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小贩们来说，也许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热闹是城里人的，而不是属于他们的。城里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精彩的，但更是无奈的。
三年前，当小贩崔英杰把匕首刺向城管李志强的脖子时，在那一刻，他脑子里有的大概只有愤怒抑或只是一片空白。而三年后，当记者重新来到当年的案发地点北京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北侧时，这里却一切已归于平静。已近晚上8点，但仍见有几辆城管执法车在巡逻，科贸电子城西面就是一个公交车站台，此时等车的人群仍熙熙攘攘，但周围已完全没有小贩的踪影。记者只在站台南侧的天桥上寻到了几个摆摊的小贩。此时，他们都已准备收摊回家。
其中一个小贩，正在甩卖他最后剩下的几辆玩具小车，讽刺的是，小车是完全仿造城管的巡逻车制成的，偶有询问价钱的路人。聊起来，他倒是不吝于介绍他的摆摊经验：摆摊当然是哪里人多就去哪里摆，但卖的货物基本上是随时可以抱起来跑的数量，尽量在靠近天桥楼梯的地方摆。眼睛放亮一点，只要看见城管队员一来，抱起东西就跑。
这是一种精明，但或许，更是一种无奈。
对小摊贩管得太紧，不利于社会稳定
5月7日，在广东“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看法认为，小摊贩为了生活才会上街摆摊，如果把他们管得太紧，矛盾会更尖锐，不利于社会稳定。“其实，他们带来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是他们摆摊的地方周围环境很脏，二是阻碍了交通。”厉以宁说，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多雇一些人打扫卫生和引导交通，这样又可以给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
而随之就有城管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原广州市城管支队队长许决华“炮轰”厉以宁：“最近有专家学者建议城管对小贩宽容一点，我看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双方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发言，当然是针尖对麦芒。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大多数小贩现在对城管的态度已多是尽量不与其产生正面冲突，“惹不起，躲得起”。尽量将小摊靠街道里面摆，不阻塞交通；有的小贩更是收摊之后还将自己的摆摊范围收拾干净，不留垃圾。“他们出来也就是为了挣几个钱。要是城管队员一抓再一罚，等于他们这一天都白干了。他们挣的也是辛苦钱。”一位刚从小贩手上接过煎饼的黄先生对记者说道。
商贩的存在实际上是有利的
如果说城管队员对小贩的苛刻是执著于城市市容的整洁和交通畅通，那么，普通市民对刊、贩的态度或许则更倾向于生活的便利。
“有商贩的存在，哪怕是无照商贩，实际上对老百姓是有利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有些老百姓不愿意去超市，因为那里的东西价格贵，所以很多人习惯于在地摊买东西，尤其是蔬菜、水果。小贩摆摊的地理位置一般离老百姓家都比较近，一出门就可以买到东西，很方便。在北京，一些小商贩提供的物品还很有特色，比如烤红薯、冰糖葫芦。如果这些商品从大超市买出来，味道可能就很不一样了^一个城市如果实现了‘无摊化’的目标，不仅老百姓的生活不方便，而且这些有传统特色的食品也可能不存在了。城市就好像失去了历史，失去了传统。”
如果城市管理能充分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老百姓需要冰糖葫芦、煎饼果子、糖炒栗子，老百姓需要就近买菜、购物，城市是否就应该允许这样的摊位存在?不会有哪个自领愿意到街边摆摊
在城市的街边一角，摆个小摊糊口饭吃，也是小贩们不得已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本钱只有那么一点，如果要租店面的话，没那么多钱根本就办不来。所以就只好做这种生意。”40多岁的范全生说起来也是一脸的无奈，他现在在深圳市宝安76区推着架子车沿街叫卖水果。
“不会有哪个白领愿意到街边摆摊，除了城市下岗工人，就是进城的农民，总之是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他们宁可遭辱骂、挨打挨砸，也坚持‘打游击’，多半是为了生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贫富差距，并且有包容心、同情心。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无论是纽约还是巴黎，都有小摊贩、集市、夜市和跳蚤市场，给城市个体经营者谋生刨造条件。”
“咱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容易知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在做一些决策时，不仅要注意法治，还得强调善治，要以人为本。唯其如此，才能缩短与‘和谐社会’的差距。”
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地位
无证商贩是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大多是进城谋生的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土地和房屋，又碍于僧多粥少的社会现实，不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只能以从事小本买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谋取生路。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更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显得软弱无力。
“现在社会保险的工作也在扩面，对于自己做小买卖之类的灵活就业人员，只要定期去社保机构缴费，也可以进入社会保险的范畴。但是，对于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小摊贩们来说，他们摆摊都是‘打游击’，城管队员来了就跑，你让他们去缴费参加社会保险，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还不能保障，哪里还会有钱缴费参加社会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吕学静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没有缴费，小摊贩们就参加不了保险；如果要说社会救济的话，日前救济可能主要还是针对有当地户口的居民。而对于小摊贩来说，由于过去城市农村的二元结构，进城的农民在城市完全没有身份，他们享受不到这些社会保障。流动的小摊贩又多是从农村来城市谋生，没有保障可言。这种现象的造成还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但是，由于小摊贩们挣的钱少、流动性又大，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有困难。”
或许小贩他们自己根本从来都没有想过有社会保障这回事，只是他们可能从以前的不明白到现在的无奈妥协：靠着自己单纯的劳动，挥汗如雨地挣一口吃饭钱，还要被城管队员赶得东跑西藏。但是，也许城管队员和小贩之间又在达成一种理解和默契，就是知道相互都不容易。
他们会是城市发展的牺牲品吗?
“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得经历一个由不发达到发达，由小到大的一个过程。而一个城市的发展又是由很多人群组成的，包括比较底层的小摊小贩。而小贩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就像众所周知的重庆‘棒棒军’一样，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方便。小贩们由于工作性质、场所、时间等特殊灵活，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所以，小贩在城市的发展中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与城管和小贩都打过交道的《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庞山岚对本刊记者说，“他们是否会在城市的发展中成为牺牲品，这则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城市规划和管理等等方面。如果一个城市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他们进行引导、规范，小贩们不但不会成为城市的牺牲品，还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有益补充。但也需要对他们进行引导和规范。当然，规范是要从制度上和思想上同时进行，首先是要让他们从思想上接纳制度。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可以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让社会更加和谐。”
对于小贩们来说，也许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热闹是城里人的，而不是属于他们的。城里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精彩的，但更是无奈的。在走街串巷挥汗叫卖的时候，也许他们要的，更是一份理解，正如庞山岚所说：“小贩们大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民。的确，他们的整体素质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也渴望美好的生活。”
三年前，当小贩崔英杰把匕首刺向城管李志强的脖子时，在那一刻，他脑子里有的大概只有愤怒抑或只是一片空白。而三年后，当记者重新来到当年的案发地点北京中关村科贸电子城北侧时，这里却一切已归于平静。已近晚上8点，但仍见有几辆城管执法车在巡逻，科贸电子城西面就是一个公交车站台，此时等车的人群仍熙熙攘攘，但周围已完全没有小贩的踪影。记者只在站台南侧的天桥上寻到了几个摆摊的小贩。此时，他们都已准备收摊回家。
其中一个小贩，正在甩卖他最后剩下的几辆玩具小车，讽刺的是，小车是完全仿造城管的巡逻车制成的，偶有询问价钱的路人。聊起来，他倒是不吝于介绍他的摆摊经验：摆摊当然是哪里人多就去哪里摆，但卖的货物基本上是随时可以抱起来跑的数量，尽量在靠近天桥楼梯的地方摆。眼睛放亮一点，只要看见城管队员一来，抱起东西就跑。
这是一种精明，但或许，更是一种无奈。
对小摊贩管得太紧，不利于社会稳定
5月7日，在广东“新形势下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看法认为，小摊贩为了生活才会上街摆摊，如果把他们管得太紧，矛盾会更尖锐，不利于社会稳定。“其实，他们带来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是他们摆摊的地方周围环境很脏，二是阻碍了交通。”厉以宁说，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多雇一些人打扫卫生和引导交通，这样又可以给部分人提供就业机会。
而随之就有城管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原广州市城管支队队长许决华“炮轰”厉以宁：“最近有专家学者建议城管对小贩宽容一点，我看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双方站在不同立场上的发言，当然是针尖对麦芒。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大多数小贩现在对城管的态度已多是尽量不与其产生正面冲突，“惹不起，躲得起”。尽量将小摊靠街道里面摆，不阻塞交通；有的小贩更是收摊之后还将自己的摆摊范围收拾干净，不留垃圾。“他们出来也就是为了挣几个钱。要是城管队员一抓再一罚，等于他们这一天都白干了。他们挣的也是辛苦钱。”一位刚从小贩手上接过煎饼的黄先生对记者说道。
商贩的存在实际上是有利的
如果说城管队员对小贩的苛刻是执著于城市市容的整洁和交通畅通，那么，普通市民对刊、贩的态度或许则更倾向于生活的便利。
“有商贩的存在，哪怕是无照商贩，实际上对老百姓是有利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有些老百姓不愿意去超市，因为那里的东西价格贵，所以很多人习惯于在地摊买东西，尤其是蔬菜、水果。小贩摆摊的地理位置一般离老百姓家都比较近，一出门就可以买到东西，很方便。在北京，一些小商贩提供的物品还很有特色，比如烤红薯、冰糖葫芦。如果这些商品从大超市买出来，味道可能就很不一样了^一个城市如果实现了‘无摊化’的目标，不仅老百姓的生活不方便，而且这些有传统特色的食品也可能不存在了。城市就好像失去了历史，失去了传统。”
如果城市管理能充分从老百姓的需要出发，老百姓需要冰糖葫芦、煎饼果子、糖炒栗子，老百姓需要就近买菜、购物，城市是否就应该允许这样的摊位存在?不会有哪个自领愿意到街边摆摊
在城市的街边一角，摆个小摊糊口饭吃，也是小贩们不得已的选择。“其实，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本钱只有那么一点，如果要租店面的话，没那么多钱根本就办不来。所以就只好做这种生意。”40多岁的范全生说起来也是一脸的无奈，他现在在深圳市宝安76区推着架子车沿街叫卖水果。
“不会有哪个白领愿意到街边摆摊，除了城市下岗工人，就是进城的农民，总之是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他们宁可遭辱骂、挨打挨砸，也坚持‘打游击’，多半是为了生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贫富差距，并且有包容心、同情心。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消灭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无论是纽约还是巴黎，都有小摊贩、集市、夜市和跳蚤市场，给城市个体经营者谋生刨造条件。”
“咱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容易知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政府在做一些决策时，不仅要注意法治，还得强调善治，要以人为本。唯其如此，才能缩短与‘和谐社会’的差距。”
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地位
无证商贩是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大多是进城谋生的农民。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土地和房屋，又碍于僧多粥少的社会现实，不容易获得就业机会。他们只能以从事小本买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谋取生路。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更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中显得软弱无力。
“现在社会保险的工作也在扩面，对于自己做小买卖之类的灵活就业人员，只要定期去社保机构缴费，也可以进入社会保险的范畴。但是，对于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小摊贩们来说，他们摆摊都是‘打游击’，城管队员来了就跑，你让他们去缴费参加社会保险，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还不能保障，哪里还会有钱缴费参加社会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吕学静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没有缴费，小摊贩们就参加不了保险；如果要说社会救济的话，日前救济可能主要还是针对有当地户口的居民。而对于小摊贩来说，由于过去城市农村的二元结构，进城的农民在城市完全没有身份，他们享受不到这些社会保障。流动的小摊贩又多是从农村来城市谋生，没有保障可言。这种现象的造成还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但是，由于小摊贩们挣的钱少、流动性又大，要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有困难。”
或许小贩他们自己根本从来都没有想过有社会保障这回事，只是他们可能从以前的不明白到现在的无奈妥协：靠着自己单纯的劳动，挥汗如雨地挣一口吃饭钱，还要被城管队员赶得东跑西藏。但是，也许城管队员和小贩之间又在达成一种理解和默契，就是知道相互都不容易。
他们会是城市发展的牺牲品吗?
“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得经历一个由不发达到发达，由小到大的一个过程。而一个城市的发展又是由很多人群组成的，包括比较底层的小摊小贩。而小贩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就像众所周知的重庆‘棒棒军’一样，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方便。小贩们由于工作性质、场所、时间等特殊灵活，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所以，小贩在城市的发展中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与城管和小贩都打过交道的《华西都市报》首席记者庞山岚对本刊记者说，“他们是否会在城市的发展中成为牺牲品，这则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包容程度、城市规划和管理等等方面。如果一个城市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他们进行引导、规范，小贩们不但不会成为城市的牺牲品，还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有益补充。但也需要对他们进行引导和规范。当然，规范是要从制度上和思想上同时进行，首先是要让他们从思想上接纳制度。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也可以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让社会更加和谐。”
对于小贩们来说，也许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热闹是城里人的，而不是属于他们的。城里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精彩的，但更是无奈的。在走街串巷挥汗叫卖的时候，也许他们要的，更是一份理解，正如庞山岚所说：“小贩们大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民。的确，他们的整体素质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也渴望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