选择视情况而定的人数占17.3%，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作更换很频繁，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容易更换工作，他们更加倾向于高频率的流动，住房需求的波动也是很大的。从2016年1月份到2017年1月份的时间段里，成华区住房租赁市场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波动，第一次是2016年的1月～5月，第二次是2016年的10月～2017年的1月，这两次租房量波动的时间与笔者调查到新生代农民工较集中更换工作岗位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
（三）弱储蓄意识的住房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从小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下长大，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和认同度也远远比老一辈农民工更高，他们也拥有着留在城市居住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可是他们的收入总体来讲还是处于社会的低位水平，此次调查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6.3%，3001元/月～3500元/月的占27.4%，3500元/月以上的仅占6.3%。这样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以后能在成都买房，大都持否定态度。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既然并没有脱离农民工这个身份，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并没有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在调查的人群中，企业给予住房公积金缴纳的人只有5.9%，这样的现实就迫使他们放弃在城市买房的远期期望。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新生代农民工便基本没有储蓄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存的钱对于买房来讲是“杯水车薪”，那么还不如活在当下，选择较好的租住环境，所以大多数成为了“月光族”，住房需求更强调当下的舒适性和方便性，不会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为了储蓄而在住房条件上进行自我剥削，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租房的时候，更多的会进行“享受型”的消费。
（四）交通位置优于工作地位置
成华区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对住房的区位要求上，并没有将“住所与工作地的距离”作为第一参考的因素，而是将“交通便利性”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在该群体看来，成都市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么大，跨行政区上下班其实是很方便的。近年来，由于成都市城市基础交通建设的加快，交通便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经过比较发现，以交通位置优先的原则，是最有性价比的，一方面交通便利的地方比起工作地的租房价格便宜，因为工作地往往在市中心，而成都地铁通到的地方却包含很多城市边缘区域。而除开工作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也比老一辈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周末和朋友聚餐、出游等活动，对于这些90后为主的年轻人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这些新生代农民虽然散布比较零散，但大都离最近的地铁站或公交站不出20分钟的路程的位置选择租房。
五、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租赁的需求上呈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的不同，该群体的租房行为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自己内心需求的影响，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行为更多的是“本我”的一种表现，老一代农民工为了给家庭累积财富，不惜靠剥削自身来积累出自身家庭发展的资金，其中压榨自身的住房条件就是重要的手段，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在信息化的时代下长大，他们有着80后、90后一代追求自由和个性，在老一代农民工承担了家庭资金的原始积累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并不承担过多反哺自己农村家庭的任务，加上较高的收入和成都市相对低廉的租金，让他们有条件去追求高品质住房；工作的不稳定又导致他们更换住房频繁，难以形成长时间的租赁合同；选择住房时，更多的考虑交通便捷性而非距离工作地的远近；而迫于高房价而产生的弱储蓄意识，则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放弃了在成都扎根的想法，转化成对现在租赁房屋的享受型消费。在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所呈现出的住房需求特征，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的新变化，这对于研究该群体住房租赁行为的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 [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
[2]Simmons， J.W. Changing Residence in the City-A Review of Interurban Mobility[J] .Geographical Review，1968，58.
[3]莫言峰.住房保障惠及农民工须迈三道坎[N].中国经济时报，2007-10-16.
[4]吕萍，周滔.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认识与对策研究——基于成本一效益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8（03）.
[5]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9（05）.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租赁；需求特征
一、引言
在我国，随着老一辈的农民工年龄的逐渐增大，并开始退出建设社会的舞台。紧随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中尤其又以他们最具特色，他们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自我意识较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年龄、性格、见识上有多少不同，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同样也面临着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的问题——住房问题。
而就现实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仅现在是城市住房租赁的主力，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是城市租房租赁的主体。因为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个人收入相比起现在的房价，多数人都是只能“望房兴叹”。对于农民工住房保障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成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需求明显发生了变化，那么对他们的新需求的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特有的住房需求、行为偏好来对该群体的租房行为进行详细论述。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即将承担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有必要对该群体的住房租赁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搞清楚新生代农民工租房需求的最新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将来住房租赁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国特色”和“过渡性”。但国外的学者对于本国的劳动力人口迁移研究也很多，西方国家在其城市发展和工业进步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面临了解决数量众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居住问题。Alonso认为住房位置、工作地位置和个人收入这三个变量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个人收入较低的人往往选择的住房位置偏僻，距离工作地较远。他的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租赁选择行为作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Simmons则更多的是站在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发现住户选择居住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该区域中诸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如该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整体经济实力、本地常住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种族隔离等。另外，国外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城市化过程中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的难题，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自助安置”理论己经成为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的“世界性计划”，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低收入移民群体最基本住房问题的方式来安置他们。
（二）国内相关文献研究
柴海瑞（2008）指出农民工群体一直存在着住房保障缺失的问题，由于城乡隔绝、城市环境、个人素质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政府不顾及的灰色群体。吕萍、周滔（2008）分析了农民工住房政策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指出解决好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问题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前提，同时利用“成本—效益”原则来分析出将农民工放入住房保障体系，从经济角度看也是效益大于成本的。李伟东（2009）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上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城市的文明，而现实的户籍制度导致的藩篱却把该群体从形式上将其与城市隔绝开。城市管理者在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没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宣传，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无法有效的获取国家政策信息，保护自我权益。
三、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现状
（一）人口特征
根据2015年成都市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推测，成都市现有农民工总体规模为195万左右，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为27.8万人，集中分布在第三产业和建筑业、制造业。该区农民工主要为本省20～40周岁的青壮年，职业身份以工人和服务人员为主。而老一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退出，新一代青壮年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力量。根据调查情况看，16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3.7%，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人数的32.9%。从性别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辈的农民工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数量开始逐年上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为63.4%，女性为36.6%。
（二）教育特征
在受教育程度上，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们大都是在1990年以后开始接受教育的，该受教育阶段的保障体系相对于90年以前更为有利，九年义务制教育实行也更为彻底。所以，在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借助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机会，其受教育程度不仅明显高于他们的父辈，甚至也高于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80后农民工。在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初中学历教育的人数，占到64.4%；拥有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28.9%，而通过将此数据与该区的老一代农民工教育水平对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
（三）行业分布与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方面，在成都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工资报酬比不上北上广这一线城市，但是由于成都市经济近几年的持续走高，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都工作所获得的工资报酬也是在持续增长的，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增长7.2%。
此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较高的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行业与第三产业，占到了79.4%，而在建筑業从业的人员比起老一辈农民工大幅下降，从老一辈的27.8%下降到了9.8%，这说明了成都市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从业已经大量的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已经与这两个行业相关的配套行业。
四、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需求特征
相比起老一辈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务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如以前的农民工一样以生存为目的，他们更在乎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这就造成该群体就业的不稳定性，跨行业跳槽也十分普遍。同时，该群体对于城市的认同度很高，虽然仍然是农村户籍，却表现出较强的城市居住意愿。这就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住房需求的特殊性。
（一）较高品质的住房需求
这是对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走访调查后，发现的一大特点。与在一线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成华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并不明显。相反，居住在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选择的是月租金，500～600元的住房，占到调查对象的62.1%，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租房方式相同的是，该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大多选择合租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住房需求。
这也侧面说明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选择较高品质的正规住房，而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愿意去住工棚或是选择非正规住房（如地下室、床位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在成华区生活的成本较低，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这也是西部多数城市的特性。另一方面，在成都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薪水较老一辈更高，有能力承担较高品质住房的租金负担，这两方面形成了他们选择较高品质住房的物质基础。而抱有城市化价值观的消费理念，也让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的居住需求不仅仅停留在“遮风挡雨”这个层面上，而是要求更高的水平，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二）换工作较频繁，住房需求波动大
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与所在企业或是老板签订了一年期以上合同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46.3%，但是在调查中表示了自己有2次以上跳槽经历的人却占到了总人数的56.7%，而表示想在未来一年内更换工作的人，也有48.8%，另外选择视情况而定的人数占17.3%，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作更换很频繁，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容易更换工作，他们更加倾向于高频率的流动，住房需求的波动也是很大的。从2016年1月份到2017年1月份的时间段里，成华区住房租赁市场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波动，第一次是2016年的1月～5月，第二次是2016年的10月～2017年的1月，这两次租房量波动的时间与笔者调查到新生代农民工较集中更换工作岗位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
（三）弱储蓄意识的住房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从小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下长大，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和认同度也远远比老一辈农民工更高，他们也拥有着留在城市居住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可是他们的收入总体来讲还是处于社会的低位水平，此次调查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6.3%，3001元/月～3500元/月的占27.4%，3500元/月以上的仅占6.3%。这样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以后能在成都买房，大都持否定态度。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既然并没有脱离农民工这个身份，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往往并没有健全的福利保障体系，在调查的人群中，企业给予住房公积金缴纳的人只有5.9%，这样的现实就迫使他们放弃在城市买房的远期期望。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新生代农民工便基本没有储蓄意识，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存的钱对于买房来讲是“杯水车薪”，那么还不如活在当下，选择较好的租住环境，所以大多数成为了“月光族”，住房需求更强调当下的舒适性和方便性，不会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为了储蓄而在住房条件上进行自我剥削，成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租房的时候，更多的会进行“享受型”的消费。
（四）交通位置优于工作地位置
成华区居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对住房的区位要求上，并没有将“住所与工作地的距离”作为第一参考的因素，而是将“交通便利性”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在该群体看来，成都市并没有像北京、上海那么大，跨行政区上下班其实是很方便的。近年来，由于成都市城市基础交通建设的加快，交通便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经过比较发现，以交通位置优先的原则，是最有性价比的，一方面交通便利的地方比起工作地的租房价格便宜，因为工作地往往在市中心，而成都地铁通到的地方却包含很多城市边缘区域。而除开工作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也比老一辈农民工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周末和朋友聚餐、出游等活动，对于这些90后为主的年轻人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这些新生代农民虽然散布比较零散，但大都离最近的地铁站或公交站不出20分钟的路程的位置选择租房。
五、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租赁的需求上呈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明显的不同，该群体的租房行为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自己内心需求的影响，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行为更多的是“本我”的一种表现，老一代农民工为了给家庭累积财富，不惜靠剥削自身来积累出自身家庭发展的资金，其中压榨自身的住房条件就是重要的手段，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在信息化的时代下长大，他们有着80后、90后一代追求自由和个性，在老一代农民工承担了家庭资金的原始积累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并不承担过多反哺自己农村家庭的任务，加上较高的收入和成都市相对低廉的租金，让他们有条件去追求高品质住房；工作的不稳定又导致他们更换住房频繁，难以形成长时间的租赁合同；选择住房时，更多的考虑交通便捷性而非距离工作地的远近；而迫于高房价而产生的弱储蓄意识，则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放弃了在成都扎根的想法，转化成对现在租赁房屋的享受型消费。在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所呈现出的住房需求特征，在一个侧面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的新变化，这对于研究该群体住房租赁行为的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 [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
[2]Simmons， J.W. Changing Residence in the City-A Review of Interurban Mobility[J] .Geographical Review，1968，58.
[3]莫言峰.住房保障惠及农民工须迈三道坎[N].中国经济时报，2007-10-16.
[4]吕萍，周滔.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认识与对策研究——基于成本一效益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8（03）.
[5]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9（05）.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