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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缘何批判南共民族主义问题
1948年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缺席的情况下，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根据联共的提议，以南共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为由，将其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中开除。
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为进一步表明中共的态度，刘少奇撰写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论文。作为总结，毛泽东撰写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专题论文。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对南共的批判是十分重视的。
中共并非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对南共被开除，本可以低调处理，只作一般性表态，中共为什么要跟着联共走?要弄清事情的原委，必须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共对外战略需要来考虑。
首先，中国国内出现了新形势，人民解放军已转入进攻，形势发展到毛泽东必须考虑即将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问题的时候了。要建立中苏同盟，必须加强中苏两党的信任，而要加强信任，首先必须清除联共对中共的误解。南共被指责，是因为南共对苏联和斯大林执行了独立自主路线。就这方面，中共与南共有颇多相似之处。
抗战中，中共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王明路线作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斯大林的错误，批判王明就是批判斯大林。对此，斯大林是清楚的。
中共愈接近接管全国政权，斯大林的疑虑就与日俱增。斯大林一度怀疑新中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而毛泽东本人则可能是“第二个铁托元帅”。中共批判南共民族主义，就是向斯大林表明，中共不会成为南共，毛泽东也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中共在《决议》中提到党内机会主义表现时，只字不涉及给党造成危害最大的王明，只举出斯大林不喜欢的陈独秀和张国焘。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 中共这次对南共的批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新中国与苏联形成了战略同盟。
(摘编自 《中共党史研究》2004．1 薛衔天 李福生文)
毛泽东不愿意写文章为斯大林祝寿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态是复杂的，但他能够理智战胜感情，以大局为重。
在1956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他一生不愿意别人向他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然而他还是写了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 (分别写于1939、1949、1953年)。
毛泽东说，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 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 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缓和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的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己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摘编自《党的文献》2003．6王炳林文)
我为毛主席写讣告和悼词
1976年7月下旬，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我(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 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要误事。”我立即通知了李鑫，两人先后来到怀仁堂正厅。
不多时，纪登奎、姚文元一前一后也来了。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 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做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来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
为安全起见，我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凡文章中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厶厶厶厶厶”代替。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去世。5时10分左右，汪东兴通知我带文稿到主席住地会议厅，并说政治局等着讨论。我赶到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后，将密封的文稿放到华国锋面前。他拿起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由于两件文稿起草后，一直由我加封保管，政治局所有成员都没看过，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我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都听清楚了吧?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要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意见。不到一小时，清样出来了，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时，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稿，华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讣告文稿，决定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名义在9月9日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时，汪东兴提出在文稿中加上毛主席批“四人帮”时讲的“三要三不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表态赞同；“四人帮”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同意。
(摘编自《世纪》2004．3周启才文)
谢觉哉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法制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负责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谢觉哉认为，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来。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权。如果只夺取政权而不加以改造和建设，“那只能算是改朝换代”。
谢觉哉还对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分开论”进行剖析。他指出孙中山是在看到当时中国人民无权而官吏无德无能，西方代议制官员有能但权力不够的社会不公现象才提出“权能分开”的，即“人民应该有权，政府应该有能”。这一观点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权能分开”是有限的真理，有忽视民主的消极一面。“人民有了权，也就有了能；能应该从人民中来；从人民中来的能，即说从人民中锻炼出提拔出的能，才是真能。”讲民主不能只承认人民“有权”，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广大人民能够真正使用“民权”、运用“民权”参与政权建设与管理。
谢觉哉认为推行“三三制”是为了避免一党专政。“‘党’和‘专政’二字从来不曾有，也不应该联系在一起。”“党必须深切了解各阶层人物，招致与礼遇他们”，尽量避免党政不分的现象。对于个别地区非民主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他强调“党应该加强自己的质量与之争，调整现有的质量与之争”，决不能以“民主缩小”的办法求得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依靠于正确政策和党员模范，而不是依靠于党员在政权机关占多数。”
对于精兵简政，谢觉哉同样个分关注。1939年11月，他在《解放日报·小言论》专栏中发表《简政不是“减政”》的短文，指出简政缘于政令不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但从政人才在根据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仅有的人才没有摆在适当的岗位”。因此，简政并不等于单纯的“减政”。繁杂的主管机构固然应减，但基层区乡人才缺少，工作繁重，干部反而应该增加。
(摘编自 《党史研究资料》2004．1董增刚 文)
1948年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缺席的情况下，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根据联共的提议，以南共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为由，将其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中开除。
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为进一步表明中共的态度，刘少奇撰写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论文。作为总结，毛泽东撰写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专题论文。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对南共的批判是十分重视的。
中共并非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对南共被开除，本可以低调处理，只作一般性表态，中共为什么要跟着联共走?要弄清事情的原委，必须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共对外战略需要来考虑。
首先，中国国内出现了新形势，人民解放军已转入进攻，形势发展到毛泽东必须考虑即将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对外战略问题的时候了。要建立中苏同盟，必须加强中苏两党的信任，而要加强信任，首先必须清除联共对中共的误解。南共被指责，是因为南共对苏联和斯大林执行了独立自主路线。就这方面，中共与南共有颇多相似之处。
抗战中，中共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王明路线作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斯大林的错误，批判王明就是批判斯大林。对此，斯大林是清楚的。
中共愈接近接管全国政权，斯大林的疑虑就与日俱增。斯大林一度怀疑新中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而毛泽东本人则可能是“第二个铁托元帅”。中共批判南共民族主义，就是向斯大林表明，中共不会成为南共，毛泽东也不会成为第二个铁托。中共在《决议》中提到党内机会主义表现时，只字不涉及给党造成危害最大的王明，只举出斯大林不喜欢的陈独秀和张国焘。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 中共这次对南共的批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新中国与苏联形成了战略同盟。
(摘编自 《中共党史研究》2004．1 薛衔天 李福生文)
毛泽东不愿意写文章为斯大林祝寿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态是复杂的，但他能够理智战胜感情，以大局为重。
在1956年11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他一生不愿意别人向他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然而他还是写了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 (分别写于1939、1949、1953年)。
毛泽东说，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 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 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缓和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的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己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摘编自《党的文献》2003．6王炳林文)
我为毛主席写讣告和悼词
1976年7月下旬，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我(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 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要误事。”我立即通知了李鑫，两人先后来到怀仁堂正厅。
不多时，纪登奎、姚文元一前一后也来了。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 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做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来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
为安全起见，我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凡文章中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厶厶厶厶厶”代替。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去世。5时10分左右，汪东兴通知我带文稿到主席住地会议厅，并说政治局等着讨论。我赶到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后，将密封的文稿放到华国锋面前。他拿起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由于两件文稿起草后，一直由我加封保管，政治局所有成员都没看过，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我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都听清楚了吧?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要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意见。不到一小时，清样出来了，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时，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稿，华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讣告文稿，决定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名义在9月9日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时，汪东兴提出在文稿中加上毛主席批“四人帮”时讲的“三要三不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表态赞同；“四人帮”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同意。
(摘编自《世纪》2004．3周启才文)
谢觉哉与“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我党历史上民主法制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负责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谢觉哉认为，民主就是要使从来“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进到政治生活及历史里来。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民主政治、建立民主政权。如果只夺取政权而不加以改造和建设，“那只能算是改朝换代”。
谢觉哉还对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分开论”进行剖析。他指出孙中山是在看到当时中国人民无权而官吏无德无能，西方代议制官员有能但权力不够的社会不公现象才提出“权能分开”的，即“人民应该有权，政府应该有能”。这一观点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权能分开”是有限的真理，有忽视民主的消极一面。“人民有了权，也就有了能；能应该从人民中来；从人民中来的能，即说从人民中锻炼出提拔出的能，才是真能。”讲民主不能只承认人民“有权”，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广大人民能够真正使用“民权”、运用“民权”参与政权建设与管理。
谢觉哉认为推行“三三制”是为了避免一党专政。“‘党’和‘专政’二字从来不曾有，也不应该联系在一起。”“党必须深切了解各阶层人物，招致与礼遇他们”，尽量避免党政不分的现象。对于个别地区非民主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他强调“党应该加强自己的质量与之争，调整现有的质量与之争”，决不能以“民主缩小”的办法求得问题的解决。“党的领导依靠于正确政策和党员模范，而不是依靠于党员在政权机关占多数。”
对于精兵简政，谢觉哉同样个分关注。1939年11月，他在《解放日报·小言论》专栏中发表《简政不是“减政”》的短文，指出简政缘于政令不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但从政人才在根据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仅有的人才没有摆在适当的岗位”。因此，简政并不等于单纯的“减政”。繁杂的主管机构固然应减，但基层区乡人才缺少，工作繁重，干部反而应该增加。
(摘编自 《党史研究资料》2004．1董增刚 文)