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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在本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他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分析我国宗教工作形势，研究我国宗教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水平。
在历史上，一代代宗教先贤对各自宗教的发展、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判、思考。在众多历史转折时期，宗教先贤守经达变、坚定践行，促使各宗教走出困境、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在社会危机和教会危机激化的16世纪，马丁·路德对中世纪晚期的政教乱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他通过理论创新和果断实践推开了基督教改革的大门，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开始推动重建政教关系。在教理方面，他强调因信称义、《圣经》为本。在政教关系方面，他以“两个王国”与“两种治理”为理论基础，划清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界限。这既催化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思想启蒙，又为政教分离的近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全球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陷发展困境的罗马天主教会发起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罗马天主教会对教义返本求新：在政教关系方面，公开认可和接纳曾与之斗争数百年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承认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原则；在宗教与世界关系方面，首次承认世俗社会中亦存在“真、善和正确的东西”，强调教会对人类大家庭的服务使命，号召以对话为重要原则来对待意识形态的差异。罗马天主教会发起的重大革新有利于天主教在世界、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国南方东晋、北方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道安法师面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混乱格局，针对佛法东传中国后面临的实际情况，对佛教学说进行了革新：在教理方面，坚持在拘守旧法本义的基础上慎重格义；在弘法方面，宣讲能与当时大行其道的玄学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学，提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在僧团管理方面，参照旧有律学，配合实际需求，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僧尼戒规；在政教关系方面，主张佛教依托国家政权而立足和发展，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在佛教义理戒律及弘传、政教关系方面，知行合一，小心探索，努力实践，对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用力甚多。
宗教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进程，历来各宗教的成功发展莫不抓住了三大关键点。一是基本教义在顺应和推动历史潮流中返本开新。二是准确把握政治基本格局和走向，建立并践行相应的政教关系观，政教得以互惠。三是深入体察所处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在实践中使自身成为所处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使宗教场所成为部分人的精神家园之一。
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关系的基本定位。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的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格局中，中国宗教界必须接受全球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挑战，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各宗教在教义返本开新、政教关系、社会发展三大主线方面有深入的理论探索和践行空间。
1.在教义教理方面，中国各宗教应与时俱进，进一步处理好自身与变化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各大宗教在历史上均是各类思想的重要启蒙者。比如，陆王心学对禅宗心性论有所融摄；基督教所提倡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追求的平等观念的源泉；早期基督教教会和近代一些基督教教派的理论和实践也对现当代共产主义理论与运动产生了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各宗教对其他宗教和世俗理论有所融汇或接纳，从而推陈出新。中国儒、道、释三家两千多年来一直在理念上互有影响。基督教归正、长老等宗的政治理论则与古希腊政治理论与实践有渊源，这类教会在近现代的海外传教植堂又间接对世俗社会的政治理念发生了重要影响。现当代神学的发展往往在世俗社会各类理念的推动下返观而进。在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变革期，中国基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世界并非一些西方人期待的历史的终结，而是建构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全球政治伦理。这一伦理与当今世界各宗教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理念有所契合。中国各宗教可在认同这一伦理的前提下，从教义教理方面进一步发展与世界关系的理念，强化宗教与和谐世界的内在契合关系，从理论方面消弥实在或潜在的内部冲突。
2.在政教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但不把政教分离作为终极目标。中国政府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观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一定的理念和实践差异。美国的政教关系理念、宗教自由标准与美国社会、国家的独特进程密切相关，经过长期的人权外交和对外价值输出而成为在全球具有垄断地位的话语体系。假如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包括其他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的宗教，普遍将因过于抽象化、模式化和简单化而存刻舟求剑之嫌。西方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若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合体，不仅不能为和平助力，反而会助长乱象。基于中国和广大曾经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各宗教应深入挖掘理论内涵，总结和完善适合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现有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权理念和宗教自由理念，对政教和谐进行精细化解读。在此基础上，中国各宗教的政教关系理念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3.在社会发展方面，各宗教均应努力建构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多民族大国的神学体系，发展出切合中国实际、能进一步契合世界的政治神学、公共神学、生态神学和妇女神学等，对当前存在的各类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相应观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各宗教的教内学者应广泛了解当今世界各类思潮，深入分析当代世界在国家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经济水平、种族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形成将全球化和处境化两大层次完整纳入思考的实践神学体系。这将对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神学发展和社会实践起到示范或促进作用。以基督教为例，当前诸多实践神学深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对于经济模式，西方福音派和基要派支持不加任何限制的市场经济，并不考虑极度不平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众多基督徒所认同的这种理念却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深陷不平等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处境化的思考是中国各宗教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察、认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与之相契合的宗教理论，是中国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宗教为人类做出新贡献的必由之路。
在历史上，一代代宗教先贤对各自宗教的发展、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判、思考。在众多历史转折时期，宗教先贤守经达变、坚定践行，促使各宗教走出困境、进一步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在社会危机和教会危机激化的16世纪，马丁·路德对中世纪晚期的政教乱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他通过理论创新和果断实践推开了基督教改革的大门，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开始推动重建政教关系。在教理方面，他强调因信称义、《圣经》为本。在政教关系方面，他以“两个王国”与“两种治理”为理论基础，划清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界限。这既催化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思想启蒙，又为政教分离的近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全球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陷发展困境的罗马天主教会发起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罗马天主教会对教义返本求新：在政教关系方面，公开认可和接纳曾与之斗争数百年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承认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原则；在宗教与世界关系方面，首次承认世俗社会中亦存在“真、善和正确的东西”，强调教会对人类大家庭的服务使命，号召以对话为重要原则来对待意识形态的差异。罗马天主教会发起的重大革新有利于天主教在世界、地区、国家和地方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国南方东晋、北方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道安法师面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混乱格局，针对佛法东传中国后面临的实际情况，对佛教学说进行了革新：在教理方面，坚持在拘守旧法本义的基础上慎重格义；在弘法方面，宣讲能与当时大行其道的玄学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学，提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在僧团管理方面，参照旧有律学，配合实际需求，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僧尼戒规；在政教关系方面，主张佛教依托国家政权而立足和发展，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在佛教义理戒律及弘传、政教关系方面，知行合一，小心探索，努力实践，对中古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用力甚多。
宗教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进程，历来各宗教的成功发展莫不抓住了三大关键点。一是基本教义在顺应和推动历史潮流中返本开新。二是准确把握政治基本格局和走向，建立并践行相应的政教关系观，政教得以互惠。三是深入体察所处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在实践中使自身成为所处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使宗教场所成为部分人的精神家园之一。
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关系的基本定位。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的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在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格局中，中国宗教界必须接受全球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挑战，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各宗教在教义返本开新、政教关系、社会发展三大主线方面有深入的理论探索和践行空间。
1.在教义教理方面，中国各宗教应与时俱进，进一步处理好自身与变化的现实世界的关系。各大宗教在历史上均是各类思想的重要启蒙者。比如，陆王心学对禅宗心性论有所融摄；基督教所提倡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追求的平等观念的源泉；早期基督教教会和近代一些基督教教派的理论和实践也对现当代共产主义理论与运动产生了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各宗教对其他宗教和世俗理论有所融汇或接纳，从而推陈出新。中国儒、道、释三家两千多年来一直在理念上互有影响。基督教归正、长老等宗的政治理论则与古希腊政治理论与实践有渊源，这类教会在近现代的海外传教植堂又间接对世俗社会的政治理念发生了重要影响。现当代神学的发展往往在世俗社会各类理念的推动下返观而进。在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变革期，中国基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提出“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世界并非一些西方人期待的历史的终结，而是建构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全球政治伦理。这一伦理与当今世界各宗教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理念有所契合。中国各宗教可在认同这一伦理的前提下，从教义教理方面进一步发展与世界关系的理念，强化宗教与和谐世界的内在契合关系，从理论方面消弥实在或潜在的内部冲突。
2.在政教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以政教和谐为价值取向，防止以政代教或者以教代政，但不把政教分离作为终极目标。中国政府坚持“信仰上互相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这与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观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一定的理念和实践差异。美国的政教关系理念、宗教自由标准与美国社会、国家的独特进程密切相关，经过长期的人权外交和对外价值输出而成为在全球具有垄断地位的话语体系。假如用这一标准来衡量包括其他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的宗教，普遍将因过于抽象化、模式化和简单化而存刻舟求剑之嫌。西方的宗教自由和平论若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干涉合体，不仅不能为和平助力，反而会助长乱象。基于中国和广大曾经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各宗教应深入挖掘理论内涵，总结和完善适合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现有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权理念和宗教自由理念，对政教和谐进行精细化解读。在此基础上，中国各宗教的政教关系理念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3.在社会发展方面，各宗教均应努力建构适合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多民族大国的神学体系，发展出切合中国实际、能进一步契合世界的政治神学、公共神学、生态神学和妇女神学等，对当前存在的各类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相应观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各宗教的教内学者应广泛了解当今世界各类思潮，深入分析当代世界在国家结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经济水平、种族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形成将全球化和处境化两大层次完整纳入思考的实践神学体系。这将对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神学发展和社会实践起到示范或促进作用。以基督教为例，当前诸多实践神学深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对于经济模式，西方福音派和基要派支持不加任何限制的市场经济，并不考虑极度不平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众多基督徒所认同的这种理念却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深陷不平等国际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处境化的思考是中国各宗教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察、认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与之相契合的宗教理论，是中国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宗教为人类做出新贡献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